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港葉綠素的時空分布及其與水環境因子關系的多元分析

俞秀霞， 孫 琳， 陳長平

(1. 廈門市環境監測站 福建 廈門， 361000； 2. 廈門大學 生命科學學院 福建 廈門， 361102)

浮游植物是海洋生物食物鏈中必不可少的初級生產者， 具有生命周期短、對環境變化響應迅速的特點， 常被作為水環境狀況的指示生物[1]。光合色素(尤其是葉綠素(Chl))是浮游植物利用光合作用將無機碳轉化為有機物質、釋放氧氣過程中的重要物質， 因此葉綠素含量的分布和變化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出水體中浮游植物的生物量以及變化規律， 為評估海洋初級生產力提供參考[2]。浮游植物中的葉綠素包括葉綠素a、葉綠素b和葉綠素c， 這3種葉綠素在不同的藻類種群中有明顯的差異， 因此浮游植物群落的結構變化和生活狀態會影響水體中葉綠素a、b、c所占的比例。硅藻和甲藻細胞中的主要色素是葉綠素a和c， 其中葉綠素a通常多于葉綠素c； 葉綠素b僅存在于綠藻綱(Chlorophyceae)、裸藻綱(Euglenophyceae)和綠枝藻綱(Prasinophyceae)中， 且這幾個門類的海產種類較少[3]。葉綠素a是葉綠素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海水中葉綠素a含量的變化趨勢總體與葉綠素含量一致。

浮游植物的分布和生物量(以葉綠素表示)與水體環境的物理-化學因素的變化息息相關， 包括溫度[4-5]、光照[4]、懸浮顆粒[6-7]、季風[8]等物理過程以及氧氣[9-10]、pH[1，7]、鹽度[1，5]和營養鹽[5，7，11]等化學因素。目前已有很多關于港灣海域的葉綠素含量及其與相關水環境因子的相關性的研究報道[7-9，12-16]，但由于各海區地形、水文和氣候條件不同， 葉綠素的時空分布特征以及主導影響因子也存在差異。研究某個地區的葉綠素的時空分布及其影響因素， 有助于探究特定環境條件下浮游植物生物量變化和遷移及其形成機制。

廈門是中國東南部最為發達的區域之一。近數十年來， 隨著廈門及附近地區的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 廈門島周邊海域也承受著前所未有的環境壓力，幾乎每年春夏季都有發生赤潮的記錄[17]。蔣榮根[18]在對廈門港及其臨近海域近30年的富營養化相關指標研究后發現， 各指標均表現為波動劇烈、整體趨勢上升的特點， 富營養化壓力與日俱增。因此， 開展廈門港及其周邊海域的水環境調查和分析成為了近年來的研究熱點， 可為廈門市水資源利用、港口運行、赤潮防治等提供參考。

關于廈門港以及鄰近海域的葉綠素已有不少的研究報道。1983年陳世敢[3]首次報道了廈門附近海域葉綠素含量的時空分布特征， 包括九龍江口內側大于外側、港灣內部高于入口的平面分布特點和雙峰型的季節變化特點。高亞輝[19]等發現微型浮游生物貢獻了廈門港70%以上的葉綠素a含量。周慈由[20]報道了葉綠素a含量與浮游植物同化碳量、海水溶解總碳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曹振銳[21]等發現廈門海域葉綠素a的粒級結構具有季節變化和水平變化特征。彭國安[6]等報道廈門海域葉綠素a含量的潮汛變化為高潮大于低潮。湯榮坤[22]等對2005—2007年廈門周邊海域葉綠素含量的年際變化分析后發現， 葉綠素含量逐年上升， 呈現出西北沿岸向東南遞減的趨勢。利用高效液相色譜(HPLC)和矩陣分解程序Chemtax分析廈門海域的光合色素后發現硅藻是優勢門類， 但秋季其優勢度有所下降[16]。廈門周邊海域的葉綠素含量與其他水環境因子之間的相關性已有一些相關報道[17，20，23-26]， 但已有研究報道多數局限在局部海域或是研究周期較短， 而且近十多年來廈門海域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但未見全海域、周年持續的實時葉綠素監測和時空分布的研究報道。

本研究在廈門港共設立5個監測站點， 分別投放了水質自動在線監測浮標， 對其中的葉綠素含量以及相關環境因子進行了為期1年的持續實時監測，通過研究廈門港葉綠素的時空分布特征以及其主要影響因子， 旨在了解廈門海洋環境狀況， 為環境治理和港灣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區域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

廈門港是個半封閉性港灣， 是廈門經濟特區的一部分； 背靠泉州市和漳州市， 面向東海， 與中國臺灣隔水相望； 海岸線曲折， 地形復雜， 海域面積達275 km2； 西為九龍江入?？?， 東南臨金門、大擔等島嶼， 北有眾多海堤。

1.2 研究數據來源

廈門海域投放的水質自動在線監測是美國YSI品牌的EXO-2型水質分析儀器， 搭載的葉綠素探頭型號為599103-02， 量程： 0～400 μg/L葉綠素。水質自動在線監測數據質量的控制措施主要有：

安排資深專業技術人員專門負責每天浮標監測數據的接收， 并對數據進行分析研判。當發現浮標運行異常時即使用備機更換系統相應模塊或啟動應急維修響應， 并堅決剔除懷疑受到影響的相關監測數據；

正常情況下， 每月維護和校準1次(夏季水溫高時縮短為每2～3星期1次)；

在每個維護與校準周期中段， 進行1次連續比對測試， 即在浮標附近與自動監測同時連續采集同水層水樣6次以上， 送回檢測實驗室采用與業務化監測相同的標準方法進行測定， 以確保本文采用的浮標監測數據與業務化監測數據之間具有高可比性；

在實施業務化監測時， 采集平行水樣送回實驗室用備用探頭進行測定， 并與業務化監測數據進行檢測結果比對， 以確保日后備用探頭的監測質量。

本文研究數據來自2017年廈門港水質自動在線監測的監測數據。本研究選取了葉綠素含量、水溫、鹽度)、pH、溶解氧飽和度和溶解氧含量等因子， 于2017年進行全年連續監測(其中， 西海域的監測時期為8月14日至12月31日)， 每次監測的時間間隔為0.5 h。水質理化因子的分析按國家海洋局《海洋環境監測規范》[27]中的分析方法進行。

根據海域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將廈門港及臨近海域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同安灣海域： 五通道–澳頭連線西北， 廈門本島北部； (2) 東部海域： 澳頭–五通連線東南側， 廈門本島東側； (3) 南部海域： 鼓浪嶼北側–嵩嶼象鼻嘴–龍海市打石坑連線以東， 廈門島白石炮臺–青嶼和島美連線以西的廈門島的南部海域； (4) 九龍江口： 嵩嶼象鼻嘴至龍海市打石坑連線以西， 龍海市紫泥鄉滸茂洲、烏礁洲和玉枕洲以東的海域； (5) 西海域： 位于廈門島西側， 高崎–集美海堤以西和杏林–集美海堤以南， 嵩嶼象鼻嘴–鼓浪嶼北側–廈港避風塢連線以北， 廈門本島西側[18]。各個海域設置的監測站點分布見表1、圖1。

圖1 水質自動監測系統站位圖Fig. 1 Station map of the water quality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表1 水質監測站點分布Tab.1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ite distribution

1.3 統計分析方法

數據統計分析和作圖使用Excel軟件、IBM SPSS Station 22軟件。簡單的數據統計、分類整理和作圖利用Excel軟件進行， 水平分布情況繪制利用Surfer 13.0進行， 數據的多元統計分析及參數的顯著性檢驗采用IBM SPSS 22軟件進行。

2 討論

2.1 葉綠素的空間分布

2017年廈門港水體中的葉綠素含量年平均值為(3.89±7.76) mg/m3， 與2013年的數值(各個海域年平均值均在5.00 mg/m3以上)相比有所降低[18]。最高值163.00 mg/m3出現在7月5日同安灣海域。與中國沿海各港口水域相比[13-15，28-32]， 廈門港附近海域的葉綠素含量年平均值屬中等水平， 低于赤潮多發區深圳灣及大鵬灣[14，29]； 總體年變化范圍較大， 原因是在觀測期間發生了一次赤潮， 使葉綠素含量最高值達到了163.00 mg/m3。

2017年廈門港各海域的葉綠素含量年均值和變化范圍如表2。同安灣海域的葉綠素含量年平均值達到5.44 mg/m3， 是5個海域之中最高的。各海域按葉綠素含量年平均值由大到小排列分別為： 同安灣(5.44 mg/m3)＞東部海域(4.67 mg/m3)＞南部海域(3.62 mg/m3)＞九龍江口(1.71 mg/m3)， 西海域由于監測時間不完整而未列入此排序?？傮w上， 葉綠素含量呈現由北岸向南岸方向遞減的趨勢， 與前人對廈門臨近海域的研究結論一致[3，21，22]。

表2 2017年廈門港各海域葉綠素含量變化Tab. 2 Changes in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he sea areas of Xiamen Bay in 2017

九龍江口具有高營養鹽、受潮汐影響大、鹽度不穩定等特點， 但其葉綠素含量卻是各海域中最低的。李榮欣[33]等指出， 由于九龍江口浮游植物群落多樣性較高， 葉綠素含量與浮游植物密度之間不具有顯著相關性。因此本研究不能得出九龍江口的浮游植物密度最低的結論。

同安灣、東部海域和南部海域的葉綠素含量變化范圍較大(均超過110 mg/m3)。東部海域、南部海域和西海域的葉綠素含量年度峰值都較為異常， 這3個海域的年最高值出現的時間分別為9月16日、2月19日和8月15日， 均為驟然上升并在1～3 h后恢復至原來的水平。因本文中研究數據來源于水質自動在線監測浮標， 且在該時間段內水溫、鹽度、溶解氧和pH等水質因子無顯著變化， 故可推測， 葉綠素含量驟升的原因是監測站點附近出現了小面積、短暫的藻類聚集現象。

根據相關研究報道[3，16，20，22-24，34-41]的結果， 廈門港各海域歷年葉綠素含量見圖2(2017年數據來自本研究結果)。由圖2可見， 廈門海域葉綠素含量存在明顯的年際差異， 但沒有明顯的年際變化規律。根據歷年文獻記錄， 廈門海域全年平均葉綠素含量， 最低值出現于2017年， 該年廈門海域葉綠素含量為3.89 mg/m3； 最高值出現于1980年， 該年廈門海域葉綠素含量為6.49 mg/m3[3]。

圖2 廈門港各海域歷年葉綠素含量變化Fig. 2 Changes in chlorophyll content over the years in the sea areas of Xiamen Bay

2.1.1 葉綠素的季節分布

2017年廈門港各海域葉綠素含量的月平均值變化如圖3所示。結果表明， 廈門港各海域的葉綠素含量的季節變化總體上有相似性， 整體呈現出夏秋季高、冬春季低的季節變化趨勢。廈門港葉綠素含量月平均值峰值(10.34 mg/m3)出現在7月份， 谷值(1.01 mg/m3)則出現在3月份。

圖3 2017年廈門港各海域葉綠素含量周年變化Fig. 3 Monthly changes in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he sea areas of Xiamen Bay in 2017

蔣榮根[18]通過對廈門港5個海域葉綠素a的研究提出， 當葉綠素a含量高于10 mg/m3時可能會發生赤潮現象。如圖3， 廈門港各海域的葉綠素含量月平均值大部分低于赤潮發生閾值， 同安灣個別月份的葉綠素a理論含量超過閾值， 有赤潮暴發的潛在危險性。

廈門周邊海域在各季節的葉綠素含量水平分布如圖4。其中， 由于西海域監測時間不完整， 僅有秋季數據。由圖4可見， 春季和秋季葉綠素含量高值區都位于東部海域， 廈門周邊海域的葉綠素含量分布整體呈現出由東部向灣內遞減的趨勢； 夏季和冬季，廈門周邊海域的葉綠素含量高值區在同安灣， 其次東部海域， 逐漸向西南方向遞減， 九龍江口的葉綠素含量最低。

圖4 不同季節廈門港各海域葉綠素含量的水平分布(單位： mg/m3)Fig. 4 Distribution of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he sea areas of Xiamen Bay (unit： mg/m3)

秋季的11月， 除東部海域出現較高的葉綠素含量(5.70 mg/m3)之外， 大部分海域的葉綠素含量普遍降至低值(平均值為0.96 mg/m3)。立秋之后， 隨著太陽輻射強度減弱、光照時間縮短， 并且東北季風對廈門海域的影響加強， 因此海水溫度驟然下降， 10—11月間全海區水體溫度月平均值下降幅度達到5.1 ℃， 因此浮游植物的生長、繁殖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尤其是夏季占優勢的暖水性浮游藻類。

11月之后進入冬季， 水溫繼續下降， 至翌年2月份溫度降至最低(15.5 ℃)， 但各個海區葉綠素含量卻從12月開始逐步上升， 1—2月之間全海區葉綠素含量大幅度上升， 呈現出冬季浮游植物繁盛期特征， 2月葉綠素平均含量為7.00 mg/m3達到全年次高峰， 同安灣海域以高達10.82 mg/m3的葉綠素為各海區最高值。冬季浮游植物繁盛期的形成與水溫、鹽度、營養鹽及海區浮游植物群落的結構特征等原因有著復雜的關系。冬季正值九龍江的枯水期， 同時因東北季風影響， 降水量大幅降低， 使水體的鹽度上升； 又是浙閩沿岸流對本海區影響最大的季節， 水體的強烈垂直混合作用帶來全海區營養鹽含量驟升[42]。因此為相對適應較高鹽度、較低水溫的浮游植物提供了有利的環境條件。在全海區出現冬季繁盛期的同時，還具有北岸高于南岸的葉綠素含量分布特征： 從同安灣至東部海域， 再到南部海域和九龍江口， 浮游植物密度呈現出沿廈門島順時針降低的變化趨勢。北高南低的分布趨勢可能是由于南北岸大陸徑流的大小差異， 以及北進南出、底進上出的外海水環流等因素， 補充了北岸海區的營養物質， 促進了浮游植物的生長、繁殖[3]。同安灣海域的葉綠素含量月平均值超過赤潮發生閾值， 雖未觀察到赤潮現象， 考慮到近年來同安灣赤潮發生頻率較高， 因此需要提高對該海區的監管和整治力度。

3月， 廈門開始進入春季， 由于冬季浮游植物繁盛期后的衰退， 全海區葉綠素含量急劇下降達到本年最低值(平均值1.01 mg/m3)， 呈現出非常均勻的平面分布特征。而隨著太陽直射線北移， 太陽輻射變強、日照時間變長， 海區表層水溫上升， 全海區的葉綠素含量在4月、5月均有小幅度上升。由于2月份同安灣的浮游植物最為繁盛， 消耗了大量的營養鹽，因此衰退現象最明顯， 其3月份葉綠素含量是各海域中的最低值(0.25 mg/m3)。

6月， 正式進入夏季， 全海區的葉綠素含量繼續上升，并于7月達到全年最高峰， 全海域葉綠素平均含量為10.34 mg/m3， 并在同安灣出現全年最高值163 mg/m3。這主要是由于九龍江開始進入豐水期， 為廈門港海區帶來豐富的營養物質， 促進了浮游植物的生長、繁殖，形成夏季浮游植物繁盛期。同安灣海域葉綠素含量月均值在6月和7月出現異常的高峰值， 7月相比其他海區平均值(6.46 mg/m3)高了240%， 監測結果與2017年廈門海洋環境狀況公報[43]所公布的6—7月初在同安灣發生了兩次赤潮現象符合。8月， 由于營養鹽的大量消耗， 浮游植物繁盛期開始進入衰退， 整個海區的葉綠素含量出現小幅下降趨勢。

進入秋季， 夏季浮游植物繁盛期結束。而東部海域和西海域卻出現了葉綠素含量再次回升的現象。西海域是半封閉型區域， 與外界水體交換動力差，并且周邊人口密度較高， 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較大，因此相對于其他海域有更多的營養來源。而東部海域周邊人口密度低， 受污染程度低， 但由于秋季閩浙沿岸流對廈門島附近海域的影響次于冬季， 因此只有東部海域在其影響下， 營養鹽含量大大高于其他海域， 導致東部海域葉綠素含量升高[42]。其余海域的葉綠素含量持續下降。

2017年廈門港葉綠素含量總體上具有雙高峰的季節變化規律， 其中高峰分別出現在冬季(2月)與夏季(7月)， 而3月和11月大部分海域的葉綠素含量處于低值。這一變化規律與陳世敢[3]等報道的1980—1981年期間廈門海域的葉綠素含量年間變化規律相似， 當時的高峰也出現在冬季(1月)與夏季(6月)。而高亞輝[19]和曹振銳[21]等的研究結果表明廈門港的葉綠素含量周年變化為單峰型， 高峰僅出現于夏季(8月)， 與本文結果有較大差異?？梢?， 廈門海域的葉綠素年際差別很大， 但不排除由于先前的研究采樣頻率低的原因。圖2中， 一些研究僅報道了個別月份的葉綠素含量， 同樣也反映了廈門各海域的葉綠素含量在夏季(1995年8月[39]、2001年6月[16])高， 秋季(2014年10月[34])低的特點， 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2.1.2 葉綠素的晝夜時空分布

為研究廈門港各海域葉綠素含量的晝夜變化，從2017年中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4個晝夜： 春分(3月20日)， 夏至(6月21日)， 秋分(9月23日)和冬至(12月22日)。如圖5所示， 廈門島附近海域葉綠素含量呈現出較強的晝夜變化規律。

圖5 不同季節廈門港各海域葉綠素含量的晝夜變化Fig. 5 Diurnal rhythm of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he sea areas of Xiamen Bay

春分時節(3月20日)， 各海域的葉綠素含量整體較低， 在0～1.51 mg/m3之間浮動， 同安灣的葉綠素含量最低。春分之日， 廈門海域總體的葉綠素含量最高值出現在中午時段(9： 00—15： 00)。春季溫度較低，中午溫度最高、光照最強， 有利于浮游植物的生長、繁殖。而在18： 00進入夜晚后， 溫度進一步降低， 而全海域的葉綠素含量上升。

廈門的夏至(6月21日)和秋分(9月23日)都處在高溫之中， 呈現出相似的變化趨勢： 中午至午后達到最低值， 而最高值出現在夜間。光照可以促進藻類生長繁殖， 但強光會加大藻細胞DNA受損的機率；夏季中午光照太強， 溫度過高， 因此造成了光抑制作用[44]。傍晚海水表層溫度開始下降至浮游植物的適宜溫度， 葉綠素含量大幅度上升。在南海東北部也發現了夏季葉綠素最高值出現在夜間21： 00的現象，研究認為這與該海域超微型光合生物的高細胞豐度有關[44]， 而廈門海域的浮游植物以微型浮游植物為主[21]， 夏、秋季廈門海域葉綠素含量在夜間出現高值可能與微型浮游植物的高細胞豐度有關。

冬至(12月22日)， 九龍江口和東部海域受徑流和外海水影響， 變化幅度較??； 葉綠素在其他海域白天升高， 傍晚時驟升至最高值， 夜間持續下降， 說明了光照和水溫對于葉綠素積累的重要性。

白天和夜間的表層水體葉綠素含量之間的差異可能與浮游植物群落結構的變化有關。本研究的結果表明， 廈門海域夏、秋季的晝夜葉綠素含量差異顯著(P＜0.05)， 冬、春季的晝夜變化則差別不大(P＞0.05)。在對廈門海域附近的泉州灣表層水體浮游植物的研究中發現， 夏、秋季白天和夜間之間的多樣性指數(H′)差異顯著大于冬、春季(P＜0.005)[32]?？梢酝茰y， 廈門海域的葉綠素含量晝夜規律與因晝夜的環境條件變化引起浮游植物群落結構變化有關。

2.2 葉綠素與水環境因子相關性的統計分析

葉綠素含量是反映水體初級生產力的重要指標，而浮游植物是初級生產力的主要貢獻者。浮游植物的生長和繁殖受許多環境因素影響， 如溫度、鹽度、pH等。對于影響葉綠素含量的環境因子的研究已有大量報道[13-15]， 由于不同地區的浮游植物群落組成結構存在差異， 以及海水本身的物理性質也存在差異， 導致葉綠素含量與水環境因子之間具有復雜的相關性。

本研究獲得到的2017年廈門周邊海域水環境因子情況如表3。各水環境因子的年變化趨勢見圖6。各海域水溫隨季節變化明顯， 但各海域之間水溫差異不明顯， 水溫呈現夏秋季高、冬春季低的季節變化趨勢， 與葉綠素含量的季節變化趨勢一致； 鹽度全年變化幅度不大， 總體來說， 夏季的鹽度的最低， 而夏季的葉綠素含量最高。從地理分布來看， 靠近外海的東部海域鹽度最高， 九龍江口則為鹽度最低的站位， 同安灣、南部海域、西海域鹽度在上半年鹽度差別不明顯， 而各海域葉綠素含量均值是同安灣＞東部海域＞西海域＞南部海域＞九龍江； 溶解氧含量和溶解氧飽和度均具有冬季高、夏秋季低的趨勢特征， 與葉綠素含量的季節分布趨勢相反， 各海域在2月份均出現溶解氧飽和度上升并且在3月份驟降的現象，同安灣的溶解氧含量以及溶解氧飽和度均較高， 九龍江口的溶解氧指標在全年的大部分月份均為各海域最低； 各海域pH變化較為復雜， 2月份和7月份的各海域pH都出現上升并在次月下降的現象， 東部海域和南部海域的pH較高， 而九龍江口總體低于其他海域。

圖6 水環境因子年變化趨勢Fig. 6 Annual variations of wat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表3 2017年廈門港水環境因子情況Tab. 3 Wat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xiamen bay in 2017

本文以廈門周邊海域為研究對象， 對水環境因子進行聚類分析和相關性分析， 然后對葉綠素含量與水環境因子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2.2.1 水環境因子聚類分析與相關性分析

由于得到的水質理化因子計量單位不同， 為避免量綱不同導致聚類分析得到不合理的結果， 在聚類分析時對原始數據進行Z-score標準化處理， 其變換公式為：

對標準化后的各水環境因子進行聚類分析， 結果如圖7。聚類分析衡量了不同數據之間的相似性。依據聚類分析， 本研究中的水環境因子被分為4類。第1類： 溶解氧含量(DO)、溶解氧飽和度(%DO)； 第2類： 鹽度(Sal)； 第3類： pH； 第4類： 水溫(T)。溶解氧含量與溶解氧飽和度是反映水體溶解氧的不同指標， 因此聚類分析結果將這兩個因子歸為一類，與實際相符。

圖7 廈門港海域水環境因子聚類分析Fig. 7 Cluster analysis of water environment factors in Xiamen Bay

通過聚類分析結果， 可以發現各水環境因子之間不是獨立的， 各個水環境因子對葉綠素含量的貢獻也存在差異。通過Pearson相關分析可以進一步了解葉綠素含量以及各水環境因子之間的相關性。對廈門港附近海域2017年監測數據采用Pearson指數分析， 結果見表4。廈門港附近海域的葉綠素含量與水溫、鹽度、pH、溶解氧飽和度和溶解氧含量各因子在0.01水平(雙尾檢驗)上呈現顯著相關， 其中鹽度與葉綠素含量為負相關關系， 其余各水環境因子與葉綠素含量均為正相關關系。根據Pearson相關系數的大小可以判斷， 葉綠素含量與溶解氧飽和度之間為強相關(Pearson相關系數介于0.6～0.8)， 與pH之間為中等程度相關(Pearson相關系數介于0.4～0.6)，與水溫、溶解氧含量之間屬于弱相關(Pearson相關系數介于0.2～0.4)， 而與鹽度之間屬于極弱相關(Person相關系數介于0～0.2)。

表4 廈門港葉綠素含量和環境因子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Tab. 4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Xiamen Bay

2.2.2 多元線性回歸

根據聚類分析和Pearson回歸分析的結果， 采用逐步回歸法， 以水溫、鹽度、溶解氧飽和度、溶解氧含量、pH為自變量對因變量Chl建立多元線性模型，排除了水環境因子溶解氧含量和pH兩個水環境因子以避免因各水環境因子之間相關性太高而引起嚴重共線性使回歸模型不準確， 經過計算得到回歸方程：

方程通過顯著性0.05的F檢驗， 校正復相關系數為0.565， 表明此回歸模型可以解釋因變量的大多數信息。各個自變量系數所有自變量的容錯度大于0.6， 說明自變量之間的共線性程度很低， 回歸結果不受共線性影響而失真。廈門港的葉綠素含量與鹽度呈負相關性， 與水溫、溶解氧飽和度呈正相關性。模型的標準系數的絕對值反映了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大小[13]， 這些水環境因子對葉綠素含量變化的影響由大到小排序為： 溶解氧飽和度(0.702)＞水溫(0.449)＞鹽度(0.158)。溶解氧與廈門港的葉綠素含量關系最為密切， 其次為水溫， 鹽度與葉綠素含量之間的密切程度次之。

溶解氧是常用的水質指標， 它是浮游植物生長的必備條件， 也是影響浮游植物新陳代謝的重要因素。溶解氧是水體中各種生化過程的主要參與者， 浮游植物的生長、繁殖過程中能夠產生溶解氧， 因此浮游植物的生態變化必然導致水體中溶解氧含量的變化。本研究得到葉綠素含量與溶解氧飽和度呈正相關關系， 與浮游植物光合作用釋放氧氣增加水中溶解氧的規律一致。據柴小平[45]等2014 年春季對浙江省近岸海域溶解氧的調查結果， 海區中溶解氧飽和度高值區與浮游植物豐度的高值區一致[45]， 而海區中浮游植物豐度影響葉綠素含量， 葉綠素含量高值與浮游植物高豐度有關[44]， 因此海域葉綠素含量高值區與溶解氧飽和度高值區一致， 呈正相關， 均與浮游植物豐度有關。

水溫是影響浮游植物生長、繁殖的關鍵因素。本研究區域處于亞熱帶地區， 夏季水溫最高達33.6 ℃，較高的溫度有利于本海域浮游植物主要類群的生長；冬季水溫下降但不低于藻類生長適宜溫度范圍， 適應在稍低溫生長的浮游植物類群成為了優勢群體。因此本海域的葉綠素含量與溫度之間的關系密切，且呈正相關。朱敬萍[46]等研究了浙江東極島海域葉綠素a含量與環境影響因子的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表明， 從全年來說， 海域的水溫與葉綠素a含量呈顯著正相關。與本研究中廈門港海域的分析結果一致。

葉綠素含量與鹽度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 與王磊等[47]對2013年3—5月巽他陸架和馬六甲海峽表層海水浮游植物群落的研究結果一致， 研究海區葉綠素a含量與水體鹽度呈現顯著負相關(P＜0.05)。與其他海灣的研究結果也類似[13，26]。沈新強等[48]發現， 在鹽度低于25～27的水域中葉綠素a含量與鹽度呈正相關關系， 而鹽度高于27的水域中二者呈負相關關系。廈門海域大部分區域鹽度超過27， 而九龍江口區域鹽度較低， 因此葉綠素含量與鹽度的關系較為復雜。

Otsuka等[1]在利用PCA分析巴西Pernambuco灣的葉綠素a及多個水環境因素后， 發現溶解氧飽和度和溫度為僅次于營養鹽的第二組分。大量關于港灣水體的葉綠素含量的研究得到了其與溶解氧(DO)或溶解氧飽和度以及溫度之間存在密切關系的結論[14，28，49-50]， 與本研究結果一致。He等[16]報道了廈門港夏、秋季浮游植物生物量的變化與溫度、溶解氧的變化是眾多環境因素中最為耦合的， 本研究結果再次證實了這一結果。而周毅頻等[29]報道了位于香港和深圳之間的大鵬灣海域的葉綠素a含量與溶解氧、溫度相關性較低： 大鵬灣溫度終年高于廈門， 該海域浮游植物對溫度的敏感程度低于廈門周邊海域； 由于香港和深圳的大量陸源排放， 排放物中的氨氮等還原性物質消耗了浮游植物產生的溶解氧， 因此溶解氧與葉綠素含量的耦合程度比廈門海域弱。在緯度高于廈門港、水溫終年不超過30℃的舟山港， 葉綠素a含量與水溫之間呈負相關[12]， 當地的浮游植物群落對溫度較敏感， 在表層海水有條件達到光飽和時， 溫度超過一定限度會限制浮游植物的生長。

3 結論

2017年的監測結果表明， 廈門港表層海水葉綠素均值為3.89 mg/m3， 根據年均值數據， 各海域無富營養化現象。全海域葉綠素年變化范圍0.00～163.00 mg/m3， 高值出現于同安灣7月份赤潮時期。平面分布上， 廈門港海域葉綠素含量分布呈現灣內大于灣外、北岸大于南岸的特點， 陸源徑流、海流和人類活動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廈門港海域的葉綠素含量具有夏秋季高、冬春季低的季節變化特點。一年之中出現兩次浮游植物繁盛期， 分別為夏季(7月)和冬季(2月)。該海域葉綠素含量還有較強的晝夜變化規律： 春季正午最高； 夏季和秋季在白天降低， 中午達到最低值， 最高值出現在夜間； 冬季， 葉綠素含量白天上升， 夜晚降低。

在聚類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通過逐步回歸建立了葉綠素含量與水環境因子的多元線性模型，得到了葉綠素含量與溶解氧和水溫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