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日本的“戰略清晰”

雷墨

在拜登政府的聯盟遏華戰略中，日本的傾向性是比較明顯的。相比于美國其他盟友，日本的“選邊”是比較扎眼的。

在學術術語中，這叫“戰略清晰”。與之相對的是“戰略模糊”，即在重大戰略問題上，不公開或明確傾向于那一邊，而是游走于中間地帶。

如果對比安倍第二次執政期間，較為主動地緩和中日關系，可以明確地感受到，菅義偉政府越來越“配合”美國的對華戰略競爭。如何理解日本的這種戰略轉向呢？

如果從日美同盟的角度來看，日本對華戰略的清晰度一直都很高，不存在“戰略模糊”問題。也就是說，日本想構建什么樣的中日關系，整體上從來沒有逃出日美同盟框架。對于日本來說，日美同盟在效力上甚至扮演著“準憲法”的角色。

但是，如果從現實的外交操作來看，日本戰略的模糊空間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在二戰結束之初有過短暫的“清晰”（但那段時期日本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外交）。這背后的動力，是日本“模糊”在日美同盟體系里追求“正常國家”的渴望。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同年9月中日建交。正統的歷史解釋是，日本擔心美國搞“越頂外交”，所以搶先與中國建交。但誰能否認，日本著急的背后，也有成為“正常國家”的動機呢？不與身邊的大國建立外交關系，日本“正?！钡钠磮D上就少一大塊。

冷戰結束之初，中國遭遇了一波西方的制裁、封鎖，日本是率先對中國“解封”的發達國家。此后，日本逐漸形成了安全上依賴美國，經濟上與中國日益緊密直至“依賴”的局面。

對于日本來說，目前戰略環境的變化幅度，不亞于當年的“越頂外交”。所不同的是，當年美國選擇與中國“聯結”，現在想的是“脫鉤”。日本似乎又到了抉擇時刻。

中國不能指望日美同盟不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中扮演更大角色，同時也要防止日本徹底被美國“整合”。

如果歷史可以為鑒，判斷日本未來戰略走向，更值得關注的是其戰略模糊的空間和能力，而不是簡單地認定日本選擇了誰。

毫無疑問，拜登政府在壓縮日本戰略模糊的空間。這一點，在今年4月菅義偉訪美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包括布林肯在內高官，公開表態是不要求盟友在中美之間選邊。而真實的情況，卻如某位美國學者所說，“極限施壓，壓到對方受不了為止”。

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戰略模糊的空間和能力，已不再全然取決于美國單方面的賜予。在這個問題上，如何經營中日關系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

無論美國把對華戰略競爭營造到何種程度，最終也不得不思考“如何共存”的問題。而相對于美國來說，緊鄰中國的日本，這個問題更為緊迫。就如同當年因擔心“越頂外交”而搶先與中國建交那樣。

所以，目前這個階段，嚴肅思考如何與崛起的中國共存的緊迫感越強烈，日本就越有動力主動地拓展自己戰略模糊的空間和能力。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角色不能缺位。中國不能指望日美同盟不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中扮演更大角色，同時也要防止日本徹底被美國“整合”。

就目前的態勢而言，這對中國的對日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讓日本感受到選邊美國的痛感；另一方面，也要讓日本切實感受到戰略模糊的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