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心學”人生哲學體系何以可能？
——賀麟人生哲學的困境及其出路

代發君

(攀枝花行政學院 哲學文化教研室，四川 攀枝花 617000)

人生哲學是現代新儒家的共有議題，系統與否是顯示其成熟度的重要標志。在此標準之下，在現代新儒家中賀麟人生哲學似乎最具有爭議。這一結果不僅使得人們嚴重低估了賀麟在新儒家中的地位，而且極大遮蔽了賀麟人生哲學的創建及其時代價值，以至于部分學者在承認賀麟人生哲學面臨的系統性困境的同時，又孜孜以求地鳥瞰和把握其人生哲學全貌。本文擬就這一問題及其出路進行深入探討。

一、賀麟人生哲學系統性問題的由來

最早陳述賀麟人生哲學系統性問題的是賀麟本人。1946年，在《文化與人生》初版序言中賀麟曾有一段明確的論述：

我雖無法把它們分章分節地作為系統的形式排列起來，但它們確是代表一個一致的態度，一個中心的思想，一個基本的立場或觀點。它們之間實有內在的聯系。自信十余年來，我的思想沒有根本的轉變，沒有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作戰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循著同一個方向進行發展。即是從各方面，從不同的問題去發揮出我所體察到的新人生觀和新文化應取的途徑。[1]1

認真閱讀這段論述我們便不難發現，賀麟在此所謂的系統性其實主要是指該書在文本結構上的合理安排，其初衷并非出于對文化與人生哲學思想的自我否定，恰恰相反，他正是要提醒人們，不要過度在意其文本結構及其表象，而是要深入領會其內在的統一性與精神實質。賀麟在人生哲學上何以出現這種文本結構與精神追求“表里不一”的問題呢？我們可從其為學使命、時代環境和文本形態中找到答案。

賀麟素以翻譯家著稱，早在清華求學時，他便對翻譯產生了濃厚興趣。受吳宓影響，其在翻譯水平上有了長足進步，并“步吳宓先生介紹西方古典文學的后塵，以介紹和傳播西方古典哲學為自己終生的‘志業’”[2]。20世紀30年代，賀麟游學回國后，國內形勢風云突變，他開始把學術中心轉移到人生哲學上來。其學術生命最旺盛時所作的文章，“都是為中國那時迫切的倫理問題和人生問題引起的”[3]86，《近代唯心論簡釋》《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等是這一時期其飲譽學壇的重要作品?？箲鹌陂g，賀麟寫下大量理論文章，《文化與人生》即1946年9月2日他離開昆明返回北平之際，將自己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時在各報刊上發表過的論文，收集整理后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在賀麟積極從事哲學創建的過程中，其譯介活動并沒有停止，他不僅長期開設哲學翻譯課程，講授西方古典哲學，如《致知篇》《倫理學》《小邏輯》等都在這一時期成為他重要的關注對象。

1949年以后，國內學術氛圍發生變化，賀麟經由唯心論向唯物論自我蛻變，并與早年理想論人生哲學開始“決裂”，甚至對其西學來源“新黑格爾主義”哲學進行批判。他集中全部精力，將學術熱情投入到自己終生為之奮斗的西方古典哲學，特別是對黑格爾哲學的翻譯和闡釋之中?？梢哉f，與其他現代新儒家在哲學體系建構上的投入相比，賀麟投入的精力是相對有限的，從而使得他未能充分沉潛下心，在體系的精致上予以充足的打磨。

此外，其哲學文本形態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大凡偉大的作品必定具備偉大的形式外觀，哲學作品尤為如此。遠如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近如康德“三大批判”、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等，無一部不是大部頭哲學著作。然而，賀麟“新心學”哲學體系相關作品則幾乎全部以論文形式呈現。如作為其思想核心要義的《近代唯心論簡釋》，1934年3月發表于《大公報》的《現代思潮》周刊；《論意志自由》系1932年賀麟在燕京大學哲學系的演講詞；《五倫觀念的新檢討》于1940年5月1日發表于《戰國策》第3期。即便是后來囊括賀麟人生哲學最為宏富的《文化與人生》一書，也皆為理論文章，且多達37篇。由于獨立成篇，主題分散，時代背景濃厚，加上文化、人生問題復雜交織，若非進行專題研究，很難迅速領悟其精神實質。這樣一來，其中的人生哲學思想部分反倒被遮蔽了，從而導致部分學者對其人生哲學系統的直接否定。他們認為，“就思想形式而言，在本文所論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中，賀麟是唯一沒有將其思想以‘系統的形式排列起來’的一位，他沒有像梁、熊、馮以及后來的方、唐、牟等有宏富的著述，也未撰寫一本專門的人生哲學著作。他多是以論文的形式，就某一方面、某一問題表述自己關于人生的思想見解和體驗”[4]225。學界似乎并未在意賀麟在該書序言中的提醒，反倒將其作為衡量其人生哲學不夠系統的一個佐證。

二、系統性“缺失”帶來的問題及其影響

由于印象不佳、不夠系統，人們對賀麟人生哲學總是有意無意地給予“忽略”和“輕慢”。這一現象最初出現于港臺地區，這與現代新儒學的傳播路徑高度一致。1973年，《文化與人生》一書在臺灣地平線出版社刊印，盡管不乏關注，但鮮有人對其人生哲學進行系統的發掘。韋政通曾在高度贊揚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一文時同時指出，“據我閱讀所得……這篇文學(字)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趁這個機會做一簡介”[5]。韋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該書在港臺地區的學術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但賀麟人生哲學沒有在港臺地區產生重大影響卻是事實。

大陸對賀麟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得益于杜維明等海外華裔學者的大力宣傳，儒學復興和儒學第三期開展等主張受到強烈關注。在《現代新儒家學案》《現代新儒學輯要》《現代新儒學概論》等學術著作中，賀麟“新心學”儒學思想受到廣泛認可。90年代后，賀麟研究進入一個高潮，集中產生了一批涉及賀麟研究的專著與論文集。張學智《賀麟》(1992年)，宋祖良、范進《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1993年)，王思雋、李肅東《賀麟評傳》(1995年)，宋志明《賀麟新儒學思想研究》(1998年)，張茂澤《賀麟學術思想述論》(2001年)，王志捷《賀麟文化理論研究》(2007年)等，均在不同層面上為解決賀麟“新心學”哲學思想的體系化問題而努力。不過，作為其“新心學”系統下的人生哲學體系研究卻始終付諸闕如，即使偶被提及也語焉不詳，從而成為賀麟哲學體系中最為薄弱的一環，使其人生哲學思想在新儒家現代性轉化視域中常常隱而不彰，以至如部分學者所感喟，“人們在研究賀麟思想時，幾乎不提他的人生哲學，這恐怕有些失之偏頗”[3]86。時至今日，這一情況并沒有徹底改觀。從目前國內相關學術期刊網站統計顯示來看，以賀麟人生哲學為題的論述屈指可數，偶被提及也多在求全責備。這一現象與人們對賀麟人生哲學“缺乏”體系化的外觀“耿耿于懷”不無關系。

如果說哲學思想在建構初期就必須形成巍峨的文字大廈，否則就失去了作為體系權利的話，那么，諸子百家和古希臘哲學中的殘篇斷簡又如何實現其價值呢？顯然，真正的問題不是賀麟的問題，而是我們在對待賀麟哲學體系的態度上出現了問題。就賀麟“新心學”全部哲學思想而言，盡管沒有任何一部氣勢磅礴的皇皇巨著，但根據其思想的邏輯演繹，部分學者依然承認其體系的完整性，對其文化哲學也進行了相應的挖掘和研究。所以，上述問題便可以發生這樣的轉換：究竟是賀麟在人生哲學問題上無所求、無所得，還是我們對其人生哲學無所思、無所解？

三、賀麟對其人生哲學的求索與關注

回望20世紀新儒學的創建我們便不難發現，賀麟在新儒家學者群中享有崇高學術聲譽，《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甚至一度被視為現代新儒家的“宣言書”?？梢钥隙?，他對文化人生的自覺在很多方面甚至高于同時代的學者，其中，他對人生哲學尤其給予了高度重視。

在賀麟看來，一個民族的思想啟蒙，最根本、最艱巨者莫過于人生哲學的改造和更新。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他將國家的現代化歸因于人的現代化，認為“我們要國家社會的現代化，還須從使每個人的人生觀它現代化做起”[1]321。只有實現人的思想與時俱進，社會、人生才足以和諧并存。他指出：

一個人處在一個新時代，必須要有新的思想來指導他的行為，也可以說一個人現代化的生活與行為，必須與現代化的思想平行發展。假如時代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支配人的行為的觀念，仍是原來那一套陳腐的東西，或是處在一新時代，頑固拒絕新時代應有的新思想，都足以障礙時代的進步，增加社會的紛擾，引起個人生活的矛盾與不安。[1]215

而人生哲學則是指導人生實現思想改造最重要的方法：

人生哲學就是將這各方面錯綜復雜的生活，加以一番反省和考察，從經驗中求得一合理的看法，以作生活的指導。簡言之，就是格人生之物，窮人生之理，批評錯誤的人生態度而建立健全合理的人生觀。[1]312

抗戰開始，賀麟便以理想、使命、樂觀、悲觀等觀念為題，探討人生哲學中最切要的問題，并試圖通過自身的切己反省求得明確的思想觀念。在《文化與人生》一書的序言中他寫道：“書中每一篇文字都是為中國當前迫切的文化問題、倫理問題和人生問題所引起，而根據個人讀書思想體驗所得去加以適當的解答?！盵1]1他高揚傳統儒學精神，認為儒學或哲學在本質上就是人學，就是一種以人為本，幫助人、理解人、成全人的大智慧：

哲學的知識或思想，不是空疏虛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點綴，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個人智巧的賣弄，而是應付并調整個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機和矛盾的利器。哲學的知識和思想因此便被認為是一種實際力量——一種改革生活、思想和文化上的實際力量。[6]

賀麟始終堅信，他在人生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貫的、統一的，其人生哲學及其見解始終有一個中心和立場。建立系統的人生哲學是賀麟作為新儒家對民族、國家最崇高、最深沉的文化使命，這與他在人生哲學方面的努力是高度一致的。他恪守儒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抱負，試圖通過對人生哲學的改造來引導時代發展。他對人生哲學始終持有一種熱情、一種責任和一種立場，他的思想、態度和行動都足以顯示他對人生問題的關注和重視。重構賀麟人生哲學文本，系統化還原賀麟人生哲學，恰是完成賀麟的未竟事業。

四、嘗試解決賀麟人生哲學系統問題的三種方案

盡管目前學界對賀麟人生哲學問題的解決并不如人意，但不容置疑的是，人們對賀麟在人生哲學上的努力和建樹還是給予了一些比較中肯的評價。賀麟著重對人生問題進行理論思考，并努力探討人生哲學的理論問題[7]，從理論上對賀麟人生哲學進行系統化的研究和把握是可能的、可行的。其中，有三種思路尤其值得關注。

(一)以大觀?。涸凇靶滦膶W”哲學思想框架中透視人生哲學體系的構成

“新心學”是賀麟哲學的終極表達范式，也是其最顯著的思想標簽。作為系統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人生哲學自然不能與此相脫離。

2001年，《賀麟學術思想述論》問世，成為國內較早系統研究賀麟哲學思想體系的一部力作。作者立足賀麟“新心學”哲學創建實情，通過對賀麟哲學思想的深入挖掘，對其“新心學”哲學思想進行了詳細的邏輯分析和系統架構，不僅斷定了賀麟哲學思想從萌芽、形成發展到成熟的時間邏輯，而且在心物關系、心理關系、邏輯主體、直覺方法、文化哲學、人學思想等方面進行了逐一討論，從而將人生哲學成功納入賀麟全部哲學思想的邏輯構架。在這一思路中，研究者清晰地闡述了賀麟人生哲學與其“新心學”的基本關系，認為兩者密不可分：“賀麟的人學思想，是他‘新心學’思想體系中的一部分，以對人的自由、人的理想的論述為中心，兼及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鮮明地表現出理想主義特色?！盵8]271相對于傳統哲學而言，賀麟人生哲學擁有更為豐富的思想資源，也展現出更為寬闊的視野?！百R麟的人學思想，是古今中西人學思想融會貫通的產物。它以中國傳統人學精神為主體，在傳統人學重視人與人關系的基礎上，努力吸收西方人學重視人與物、人與天的關系的內容，力圖把中國傳統儒學‘知人’的道德和西學中‘知物’的科學和‘知天’的宗教有機結合起來，使古今中西人學思想打成一片，建立了自己有遠大理想、有辯證方法、有崇高主體性的理想主義人學理論?！盵8]272

與此類似的研究還有《賀麟文化理論研究》。研究者的初衷原本在于系統呈現賀麟文化哲學理論，不過，他并沒有將文化與人生割裂開來，而是在文化理論的研討中涵涉了賀麟人生哲學，并將人生問題作為專章予以討論，系統闡明了賀麟關于人生問題的兩大思想維度——理想、學養[9]，深化了對賀麟人生哲學的系統化思考。

不過，上述研究也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對賀麟人生哲學的研究表現為附帶性而非目的性。他們之所以關注賀麟人生哲學及其構成體系，主要是因為人生哲學及其體系架構是“新心學”人生哲學體系或文化理論體系不能回避的思想議題，必須在相關環節作出回應，但這樣一來，便注定他們難以將賀麟人生哲學放置到突出位置，完成對其人生哲學系統性的研究和詮釋。其次，在賀麟人生哲學研究的寬度和深度上還有明顯不足。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紀初相當長一段時間，賀麟研究尚處于草創時期。國內賀麟研究重心更多地集中在對其思想的邏輯演繹和綜合評價，對其中的具體專題和較為復雜的體系問題的研究還明顯不足。例如，以理想的人生和學養的人生兩個維度來詮釋賀麟人生哲學是否過于片面？另外，面對其他現代新儒家，賀麟人生哲學究竟展現出了怎樣的特色和思路，他們是否可以進行有效的交流與對話等都有待進一步思考和挖掘。

(二)求同存異：將賀麟同現代新儒家其他學者人生哲學進行比較與分析

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隨著對唐君毅等新儒家哲學研究的深入推進，將賀麟哲學與其他新儒家哲學思想進行比較逐漸成為可能，賀麟人生哲學思想的體系化問題提上了議程。具體而言，相關研究表現為兩種方式：

第一，綜合比較。即在現代新儒家人生哲學的共同話題中談論賀麟的人生哲學?！冬F代新儒家人生哲學研究》一書便是如此。在這一方向中，研究者系統展現了賀麟與同為新儒家的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方東美、唐君毅等不同哲學家在人生哲學上的異同，并敏銳地注意到了賀麟人生哲學的時代價值。研究者認為，“他的人生哲學思想實際上具有綜合現代新儒家第一代諸代表人物思想的性質”[4]225-226?！爸饕▋蓚€部分，一是以謹嚴的邏輯方法表述的人生哲學思想，一是對建構這套人生哲學體系意義的討論?！盵4]229從這套人生哲學理論邏輯上看，它包含了具有了內在關聯的三個層面：“首先是從天、人、物三界分別的角度說明人是什么，論證人的存在的意義，即‘從知物、知自然、知天或知天道著手’，規定‘人的使命’；其次討論‘人生的使命’，即做(作)為一個人，如何通過實踐‘自覺的正大的使命’，使‘生活有意義與價值’；最后落實到‘個人的特殊使命’?！盵4]249賀麟以理想唯心論的哲學觀為基礎，試圖建立起以哲學本體論、宇宙論為前提，以知天、知物、知人、知生死為基礎的人生觀，盡管沒有真正完成，但在后來的港臺新儒家諸如唐君毅、牟宗三等處，都得到了相應的發揮。

第二，專題比較。即從賀麟人生哲學的邏輯開展出發，將賀麟與現代新儒家進行深入對照。一些研究者發現，在現代新儒家學者群中，賀麟人生哲學與部分港臺新儒家具有極大的關聯。他們從歷史交集和哲學理趣入手，以理想唯心論為題，對賀麟人生哲學進行了系統發掘，產生了諸如《賀麟與唐君毅理想唯心論研究》等成果。研究者通過對二者新儒學的學理考察，梳理出作為新儒家的賀麟與作為新儒家的唐君毅如何從陸王心學出發生發出相向而不相同的人生追求(詳見表1)，初步解決了賀麟唯心論哲學的體系化問題。

該研究的優點還在于，將賀麟與唐君毅哲學進行對比，從中既可窺見賀麟作為新儒家在哲學創建上的高度、寬度與深度，彰顯其作為新儒家的哲學建樹以及兩位新儒家人物的學理追求，而且通過對比，初步廓清了賀麟人生哲學的基本方向。不足之處在于，囿于選題方向，限制了研究者對賀麟人生哲學諸概念的邏輯演繹和系統發揮，尚不能完全呈現賀麟人生哲學全貌。這樣一來，全面整理賀麟人生哲學的邏輯架構和系統框架就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追根溯源：對賀麟人生哲學思想議題進行系統性還原與專題化解讀

前面講到，以大觀小和求同存異兩種研究方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賀麟人生哲學系統缺位的問題，但畢竟還是沒有從正面回應賀麟人生哲學系統性架構。想要徹底解決上述問題，終究還得面對事情本身。換句話說，我們是否可以克服賀麟人生哲學內容上的充實與形式上的松散呢？我們是否可以用整全的形式結構統一和歸納其哲學議題呢？如果能，那么它的終極形式究竟如何？

1995年《賀麟評傳》出版，研究者便明確指出，應該系統性研究賀麟人生哲學[3]86。他們似乎已經明顯注意到，人們對賀麟哲學思想的理解和詮釋過于隨意和模糊，故而，他們通過對賀麟學術思想的全面把握，詳盡評述了賀麟學術思想的各個方面。但他們同時也認為，在豐富的人生哲學思想背后，賀麟其實已經粗略地勾勒出了一個人生哲學體系的輪廓，其主要內容涉及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態度、人生教育等四個方面，為系統建構賀麟人生哲學體系開啟了新征程。不過遺憾的是，他們并沒有沿著這一思路深入挖掘下去，更沒有對上述四個方面進行整理和擴充，使得賀麟人生哲學體系依然“懸而未決”。

近年來，筆者通過梳理現有研究成果發現，欲在賀麟人生哲學上求得一個完整的體系構架，必須擺脫現有研究模式，徹底從“新心學”哲學體系和比較模式中跳脫出來，將人生哲學真正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實現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有機整合。具體而言，可以心物關系作為學理基礎，從賀麟人生哲學相關文集、語錄中細化其不同的人生哲學研究領域，以論題為方向，分類整理，最終抵達賀麟一個中心、一個主題的為學宗旨。2019年，拙著《賀麟人生哲學研究》一書即以此為進路，通過對《近代唯心論簡釋》《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文化與人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等賀麟哲學文獻的系統梳理，初步搭建起賀麟人生哲學的系統框架(詳見圖1)。

圖1 賀麟人生哲學體系

筆者認為，在賀麟的學術觀照中，其人生哲學具有豐富的文化議題。他以“心”(“邏輯心”)為基礎，通過建立自我、設置理想、擔承使命、涵養知識、追求自由，最終實現知行合一，其思想路數和觀點與王陽明早年一脈相承，但同時又富于極其深刻的現代人生哲學元素。他推陳出新，堅持有我、有淵源、吸收(有)“西洋”思想，恪守合理性、合時代、合人情”[10]。其視野之開放，幾乎囊括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全部論域，涵涉形而上學、形而下學的所有可能?！百R麟的思想更表示了現代新儒家作為一個學派對自身使命的自覺?！盵11]這一體系架構實可以與現代新儒家所有哲學家比較與對話，特別是上述這些論題，不僅具有強烈的歷史性，更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盡管在新穎度上和個別論題上，賀麟人生哲學未必能如梁漱溟、馮友蘭和唐君毅那樣別開生面、讓人耳目一新，但就其中正平實、切中生活而言，賀麟人生哲學無論是從系統上還是從思想上，都是圓融自洽、當仁不讓的。

結語

人生哲學作為一個問題，事關賀麟“新心學”哲學體系的平衡和完整，盡管素來爭議不斷，但對其肯定和關注始終都是主流。近年來相關研究一再表明，賀麟人生哲學不僅具有豐富的精神內涵、博大的文化視野，而且具備完整的體系結構。無論是將其作為“新心學”哲學體系的一部分，還是將其與其他新儒家人生哲學進行比較，抑或抽絲剝繭、進行系統性重建，都確如賀麟所承諾的一樣，確實有一個中心、一個主題、一個態度和一個立場。盡管上述三種解決方案是否準確地解決了賀麟人生哲學系統問題還需要時間來檢驗和證明，不過，我們可以確信，到目前而止，作為一個困境和難題，賀麟人生哲學的系統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已然得到了克服和回應，這必將推動賀麟學術思想研究的深入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