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事理、情理、法理相結合

王志強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經過長期發展，我國古代在社會治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和智慧，構建起一系列法律制度，以保障社會安全、應對風險災害等，展現出強大的制度建設能力。這些法律制度成果不僅有效應對了當時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也蘊含著許多值得學習的思想和理念。

援法斷罪、罰當其罪，是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的一個鮮明特點。古代社會依據案件的嚴重程度、不同性質，采取不同處理方式。官府往往集中力量處理重大刑案，而將其他糾紛放至地方自理或民間調處。在處理重大刑案時，要求官員嚴格引據成文法，涉及重刑必須經過上報文牘和逐級復核程序，適用錯案嚴格歸責的處分規則，這體現了對法律及其執行過程的充分重視。在這方面，歷代律典、則例都有明確規定。例如，《唐律疏議》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痹谇宕?，對故意或過失導致判罰偏差的官員，《吏部處分則例》規定了詳細的處罰措施。在民間事務的規范制定和糾紛處理方面，社會力量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傳統社會，不同地方的多種產權交易方式、多樣的土地制度、家族經營制度等，都是從民間生長發展起來的制度形式。在當時社會條件下，針對農業社會安土重遷、家族紐帶強等特點，國家與社會各司其職，有利于合理有效配置資源，提升社會治理效率。

在處理各類案件時，我國傳統法律制度強調德主刑輔、情法結合。漢代儒家學者倡導引入《春秋》等儒家經典作為審理案件的依據。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看，這種“引經決獄”的方式在緩解律令苛酷、實現禮與刑的結合上具有積極意義。在具體案件處理過程中，以道德教化為主、與刑罰手段并用，做到律令規則的規定與主流道德標準相一致，兼顧情理法等進行全面評判，努力實現罪罰相當、禮法平衡。歷代刑案和判牘文書的記載顯示，裁判者們不僅在民事訴訟中兼顧天理、國法、人情等各種因素，而且在命盜刑案中也充分考慮司法的道德教化效果和禮法平衡的實現。宋代判牘中指出：“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徇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于二者之間，使上不違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則通行而無弊矣?！笔吕?、情理、法理相結合，是我國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

在應對災荒和社會公共建設方面，我國古代有一整套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許多朝代都要求設置物資特別是糧食儲備庫，有詳細的專門規章制度，并把物資儲備情況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一個方面。一旦災害發生，對勘察、賑濟、物資運輸、蠲免田賦等環節均有明確制度要求和相對清晰的流程，保證能夠及時調配和投入國家資源，監督和協調社會物資，為減災提供支持，并努力防止次生災害?；恼贫仍跐h代已經比較完備，推行平準法、設置常平倉，充分儲備賑濟物資，并通過調節稅收以減輕受災地區的負擔。不同朝代曾設置各種專門機構和專職官員，如隋唐監管市場的平準署、宋代負責常平救濟和水利事務的提舉常平等，并制定詳細的法律規章，對戰略物資儲備和運輸、鹽鐵等特種商品經營、市場和重要行業管理，以及救濟鰥寡幼殘、尊老敬老、交通和河防的公共工程建設等重要事項，進行專門化管理、制度化運作。由官府主導或引導，吸納地方人士和資源參與，共同承擔各項社會公共建設和服務職責。當然，由于當時歷史的局限，這些制度規定的實現情況千差萬別。

今天，我們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仍然需要面對糾紛化解、情理法關系、社會救助等問題，中國傳統法律制度中的慎刑、平等、恤刑等思想觀念可以提供啟迪。研究中國傳統法律制度，我們還可以發現，許多較為系統、運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汲取前代歷史經驗教訓、順應時代變遷的基礎上，歷經較長時間演變而成。這種演變凸顯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適應力和生命力。這也啟示我們，要根據時代發展、群眾需要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健全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填補相關領域的空白，促進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作者為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組文章均摘自7月12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