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湖南歷史上的三大事件

★ 楊泰波

秋收起義會師（雕塑）

2020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考察時強調，湖南是一方紅色熱土，走出了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羅榮桓等老一輩革命家，發生了秋收起義、湘南暴動、通道轉兵等重大歷史事件，大批共產黨人在這片熱土譜寫了感天動地的英雄壯歌。

湖南這片熱土，矗立著中國革命星火燎原的一座座紅色豐碑，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建軍、建政的重要策源地。土地革命時期，湖南境內燃起了工農武裝革命的熊熊烈焰，秋收起義打出第一面工農革命軍旗幟，湘南暴動打響中國土地革命第一槍，通道轉兵是紅軍長征中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轉折。在中國革命各個歷史階段，三湘大地風雷激蕩，革命浪潮洶涌澎湃。

秋收起義把中國革命引向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糾正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走上獨立自主、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之路，并決定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湖南、湖北、廣東、江西四省發動秋收起義。

毛澤東在《西江月·秋收起義》中描述：“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飶]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p>

黨的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長沙，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8月18日，改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開會議，討論制訂秋收起義的計劃。毛澤東在會上著重闡述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至8月底，經多次會議討論，決定要與國民黨徹底劃清界限，旗幟鮮明地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號召群眾，并確定集中力量在湘東贛西發動以長沙為中心的武裝起義。為便于領導秋收起義，省委確定秋收起義的領導機關分為兩個：一個是由各軍事負責人組成的黨的前敵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書記，作為武裝起義的軍事指揮機關；另一個是黨的行動委員會，由各起義地區地方黨組織負責人組成，任命易禮容為書記，負責地方工作。

中共湖南省委決定9月9日開始破壞粵漢和株萍鐵路，11日各縣起義，16日長沙起義。這次秋收起義不沿用國民革命軍的番號，而將起義部隊統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盧德銘任總指揮，余灑度任師長，下轄3個團。參加起義部隊共約5000人，以奪取長沙為目標。

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按預定計劃爆發。參加起義的鐵路工人和農民，首先破壞了岳陽至長沙、長沙至株洲兩段鐵路，以切斷敵人的交通運輸線。第一團從江西修水出發，向平江長壽街進攻，9月10日占領了平江龍門廠。這時混入起義部隊的邱國軒部乘機叛變。當第一團路過金坪攻打長壽街時，受到邱部突然襲擊，致使該團腹背受敵，損失200多人和全部輜重，團長鐘文璋失蹤，第一團被迫向瀏陽轉移。第二團在安源起義后，進攻萍鄉未克，西進攻占了老關、醴陵，又北進占領瀏陽，9月16日陷入優勢敵人的包圍，部隊被打散，部分突圍脫險，不少人犧牲。第三團于9月11日在銅鼓起義，勝利占領了瀏陽白沙鎮，9月12日又占領東門市。9月14日敵人兵分兩路包圍第三團，該團被迫向上坪撤退。

鑒于三路起義部隊均受挫，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了攻打長沙的計劃，并以前委書記的名義通知各起義部隊到瀏陽文家市集結。

9月19日，各路起義部隊到達湖南瀏陽文家市。當晚，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會議改變了攻打長沙的計劃，決定部隊沿羅霄山脈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中去堅持武裝斗爭，發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義部隊1500余人離開文家市向南進發。9月23日，起義部隊在蘆溪鎮遭反動軍隊伏擊，損失數百人，總指揮盧德銘犧牲。9月25日，起義部隊冒雨攻克蓮花縣城。9月29日，起義部隊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時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隊思想混亂，組織紀律性差。當天晚上，毛澤東再次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10月3日，起義部隊離開三灣村，開始向井岡山進軍。10月27日，起義部隊到達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的茨坪，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從此，中國革命踏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星星之火逐漸發展成燎原之勢。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人民軍隊在黨的旗幟下不斷前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南昌起義連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其他許多地區的武裝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開端，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p>

秋收起義是繼南昌起義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裝起義，是中共黨史軍史上的三大武裝起義之一。秋收起義打出了人民軍隊第一面軍旗，建設了一支由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文家市轉兵后建立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革命道路。

湘南暴動為中國革命的星火燎原作出獨特貢獻

宜章年關暴動指揮部舊址

1928年1月中旬到4月，朱德率領歷經考驗的革命火種，在湘南農村地區發動了一場規模浩大的武裝起義，史稱湘南暴動，也稱湘南起義。

湘南是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地區。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從粵北轉至湘南宜章縣境。此前，中共湘南特委已制訂湘南暴動計劃。于是，中共湘南特委所屬中共宜章縣委找到朱德、陳毅等匯報了宜章的敵情。朱德了解到宜章縣城敵人力量空虛，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

很快，地方游擊隊領導人胡少海打著國民黨第十六軍一四〇團旗號，以回鄉協助維持治安的名義，帶領先遣部隊來到宜章縣城，并放話“團長王楷”第二天將率大部隊進城。

1月12日下午，朱德化名“王楷”，與陳毅、王爾琢等率領部隊進駐宜章縣城，指揮部設立在縣立女子職業學校。當天晚上，宜章縣縣長楊孝斌等在縣議會2樓設宴為朱德、胡少?！敖语L洗塵”。

酒過三巡，朱德落杯為號，起義軍一擁而入，槍口對準宴席上的反動官員、士紳。與此同時，陳毅、王爾琢指揮起義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解決了駐在宜章養正書院的團防局和警察局，俘虜了400多人。緊接著，朱德下令打開監獄，放出被捕的革命者和無辜群眾，打開倉庫，把糧食分給貧苦的工農群眾。許多青年踴躍參加起義軍。智取宜章縣城，正值農歷十二月二十，離小年只有4天，離大年也只有10天，所以又稱為“年關暴動”，打響了湘南起義第一槍。

宜章年關暴動的消息傳開后，國民黨第十三軍第三師師長許克祥帶領6個團兇猛撲來。為避其鋒芒，1928年春節前夕，朱德、陳毅帶領部隊撤出宜章縣城，發動群眾準備反擊敵人的進攻。1928年1月31日，朱德、陳毅在湘粵交界的坪石一舉擊潰許克祥的6個團，繳獲步槍2000余支。

湘南起義歷時3個多月，朱德率領的不滿千人的鐵軍，最終發展到2000多人，革命火種終于形成燎原之勢；建立了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安仁等6個縣級蘇維埃政府；組建了3個農軍師和2個獨立團；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革命風暴遍及20多個縣，100多萬人參加了起義……規模之大、參加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在我黨武裝起義中罕見。

湘南起義給了大革命失敗后正處于低潮期的革命軍隊一個很大的鼓舞。這正是朱德引導實施革命道路戰略轉向、建設新型人民軍隊、采取游擊戰戰術的結果，同時又是對朱德在南昌起義軍主力失敗后所作探索的有力證明。

偉大輝煌寓于苦難艱辛，苦難艱辛方見砥柱中流。在大革命失敗后，南昌起義軍主力又接連受挫的危急形勢下，朱德否決解散部隊，堅持革命到底，積極開拓創新，敢于奮起亮劍。朱德對革命火種的保存及領導發動的湘南起義，對井岡山時期的斗爭產生了積極影響。

1928年3月底，湖南、廣東的敵人調集7個師的兵力，從南、北、西三面向湘南地區進攻，起義部隊和農軍被迫撤離湘南地區，向井岡山轉移，毛澤東率部接應。兩軍會師以后，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紅四軍”），毛澤東任軍委書記和黨代表，朱德任軍長，全軍編為3個師，共1萬人左右。湘南起義極大地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武裝力量。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朱德領導的湘南起義，惠及當時及以后的中國革命。從戰略而言，從整個思想和路線而言，湘南起義是勝利了、成功了。它為武裝斗爭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提供了范例，在建黨、建軍、建政、分配土地等各個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同時也為我黨和毛澤東科學地總結出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一光輝理論，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通道轉兵開啟偉大歷史轉折的序幕

中央紅軍經湘江戰役后，遭受重大損失，蔣介石集結數十萬重兵在紅軍原定進軍路線上布下多重封鎖線，未來行軍方向如何，將直接決定這支隊伍的前途命運。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央紅軍生死攸關的非常時刻，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建議召開一個緊急會議，博古、周恩來同意召開，主要討論戰略行動方向問題。當時軍事上的主要決策者博古、李德不顧已經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堅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其時不是黨的領導核心成員的毛澤東參加了這次會議，他以極大的歷史勇氣和遠見卓識，明確提出了與“三人團”中博古、李德完全不同的意見，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北上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立即轉兵西進，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他形象地說：“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去，為什么一定要去鉆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這一正確主張，得到與會大多數人的支持并得以通過。

12月12日19時半，中革軍委向各軍團、縱隊首長發出西入貴州的“萬萬火急”電報。13日中央紅軍從通道分兩路西進，把幾十萬敵軍統統拋在身后，蔣介石在湘西“口袋”式圍殲紅軍的企圖破滅。這就是通道會議作出的“通道轉兵”這一中央紅軍擺脫險境的唯一正確抉擇。從此，黨領導紅軍將一次危機四伏的被動撤退，變為一個開創革命新局面的起點；將一段險象環生的艱險跋涉，變為一曲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

早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以后，黨內和紅軍指戰員中不斷滋長對“左”傾冒險主義的懷疑和不滿，在湘江戰役后達到了頂點。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文中寫道：“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边@種思想情緒很有代表性，一些同志開始不再相信“左”傾領導者的軍事指揮了。

通道轉兵紀念館

長征開始后，毛澤東利用與張聞天、王稼祥一起行軍的機會，與他們坦率交流對“左”傾冒險主義的看法，統一了必須與錯誤堅決斗爭的認識，使得黨內軍內擁護毛澤東軍事戰略戰術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因此在通道會議上，毛澤東的建議得以通過，這從實際上否定了“左”傾領導層的錯誤軍事指揮，取消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尤其是毛澤東鑒于以往的正確主張多次被“左”傾領導人拒絕，他意識到，如果不能徹底否定“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問題還是得不到根本性的解決，紅軍就難以打開局面。所以，通道會議上，毛澤東還提出了要反省過去紅軍慘敗的主要原因。當然，為避免急于爭論而影響轉兵大局，他提出在適當的時候再清算那些錯誤的思想障礙。這為遵義會議否定“左”傾錯誤埋下了重要伏筆，為終結“左”傾錯誤在黨內的統治地位，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通道會議，對于毛澤東重新被接納成為中央領導核心成員，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成為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地位的一個關鍵性的轉變。這次會議實質上已經實現了軍事指揮權的變更，毛澤東重新參與軍事指揮，獲得對黨和紅軍戰略問題的發言權，從而為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打下了基礎。由此，通道會議決定的“通道轉兵”在關鍵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成為我們黨在長征途中偉大轉折的歷史開端。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仡欬h在偉大斗爭中淬煉革命精神、構筑共產黨人精神家園的百年奮斗史，回望中國共產黨在湖南這片土地上領導的光輝斗爭，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中吸收深厚養分，汲取奮進力量，對于我們來說，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