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摘要：當下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之間難以很好地融合為一體，基層黨建往往懸浮于鄉村治理之上，基層黨建因為缺乏有效的“抓手”而變得空洞，容易演變為痕跡主義、形式主義、文牘主義，而鄉村治理由于缺乏基層黨建對其公共性與主體性進行重塑，從而導致了國家政策執行的“最后一公里”難題。這種狀況難以實現鄉村振興，因此在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之間形成聯動互嵌的結構體制，實現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提升是鄉村振興的必然路徑選擇。

關鍵詞：新時代;基層黨建;鄉村治理

中圖分類號：D2 ?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4-3160（2021）04-0048-10

近年來在一些地方，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呈“兩張皮”的狀況，兩者之間不能有效地結合起來實現鄉村振興，從而造成了基層黨建的痕跡主義、文牘主義、形式主義，成天文山會海，流于形式而不得要領，這與中央高層對基層黨建的要求在本質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現有鄉村治理的諸多問題疊加在一起，造成了政策執行的“最后一公里”難題，國家的資源下鄉和惠農政策在農村基層也并非完全貫徹到位，治理效能無法有效提升。這種鄉村治理效能的低下，其內在的根本原因在于鄉村治理的公共性流失與主體性缺位，需要外部力量嵌入來對其進行重塑，而基層黨建由于缺乏具體的“抓手”而流于形式懸浮于鄉村治理之上，鄉村治理由于缺乏黨建的重塑而喪失其主體性與公共性，造成效能低下。因此在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全面從嚴治黨、鄉村振興戰略以及新型城鎮化等宏觀背景下，依據全面從嚴治黨與鄉村振興以及“十四五”規劃的頂層設計，基層黨建需要以鄉村治理中具體的現實問題為“抓手”來激活，鄉村治理需要基層黨建的政治性來重塑其公共性與主體性，兩者之間需要形成聯動互嵌和雙向賦能的體制結構，從而實現基層黨建來帶動鄉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一、文獻梳理與問題提出

治理效能是衡量治理水平高低的依據，它是包含尺度、效率、效果、效益的綜合。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基層治理研究提煉出一個概念：內卷化，其實這就是治理效能問題。從20世紀初到40年代，當時的鄉村不僅經濟凋敝，階級矛盾激化，而且出現了國家政權的“內卷化”和權力文化網絡的破壞。[1]“村莊與國家的關系仍然處于緊張狀態之中，充滿濫用權力的事例與可能”[2]。一些知識分子如梁漱溟、晏陽初等抱著救國救民的終極價值關懷，試圖通過鄉村建設運動來拯救治理危機，探尋中國的未來與出路，最終未能如愿。而這一時期基層治理效能的提升最終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來實現的。

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人民公社時期，對這一時期典型的研究如通過“外部沖擊——傳統互動”的分析模式來展現人民公社的基本面貌[3]，或以新制度主義為視角探討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權力、利益和信念[4]。海外的研究如柯魯克夫婦在1966年以白描的方式在《陽邑公社的頭幾年》講述了十里店地區開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5] 1984年陳佩華（A. Chan）、趙文詞（R. Madsen）和安戈（J. Unger）在《陳村：毛澤東時代一個中國農村社區的近代歷史》中深入地分析了人民公社時期陳村的政治與經濟狀況。1992年他們又出版了《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趙文詞（1984）曾用同一批資料揭示了陳村的道德權威與政治秩序。[6]蕭鳳霞（H. F. Siu， 1989）在《華南的代理人與受害者》中認為那一時期的村莊成了被國家控制的“細胞組織”。[7]由于人民公社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大二公的基層組織，雖然有效地整合了鄉村社會，但是該“體制使農民的生產經營主體地位‘虛置，嚴重壓抑了其生產積極性，影響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8]。

人民公社體制解體后，鄉村治理正式進入“鄉政村治”模式，1997年徐勇教授出版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標志著鄉村治理的研究正式拉開大幕，逐漸形成了以武漢為中心的鄉村研究學派，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學者，涌現出大量優秀的研究成果，但是關于鄉村治理效能的研究則相對闕如。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時期，鄉村社會曾一度陷入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治理危機①，其根源是基層政權在財權和事權上不對稱[9]，在壓力型體制下[10]，縣鄉村之間形成了“鄉村利益共同體”[11]?；鶎咏M織已演化為“政權經營者”[12]，“謀利型政權經營者”[13]等經營角色，因此國家提取資源過程中所產生的農民負擔主要是由基層組織造成的[14]，由此形成了這一輪鄉村治理的內卷化，極大地降低了鄉村治理的效能。隨著農業稅的取消，這一危機才得以化解且有效提升了鄉村治理效能。

在后農業稅時代特別是近十多年來，國家采取資源下鄉、惠農政策等來改善農民生活，試圖進一步提升鄉村治理效能。但由于基層組織演變為松散的“懸浮型政權”[15]，其制度型權力弱化、策略型權力張揚[16]，陷入了制度的“空轉”[17]，并且對上對下都采取“策略主義”的運作邏輯[18]，加上農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一些邊緣群體如鄉村混混、灰黑勢力等介入鄉村組織[19-22]，于是形成鄉村社會的分利秩序[23]，資源下鄉被分利集團所吞噬[21]。不僅如此，農村出現了生態環境惡化、村民道德素質下降和傳統文化遺產被破壞的狀況，鄉村社會進入了“強發展、弱治理”的困境[24]。因此近年來雖已出現鄉村面貌改善、民眾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等繁榮景象，但也潛藏著某些治理危機，如鄉村治理結構的失衡，鄉村治理體系彈性和回應力不足，外部的宗族、宗教、黑社會等風險管控難度加大，這些不僅是治理技術與治理體制的危機，更是鄉村生態、文明與文化的危機，呈現出“復合性危機”趨勢。相反，鄉村治理的體制結構依然保持著傳統的集權化和行政化性質，民眾的公共參與不足[25]。這些鄉村治理的危機疊加在一起導致了基層治理的“內卷化”，使得國家的資源下鄉和惠農政策在基層地貫徹執行中大打折扣，無法真正提升鄉村治理效能，與鄉村振興戰略總體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毕啾畴x。此時基層黨組織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宏觀背景下進行重塑，以一種嶄新的面貌來有效地統領與整合鄉村治理的各種要素，從而通過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已經成為必然的路徑選擇。

就基層黨建而言，以徐勇教授為代表的學者最早提出了“政黨下鄉”的概念，深入探討了政黨組織向基層的延伸和滲透以及對鄉村社會的整合[26]。而當前學術界的研究基本上分為內部視角與外部視角，內部視角集中于基層黨組織內部的權力結構、干部管理、隊伍素質等[27-30]，這類研究基于黨組織本身，黨員與黨組織的關系是其主要線索。外部視角側重于基層黨建與外在的聯系，如黨建引領和推動社會治理創新[31];構建基層黨建與基層治理的良性互動機制[32]、服務型黨建[33]、開放式黨建[34]以及探討后“政黨下鄉”時代鄉村治理的政黨邏輯[35]。很顯然外部視角中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關系是其主要線索。

綜上所述，基層黨建研究的內部視角無疑將基層黨建日益封閉為黨組織的內部活動，凸顯了官僚制度建設的維度[36]，這種內部視角很容易使基層黨建陷入了“自說自話、自彈自唱”的境地。外部視角雖然突出了“黨建引領”的重要性，但是總體來看仍然缺少可操作性的路徑與方法，從而導致黨建引領仍然懸浮于鄉村治理之上。而現有鄉村治理研究都是從鄉村治理本身來對問題進行追問，忽視了基層黨建是鄉村治理中的一個核心變量。盡管有文獻對基層黨建如何引領鄉村治理來進行討論，卻忽視了將最終目標落在鄉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上。同時這些研究也沒有充分考慮到基層黨建在鄉村治理中的帶動作用，缺少對基層黨建本身具有的治理功能進行較為清晰的分析?？梢?，通過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提升是學術界對這一研究問題的遺漏。而本研究依據全面從嚴治黨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頂層設計，試圖超越內部視角與外部視角的界分，以鄉村治理的具體問題激活基層黨建，并以基層黨建來重塑鄉村治理的公共性與主體性，充分發揮基層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從而實現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的提升。這不僅是對鄉村振興戰略總體目標“治理有效”的積極回應，更是在新時代的宏觀背景下探討如何以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提升的現實問題，實現鄉村治理的制度優勢轉化成治理效能。

二、新時代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的背景分析與現實選擇

新時代新背景，其一，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已經成為執政黨的重要價值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更是提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37]。鄉村民眾是構成我國人民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時代基層黨建只有有力地帶動鄉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才是對鄉村民眾上交的一份滿意答卷，更是貫徹與落實我們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重要體現。其二，社會主要矛盾轉換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中我們可以看出鄉村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相比，面臨著更加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這就需要響應黨中央的政策號召，提升鄉村治理效能，促進鄉村振興，從而滿足鄉村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三，全面從嚴治黨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得如火如荼。自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和黨的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基層黨建是中國共產黨的基礎性工程，更是直接面向人民群眾的民心工程。在鄉村社會中，基層黨建抓的好不好，能否把基層黨建抓好抓實，而不是陷入到痕跡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泥淖，實實在在地幫助鄉村民眾辦實事，這就需要有力的“抓手”，而這個抓手就是鄉村治理中民眾熱切關心的具體問題。以解決鄉村治理中民眾關心的具體問題為“抓手”來夯實基層黨建的內容，同時通過基層黨建的政治性在抓鄉村治理的過程中重塑其公共性與主體性，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和有效銜接，最終實現雙向賦能，無疑是頂層設計最為真實的意圖。其四，“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實施鄉村建設行動，而鄉村振興戰略更是要求建成美麗鄉村并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等。試想一下，如果鄉村治理效能低下，又如何實現鄉村振興呢？而基層黨組織是中國鄉村治理的領路人與主心骨。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是鄉村振興的前提與關鍵，面對當前鄉村治理中的諸多問題，迫切需要發揮基層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能力對其進行整合與重塑，領導和帶領廣大鄉村民眾實施鄉村建設行動，規劃和實現鄉村振興的施工圖、路線圖和時間表，從而以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來實現鄉村振興。

盡管上述宏觀背景都要求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實現鄉村振興，但現實是近些年來國家通過惠農政策與資源下鄉等手段來滿足鄉村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的獲得感，實現鄉村振興，可是由于鄉村治理的結構失衡，外部風險管控難度加大，鄉村社會的“空心化”以及鄉村道德體系面臨崩潰等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不僅導致了鄉村治理效能低下，也沒有達到黨和國家的可欲狀態。此時亟待基層黨組織作為有效的外部力量嵌入到鄉村治理中去，貫徹和執行黨和國家的意圖，依據全面從嚴治黨和鄉村振興戰略的頂層設計，重新激活和做實基層黨建并且以嶄新的面貌嵌入到鄉村治理中，通過基層黨建來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意圖，從而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實現鄉村振興。

三、新時代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的雙重“內卷化”與治理效能分析

一方面現有基層黨組織的單一化設置無法有效應對基層的多元化和分化，使得基層黨組織往往疲于應付上級的要求或事務性工作而陷入了組織的“空轉”狀態。此外，長期以來只注重組織內部建設的基層黨建也往往疲于整理黨建材料和會議資料，形成“以文件貫徹文件、以會議貫徹會議”的痕跡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而無心顧及鄉村群眾的生活疾苦和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這種在壓力型體制下的黨建動力都是來自上一級組織的要求或者考核壓力，往往會陷入基層黨組織的內部循環，從而導致了基層黨建的工作量大增，而黨的基層組織建設與基層黨建的活力等等并沒有相應地得到有效地提升。表面上看來，基層黨組織一切都按照日常規則例行公事，但是事實上基層黨組織因缺乏強有力的“抓手”而陷入了組織的“空轉”，基層黨組織本身的組織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等并沒有因為其日常的例行公事而得到有效的提升，從而導致了基層黨建的“內卷化”。

另一方面國家的惠農政策以及資源輸入鄉村社會，雖已出現鄉村面貌改善、民眾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等繁榮景象，但也潛藏著一些治理危機。由于基層組織的懸浮、空轉與自利性使得鄉村民眾更加遠離基層治理組織的中心，從而使得鄉村民眾的政治參與效能感極弱;一些地方灰黑勢力的介入甚至個別地方把控著基層組織更使得基層組織在日常的運行中失去了公平性和公共性，甚至可能演化為灰黑勢力的謀利工具;而一些基層的運動式治理完全按照上級意圖或者達標要求來進行暴風驟雨式的短視化的治理目標，無視鄉村人民的利益表達和偏好顯示以及鄉村治理的長期性、戰略性與未來前景。同時由于少數地區村民自治組織容易被“村官”把持，演化為“村官自治”，也導致了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弱化甚至喪失，加上鄉村社會中諸如村民自治一類的公共組織與村民之間有時并不是一種公共性的關系，而是一種私人化的關系主導著資源和利益的分配，正如張靜所言：“沒有自然導向公共責任的增加及公共治理原則的確立”[38]127。因為“現代國家政權建設應當以創立公共身份及其關系為基礎，這些公共身份被強制性地要求以公共規則去行為，即建立統一的公務角色處理公共事務”[38]207。上述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疊加效應，呈現出復合性危機的態勢。由此可見資源雖然下鄉了，惠農政策也接連出臺了，而鄉村治理效能并沒有顯著提升，鄉村治理也“內卷化”了。這事實上就是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的雙重“內卷化”。

對于這種鄉村社會中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的雙重“內卷化”，如果我們用效能評估的綜合評價法對其評估，結果必然是大量的資源投入并沒有帶來治理效能的顯著提升，相反，鄉村治理仍然在重復著傳統的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從而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重復建設以及國家政策執行的“最后一公里”難題。這不僅使得黨和國家的政策意圖難以實現，而且帶來鄉村治理低效、失靈乃至失效。

四、新時代鄉村治理低效的追問與基層黨建嵌入的契機

鄉村治理低效、失靈乃至失效的根源是什么呢？表面上看鄉村治理效能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在鄉村治理縱向的政策執行上，縣鄉村并非利益高度一致的共同體，而是“縣政”“鄉政”與“村治”難以統合和一致行動，從而導致黨和國家政策在鄉村難以貫徹到位，其內在原因是縱向治理結構的斷裂，這種斷裂使得“鄉村精英并未將鄉村實際的管轄權統一到官方的行政治理標準中，而是力圖將它保留在自己的控制范圍中”[38]82?！叭绻僭O一個統一的行政體，這些問題都不應該存在，因為下級必須服從上級，他們不應當存在與上級不同、不一致的利益、目標和權力……這種不一致的利益和權力隨處可見，這顯示我們不應當把不同級別和層次的干部當作一個統一體。而且他們的不統一不僅僅是個體行為，而且是整體的結構行為?！盵38]82

其二，在村一級的橫向結構上，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四個環節，民主選舉得到了執行（現實中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民主監督則可以通過村務監督委員會負責執行（可能在現實中村務監督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在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的環節中，村民往往容易被排除在外，使得村莊的決策和管理環節處于黑箱之中。我們知道民主選舉事實上是解決村民自治組織的公共權力的獲得問題，簡稱為權力獲得。民主監督是解決村民自治組織的權力監督問題，簡稱權力監督，而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則是解決權力行使問題，簡稱權力行使。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村民自治中“權力獲得”可以通過每三年一次的選舉民主來進行，而“權力監督”可以通過村務監督委員會來執行。而唯有“權力行使”則無所可依，也無所具體操作和實現的機制。[39]這事實上造成了村民自治往往異化為“村官自治”。

其三，由于鄉村宗族勢力的復興以及灰黑勢力的操控，加上鄉風民俗的破壞，道德體系面臨崩潰等諸多問題形成疊加效應，進一步影響了鄉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外部環境。

總而言之，上述諸多原因歸根結底是鄉村治理的公共性流失和治理主體的缺位，從而使得鄉村治理效能無法有效提升。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并不能從鄉村治理本身來尋求問題的解決辦法，正如醫生不能給自己動手術一樣，因此需要從鄉村治理外部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這為基層黨建的嵌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因此要重塑基層黨建，以新時代的基層黨建的政治性來重建鄉村治理的公共性與主體性，貫通縱向的體制結構，連接橫向的民主環節，統領和整合鄉村治理的諸多問題，規訓與懲罰鄉村的灰黑勢力，將鄉村治理納入一個積極健康的運行軌道上來，已經成為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的一個急迫的課題。

五、新時代基層黨建的激活與嵌入鄉村治理的機理分析

基層黨建介入鄉村治理，難道基層黨建本身就沒有問題嗎？當然不是，基層黨建也會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基層組織的寬松軟，戰斗堡壘作用不強，學習新知識能力不足，觀念更新落后等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大背景下，可以通過黨“建”來進行徹底的重整，如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多種方式方法進行根除，加上執政黨長期以來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也能夠將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一個積極健康向上的戰斗組織，充分發揮其戰斗堡壘作用。那么在基層黨組織成為一個健康肌體后，又如何介入到鄉村治理中去呢？

由于基層黨建本身也存在著“內卷化”的低效能問題，基層黨建關鍵在“建”，可以通過黨“建”來激活。由于基層黨建長期是組織本位，只注重組織本身的建設，缺乏有效的“抓手”而變得空洞無物，容易表現出文牘主義、痕跡主義、形式主義，必然造成戰斗堡壘作用不強。這種組織本位黨建的特點只注重組織內部建設，使得基層黨建很難有效地深入到鄉村民眾的現實生產生活中。相反，如果群眾本位的基層黨建，充分利用群眾路線，使基層黨建和鄉村治理實現有效的融合，將基層黨建的內容嵌入到鄉村治理的過程中，基層黨建以鄉村治理中民眾熱切關心的現實問題為“抓手”，不僅夯實了黨建的實踐基礎，而且鄉村基層黨組織可以通過密切聯系群眾、及時回應群眾訴求、有效解決群眾熱切關心的問題，暢通群眾利益表達途徑，積極反饋群眾的意見，不僅有利于增強黨員身份意識，而且能夠有效提升黨員的價值感。因此基層黨建要以鄉村治理中民眾熱切關心的現實問題為主要“抓手”，將黨員聯系群眾的方式、方法以及頻次，基層黨組織解決群眾熱切關心的現實問題的數量與質量通過細致入微地納入黨建工作的考核內容，使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能夠相互融合、雙向賦能，黨建的考核內容由此變得具體而真實，可以有效地實現基層黨組織密切聯系群眾、組織群眾、動員群眾的黨建動力。

由此可見，基層黨建以組織本位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這種組織本位的基層黨建只有有效吸納鄉村治理中民眾熱切關心的具體問題，并融入到鄉村治理的具體環節中，黨建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落到實處、擲地有聲，也能夠使群眾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基層黨組織在為他們做事，真真切切地在為人民服務。因此鄉村治理中群眾熱切關心的現實問題是有效激活基層黨建取之不竭的動力。反過來，就鄉村治理來說，也不是事務本身的解決，而是需要超越“事件性治理”的形態[40]，更是鄉村社會關系的再梳理與重構，這就需要發揮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能力，以基層黨建的嵌入來重塑鄉村治理的公共性與主體性。鄉村治理主體性包括黨員覺悟和群眾參與，通過基層黨建使黨員帶領群眾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體，重塑基層治理的公共性，摒棄鄉土社會中積淀已久的狹隘的思想和小農觀念，改變長期以來策略主義治理的狀況，形成以鄉村治理中群眾熱切關心的問題激活基層黨建，基層黨建重塑鄉村治理主體性與公共性的良性互動機制，這樣鄉村治理的公共性越強則治理成本越低，治理效能越好，反之，公共性越弱，個體的策略行為越容易產生，從而降低治理效能。

六、新時代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提升的體制機制與策略

總體來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全面從嚴治黨、鄉村振興戰略以及新型城鎮化等等共同構成了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宏觀背景。這一宏觀背景的內在要求是提升鄉村治理效能來實現鄉村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現實則是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出現了雙重“內卷化”，不僅基層黨建出現痕跡主義、文牘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而且也造成了鄉村治理效能的低下，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層黨建缺乏有效的“抓手”變得空洞無物，鄉村治理的公共性流失與主體性缺位，這需要將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結合起來，需要基層黨建從外部嵌入到鄉村治理中并對其進行重塑。這樣基層黨建可以以鄉村治理中民眾熱切關心的具體問題為主要“抓手”來實現黨建的內容與形式，鄉村治理在基層黨建的引領與帶動下不僅能夠回歸到公共性上，而且能夠對鄉村治理的主體進行重塑與激活，讓農民群眾積極地參與到鄉村治理的具體問題中，從而形成以基層黨建為核心，以村民參與為主體，以鄉村治理為抓手的鄉村治理體系，由此形成“基層黨建——村民參與——鄉村治理”之間的聯動互嵌的體制結構，使得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之間雙向賦能，從而實現基層黨建來帶動鄉村治理效能提升。

但是現實的困境在于基層黨建由于缺乏有效的“抓手”而容易陷入空洞無物的狀態，鄉村治理容易效能低下甚至陷入策略主義的茫然境地。在實踐中兩者成了“兩張皮”，不僅造成效能低下的問題，而且兩者之間難以有效連接起來?；鶎狱h建懸浮于鄉村治理，鄉村治理遠離基層黨建，離開鄉村治理的基層黨建空乏無力，沒有基層黨建的鄉村治理茫然若失。其實基層黨建需要以鄉村治理中群眾熱切關心的具體問題為“抓手”來激活，基層黨建甚至就是需要回應和解決鄉村治理中的“小事”來觸摸民心，基層黨建只有如此才能根植于民，扎根于心。這也是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獲得群眾認可與尊重和樹立威信的重要方式[40]。而鄉村治理只有在基層黨建的統領下才能夠祛魅存真，重塑鄉村治理的主體性和公共性，充分調動基層群眾的主觀能動性，使他們積極參與到鄉村治理中去，從而有效提升鄉村治理的效能。

那么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效能提升的體制機制是什么呢？正如傳統農村里老牛犁田或犁地一樣，這個體制機制就是架在老牛脖子上的“牛軛頭”及其繩索。其實這一“牛軛頭”及其繩索就是首先實現基層黨建嵌入鄉村治理的連接機制，如通過就親、就近、就便的原則實現網格化黨建，將支部建立在網格上，并實現網格中的黨員包戶制度，使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構成聯動互嵌結構，從而形成“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縱橫交錯”的體制機制，有效實現黨組織覆蓋與服務覆蓋相結合的連接機制，同時有效借助現代技術進行智慧黨建，形成“網格+智慧”的黨建機制。不僅如此還要探尋其動力機制、協調機制、運行機制、溝通機制、保障機制、考評機制、獎懲機制、常態跟蹤問效機制等等。

就具體策略而言，首先，基層黨建要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充分利用黨建整合鄉村的政治力量，有效銜接縣鄉村之間的關系，合理平衡村民自治“四個民主”之間的關系，正確引導宗族勢力，打擊灰黑勢力和邪教組織，充分發揮新型鄉賢的橋梁和紐帶功能，重塑新型的民風民俗，重建鄉村的道德體系，充分發揮“道德楷?！薄坝⑿廴宋铩钡恼蚬δ?。在基層黨組領導下重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其次，基層黨建要通過政策宣講，將黨和國家政策意圖給老百姓講通講透，通過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方式，真正做到貼近于民、貼近于心，把黨和國家的意圖講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落實到老百姓的心窩里。最后，實現村莊公共事務與鄉村黨務的有效結合，從而保證基層黨建帶動作用的充分發揮。通過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新時代基層黨建帶動鄉村治理的效能必然大幅度提升，一個鄉風清、民風淳、政風明、黨風正的和諧鄉村也必然會走向振興。

參考文獻：

[1][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33; 66-68.

[2][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北京：中華書局，2000：314.

[3]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1-33.

[4]劉慶樂.權力、利益與信念——新制度主義視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45.

[5]胡宗澤.華北地方權力的變遷1937-1948年十里店資料再分析[C]//王銘銘，王斯福.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6]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17.

[7]郭正林.中國農村權力結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4.

[8]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25.

[9]吳理財，李蘭芝.鄉村財政及其改革初探——洪鎮調查[J].中國農村觀察，2003（4）13-24+80.

[10]榮敬本.壓力型體制研究的回顧[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6）：1-3.

[11]賀雪峰.鄉村治理40年 [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科學版，2018（6）：14-16.

[12]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52.

[13]楊善華，蘇紅.從“代理型政權經營者”到“謀利型政權經營者”——向市場經濟轉型背景下的鄉鎮政權[J].社會學研究，2002（1）：17-24.

[14]Thomas P. Bernstein & Xiaobo Lü.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41-252.

[15]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和農民關系之影響[J].社會學研究，2006（3）：1-38+243.

[16] 申端鋒.二十世紀中國鄉村治理的邏輯：一個導論[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103-109.

[17]徐勇，等.找回自治：對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探索[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4）： 1-8.

[18]歐陽靜.壓力型體制與鄉鎮的策略主義邏輯[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3）：116-122.

[19]陳柏峰.鄉村“混混”介入的基層治理生態[J].思想戰線，2018（4）：114-127.

[20]李祖佩.混混、鄉村組織與基層治理內卷化——鄉村混混的力量表達及后果[J].青年研究，2011（3）：55-67+95-96.

[21]賀雪峰.論鄉村治理內卷化——以河南省K鎮調查為例[J].開放時代，2011（2）：86-101.

[22]田先紅，等.發現邊緣人——近年來華中村治研究的轉向與拓展[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124-132.

[23]陳鋒.分利秩序與基層治理內卷化：資源輸入背景下的鄉村治理邏輯[J].社會，2015（3）：95-120.

[24]趙樹凱.基層政府：體制性沖突與治理危機[J].人民論壇，2014 （5）： 46-51.

[25]肖唐鏢.近十年我國鄉村治理的觀察與反思[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4（6）：1-11.

[26]徐勇.政黨下鄉：現代國家對鄉土的整合[J].學術月刊，2007（8）： 13-20.

[27]林炳玉.農村社會階層的分化與保持農村黨員的先進性[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5（1）：123-127.

[28]韓強.當前農村基層黨的建設的幾個問題——對山東省創新農村黨建工作的調查與思考[J].山東社會科學，2010（8）：134-139.

[29]唐曉清，姚桓.農村黨建新課題：重點解決農民黨員政治入黨問題[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2（1）：35-37.

[30]郭獻功.創新農村基層黨建體制機制的若干思考[J].學習論壇，2011（3）：18-22.

[31]鐘憲章.以基層黨建創新引領和推動社會治理創新[J].理論導刊，2016（11）：44-48.

[32]吳錦良.構建基層黨建與基層治理良性互動的新格局——舟山市基層黨建工作的實踐創新[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0（01）：5-12.

[33]劉紅凜.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困境與進路[J].探索，2015（3）：19-24.

[34] 韓福國.“開放式黨建”：基于群眾路線與協商民主的融合[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3（04）：31-38.

[35]袁方成，楊燦.嵌入式整合：后“政黨下鄉”時代鄉村治理的政黨邏輯[J].學海，2019（02）：59-65.

[36]呂德文.找回群眾：重塑基層治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36-38.

[37]顧伯沖.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N]. 人民日報，2021-04-14（09）.

[38]張靜.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39]章榮君.實現村民自治中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協同治理的探究[J].湖北社會科學，2016（10）：31-35.

[40]杜鵬.邁向治理的基層黨建創新：路徑與機制[J].社會主義研究，2019（5）：112-119.

責任編輯：楊 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