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的大同亮點

李生明

大同，因其所處蒙古高原南端和黃土高原東北邊緣以及北半球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線上的特殊地理位置，自然成為北緯38度-北緯43度范圍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鋸地帶，成為中原漢民族所建王朝的邊防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關口，同時也成為民族交流融合的平臺和紐帶。

“大同”寓意“大融合”

從地緣學上講，大同地區是歷史上中原漢民族與草原民族爭戰拉鋸之地，因而也是農耕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共生共存、多民族混居的地帶。從秦漢至明清的2000余年間，此地共發生60多次較大的攻防戰爭，為古代史上山西乃至全國發生戰爭密度最大之地。然而，縱有太多金戈鐵馬，蘊含著人類本初告別廝殺、遠離戰爭的樸素理念，期望“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的“大同世界”，依然是歷史發展和演變的大趨勢。

“大同”之名，是由漢代的“平城”漸次演化而來的。漢代統治者將此連年鏖戰征伐之地命名為寓意和合、和諧、和睦的“平城”。當然，夾在太行山與陰山余脈之間，本身的盆地特征也是當初命名的一個自然因素。唐代曾在北部邊防設置大同軍節度使，此軍名被后世用作地名“大同川”。大同川在唐代“中受降城”西，即今內蒙古包頭市敖陶窯子。之后，大同軍節度使遷至“燕云十六州”之一的云州。至契丹族建立的遼代，統治者依然想一統天下，便于公元1044年將此作為由北向南征戰全國的“橋頭堡”，正式改名為“大同”，客觀上順應了各族人民世代祈求和平大融合的意愿。

漢民胡人互化時為常態

胡人是中國古代中原漢民族對北方邊地和西域民族的統稱，后泛指外域民族。我們日常食用的胡麻、胡芹、胡桃、胡蘿卜、胡椒、石榴、葡萄、番茄等食物，都屬于民族交流融合背景下的“胡化”產物。

《魏書》曾記載當時中亞、西亞、西域46個國家共109次的朝貢記錄，除來自各國的外交使節外，還有包括官僚、姻親、商人、僧侶、工匠、伎樂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這些西域胡人，主要是今西北地區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闐、龜茲、疏勒、鄯善等國諸民族，也有中亞昭武九姓粟特人、西亞的波斯人、南亞天竺諸國人等。云岡石窟中雕刻的氣鳴樂器、弦鳴樂器、膜鳴樂器中，既有漢魏舊樂琴、箏、笙之類，也有龜茲篳篥，印度和波斯的箜篌、琵琶，合以彈指、抃（拍掌）、吹指等。1965年、2000年，在大同御河之東原雁北師院（今大同大學）出土的北魏平城時期的胡俑，很可能就是當時來自異域人士的寫真。

歷史上的大同，耕地與草場相間，窯洞與氈帳并立。這里既是漢民族傳統耕作之地，也是北狄及其后匈奴、東胡各部族流動寄居生活之地。大同作為一個歷史舞臺，拓跋鮮卑建立北魏，契丹建立遼，女真建立金，蒙古人建立元，還有匈奴、柔然、突厥、烏桓、慕容鮮卑、韃靼、沙陀族、瓦剌部等民族，都在此上演過戰爭與和平的一幕幕活劇，并留下諸多文明印跡?？芍^胡人漢化、漢人胡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漢胡一統成為當時官府和百姓生活的常態。

有“大唐從北魏走來”一說

戰爭與和平是民族交往過程中不可分割的兩種狀態，其中不乏民族融合的領軍人物，比如大同千年歷史銘記的兩個代表人物：趙武靈王和北魏孝文帝。

趙武靈王是春秋戰國時期趙國虛心好學的一代明主，為改變趙國的落后面貌和軍隊戰力，他不畏阻力，果斷放棄漢人的戰車和服飾，招募胡人騎兵，強令國人穿著胡人服飾，學習胡人騎射，極大地提高了趙國將士的騎兵戰力。他還拋棄民族偏見，選賢任能，大膽起用胡人，重用出身于樓煩和匈奴等少數民族的人才，使趙國的戎狄外族之臣成為他的一批得力助手。同時，實行漢臣和戎狄大臣異地交流任職，加速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的融合進程。由此，大批出身低賤和有戎狄背景的胡人脫穎而出，并一度使游牧文化在趙國占據了主導地位。

北魏孝文帝是向漢民族學習的集大成者和最大功臣。孝文帝作為少數民族的杰出政治家，大力推行漢化改革，倡導學習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鼓勵穿漢服、講漢語、改漢姓。孝文帝帶頭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元宏，同時不拘一格選用人才，重用漢人，還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通婚。北魏平城針對游牧民族與漢人的生活習俗，實行“一國兩制”政策，設置管理南北兩邊州郡有關事務的南部尚書與北部尚書，同樣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融合。

孝文帝之所以不自恃拓跋本部族的優越性，不過分看重所謂拓跋皇室血統的純正性，是因為他從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族身上看清了民族融合的大趨勢，內心堅定了“大同”的理念而決意“漢化”。之后，大唐繼承了孝文帝這種自信、開明、開放、博愛、包容、颯爽的鮮明民族性格，自覺融入中華民族新鮮有力的血液中，使得中華文化在文明進程中更具國際范兒。正是在此意義上，文化學者余秋雨提出“大唐從北魏走來”的論斷。

選自《山西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