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關村地區中學生煙草可及性研究

陳智伊，柯雅蕾，陳子硯，連昕瑤，李子慧，李 萍，尹 慧

吸煙嚴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1-3]。在影響青少年吸煙的相關因素中，青少年在校時的煙草可及性有重要影響[4]。為降低青少年的煙草可及性、維護青少年健康，2019年國家八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青少年控煙工作的通知》以及2020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十九條均要求：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煙；售煙點經營者應當在顯著位置設置不向未成年人售煙的標志；對難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應當要求其出示身份證件。其中后者還規定：學校、幼兒園的周邊不得設置煙草銷售網點[5]。2015年起施行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第二十條規定：禁止在幼兒園、中小學校、少年宮及其周邊100米內銷售煙草制品。

然而，2016年及以前的調查顯示，北京市各區中小學校周邊100米內仍存在售煙點、售煙點未在顯著位置設置不向未成年人售煙的標識、未成年人購煙不遭拒絕等現象[6-12]，青少年控煙環境需要進一步改善。2016年至今，北京市中學校園周邊煙草可及性的相關數據較為缺乏，需通過調查了解目前青少年控煙環境的情況。本研究于2020年12月對中關村地區中學附近的售煙點情況進行了調查，總結該區域青少年煙草可及性現狀，并對青少年控煙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議。

1 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涉及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地區全部21所中學，并以中學周邊售煙點、售煙點經營者以及中學在讀學生為研究對象。

1.2 調查方法

本研究對中學周圍100米內是否存在售煙點進行觀察統計，其中100米距離分為直線距離與步行距離2種。直線距離是指售煙點到校區邊界的垂直距離；步行距離是指售煙點出入口到最近校門的最短步行距離。若調查人員在測量范圍內發現售煙點，通過地圖軟件標記售煙點位置，并針對兩種測量方式分別求出學校周邊100米內的售煙點數量。同時，通過觀察和詢問確認，統計售煙點內是否于顯著位置設置不向未成年人售煙的標志 （以下簡稱“禁售標志”）。

在觀察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簡短的定性訪問調查。訪談的主要內容包括學生是否吸煙、學生尋求購煙的方式、學生吸煙原因及吸煙習慣、學生對吸煙與健康關系的了解和看法、售煙點內出現學生購煙的情況、受訪者對《北京市控煙條例》的了解等。在調查中，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和實際情況適當調整訪問內容，并在征得受訪者同意后對訪問對話進行錄音。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Excel統計軟件建立數據庫，對中學周圍100米內有售煙點的學校數量、售煙點類型、未在顯著位置設置禁售標志的售煙點數量等進行統計。將訪問錄音轉錄，整理材料，進行定性分析。

2 結果

2.1 學校周邊100米內售煙點的分布數量

本研究走訪了位于該地區的共21所中學。結果顯示，距校直線距離100米內的售煙點共有25個，平均每個學校周邊有1.19個；距校步行距離100米內的售煙點共有9個，平均每個學校周邊有0.43個。見表1。

表1 學校周邊售煙點分布數量表

在21所學校中，直線距離100米內存在售煙點的學校有13所，占比61.9%，其中北京理工大學附屬中學東校區的直線距離100米內售煙點數量最多，為6個；步行距離100米內存在售煙點的學校為6所，占比28.6%。多數學校周邊直線或步行距離100米內有售煙點0～2個，直線距離100米內存在售煙點的學校比例明顯高于步行距離100米內的。見表2。

表2 周邊距離100米內不同數量售煙點的學校數量 （個） 分布

2.2 學校周邊100米內的售煙點類型及禁售標志的設置情況

根據調查所觀察到的售煙點營業模式，將售煙點類型分為連鎖便利店、私營小超市、煙草專賣店3類，以煙草專賣店居多。見表3。

表3 售煙點類型及禁售標志的設置情況

在25家售煙點中，無明顯禁售標志的售煙點有7個，占28%。所觀察到的連鎖便利店全部在顯著位置設置禁售標志；煙酒專賣店由于受到管制，絕大部分也會設置禁售標志；情況最為嚴重的是兼售煙草的小超市、小賣部，設置禁售標志的比例僅為1/3。

2.3 影響中學生煙草可及性的其他因素

通過實地訪問和觀察，本研究發現影響中學生煙草可及性的其他因素有3個方面：①學生在家或學校附近尋找購煙渠道；②售煙點內禁售標志被遮擋或不明顯；③售煙點未要求疑似未成年人的顧客出示身份證件。

在定性訪談中發現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學生的活動范圍一般都局限在家或學校附近；假如他們有買煙的需求，會前往家或學校附近的小賣部、煙酒專賣店、便利店和超市。如8號學生：“我們不往 （家或學校附近以外） 別的地跑”。

其次，售煙點內普遍存在禁售標志被遮擋或不明顯的問題，無法發揮宣傳及警示作用。例如1號售煙點，其標志藏在煙箱后，經詢問經營者，挪開煙箱后才能看到標志。2號售煙點則在熒光板上寫著“不能向未成年人售煙”，文字模糊，很難發現。

最后，部分售煙點未要求疑似未成年人出示身份證件。當調查者作為學生試探買煙時，售煙點經營者均跨過確認年齡的環節，直接準備賣煙。例如，3號售煙點的經營者在準備售賣時就直接問：“煙要什么煙？你抽什么煙？”；5號售煙點經營者則直接回答：“一包70?！痹谀承┣闆r下，售煙點經營者可能因個人主觀意愿而將疑似未成年人“默認”為成年人，從而否認有學生購煙。例如1號售煙點經營者在面對詢問時答道：“有（學生買煙）也認不出來”。

3 討論

3.1 青少年煙草可及性的現狀

研究結果顯示，部分學生會從學校附近尋找購煙渠道，并且所調查地區內按直線距離平均每所學校周邊約有1個售煙點，按步行距離平均每兩所學校周邊約有1個售煙點，這些因素不利于對青少年吸煙的控制。位于學校周邊的售煙點中，有半數以上為煙草專賣店，不符合本地煙草制品零售點合理布局的要求。本研究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審查，取消違規分布售煙點的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

該地區學校周邊的全部連鎖便利店和絕大部分煙草專賣店均設置有明顯禁售標志，但兼售煙草的私營小超市、小賣部有明顯標志的比例僅為1/3，反映出存在監管盲區。本研究建議有關部門在審查禁售標志的設置時，切勿忽略此類較為隱匿的售煙點。此外，一些售煙點即使設有禁售標志，部分標志也被可移動的物體遮擋或混雜于可清除的無關信息中，難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反映出監管難度。本研究建議相關法規條例對“顯著位置”給出具體規范。

部分售煙點未按規定要求疑似未成年人出示身份證件，可能與經營者個人主觀意愿以及將疑似未成年人“默認”為成年人有關。這反映出法律法規中對于“難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缺乏客觀標準，存在經營者發揮主觀傾向的空間，同時亦缺乏使經營者主動識別未成年購煙者的激勵機制。建議有關部門研究進一步探索杜絕未成年人購煙的可行路徑，如考察強制要求所有購煙者登記身份證件的可行性。

3.2 如何規定100米的測量方式

2015年起施行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規定禁止在中小學校周邊100米內銷售煙草制品，但該條例對于“學校周邊100米”界定不清，不同測量方式下同一售煙點位置是否符合規定有很大差異[13]。2018年發布的《北京市海淀區煙草制品零售點合理布局規定》對100米的測量方式給出明確規范：“從申請的經營店鋪出入口中央到最近的中小學校、幼兒園、少年宮出入口中央進行測量”，并要求“核查人應當在人行道內行走，沒有人行道的靠路邊行走。嚴禁跨越存在標線、隔離設施的道路，通過路口或橫過道路，應當從行人過街設施通過；沒有行人過街設施的，應當從人行橫道通過；沒有人行橫道的，確認安全后直行通過。核查人行走過程中，遇到臨時障礙物繞行的距離除外”。該規定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標志和標線第3部分：道路交通標線》的國家標準，以步行距離為測量方式。

然而，基于步行距離的測量方式難以滿足降低青少年煙草可及性的要求。本研究發現，某些售煙點的位置在校門外小馬路對面，離校門口直線距離很近；若嚴格遵照規定按步行距離繞行測量，售煙點在校周邊100米外，但實際上學生從校門口就能看到馬路對面的售煙點。此外，有售煙點位于校周邊學生上下學的必經之路，該路較長且順著校區邊界走行，導致該售煙點的位置雖與校門口的步行距離超過200米，但距校區邊界的直線距離尚不足50米，售煙點周圍仍有很多學生經過。因此，基于步行距離的測量方式尚有不合理之處，而基于直線距離的測量方式相對更能滿足降低青少年煙草可及性的要求。

據本研究結果，直線距離100米內存在售煙點的學校比例明顯高于步行距離100米內的，這說明有不少的售煙點雖按步行距離位于100米外，但按直線距離卻位于100米內，表面雖然合規，但仍處于灰色地帶。本研究建議采用直線距離為校周邊100米的正式測量方式，以最大限度放大“100米”的覆蓋面，更好地保護學生，徹底落實防控青少年吸煙的通知精神。

3.3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

本研究僅以1個地區為典型樣本，調查面相對集中，不能代表全市青少年煙草可及性現狀，有待后續擴大調查范圍；受話題敏感性的影響，對售煙點經營者的定性訪問深入程度有限；部分學校校區面積大、周圍環境復雜，按空間直徑覆蓋的直線距離100米較大范圍內，各類型商鋪鱗次櫛比，不排除在統計中遺漏個別隱匿售煙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