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壽春城之一：“下蔡”迷蹤

蔡波濤 張鐘云

楚都壽春城遺址的科學考古工作始于 20世紀80年代，通過一系列考古調查和試掘，壽春城城址的具體方位逐漸被鎖定在今天壽縣縣城及其東南部區域。1985年柏家臺大型建筑基址的發現與發掘，也被學界認為是確定壽春城城址位于壽縣縣城東南部一帶的核心證據。借助遙感技術和四級電阻率法物探等手段，至1991年，壽春城的外郭城被劃定為東西長約6.2千米、南北寬約4.25千米，總面積達26.35平方千米的區域。但這一結論被2001—2003年的考古驗證工作否定?？v觀壽春城的考古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在壽春城方位被確認無疑的前提下，學界比較關注的城址范圍、城垣結構以及城內布局等問題的揭示遲遲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作為典型“古今重疊型”城址，壽春城的研究存在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即其早期下蔡城歷史的探索，回顧對下蔡城地望的討論，又總會給人一種撲朔迷離之惑。

文獻記載的“下蔡”由來

作為西周初年最早的姬姓封國之一，蔡國是與周王室同宗的重要諸侯國?！妒酚洝す懿淌兰摇酚休d：“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地。于是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移民?！辈虈挤庵秊椴淌宥?，是周文王之子，與周武王、周公旦皆為同母兄弟。武王病故，二人挾武庚叛亂，后周公東征平叛，殺管叔，放蔡叔于郭凌。至周成王時，又復封蔡叔度之子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雖然有關蔡叔度始封地與蔡仲胡復封地是否為同一地點尚存在一定爭議，但學界對于“蔡”的第一個都城應為上蔡的認識基本一致?！稘h書·地理志》云：“上蔡，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p>

至遲從西周晚期開始，楚國已經對蔡國進行了侵伐?！蹲髠鳌せ腹辍份d：“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贝撕?，蔡國一直成為楚國北境的心腹之患，更是其東進經略江淮的阻礙之一。春秋時期楚與吳在淮河中游地區的爭奪和拉鋸，對蔡國產生了深遠影響。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楚靈王誘殺蔡靈侯于申，“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即滅蔡設縣，這是蔡第一次被滅國?！蹲髠鳌ふ压辍罚骸捌酵醴怅?、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背酵趵^位后，之所以讓諸如陳、蔡這樣已被滅國遷民的諸侯國重回淮域故地復國，目的是結好諸侯，穩定由于靈王賦役無度、肆意專殺所造成的危險局勢。蔡雖然得以復國，然而此時的上蔡都城已經成為楚國的北方“別都”重鎮，平侯不得已只能南遷至楚國勢力范圍內的新蔡?！稘h書·地理志》載：“新蔡，蔡平侯自蔡徙此?！?/p>

《左傳·定公三年》載：“蔡（昭）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辈陶押钤谠馐芮柚蠼K于與楚國反目，魯定公四年（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蔡國先是受晉國指使滅了楚的同盟國沈國，后又加入吳、唐聯軍共同伐楚，助力吳師經新蔡沿淮西進。吳蔡聯軍在“柏舉之戰”后長驅直入攻下郢都，造成楚自立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失敗—棄郢都而徙鄀。

由于吳國內亂，加之其與越國的關系日趨緊張，無暇顧及西方與楚人的爭奪，導致吳、楚之間的爭奪趨于緩和，這就給了楚國喘息和復蘇的時間。在經過數年的“改紀其政”和休養生息以及踐行“聯越制吳”外交政策的背景下，楚昭王先是相繼滅掉了頓國和胡國，之后終于在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楚子圍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將淮河上游以北、汝水中下游的蔡國境土全部吞并，迫使蔡國的勢力范圍限制在新蔡以南、淮汝之間的狹窄地帶。這一事件造成了蔡國對楚國的強烈不滿和無限忌憚，“蔡于是請遷于吳”，而吳國亦欲將蔡作為與楚交鋒的前沿陣地和橋頭堡，同意其遷入吳境?！洞呵铩ぐЧ辍份d：“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辈踢w入州來后，史稱“下蔡”。

“州來”“下蔡”地望的討論

根據文獻記載可知，州來應為春秋時期的古國，約在魯成公之世被楚國兼并?！洞呵镒髠髯⑹琛こ晒吣辍罚ü?84年）記載：“吳入州來”，注“州來，楚邑”；《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記：“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注“潁水之尾，在下蔡”；《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吳滅州來”；《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楚人城州來”；《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吳人伐州來，楚有雞父之敗”；《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使延州來季子聘于山國”，注“季子始封延陵，后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就文獻記載，春秋時期州來地域應橫跨淮河，包括了“淮北之田”與淮河以南的地域，二者分別對應今天的鳳臺縣和壽縣。從地理區位來看，州來位于吳、楚兩國疆域的交界地帶，是楚國東進、吳國北上的必經之地，所以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然而，對于蔡遷州來后的“下蔡”城之具體地望問題，不同學者卻有著不同的理解。

以往學界對于下蔡地望的主要意見是以《漢書》記載為藍本，結合后續歷史時期的文獻記載，將下蔡的地望厘定為今鳳臺縣境內，典型代表為譚其驤先生主持編撰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稘h書·地理志》載：“下蔡，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后吳取之，至夫差遷昭候于此。后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贝恕跋虏獭毕禎h沛郡下轄三十七縣之一?！端涀ⅰせ此份d：“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即下蔡縣故城系州來之城。由此，歷代注家皆言漢之下蔡縣即春秋時期的古州來，幾成共識。

對于下蔡地望的考察與討論，主要源于蔡侯墓的重要考古發現。1955年治淮工程取土時，在壽縣縣城西門內北側發現一座大型墓葬，經過發掘清理獲得一批數量龐大、以青銅器為主的隨葬品，其中有銘文青銅器70余件。后通過對出土遺物的整理，確定其為蔡國墓葬無疑，后又根據器物銘文研究，多數學者主張其墓主身份為蔡昭侯申。

基于此，陳夢家先生認為“壽縣在春秋時代是州來國地……此地區，迭為州來、吳、蔡、楚所據之地，先后為蔡、楚的國都，更前當為殷代南方諸侯的疆域”。時至今日，雖然關于該墓主人的討論仍然在繼續，但學界的主流觀點傾向于其應為蔡昭侯申之墓。1958、1959年在淮南市八公山鄉蔡家崗趙家孤堆又發掘了2座戰國墓，共出土銅劍13把，其中有銘文者4把，據釋文為蔡侯產劍3把，銘文均為錯金紋飾，戈4件，可惜銹蝕嚴重，無法釋讀。發掘者根據墓葬形制、規模以及隨葬品種類推斷其墓主為蔡聲侯產。

就地理方位而言，壽縣與鳳臺夾淮河而南北分隔，有關下蔡地望探討和爭論的焦點也是“淮南”和“淮北”的問題。陳偉先生在《楚東國地理研究》中認為，先秦漢晉時的下蔡故城似當在今鳳臺縣西南、峽山石北不遠的淮水西岸。晏昌貴先生認為，《左傳》孔疏是古文獻中唯一一條關于古州來在淮水以南的記述，對此已有前人對這一記述進行過駁議，他進而認為要想論證州來（下蔡）在淮河南與壽春同地，除非推翻古文獻中對其在淮河北岸鳳臺的所有記載，此外他還指出根據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王墓與城址之間的相對關系，蔡侯墓出土在淮河以南這一情況，不僅不能證明下蔡在淮南，反而更加支持下蔡在淮北的傳統觀點。

陳懷荃先生《春秋楚地淺釋》認為蔡遷州來后，可能在淮南建有新城，“哀公二年，蔡遷于此（州來），稱為下蔡。下蔡新城則移于淮南，到戰國時發展成為壽春。至于漢代的下蔡縣，仍為淮北的州來，屬沛郡。故城在今安徽鳳臺縣北，南與壽縣相距，僅三十里”。任經榮先生《蔡都州來辨址—兼論壽春城的歷史形成》則不同意下蔡都城南遷之說，他認為蔡國乃微弱小國，倉促奔吳，無力再建新都，州來乃吳之重邑，楚之東國中心，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城池設防不斷增強，蔡國沒有必要棄之另建。

盧茂村先生從吳子季扎受封之州來不可能與下蔡所遷之州來為一地這一認識出發，根據壽縣地區出土蔡國墓葬而鳳臺境內基本沒有任何考古材料和線索的情況，認為作為蔡遷都州來后的下蔡城在壽縣境內，而季扎受封的州來在其東，即今天鳳陽東北。近些年，劉剛等人又撰有《宋玉賦“下蔡”地望的調查與研究》，通過對壽縣、鳳臺兩縣范圍內古城遺址的實地調查和研究，認為春秋時期州來地域橫跨淮河南北，蔡遷州來之下蔡是吳公子季扎受封之州來分割出的一部分，其封邑與下蔡長期并存，而下蔡地望當在淮河以南今壽縣境內。

“下蔡”迷蹤

縱觀學界對下蔡地望的討論，有三點需要格外注意。首先，不能先入為主地將現在的壽縣縣城等同于下蔡都城，從而造成蔡侯墓葬位于城內，不符合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王墓分布規律的假象。下蔡“鳳臺說”觀點的邏輯基點是，在沒有確定下蔡城具體位置和規模的前提下，通過否定蔡侯墓不得位于城內而否定下蔡地望在壽縣。很顯然，這從邏輯論證本身的方法論來說是不夠嚴謹的。

其次，要客觀分析蔡遷州來之際，楚、蔡、吳三者之間的戰略態勢，以及蔡遷州來的政治動機，因為這極大影響了下蔡地望的選擇。昭侯時期，適逢吳、楚在淮河流域的爭奪進入第四階段，即楚勢復蘇，并逐漸收復乃至全面統治淮河流域。楚昭王二十二年對蔡國采取的軍事行動，給蔡人尤其是蔡昭侯以沉重打擊，導致蔡對楚雖不滿，但又無奈且懼怕。而此時吳國在攻越取得成功、越王勾踐屈服后，急于北上爭霸，為防范西邊的楚國東進，也需要在兵家必爭之地州來設置屏障。所以無論蔡昭侯主動請求還是受吳國挾持，蔡遷州來這一事件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最后，從楚人對東國的經略態勢看，其在淮河以北的勢力要遠強于淮河以南，而淮河以南的地區經過吳師入郢事件之后多數被吳國占據，蔡遷州來本就是想擺脫楚國的控制，而吳對蔡無論是出于庇護還是利用等方面的考慮，也必須使其遷入自己的實際控制區域內。就這一層面而言，蔡遷州來的下蔡地望也應在淮河以南地區。

當然最重要的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還是要依靠扎實而充分的考古工作，同時對于相關考古材料的運用和分析也需實事求是。這里必須要指出，蔡家崗趙家孤堆的兩座戰國墓雖出土有自銘為蔡侯產的兵器，但從其墓葬形制、規格以及出土隨葬品的種類、組合等情況來看，我們認為其絕非蔡侯墓。以壽縣西門內北側的蔡昭侯墓作參照，該墓墓壙平面近正方形，長8.45米，寬7.1米，深3.35米，無墓道，無臺階，墓室面積近60平方米，出土青銅器、玉器和骨器等近600件，更重要的是青銅器中有成組的禮樂器。反觀這兩座墓葬，M1墓口長5.05米，寬4.25米，深3.7米，口大底小，墓底長3.4米，寬2.17米。M2規格與之相近。就墓室面積來說，其面積僅約7.5平方米，較之蔡昭侯墓的面積相去甚遠，這說明墓葬規格達不到侯一級別；出土隨葬品方面更是天壤之別，可以想象即便是該墓沒有被盜，其狹小的墓室空間也不可能放置大量的隨葬品。發掘者僅以兵器銘文判定墓主身份明顯證據不足，而后來的研究者在引用該成果時則缺乏相應的客觀分析和判斷。

近年來圍繞壽縣西圈墓地為中心開展的一系列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獲，結合壽縣老城內戰國早中期夯土建筑基址的發現與發掘，解開“下蔡”迷蹤的鑰匙或許已經找到！

（作者蔡波濤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館員；張鐘云為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