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和對策研究

顧云娟 錢林峰 別蒙

摘要：為促進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 文章基于“五大發展理念”， 構建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分別評價目標層、準則層和要素層的發展水平 ， 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對策建議。研究結果表明：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包括5個準則層指標、10個要素層指標和38個具體指標;2010-2018年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波動中提高 ， 但仍有較大的提高空間;其中 ，創新水平、綠色水平和共享水平不斷提高 ， 協調水平基本穩定 ， 而開放水平大幅降低并成為主要制約因素;與2010年相比 ，2018年江蘇海洋經濟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的平衡性有所改善 ，但依然存在“短板”;未來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亟須完善海洋科技創新體系、合理規劃產業發展布局、促進海洋經濟綠色發展、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以及提高海洋經濟共享水平。

關鍵詞：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產業結構;對外開放

中圖分類號：F061.5;P74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9857（2021）12-0032-09

The Eval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igh-qualityDevelopment Level of Marine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GU Yunjuan，QIANLinfeng，BIE Meng

（Marine Economic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enter of Jiangsu Province，Nanjing 21000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Jiangsu's marine economy，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and sharing，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target

level， the criterion level and the element level，and countermeasures for existing problems were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level of Jiangsu's marine economy included 5 criterion-level indicators， 10 element-level indicators， and 38 specific indicato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Jiangsu's marine economyfrom 2010 to 2018 showed a rising trend in the wave， but there wa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Among them，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green level， and sharing level continued to increase，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was basically stable， and the level of openness had dropped significantlyand had become a major constraint. Compared with 2010， the balance of Jiangsu's marine economic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had improved in 2018 butthere were still shortcoming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Jiangsu's marine economy in thefuture the marine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is urgently need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yout be reasonably planned， the green development be promoted，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ouble cycle and mutual promotion be built， andthe level of sharing increased.

Keywords： Marine economy，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Opening up

0 引言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這是黨中央根據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尤其是我國發展條件和發展階段變化作出的重大判斷。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海洋是高質量發展戰略要地”的重要指示 ， 凸顯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海洋經濟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極。2018年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 ，這是引領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打造強勁活躍增長極的重大戰略舉措。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江蘇時提出“著力在改革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上爭當表率 ，在服務全國構建新發展格局上爭做示范 ， 在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上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

江蘇沿海3市地處中國沿海、沿長江和沿隴海蘭新線三大生產力布局主軸線的交會區域 ， 區位優勢顯著。江蘇擁有3.75萬 km2海域、954 km 海岸線以及超5100 km2灘涂 ， 其中可建萬噸級泊位的深水岸線為130km ，海洋資源稟賦極其優渥。江蘇經濟總量居長三角地區第一位 ，但海洋經濟仍處于“洼地”。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對江蘇來說意義重大。

1 文獻綜述

我國學者自2018年起逐漸關注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且關于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評價研究主要集中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2個方面。

在指標體系方面 ， 學者們大都基于“五大發展理念”構建指標體系 ， 但對于各理念下的具體指標設置存在不同觀點。廖健聰[1]采用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數量以及單位海域面積產出率評價海洋經濟創新能力 ，采用港口碼頭泊位數量、港口旅客吞吐量、沿海貨物吞吐量和地區口岸進出口總額評價海洋開放程度;劉俐娜[2]將海洋科研人員數量、海洋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和海洋投入強度等指標作為評價創新能力的依據 ，在開放層面更看重外資投入額和外國旅客數量;趙巍[3]認為人均綠地面積和單位 GDP廢水排放量可體現地區的環保情況;俞恬雨[4]認為涉海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是反映海洋經濟共享程度的正向指標。

在評價方法方面 ， 學者們根據選取數據的特性選用不同的評價方法。廖健聰[1]和劉俐娜[2]采用熵值法對海洋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實證分析;劉波等[5]采用線性加權模型測算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 并結合耦合協調度模型研究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動態演化規律;王澤宇等[6]采用模糊物元模型測度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 利用核密度探究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間演化規律 ，并引入空間聚類分析對我國沿海地區進行梯隊劃分;趙暉[7]采用層次分析法對天津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

雷小武等[8]、魯亞運[9]、俞恬雨[4]和王澤宇等[6]從國家層面研究我國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 而關于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評價研究極少。其中：趙巍[3]通過1～3個指標分別評價江蘇的經濟結構、協調程度、開放程度、環保情況和創新能力 ，但選取的人均擁有綠地面積、科研機構數量和專利發明授權數量等指標與海洋的關聯度不大 ， 雖然數據來源于沿海城市 ，但并未明確專利等指標屬于海洋類;劉波等[5]構建的指標體系更為完善 ，但在協調維度上將經濟系統分為陸地和海洋 ， 可能因陸地經濟發達致使其得分較高 ， 而忽略陸海協調的問題 ，且較注重對實證結果的描述 ， 而對數據背后存在的問題挖掘和梳理不足。

因此 ，本研究基于“五大發展理念”， 遵循指標選取的系統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和動態性等原則 ， 緊扣海洋經濟發展特征 ， 構建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采用適當的評價方法 ， 綜合評價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并分析制約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因素 ， 以期為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2 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

2.1 指標體系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是轉變海洋經濟發展方式 ， 即實現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經濟增長格局從“區域競爭”向“區域協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綠色低碳型”轉變、經濟增長形態從“封閉型”向“外向型”轉變以及經濟增長目標從“非均衡”向“包容共享”轉變[5]?；诖?，本研究從“五大發展理念”視角構建指標體系（表1）。

（1）創新視角。創新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動力。從創新環境（宏觀）和創新成果（微觀）2個方面評價江蘇海洋經濟的創新發展水平 ， 共涉及11個指標。

（2）協調視角。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以工促農和以城帶鄉對平衡經濟發展結構有重大意義。從產業協調和地區協調2個方面評價江蘇海洋經濟的協調發展水平 ，共涉及8個指標。

（3）綠色視角。經濟發展不止要看眼前 ， 更要看長期。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 ， 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從生態環境和污染治理（環境改善）2個方面評價江蘇海洋經濟的綠色發展水平 ，共涉及7個指標。

（4）開放視角。市場的開放程度從一定程度上映射地區的開放水平 ， 而發展海洋經濟是提高市場開放程度的重要抓手。從外向程度（資源流動）和國際旅游（人員流動）2個方面評價江蘇海洋經濟的開放發展水平 ，共涉及5個指標。

（5）共享視角。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 檢驗發展質量也須從民生角度考慮 ， 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民生改善和城市發展。從民生改善和城市發展2個方面評價江蘇海洋經濟的共享發展水平 ，共涉及7個指標。

2.2 數據處理

2.2.1 數據來源

指標體系中的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海洋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以及江蘇沿海3市的統計年鑒 ，部分數據來源于江蘇省自然資源廳 ， 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補法處理。

由于9個指標未見單獨統計 ， 由計算得出。①江南和江北協調度=長江以南城市 GDP之和/長江以北城市 GDP之和;②沿海城市和鄉村協調度=（城市人口數×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鄉村人口數×鄉村人均可支配收入）;③由于沿江地區的化肥施用最終影響入海水質 ，沿海和沿江化肥施用量為沿江7市和沿海3市化肥施用量之和;④沿海和沿江外貿吞吐量為沿江7市和沿海3市外貿吞吐量之和;⑤進出口額占海洋生產總值比重=進出口額/海洋生產總值;⑥沿海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額為沿海3市實際利用外資額之和;⑦沿海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南通人口數×南通人均可支配收入+鹽城人口數×鹽城人均可支配收入+連云港人口數×連云港人均可支配收入）/沿海3市人口數;⑧沿海地區城鎮化水平=沿海3市城鎮人口數/沿海3市人口數;⑨沿海地區城市人口增長率=沿海3市城市人口數/上一年沿海3市城市人口數。

2.2.2 正向化和標準化處理

對部分負向指標和中間型指標進行正向化處理。為消除不同指標量綱的影響 ，對已正向化的矩陣進行標準化處理 ， 得到標準化后的評價矩陣 Z。具體過程參考文獻[10]。

2.2.3 熵權法賦權處理

根據標準化后的評價矩陣 Z，計算概率矩陣 P 及其對應的每個元素;計算信息熵和信息效用值 ， 并對信息效用值進行歸一化 ， 最后得到權重向量Wa =（W1 ，W2 ，…，Wm ）。

2.2.4 TOPSIS處理

在標準化后的評價矩陣 Z 基礎上 ，確定加權的評價矩陣 R。將評價矩陣 Z 的每一行與其相應的權重Wj相乘 ，得到：

式中：H 表示標準化后矩陣 Z 的行向量;W 表示權重矩陣。

令 R+和 R-分別表示最偏好的方案（理想解）和最不偏好的方案（負理想解） ， 以評價矩陣 R 中各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作為理想解和負理想解 ，則有：

分別計算每個評價對象到理想解的距離 D 和到負理想解的距離 D-i ：

計算貼近度 ，得到第i個（i=1，2，…，n）評價對象未歸一化的得分 Si ：

0≤Si≤1， 且 Si越大 ， Di（+） 越大 ， 即越接近最大值。

在計算各要素層的評價值后 ，再以各評價對象下一層次的貼近度組成上一層次的評價矩陣數據 ， 依次計算準則層指標和目標層指標。

3 實證結果

3.1 目標層

計算2010—2018年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貼近度 ， 以此作為當年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評價依據（圖1）。

由圖1可以看出：2010—2018年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貼近度整體呈 W 型趨勢 ， 其中2010—2011年提高 ， 2011—2013年出現較大幅度降低 ，2013—2018年在波動中提高;2018年的得分比2010年小幅提高且居第一位 ， 2013年的得分最低;各年份貼近度的平均值為0.4648， 表明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還有較大的提高空間。

3.2 準則層

分別評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5個視角的準則層指標（表2和圖2）。

從總體來看 ， 2018年創新視角、綠色視角和共享視角的得分較高 ， 因此其綜合得分最高;2018年協調視角和開放視角的“短板”導致其綜合得分未與其他年份產生明顯差距 ， 即提高幅度不大;從平均值的角度來看 ，創新視角和開放視角的發展潛力較大。①從創新視角來看 ， 2010—2018年得分呈波動提高的趨勢 ，其中2018年得分為0.7121且居第一位 ，2010年得分為0.1336且居第九位;平均值為0.4541且居第四位 ，表明創新對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度較小 ， 但近年來有不斷提高的趨勢。②從協調視角來看 ， 2010—2018年得分的波動區間為0.42～0.62， 變化幅度不大 ， 其中2014年得分為0.6126且居第一位 ，2018年得分為0.5102且居第五位 ，尤其是2016年后得分呈降低趨勢 ， 表明江蘇亟須加強對產業和地區協調發展的重視程度。③從綠色視角來看 ， 自2010年起得分不斷提高 ， 至2018年得分達到0.9826，平均值為0.5654且居第一位 ，表明江蘇在海洋經濟綠色發展方面取得很好的成效。④從開放視角來看 ， 2012—2013年得分大幅降低 ， 2013—2018年得分雖有所回升但幅度過小 ， 至2018年得分也僅為 0.3335且遠低于2010年 ，平均值為0.4046且居第五位 ，表明開放水平已成為制約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 ，這與近年來國際局勢的動蕩和單邊主義的抬頭密切相關。⑤從共享視角來看 ， 2010—2016年得分不斷提高并于2016年達到峰值即0.6894， 之后出現微小降低 ， 由快速提高轉向穩定 ， 平均值為0.5167且居第三位 ，表明共享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綜上所述 ，2010—2018年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創新水平、綠色水平和共享水平不斷提高 ， 協調水平基本穩定 ， 而開放水平大幅降低。根據2018年的得分和排名 ，創新水平和綠色水平是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力 ，協調水平和共享水平對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度有待加大 ，而開放水平已成為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短板”。因此 ， 未來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應在穩定保持創新水平和綠色水平的基礎上 ，進一步共享發展成果以及協調產業和地區發展 ， 同時持續提高海洋經濟開放水平。

3.3 要素層

分別評價10個要素層指標（表3）。

（1）創新環境水平不斷提高 ，但支撐力度不足。江蘇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中均提出科技興海的發展方向 ，并在此期間穩步推進科技興?；睾推脚_建設 ， 組建多個海洋產業技術合作聯盟 ， 成立一批海洋科研平臺和機構。此外 ， 江蘇是科教大省 ，豐富的科教資源為包括海洋經濟在內的經濟轉型提供必要的創新支撐。但從創新環境得分的平均值（0.5065）和峰值（0.7443）來看 ，江蘇尚未形成創新驅動型海洋經濟發展模式 ， 海洋科研機構以及國家級和省部級重點實驗室數量較少 ， 相應地承擔課題數量、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獎項數量以及獲專利授權數量較少，海洋經濟發展的創新支撐能力有待提升。

（2）創新成果水平在波動中提高，但提高幅度不大。 2010—2015年創新成果得分提高較快 ， 2014年江蘇成為全國第二批海洋經濟創新發展示范區之一 ，不僅帶動相關產業的集聚，而且激發涉海企業的創新動力。 2016年創新成果得分降低 ， 2017—2018年得分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通過對原始數據進行分析 ，2016年海洋科技 R&D人員數量和海洋科研機構經費收入均大幅下降，進而導致科研成果減少。出現該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統計口徑發生變化，此外江蘇海洋科技 R&D人員的平均收入（包括住房、醫療和交通等福利）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排在上海、北京、廣東和山東之后且差距較大[11]。

（3）產業協調水平在波動中降低。江蘇海洋產業結構已由第一和第二產業為主向第二和第三產業為主轉變，海洋新興產業增加值占海洋生產總值比重不斷提高，但海洋第三產業占比仍低于海洋第二產業，這是江蘇作為制造業大省的省情和江蘇海洋經濟所處發展階段共同作用的結果。 2017年江蘇海洋第三產業占比低于全國9.5個百分點，而海洋第二產業占比高于全國7.9個百分點，表明江蘇海洋第三產業的整體發展水平仍待提高。

（4）地區協調水平較低。地區協調得分在0.41～0.66波動，且2016年后有降低趨勢。江蘇江南和江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逐漸加大，沿海3市的城鄉差距也越來越大，海洋生產總值占 GDP 比重少許下降。究其根源，江蘇長期以來形成以沿海和沿江地區為主的 L 型海洋經濟空間結構并延續至今，沿海和沿江地區仍是江蘇海洋經濟發展的“主戰場”，而非沿海和沿江地區的海洋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相對而言，江蘇尚未形成全國一流的海洋經濟核心區，海洋經濟空間布局相對分散，缺乏國內領先的海洋經濟中心城市，制約海洋經濟的地區協調發展。

（5）生態環境水平較高。2013年后生態環境得分均超過0.82，源于國家高度重視生態環境，江蘇響應國家號召，實行“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同時積極調整沿海工業布局，使生態環境得分的平均值達到0.5885且居第一位。

（6）污染治理水平顯著提高。江蘇在海洋污染治理方面開展大量工作，包括修訂完善《江蘇省海洋環境保護條例》、編制實施各類近岸海域規劃、控制陸源污染排放、加強涉海工程管理、科學規劃海水養殖、實施生態修復工程和提升環境監管能力等 ，2018年污染治理得分接近于1，平均值僅次于生態環境居第二位，為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和保障。

（7）外向程度水平提高較慢。2010—2018年外向程度得分不斷提高（除2015年），從0.4001提高至0.6452，但至2018年仍處于中等水平。主要原因包括：國際方面，歐洲債務危機和貿易沖突加劇等因素導致發達國家經濟低迷，進而導致國際需求減少;國內方面 ， 生產成本的增加和人民幣的升值導致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

（8）國際旅游水平劣勢明顯。國際旅游得分在2012年達到峰值（0.9999）后出現斷崖式降低 ， 至2018年得分也未突破0.3，平均值僅有0.3986且居后位 ，導致沿海地區旅游外匯收入大幅減少 ， 成為制約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短板”之一。主要原因包括：入境旅客數量的統計口徑有所調整 ， 2013年后按過夜入境旅客數量統計;人民幣升值導致入境旅游成本增加;環境和食品安全等負面事件頻發 ，不全面和不客觀的負面宣傳增多;簽證政策收緊 ，入境旅游手續復雜;周邊地區旅游業競爭激烈;海洋旅游產品陳舊、特色弱化且對新興旅游業態不夠敏感。

（9）民生改善水平顯著提高。2010—2018年民生改善得分逐年提高并于2018年達到峰值（0.9927） ，沿海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海洋水產品供應量、涉海就業人員數量和沿海地區接待國內旅客數量均明顯提高 ，更好地促進了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10）城市發展水平穩定 ， 但動力不足。2010—2018年城市發展得分有所提高但仍較低 ，源于沿海地區城市人口負增長和城鎮化放緩 ，表明江蘇沿海地區在教育、醫療、交通和其他民生建設方面還處于中等水平 ，對人才的吸引力較內陸地區存在一定的差距。

2010年和2018年各指標得分的占比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2010年各指標分布不均勻 ， 其中產業協調、國際旅游、地區協調、城市發展和外向程度對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力度較大 ，生態環境和創新成果占比極小 ， 而污染治理和民生改善可忽略不計;2018年各指標分布更加均勻 ，其中污染治理和民生改善對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力度較大 ， 國際旅游和產業協調退步明顯。上述現象表明2010-2018年江蘇在發展海洋經濟的過程中 ， “五大發展理念”的平衡性有所改善 ，但“短板”依然存在。

3.4 存在的問題

在創新方面 ， 創新驅動力不足 ， 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近年來江蘇海洋科技 R&D人員數量和海洋科研機構經費收入有下降趨勢 ， 同時科研投入不足 ，產、學、研合作不夠緊密 ， 造成海洋科技創新能力不強 ，海洋產業核心競爭力較弱。

在協調方面 ， 海洋產業結構優化較慢 ， 地區協調程度較低。從總體上看 ， 江蘇海洋第三產業增速低于海洋經濟整體增速 ， 海洋產業結構在多元化方面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江南和江北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 ，沿海和內陸城市的發展形成競爭且沿海城市的發展動力不足;沿海城鄉發展不協調 ， 鄉村發展滯后于城市。

在綠色方面 ，2010年江蘇海洋經濟為粗放型發展 ，綠色發展未得到應有重視。隨著國家政策的引導和公眾環保意識的提高 ， 江蘇對海洋生態環境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 ，但仍存在海岸線整治修復緩慢和海洋保護區監管不力等問題 ，此外海洋重工業的發展存在產業綠色化標準不明確、企業執行成效不明顯以及全流程的綠色生產細節不清晰等問題。

在開放方面 ， 出口貿易能力不足 ， 開放程度不高。受國際環境和國內政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 江蘇海洋經濟發展的開放水平有所退步 ， 表現在進出口總量、國際旅客數量、外匯收入、港口吞吐量和船舶訂單量等均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開放水平對海洋經濟的支撐不足 ，成為江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短板”。

在共享方面 ， 城市發展進度放緩且后勁不足。近年來江蘇沿海地區出現城市人口負增長和城鎮化率增速放緩的現象 ， 內陸城市發展對沿海城市發展的帶動作用不顯著 ， 城市發展對鄉村基礎建設和農民生活水平的帶動作用也不顯著;沿海城市對高層次和復合型人才的吸引力遠低于內陸城市 ，科研人才較為分散[12]。

4 對策建議

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為指引 ， 圍繞海洋強國和海洋強省建設的重大需求 ，基于研究結果和江蘇海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 ， 提出5項對策建議。

4.1 完善海洋科技創新體系

明確中長期海洋科技創新發展目標和主要任務等 ， 以頂層設計統領江蘇海洋科技創新發展。進一步加大海洋科技研發投入 ， 推動海洋科技成果轉化 ，搭建海洋科技創新平臺。引導海洋科研機構與各類涉海企業聯合 ，走產、學、研一體化和科、工、貿一體化的發展道路 ， 構建市場導向的海洋科技成果轉化機制 ，打通科技創新與產業化應用的通道。

4.2 合理規劃產業發展布局

通過引進或研發智能化和信息化生產線 ， 向智能制造轉型升級 ， 提高漁業和工業生產效率。針對海洋新興產業規模較小的問題 ， 大力提高海洋工程裝備的總裝集成能力 ， 積極打造海洋藥物和生物制品的完整產業鏈條 ， 加快發展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業 ，在更高站位形成江蘇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新優勢。合理規劃城鎮和產業發展布局 ， 提升沿海中心城市的綜合服務功能 ， 積極拓展海洋經濟新軸帶 ，構建海洋經濟多元化發展空間。

4.3 促進海洋經濟綠色發展

強化政府監督職能 ， 加快船舶工程和海洋化工等重污染產業的綠色轉型 ， 強化能耗、水耗、環保、安全和技術等標準約束 ， 細化實際生產過程中的具體標準。完善綠色發展相關的檢測、考核、激勵和政策支持等 ， 調動政府、企業和高校等一切力量 ， 產、學、研合力推進綠色化生產。嚴控圍填海 ，做好濕地和岸線的生態修復。

4.4 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落實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 ， 加強與周邊地區的產業協作、區域協作、項目協作和管理協作等 ，積極參與涉海領域合作。依托“一帶一路”建設 ，深度對接全球海洋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和物流鏈 ，更好地開發利用國際國內2個市場和2種資源 ，在科技、文化和產業等多領域開展合作。

4.5 提高海洋經濟共享水平

加強科教人才支撐 ， 加快江蘇海洋大學建設 ， 推動涉海高校和海洋科研機構的國際國內合作 ，創新產、學、研合作方式 ， 為海洋經濟發展培養具備國際視野的復合型高端人才。推進沿海鄉村城鎮化建設 ，加大對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 ， 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范圍。重視城市對鄉村的輻射帶動作用 ，縮小城鄉差距 ， 提高農民收入水平 ，共享發展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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