英雄的變遷

李慶西

古代章回小說中，三國、水滸皆由宋元說話而來，間或采擷雜劇敘事，成書時間均在元末明初。因為蓋以武勇智術著稱，坊間乃至學界習慣將兩書相提并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將二者歸入“元明傳來之講史”。其實，從故事來源和敘事特點來看，這兩部作品差異實在很大。水滸不能算是講史小說，歷史上雖有宋江其人，但它是依附歷史語境的純虛構作品，而“講史”是以文學筆墨演繹史家敘事，這名目來自宋元“說話”之分類，乃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 云云（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真正“講史”的是三國，那是以史實為梗概，章學誠訴以“七實三虛”之說，大致不錯。此中分際，拙著《水滸十講》（文匯出版社2020年）已有分辨。

但話說回來，因為兩書都包含戰爭與政治倫理內容，作為英雄傳奇流傳古今，其主題自有一定相似度，自是難免被視為同類作品。例如，明崇禎熊飛館有一種三國水滸合刊本，書名就作《英雄譜》，是研究者經常提到的版本。在我看來，三國、水滸最明顯的共同點就是英雄敘事。不過，同樣講述英雄，亦是同中有異，所謂“英雄”的內涵有著不小的差別。

這里姑以“英雄”之義為題，比較三國、水滸敘事要旨，借由敘事話語流變，檢視一種審美趣味之變遷，亦大致可見價值理念的衍展與涵容。

一

三國、水滸都是大敘事。前者由漢末亂局導出魏蜀吳三分天下，終以三國歸晉為結穴，說的是各方爭天下的大事;后者不爭天下，爭的是某種公平與正義，且試圖以江湖道義融入禮治軌轍。相形之下，三國格局更顯宏大，但水滸更深刻地觸及古代政治倫理問題。從故事脈絡來看，二者都具有悲劇調性，悲劇之“?！?，在于某種價值理念：三國亟奉蜀漢為正義，水滸欲以江湖改良廊廟，各具忠勇節義之風，最終皆是事與愿違。自然，令人扼腕方見英雄意概，小說家訴之慷慨悲憤，實乃性格硬核。

不過，小說家之英雄觀并非盡在一端，標榜之忠勇節義亦可作不同解讀。三國敘事起自亂世刀兵，叱咤風云乃英雄第一要義，如此而論，未脫史家注重事功的見識。小說第二十一回，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從天外龍掛說到龍之變化，漸而說到英雄，又說到當世人物。劉備列數淮南袁術、河北袁紹、荊州劉表、江東孫策、益州劉璋諸公，試探曹操：“可為英雄乎？”曹操卻道：“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曹操關于英雄的定義看似高大上，其實也簡單，如謂“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僅此而已。這里沒有道德標準，不作正邪之辨，唯有宇宙天地之想。這是所謂“成大事者”的器宇，一向為瓜菜之眾所推崇。

作為“篡漢”的奸雄，曹操并未被小說家丑化與矮化，相反，從刺卓、討卓、迎駕挾天子到翦滅呂布、袁紹，從平定遼東到破漢中張魯，生動地刻畫了一個胸懷大略而百折不撓的性格。至于劉備，小說里多稱之梟雄，雖然被賦予承祧漢室的合法地位，但未立蜀漢之前，他曾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投靠過袁紹和劉表，一路蹉跌全然不顧節操與體面，竟是一系列含垢忍辱的英雄敘事。顯然，在三國語境中，英雄與奸雄、梟雄是一種疊加臉譜，故而曹操大言不慚地對劉備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水滸之英雄觀，與三國大不相同，首先是沒有三國曹劉之輩代漢（或篡漢）、祀漢那種關乎帝業的大目標。水滸寨中百十個英雄好漢信奉的是江湖準則，先不考慮社稷大義，英雄與否在于人格與本事。魯智深扶危濟困，林沖、武松手刃仇家，李逵膽大忠直，晁蓋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宋江亦不以女色為念，這都是英雄本色。燕青“百伶百俐”，棍棒拳腳及鼓板笙歌無一不精，這一身本事也落個“英雄領袖”之名。

水滸言稱英雄，自是包含風流出眾之義，并非都在武藝上見高下。宋江、吳用、柴進不以拳腳棍棒見長，作為梁山領導層人物自然憑人望、才智服眾?？墒?，還有蕭讓、金大堅、樂和、安道全、皇甫端、孟康、湯隆、侯健、曹正、蔣敬、凌振、時遷……那一大幫人，只是“各有偏才”而已，梁山泊匯聚這些五行八作的技術型人才，盡可“隨才器使”，亦皆為英雄好漢。這既是故事安排的需要，亦自隱含一種社會分工的平等意識。

當然，英雄必是忠良之輩，水滸有其道德門檻。宋江聽說矮腳虎王英劫了劉知寨的恭人，便說：“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宋江不想做亂世英雄，他是要讓江湖上的弟兄們回歸正常社會，所以水滸之英雄敘事亦帶有“去邪歸正”的軌轍。

二

三國開篇就是亂局，討黃巾形成各路豪強，據土擁兵便可稱英雄。如呂布來投張邈，陳宮見謂“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說張邈與呂布共取兗州“伯業可圖也”。呂布飄零關東之際，仍是一心圖謀霸業。想起京劇《白門樓》呂布被縛后一句悲涼的唱詞，曰：“某死后漢室中英雄還有誰？”聽來悲涼，卻未免可笑，當日豪強紛爭，早已是遍地梟雄。

漢末殺局亦如戰國，諸鎮并無道義之念，亦如顧炎武所謂“士無定主，邦無定交” （《日知錄》卷十三）。如，呂布“三姓家奴”，袁紹翻覆無常，劉備四處投靠，孫權朝秦暮楚，都是連橫合縱之局，彼此都是說翻臉就翻臉。諸鎮之下，將士謀臣亦如此。毛宗崗論及曹操如何“駕馭人才，籠絡英俊者”，舉述盡是背棄舊主之輩，如“張遼舊事呂布，徐晃舊事楊奉，賈詡舊事張繡，文聘舊事劉表，張郃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之舊將，無不棄故從新”（第二十六回總評），可見皆是“良禽擇木而棲”的道理。

然而，三國敘事又未必盡如戰國，顧氏謂“七國則絕不言王”，而小說里卻以“尊劉抑曹”的調子奠立了絕對死忠，大節是“漢賊不兩立”。如，關羽封金掛印千里護嫂，兄弟情誼更著君臣之義，之后又有單刀赴會獨守荊州的戲碼，直是寫出一副忠心義膽。不過，后世的江湖兄弟顯然誤讀了劉關張，人家的“忠義”首先是一種政治選擇，也就是國家話語之“大節”，本質上不同于水滸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江湖道義。當然，水滸亦講“忠義”，但水滸的國家觀念比較曖昧，這一點后邊再說。

三國故事始于黃巾作亂的危難時刻，選擇這個節點十分重要，劉關張以“白身”加入這場護國戰爭，自是超越了游俠的江湖境界。桃園結義的宗旨是“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這就將戰國義士“士為知己者死”的人倫原則納入國家政治話語，是以文學形式奠立一種意識形態。在此后的敘事中，小說家懸擬宗廟社稷為指歸，擬定“匡扶漢室”的大目標，實際上將劉備集團和蜀漢政權置于絕對正義的制高點。

以政治態度匡正英雄品格，是三國敘事中值得注意的捩轉，從關羽孤守荊州到姜維羈旅托國，小說不斷強化蜀漢延續漢祚的正義與悲情，逐漸撇開了亂世英雄的非道義敘事，凝聚于“漢賊不兩立”的忠/奸模式。然而，在整部小說中，政治正確與人格意義上的忠誠始終不免發生錯位，猶似老話所說“忠孝不能兩全”。那么“忠義”二字又當何說？其實，在三國語境中，“忠義”二字多半只能拆開來說。政治正確之外還有正確與否的行為準則嗎？不能說完全沒有，但往往見其捍格。書中不難看出，社稷大義與人倫道義往往是舛互顛倒，以致不乏悖謬之例。

所以，不敢問英雄之德何如，這一茬不提還好，一提就錯亂。魏延殺韓玄獻長沙，來投劉備，諸葛亮欲令刀斧手推出斬之，有謂：“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此謂不忠不義，是從人格上究詰。后來，劉璋帳下張松來獻西川地圖，亦是出賣其主，同樣不忠不義，諸葛亮待之以上賓，卻是著眼于戰略大局。同樣是來投奔劉備，一者是賣主求榮，一者成了棄暗投明。這明顯是雙重標準，究其然不是“忠”和“義”的問題，看人下菜自是政治利益考量，或有利大利小之分。

諸葛亮先后攛掇劉備攘奪荊州和益州，那兩處可都是漢室宗藩。按當初“隆中對”的戰略構想，劉備立國的基本盤就是“跨有荊益”，這是吃在碗里又看在鍋里的想法，哪里顧得什么“不忠不義”。誰料“失之桑榆，收之東隅”，后來丟了荊州，卻吞了劉璋的益州，也算是三分天下居其一。奸雄未除，漢室未興，先是兄弟鬩墻、鳩占鵲巢的戲碼。小說家的敘事理則附著于宏大的戰略擘畫，自有一套英雄建國路線—那是因為劉備更有承祧漢室的資格與能力，那是因為劉璋“闇弱”成不了大事……這樣的英雄觀，弱肉強食是硬道理。

可是，為什么劉備集團依然被視為“正義”化身，甚至還有“仁義”之德？除了劃線站隊的政治原則，小說采用含垢忍辱的悲情手法亦起到模糊敘事邏輯的效果。且說關羽“降漢不降曹”，聽上去鏜鞳有聲，細想卻也別扭。某自謂漢將，何來“降漢”之說？下邳之圍，關羽受劉備家眷拖累，不得已歸順曹操，其情有可原（之前劉備就是“免從虎穴暫趨身”來著），但小說家以忍辱負重為之諱飾，別說文章做得過頭，這般道來效果終究不錯。因為這樣的書寫自有悠遠的精神傳統—從西伯羑里之囚到勾踐臥薪嘗膽，有道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英雄不避胯下之辱，因為忍辱方能成就王伯之業，之后方有刮垢磨光的宏大敘事。

三

桃園結義將民間結契轉化為向上一路的政治結盟，卻向下傳遞江湖秘密社會仗節死義之風。水滸里梁山好漢秉承的不是劉備與關羽、張飛的君臣之義，而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之情。其“忠義”不在社稷，不在人主，而在于江湖兄弟。其旨趣不在王伯之業，卻以江湖包容廟堂，出來混的皆須循從江湖道義。道在江湖，義在江湖，可謂“禮失求諸野”之注腳。

江湖上的朋友圈不同于熟人圈子，分明是超越親情與鄉鄰之情。梁山泊的英雄聚義無疑追隨三國劉關張的歃血誓盟，卻是放大了求異姓為同志的結義模式。從三國到水滸，從劉關張到一百零八人，謀事者突破血親姻親的家族圈子，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農耕社會的宗法習俗。尤其后者，以極度的想象力擺脫傳統“家/國”概念，很像是近世社團組織模式。

英雄惺惺相惜，彼此氣質使互相接引，就是所謂投契。史進陰差陽錯來到渭州，茶坊里偶遇軍官魯達（魯智深），人家竟知道他史大郎的大名，挽了胳膊帶他去吃酒。水滸這部小說亦有《世說新語》品評人物的特點，只是有時并不直接說出。柴進對林沖和洪教頭便是兩副面孔，林沖惡了高太尉被刺配滄州，柴大官人照樣酒食管待，赍發銀兩。江湖上的名聲是口口相傳，英雄不問出身，不問親疏，只從道義上掂量。宋江上山前不過是縣衙小吏，可不管走到哪里，人家一聽說“及時雨”“呼保義”的名頭，多是納頭便拜……

梁山泊號稱“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實以儒家所謂忠恪、孝悌、友愛等倫理之義替代“君君臣臣”的儒家綱常制度。九天玄女以神道設教，提出“替天行道”的章程，乃將王道納入天道，實際上是虛化實體政權，將國家抽象為某種道德目標，亦將忠誠于趙宋王朝的社稷大義抽象為道德使命，這便與江湖人士所信奉的道義俠義結合無礙。如此而論，道義優于法度，這無疑是倫理價值的重大改變。如，晁蓋等人劫生辰綱事發，宋江“擔著血海也似的干系”去報信，顯然有悖于他作為衙吏的本分與職守，但這正是江湖中人所推崇的英雄操守。在官府與江湖之間，良民的良心已不循從于王法，史進出于“義氣”放了少華山的陳達，面對官兵來捉拿朱武等人，他寧愿毀家棄園也不肯將人交與官府。

水滸人物之人格與節操，無關社稷，卻關涉社會—從王進躲避強權到林沖絕地反抗，從魯智深救助弱女到宋江仗義疏財，一切著眼于人之命運與痛感，明顯帶有人本主義的道德傾向。如果說三國人物滿眼是江山社稷，水滸便是將一條條漢子拋入個體命運的旋渦。個體的戲碼不需要叱咤風云的大舞臺，坊巷、莊院、村店、山寨、衙門，這些場所也是社會關系的構成，是英雄和凡夫俗子共同的生存環境。

于是，英雄的路徑發生重大改變。從社稷到社會，從帝闕到江湖，從不言口腹之欲飲饌之事到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這就是從三國到水滸的英雄轉身。

雖說水滸更見文學想象力，卻呈示一幅世俗化圖景。三國的英雄譜皆是宗室、方鎮和士族豪強，水滸忠義堂上排排坐的卻是先前的衙吏獄卒、中下層軍官、莊院主和山林草寇。二者相較，不啻從高大上的云端跌入了蕓蕓眾生的塵埃里。英雄的變遷，似乎印證著個體的生命意識，或是人性回歸。不過，這里邊好像缺了點什么，水滸沒有于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大牌英雄，沒有關云長過五關斬六將的英武豪氣，沒有趙子龍酣戰長坂坡的一身是膽，沒有張翼德喝斷流水的虎豹之吼……相較三國，水滸的英雄氣終究不如。

水滸故事不謀求改朝換代，招安之前沒有大規模戰爭，梁山泊與官軍的軍事對抗多半是突襲性的，即如兩贏童貫、三敗高俅，說到底也只是規模有限的反圍剿戰斗。如果少了后邊的征遼和討伐田虎、王慶和方臘，還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對梁山泊來說，最難對付的倒是祝家莊和曾頭市兩處民間武裝，那與其說是象征王朝的基層樁腳，不如說是暗示國家正消解于那些莊院堡砦與各處山頭。從某種意義上說，水滸亦消解了戰爭，將戰爭表現的勇武壓縮至行俠仗義的江湖行為，其英雄豪氣主要表現于單打獨斗的個人除惡，如魯達拳打鎮關西、林沖手刃陸虞候、楊志殺潑皮牛二、武松血濺鴛鴦樓之類，甚至包括武松景陽岡打虎，李逵沂嶺殺四虎，等等。

可是，水滸又不能沒有戰爭，梁山好漢已不是獨行俠，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它必然有其軍事作用。書中后三分之一部分，即招安之后的“征四寇”，真正的戰爭來了。然而，仗是越打越大，盡是昏天黑地的廝殺，卻未能真正展示梁山眾人叱咤風云的英雄氣概。小說將梁山好漢投入規模更大的疆場廝殺，用以證明正是那些草莽英雄拯救了這個國家。這個敘事意圖到底是實現了，只是那些文字畢竟缺乏個性化敘事，對于梁山好漢形象并未有所增益。

四

不能不說，由宋元說話推演而來的三國、水滸，在講述英雄事業的同時，明顯代入了攘外安內的敘事動機。

三國故事以蜀漢悲劇寫宋人之心，逆境奮起的英雄敘事自有寄托，那就是面對國土沉淪的抵抗情懷。自后晉石敬瑭將燕云十六州割送給契丹（遼），中原就直接面臨來自北方的威脅，北宋立國以來更是備受契丹、西夏、金和蒙古侵擾。宋真宗澶淵之盟后每年要向契丹納貢，靖康之變竟讓金人擄去徽欽二帝，這種種屈辱成了宋人的心結。蒙元入主中土，不能不使華夏民眾之國家認同發生問題。小說家的三國之所以同情弱勢的蜀漢一方，重述恢復漢室之舊夢，顯然是痛感宋元以后的現實悲況，需要那種悲情英雄召喚國人之歷史記憶。自然，三國敘事是以英雄主義與機會主義互為表里，亦是用以表現“弱者勝”的想象（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有“弱者勝”一條）。甭管關羽敗走麥城，劉備兵潰猇亭，諸葛亮六出祁山、姜維九伐中原都是寸土未得，想象與情感成就了蜀漢英雄之優勝記略。

其實，宋人面對北方之敵，亦往往想到割據東南的孫吳集團，如辛棄疾、劉克莊一班士流多以孫權抵拒曹操的故事相激勵，詞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曰“英雄無覓，孫仲謀處”，便是以孫權代入抵抗情懷。劉備與蜀漢自是另一選項，因為劉備被認為具有“承祧漢室”的資格，顯然更容易喚起國家認同，小說將同情更多寄予蜀漢一方亦自必然。

相比之下，水滸的旨趣偏于“安內”。但它亦有“攘外”的主題，而且直接就跟契丹死磕，那就是宋江招安之后率部去打遼國的故事。不過，徽宗宣和間征遼之役本是樞密使童貫領軍出戰，按到宋江與梁山好漢身上，荒誕至極卻別有心裁。梁山泊既與朝廷和解，不能不替國家分憂，水滸雖不能視為“講史”，但置于北宋末年的歷史語境下，抵御外侮亦當是題中應有之義。不過，小說家隱去了“聯金滅遼”的背景，或有凸顯梁山好漢的用意。遼兵由于背后遭到金人夾攻，除了新任遼主耶律淳猝死引起內部訌亂，其兩面受敵是導致戰敗的主要原因，但這真正的歷史背景在小說里完全作缺省處理。缺省是省得哪壺不開提哪壺，因為故事被嫁接到梁山好漢這邊了，而滅遼是大宋與金國的共謀，到頭來是引狼入室的結局。關于那場戰爭，筆者在《水滸地理學》（見《水滸十講》）一文中有介紹，這里不多說。

水滸更多著眼于解決本土朝野和上下對抗性關系，即江湖與官府的關系，體制外與體制內的關系，下層、中層與上層的關系，實是針對“宋室不競，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容與堂刊本李贄序）的撥亂反正。因為綱紀廢弛、秩序失衡，小說想象以江湖規則重建禮治之道，不遑更多顧及夷狄之事。當然，水滸的解決方案是在王權框架內“去邪歸正”，這就有“招安”一說。招安通常是朝廷的一種綏靖政策，但水滸描述的招安是梁山泊主動行為，是梁山泊的政治妥協方案，不是所謂投降主義，是倒逼朝廷接納自己，反過來說亦是以江湖包容廟堂。

以江湖包容廟堂，這是一個極富想象力的寓言構造。小說本意是將宋江作為忍辱負重改造世界的英雄，只是因為這種構想太缺乏現實依據，不可能完整表現以江湖道義改造體制的烏托邦敘事，剿滅方臘歸來只能讓他黯然出局。

五

如果說三國是時勢造英雄，水滸不妨說是英雄造世之作。

漢末亂局，血流漂杵的歷史慘象提供了故事原型，而宋元之變則因勢導入“恢復大業”的敘事動機。說話人和小說家向人們講述的三國，是“分久必合”的歷史期望，中土淪喪之際需要回腸蕩氣的英雄敘事來撫慰破損的心靈。

宋元易代，落下“宋室不競”的慘痛記憶。水滸檢討官場弊端和執政者的迷失，是基于歷史反思的深刻認識，成為古代小說中第一部質疑王權體制的作品。所謂“替天行道”，無疑隱含對現世王權政治的批判。當然，小說家只能從儒家龐雜的思想資源中尋求政治解決方案，從沉淀于民間乃至江湖的道德理念中激活平等與正義的訴求，進而想象著變對抗為和解的改良之途。從原初逼上梁山到求得赦罪招安歸順朝廷，水滸故事從頭到尾帶有一種屈辱感，舍怨憤而求仁義，本是感動世人的筆墨，本義不在英雄傳奇，是超越現實政治的思想推演。

有此造世之愿，亦是英雄抱負，宋大哥是嘗試建構一種烏托邦圖景。關于這一點，筆者在《水滸十講》一書中已有闡述，新近又作《梁山泊的雙重寓意》（刊于《山花》2021年第1期）一文加以申述?？傊?，拙意認為：這部假托歷史的寓言小說，具有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一體兩面的性質。一方面它表現以江湖道義融合古代圣賢的大同理想，重建禮治之道的文學想象;另一方面它又推演出一個悲涼而無奈的結局，事實上在它敘述的歷史語境中，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知其不可而為之，悲哉？壯哉？

抑或，宋江才是英雄，真正的悲劇英雄。

六

從弱肉強食到人性關懷，從社稷大義到江湖道義，從漢賊不兩立到梁山泊與朝廷的政治妥協，這就是英雄變遷的基本路徑。

三國的英雄觀，基本上是史家見識，但不能忽視其中的文學意味，正是小說手法將史家鄙俗見解提升為某種超凡的人格精神。如桃園結義重塑國人友情和道義的觀念，甚至奠立了一種民間信仰。如蜀漢將領雖敗猶勝的優勝記略，亦大大超越成王敗寇的敘史規律。所以，關羽被后人奉祀為“關帝”或“關圣”，諸葛亮亦幾乎被抬到神的地位。水滸的敘事框架雖說更有想象力，卻沒有塑造出關公這等“軍旅拜英魂”的崇高角色。水滸最具英雄范的應該是武松，可要說“武圣”，還是人家關羽，他武二蹭不上這份榮耀。

甚至，許多讀者干脆不認為宋江是英雄，這黑三郎其貌不揚，武功只是三腳貓，終究縣衙小吏出身，抹不去“小可宋江”的猥瑣相。但英雄不可貌相，細看之下，水滸的英雄觀有其內在的價值取向，更有群體化特點。宋江有造世之愿，只是絲毫未能改變世界。梁山一百零八人更是分散了敘述筆墨，零散的單打獨斗，個人槍棒拳腳功夫，無論如何比不過人家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之威武。

作為純粹的文學虛構，水滸在一定程度上尚囿于史家治亂興衰的敘事邏輯，并未做成徹底的寓言作品?？墒?，文學的眼光不免含混與曖昧，因而亦更耐人尋味。有一點不可忽視，水滸讓“強盜”做成英雄，內中隱含某種原罪觀念，這一體兩面的寫法大有深意。其開篇洪太尉“誤走妖魔”自是一種預言，乃將人間災禍歸咎于伏魔殿地穴中的天罡地煞，隱隱之中有著針對造反合法性的思辨。這種疑慮不僅是敘述者的表述，亦是梁山高層人物自省。柴進簪花入禁苑，在睿思殿見屏風上御書“四大寇”姓名，心中頓生“國家被我們擾害”的感嘆，他割下“山東宋江”四字，拿回去與宋江看罷，相對嘆息不已。

讀水滸讀到最后，不免暗生魯迅批判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慨。但梁山好漢不是不爭，只是未能跳出“千古幽扃”的思想局限。容與堂本末回有《滿庭芳》一闋，煞尾曰：“可憐一場夢，令人淚兩行?！睆哪撤N意義上說，這部英雄傳奇也算是一個“去英雄化”的文本。水滸英雄自有另一個名稱，就是好漢。英雄好漢可以并稱，但好漢終歸落下一檔，不妨說是英雄的次生名稱。

庚子臘月十九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