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獨輪車上大學

周有光

1879年，圣約翰書院在上海成立，這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學。它象征著一座橫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橋梁。在這座橋梁上，曾經往來過許多推進中美文化交流的歷史人物。

1923年，我考上圣約翰大學。開學時候，從上海的靜安寺坐獨輪車到梵皇渡上學。當時的靜安寺是上海租界西邊的盡頭，再往西去就是田野了。獨輪車中間是高起的車輪，左右兩邊，一邊坐人，一邊放鋪蓋，吱嘎吱嘎地在崎嶇不平的田埂上緩緩前進?；仡^一看，后面還有四五輛獨輪車同樣向梵皇渡前進。

獨輪車跟歷史博物館里的指南車在工藝水平上相似?！端问贰ぽ浄尽罚骸叭首谔焓ノ迥辏?023），工部郎中燕肅始造指南車?！边@離開我坐獨輪車上學有九百年的時間。獨輪車代表古代文化，圣約翰大學代表現代文化。坐獨輪車上學就是跨越九百年的文化時間奔向現代。

我考大學有趣味。我報考了兩個大學，都考取了。一個是上海圣約翰大學，一個是南京東南高等師范學校，后來變成東南大學，后來又變成中央大學，今天是南京大學。為什么考兩個大學呢？有幾個比我高的同學勸我去考圣約翰大學，我到上海去考圣約翰大學，考取了?？墒鞘ゼs翰大學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兩百多塊銀元，我家里到我讀大學是最窮的時候，沒有錢。那時候每個大學考試的時間不一樣，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東南高等師范學校不用學費，那么，我就準備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朱毓君聽說我考進了圣約翰大學不想讀，她對我姐姐說：“考圣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進圣約翰大學又不進，太可惜了。我也沒有錢，我去問我媽媽借，讓他去上學，上了學以后再想辦法?！彼膵寢屨f：“我現在也沒有錢，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兩百多塊錢?！彼齻兗乙苍谔K州，她媽媽很喜歡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沒有去開，沒有用的。有出戲叫《借當》，借東西來當。這樣我就上了圣約翰大學。

考大學很有意思，我們那時候考大學要考六天，八點鐘到，真正考試是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三個鐘頭不能停，下午一點到四點，一天六個小時，筆不停揮?？荚嚨姆秶缫迅嬖V你了，學校招考的小本子寫明要考什么書，可以說沒有舞弊，為什么呢？題目多得不得了，六天當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題目多得你要筆不停揮。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題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經告訴你材料都在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現在考試是捉迷藏。題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筆直書，寫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開的。而且很奇怪，每年招考多少人是沒有數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沒有及格的，一個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試方法完全不一樣，沒有名額，我們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夠，就把另外一些房子臨時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我覺得考上不難，只要把指定的那些書搞清楚就行了。

還有一個笑話，上圣約翰大學報名要照片，我的同學關照我：“你最好拍一張西裝照片?！币驗槲以诔Ｖ莶淮┪餮b，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裝怎么穿的。到照相館去拍照，照相館有西裝準備拍照用的，照相館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樣打領帶、領結。鬧了一個笑話：他給我戴了一個領帶，再戴一個領結。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學大笑，趕快寄回來，要求重拍。

1923年，我從蘇州坐火車到上海。從火車站下來，坐電車到靜安寺，靜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獨輪車到圣約翰大學，圣約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園那邊。獨輪車是什么時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獨輪車上圣約翰大學在文化上跨過九百年。古老的中國要到教會學校學外國的東西，文化歷史跨過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進大學第一次去報到，給我一個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話拼的羅馬字。這是學校規定的標準，在學校每一個地方簽名，都要按照這個標準。學校的管理就按照羅馬字來管。我一進學校就懂得什么是羅馬字管理法，這是科學管理，到今天中國人都不懂，圣約翰的總務部是沒有幾個人的，管理起來好得不得了。這件事情印象很深，這就是外國文化跟中國文化不同的地方。后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我到美國去工作，可以說，我在工作當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每一個環節都是高效率。人家問：“為什么美國人比別的國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當于好幾個外國人，財富是這樣來的。我到美國才知道，日本有一個調查團，調查美國人的辦公效率，調查了幾個月，寫成一個報告，結論說：一個美國人可以抵十五個日本人。真是不一樣，那時候電話當然還沒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電話的方法跟中國人不一樣，在中國根本不重視效率，中國人辦公的方法遠不如他們。我訓練到這個習慣：做事情一定要講效率。

圣約翰大學的專業跟今天不一樣，現在進大學就要分專業，圣約翰大學是外國規矩，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是基礎課。專業分得粗得不得了，現在是根據蘇聯的辦法，專得不得了。圣約翰大學本部只分文科、理科，醫科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不大碰頭。一年級不分文理，二年級才分文理。我一年級進圣約翰大學，學基礎課，三面墻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學生可以在上面做題目，數學的水平比較高。我的數學很好，一個外國數學老師就勸我：“你就學理科吧?！笨墒?，我的同學都跟我講：“你不要學理科，要學文科?！睘槭裁茨?？圣約翰大學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約翰大學不讀有名的文科，而讀理科，吃虧了。我就學了文科。實際上，我當時偏重經濟學方面。

我那時候學經濟，主要是學經濟的技術。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做國際貿易，要辦銀行，要有一套學問，不像現在亂七八糟一下子幾千萬被人家騙走了，沒有這么傻的事情。資本主義如果這么搞，早就垮掉了。國際貿易要有一套技術，我主要是學這方面的東西。

可以說，大學里所有的功課都很有意義，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學里有一本小書，客人來了可以看，這本小書講：我們這個大學不是培養專家的，是培養完美人格，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展成為專家。一到圣約翰大學，每一課都有課外閱讀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書。學會了自學，學會了獨立思考。這種教育方法從教師來講，并不費事，可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方向。

那時候鼓勵學生自學，上課的時間并不多。有的時候，老師的幾句話，會給學生一生影響很大。那時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蘇聯教育不一樣，蘇聯教育是強迫性的“填鴨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約翰大學，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報，主要看英文報。一個英國教師問：“你們天天看報，是怎么看的？”我們說：“看報就看報，沒有什么?！彼f：“看報有看報的方法，每天看報要問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條最重要？第二個問題：‘為什么這條消息最重要？第三個問題：‘這條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趕快去查書，查書是首先查百科全書?！蔽覀儼凑账@個方法來看報，興趣就大大提高。

圣約翰大學重視基礎的教育，我讀基礎的文學、世界史，這很有用處。我進的中學是中國人辦的，可是中學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學、物理是英文的。我們能夠用英文，基礎培養今天辦不到，今天的中學生、小學生許多時間浪費到莫名其妙的課程上面，應當學的東西學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學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覺都沒有時間，結果學問學不好。我們的教學沒有上軌道。

英文很容易學好，你重視它就會好的。我們的英文教師都是教會學校畢業的，我們中學能用英文演講比賽，英文不過關不能畢業。實際上是中文、英文、數學三門課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課不用考的。那時候比較輕松而學得好，今天把學生的時間都浪費掉。還有一個關鍵，那時候中學都是住讀的，沒有走讀生的，一走讀，走來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學生到大學再讀英文，那大學的課程怎么能讀呢？大學是用英文了，不是學英文了?，F在的青年苦得要命，這個辦法不對，我們的教育要徹底地改變。

圣約翰大學在政治方面特別注重外交，從清朝末年到民國時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學，顧維鈞是比我們早的最有名的同學。我畢業以后，人家好多次請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張允和是斷然反對我參加政治，我想是對的，假如我參加政治，就麻煩了。

（韓玉娟摘自當代中國出版社《我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