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影響研究

汪煒 戴雁南 喬桂明

摘 要：綠色金融發展理念因其協調性與可持續性，可助益實現國際國內“雙循環”協調發展的新時期戰略構思。目前深入貫徹綠色信貸政策的關鍵在于落實地方，因此，區域性商業銀行尤為重要。本文基于27家區域性商業銀行2011—2019年的數據，構建綜合競爭力評價體系，通過準自然實驗的研究方法，建立雙重差分模型，分析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實際影響，并進一步以風險控制為中介變量檢驗此中作用機理。研究結果表明，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綜合競爭力具有提升作用，此作用是通過降低商業銀行風險水平得以實現，風險控制在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影響過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應。本文的研究結論為區域性商業銀行全面貫徹綠色信貸政策提供依據，也為地區產業轉型升級、國內經濟協調可持續循環發展提供對策指引。

關鍵詞：綠色信貸政策;商業銀行競爭力;風險控制;準自然實驗;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3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1）08-0062-10

一、問題的提出

2003年，名為“赤道原則”[非官方規定的，由世界主要金融機構根據國際金融公司的環境和社會政策和指南制定的，旨在用于確定、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過程中所涉及環境和社會風險的一套自愿性原則。]的企業貸款準則由十家國際銀行正式宣布實施，綠色信貸便是在“赤道原則”下產生的金融政策導向，其實質是將環境保護嵌入到金融業中的一種金融創新，主要指通過在金融領域建立環境準入門檻，商業銀行只可為達到環境準入標準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此舉便從資金源頭上阻斷了高污染、高能耗和產能過剩的所謂“兩高一?！毙袠I的發展，不僅使得環境得到治理，產業結構也可引導向綠色健康可持續的合理化方向調整。綠色信貸因而成為一種商業銀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

我國經濟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后，同樣面對著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碳排放量持續上升的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成為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全面改善我國環境迫在眉睫。根據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以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協調發展的新時期戰略構思，以國內市場“內循環”重塑國際市場“外循環”尤為重要，而“內循環”機制與綠色金融理念契合，因此，正如周永圣等[1]指出，我國經濟迫切須以綠色發展為核心進行科學發展，著力發展綠色供應鏈，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使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

綠色信貸政策對于地方經濟的效應國內外已存在較為廣泛的研究，以下從區域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兩方面進行論述。在綠色信貸政策與區域經濟發展方面，Alan等[2]認為，綠色信貸政策有利于扶持綠色產業發展，可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對于經濟發展具有極大的積極作用。沈洪濤和馬正彪[3]也認為其有助于地方產業發展。劉霞和何鵬[4]則進一步指出此作用將隨產業結構升級而增強。丁杰和胡蓉[5]以《綠色信貸指引》發布進行準自然實驗，利用雙重差分法檢驗了綠色信貸政策的信貸資源配置效應，發現隨環境規制增強，綠色信貸政策資金配置效應也越強。在綠色信貸政策與產業結構方面，國外學者David[6]認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性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雙向互動關系。Salazar[7]指出，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業務，可引導資金向環保企業流轉，從而使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升級。國內學者持有相似觀點，徐勝等[8]認為，綠色信貸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效果顯著，且通過企業資本與資金渠道影響產業結構。侯曉輝和王博[9]研究發現，綠色金融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產業綠色升級的重要動力。

綠色金融與商業銀行的關系，正如傅京燕和原宗琳[10]指出，商業銀行作為社會資金和信用的樞紐，在“供需均衡發展”的新視角下，其在綠色金融發展中具有重要紐帶作用。自2007年倡導綠色信貸政策以來，各大國有銀行以及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作為先驅，進行綠色金融的探索。區域性商業銀行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則相對較晚，但至2019年，幾乎所有區域性商業銀行均發出了綠色信貸政策的倡議，綠色信貸日益成為商業銀行信貸革命的方向。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在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經營狀況影響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國外學者對此觀點不一，Cilliers等[11]與Ezikanyi等[12]均認為，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提升了商業銀行績效;Scholtens和Dam[13]則認為，此種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提升了銀行聲譽，故商業銀行應在績效方面付出代價，這也是部分銀行缺乏實施動力的原因，Song等[14]也認為，此中存在消極影響，但Debasish[15]的研究則發現，從長遠來看，綠色信貸政策對于銀行資產質量及回報率都有著積極作用，故應倡導銀行走綠色化道路，將環境和生態方面作為其貸款原則的一部分。Maya等[16]采用事件分析法與兩階段選擇模型研究發現，發達國家績效較差的銀行傾向于成為赤道銀行，利于提升其盈利水平，發展中國家則是績效較好銀行選擇參與，卻降低了貸款數額與利息收入。相比之下，國內學者總體認為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于商業銀行本身具有積極作用，孫光林等[17]認為綠色信貸政策降低了商業銀行經營風險，顯著抑制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攀升，并提高凈利潤與非利息收入。何凌云等[18]認為綠色信貸的實施有效提升了總資產收益率，對商業銀行競爭力起積極作用。顏廷峰等[19]采用系統GMM模型，發現綠色信貸對銀行財務績效的提升效應短期較弱而長期明顯。廖筠等[20]利用動態綜合評價得出銀行經營效率指標，將其與綠色信貸比例建立面板VAR模型，發現綠色信貸對銀行效率有顯著正向作用，且此作用短期內會逐漸增大，長期趨于平穩。

為更好探究自綠色信貸政策倡導以來對商業銀行經營的影響，國內學者更多以準自然實驗的方法進行研究，此種研究方法具有相當可借鑒性。邵傳林和閆永生[21]基于國內60家銀行，利用多期雙重差分法分析了企業社會責任對銀行商業價值的影響，發現承擔社會責任在短期對商業銀行的商業價值影響較小，但長期來看有重大積極作用。丁寧等[22]則以73家銀行的數據，以傾向得分匹配與雙重差分法來測算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存在的影響，發現綠色信貸政策通過改善信貸風險管理、提升銀行聲譽來對銀行成本效率起正向作用。

根據以上論述，專家學者普遍認為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效應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具有良好效益，可以促進商業銀行經營發展。但是，在探究綠色信貸對商業銀行經營影響時，以往學者大多采用綠色信貸規模作為解釋變量，以商業銀行盈利能力、風險程度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指標相對簡單，雖有以數據包絡分析法或是隨機前沿法衡量經營效率，但還不能從商業銀行全方位的競爭力視角來研究問題，存在一定局限性。除此以外，研究選取樣本大多為大型商業銀行，以面廣量大的綠色信貸政策主體承擔者區域性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獻還很少，在目前深入貫徹綠色信貸的攻堅期，作為地方經濟代表的區域性商業銀行應是重點推進對象。

對商業銀行而言，實施綠色信貸意味著將以更大的規模、更優惠的利率給綠色環保型企業提供金融支持，同時扶持地區農業以及生態旅游產業的發展。那么當前很多區域性商業銀行執行綠色信貸政策依然積極性不足，其原因是什么？執行綠色信貸政策是否降低其風險水平？對其總體長遠競爭力又是影響如何？深入研究這一問題，能為區域性商業銀行綠色信貸業務發展提供更多的對策建議，為中央銀行、銀行業監管部門、政府其他相關部門完善綠色信貸引導政策提供有益的參考，以此推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我國“內循環”戰略實施與不斷地自我強化。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邊際貢獻：首先，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當前實際，建立了較為全面的商業銀行綜合競爭力評價體系，并以此對其進行了有效測算。其次，研究視角專注于區域性商業銀行，拓展了中小銀行相關的研究，為其提供更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啟示。最后，利用雙重差分模型探究綠色信貸政策實施的凈效應后，更進一步分析其中作用機理，對區域性商業銀行風險控制水平的部分中介效應進行了檢驗。

二、機制分析與研究假設

企業競爭力是企業在稀缺資源競爭中培養而出的生存和發展的綜合力量。筆者認為，商業銀行競爭力是通過財務績效表現出來的顯性競爭力與反映企業潛在的或未來成長可能的隱性競爭力的結合。對于商業銀行競爭力的評價，一般認為是盈利水平、風控水平與流動性水平的綜合，同時考慮規模性與成長性，故本文以此為基礎進行分析。

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影響，可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外部經濟環境方面，根據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作為一國的戰略性資源，可通過合理配置金融資源來解決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性，進而提高經濟效率。通過不斷提高效率和降低金融脆弱性，維護良性的生態循環，實現金融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將可持續性金融的理念貫穿于經營活動中，主動承擔更多的社會和環境責任，更好地發揮其在經濟中的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經濟良性循環，降低系統性風險的程度，故而商業銀行實施綠色信貸可以帶來競爭環境的改善，以提升其穩定性;二是銀行品牌聲譽方面，綠色信貸業務的實施可以為商業銀行帶來聲譽效應，樹立良好形象，有助于其品牌價值的提升，獲取較高的社會認同感與信任感，增強銀行員工的歸屬感與榮譽感，尤其是區域性商業銀行率先進入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模式更有機會創造新的利潤增長點，通過履行責任來創造嶄新的市場機會，形成獨特持久的競爭優勢。除此以外，區域性商業銀行對于地方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引導也更能得到政府、銀監及人行的認可，有助于維持商業銀行與之的良好關系，在開展業務的過程中，也更容易得到政策方面的支持，帶來競爭力的提升。據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H1：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區域性商業銀行競爭力具有正向影響。

綠色發展的要義便是以效率、和諧、持續為發展目標，此必然與風險控制息息相關。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于商業銀行風險水平的影響，一方面，為落實國家環保政策，同時也為享受到綠色信貸的優惠利率，企業加大環保轉型投入，在不斷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激發了綠色可持續的新盈利增長點，績效的改善增強了其還款能力，故而降低了商業銀行壞賬風險。同時，根據王建瓊和董可[23]的研究，區域商業銀行支持傳統綠色產業，開發特色農業資源，發展生態旅游產業，助力農村建設，區域經濟環境的穩定發展也有助于銀行風險的降低。綠色信貸業務的開展有利于商業銀行資產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發展綠色信貸業務，是社會責任意識的體現，有助于提升商業銀行的聲譽，降低商業銀行聲譽風險。根據Avital[24]的研究，綠色信貸業務的開展提升了商業銀行的聲譽，從而增強其抵御風險的能力，故而會給商業銀行帶來競爭優勢。丁寧等[22]的研究中，證明了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流動性有所改善，降低了流動性風險。因此，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對于商業銀行的作用機制的重要一環，便是通過改善其風險控制水平以達到提升競爭力的效果，此中可能存在著某種中介效應。鑒于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對于商業銀行壞賬水平存在改善作用，而壞賬水平對其競爭力存在影響，加之風險作用機制必然不可為全部機制而僅為主要方面，故此種中介效應為部分中介效應。綜上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H2：實行綠色信貸政策對于區域性商業銀行風險水平具有抑制作用。

H3：綠色信貸政策通過降低區域性商業銀行風險的作用機制，提升其競爭力，風險控制在此間起到部分中介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7家區域性商業銀行2011—2019年的財務指標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通過雙重差分模型以準自然實驗的研究方法探索綠色信貸的政策效應。本實驗將是否公開披露綠色信貸業務數據作為劃分實驗組與控制組的依據，其中將公開披露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并確實取得一定成效的區域性商業銀行作為實驗組，未披露實施、宣布實施卻未披露數據的商業銀行則作為控制組。

實驗組為江蘇銀行、蘇州銀行、杭州銀行、南京銀行、東莞銀行、溫州銀行、長沙銀行、柳州銀行、漢口銀行、廣州銀行、浙江泰隆銀行、鄭州銀行，共計12家商業銀行?？刂平M為大連銀行、西安銀行、日照銀行、洛陽銀行、東營銀行、萊商銀行、煙臺銀行、長城華西銀行、錦州銀行、紹興銀行、四川天府銀行、廈門銀行、鄞州銀行、富邦華一銀行、大同銀行，共計15家商業銀行。

本次研究所有數據均從各商業銀行官網披露歷年財報整理獲取。

（二）商業銀行競爭力評價

本文研究的主題是商業銀行競爭力，為從長遠整體角度衡量商業銀行的發展，故采用多指標復合的方式對其競爭力進行衡量。對于指標復合的能力評價得分計算，以往文獻主要采用的方法有兩種：為降維分析的因子分析法與客觀綜合定權法。

本文參閱了因子分析法商業銀行競爭力分析的諸多文獻，經過綜合考量，主要參考了郭翠榮和劉亮[25]的指標體系，并進行一定改進，確定了20個指標，涵蓋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成長性四個維度，并且根據高曉燕和高歌[26]的研究，充分考慮到了資產規模因素與市場業務因素，以期盡可能地對所選上市商業銀行的綜合競爭力進行全面的評價分析。

在指標體系的構建方面，盈利性指標選取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和成本收入比;安全性指標選取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和不良貸款率;流動性指標選取存貸比、資產負債率、流動性比率。其中，成本收入比與不良貸款率為逆向化指標，所采用的正向化措施為X=1-X（其中X為原始指標，X為正向化后的指標）。而存貸比與資產負債率為適度性指標，此為考慮倘若簡單認定其為逆向化指標，則反映的更多是商業銀行經營的安全性，與初衷相違。因此，本文也采用郭翠榮和劉亮[25]對這兩個指標的處理方式，即X=1/1+|X-X*|（其中X*為指標平均值）。鑒于小型銀行可能會由于偶發事件導致某些指標增長率過高，高估其競爭力，故而引入規模指標，分別為資產總額、資本凈額、營業收入，在市場因素方面也是出于相似的考慮，分別為存款份額、貸款份額、非利息收入額。以五個指標衡量商業銀行的成長性，分別為存款增長率、貸款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營業收入增長率以及總資產增長率，以期從多方面準確反映商業銀行發展能力，再次考慮了大型銀行可能因其規模龐大而高估其競爭力的可能。

在完成20項指標構建的基礎上進行因子分析，本文選取27家上市商業銀行2011—2019年共計9年的業務指標數據，對其階段性競爭力進行評價分析，采用的軟件為SPSS23.0。

（三）實證模型與變量定義

為了驗證H1，分析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影響，建立如下雙重差分模型：

Score=α0+α1treatedi+α2tit+α3treatedi×tit+βConit+μt+εit （1）

在模型（1）中，被解釋變量Score為因子分析得出的商業銀行競爭力評分。treated為起分類作用的虛擬變量，樣本中實驗組為1，控制組為0。t則為時間虛擬變量，綠色信貸政策實施以前為0，實施后為1。根據雙重差分的思想，控制組銀行在綠色信貸政策實施前競爭力評分為α0，在實驗組銀行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后評分則為α0 + α2，則此階段商業銀行競爭力的提升D0=α2。實驗組銀行競爭力評分在綠色信貸實施前為α0 + α1，在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后競爭力評分則為α0 + α1 + α2 + α3，故而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其競爭力提升D1= α2 + α3。因此，綠色信貸對于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凈影響經雙重差分處理，DID=D1-D0= α3。μ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參閱已有文獻，選取總資產回報率（ROA）、資本充足率（CAR）、存貸比（LDR）、總資產增長率（G）以及資產規模（Size）作為控制變量（Con），分別代表了商業銀行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成長性與規模效應。此外，以往學者的研究中，在控制變量選取方面會引入GDP、M2增長率、CPI指數等宏觀指標，本文由于在競爭力評分的分析過程中對于各變量以每年的數據特征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出的競爭力評分為樣本內相對競爭力，故不考慮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

為了驗證H2，并為后文中介效應的分析鋪墊，建立雙重差分模型：

NPL=α0+α1treatedi+α2ti，t+α3treatedi×ti，t+βConi，t+μt+εi，t（2）

在模型（2）中，選取不良貸款率（NPL）為被解釋變量，代表商業銀行的風險水平，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與模型（1）一致。

為了驗證H3，進一步從風險作用機制來探究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影響，并判斷中介效應的情況，再度依據雙重差分原理建立如下模型：

Score=α0+α1treatedi+α2ti，t+α3treatedi×ti，t+α4NPLi，t+βConi，t+μt+εi，t（3）

模型（3）中，再度以商業銀行競爭力（Score）作為被解釋變量，在解釋變量中，增加了不良貸款率（NPL）一項，以此檢驗中介效應的存在，倘若模型（2）中綠色信貸政策凈效應（DID）對于不良貸款率（NPL）具有顯著影響，在模型（1）驗證的基礎上，則基本判斷存在中介效應。當模型（3）中綠色信貸政策凈效應（DID）與不良貸款率（NPL）均顯著影響商業銀行競爭力（Score），則為部分中介效應;當綠色信貸政策凈效應（DID）回歸系數不顯著，則為完全中介效應。

回歸過程中涉及的變量匯總及定義如表1所示。

（四）描述性統計分析

為了便于了解整體情況，對因子分析與回歸面板數據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2所示。

四、實證分析

（一）商業銀行競爭力分析

在因子分析法研究過程中，選取的指標之間應具有較為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應首先進行KMO檢驗和Bartlett球形檢驗，其可判斷選取指標是否適合采用因子分析，同時評價采用因子分析法后的聚合效果。根據檢驗結果，KMO值為0.774，大于公認臨界值0.700，說明非常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同時，在Bartlett球形檢驗中，卡方值為5 314.924，且極為顯著，意味著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較為顯著。因此，本次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可以取得較為理想的結果。

在運用SPSS23.0進行降維分析后，進行公共因子的提取，在提取過程中，應選取盡可能少的因子解釋盡可能多的信息。本次研究一共提取了6個因子，經10次旋轉后，方差貢獻率分別為29.588%、11.842%、11.138%、10.651%、7.235%、6.691%，累計貢獻率為77.146%，達到70%以上，證明基本涵蓋原始數據的有效信息。

本文采用回歸法得出因子的得分函數對商業銀行競爭力進行綜合評價。根據對成分涵蓋信息解讀，明晰這6個因子分別為規模因子、成長因子、安全因子、盈利因子、流動因子以及轉化因子，其中最后的轉化因子主要是解釋了成本收入比、存貸比、資產負債率方面，代表商業銀行將投入轉化為產出的能力。在明確了每個因子代表的實際含義后，得到每個因子的得分系數矩陣。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包含了每個因子與指標之間的系數，可用于計算每個因子的評分，將各指標依據前文描述性統計順序進行編號后，得分系數如表3所示。

根據表3特征值的貢獻率，可以得出綜合因子評分公式為：

F=29.588F1+11.842F2+11.138F3+10.651F4+7.235F5+6.691F677.146（4）

由此得出27家商業銀行競爭力評分，具體結果限于篇幅不再展示。

在得出因子分析綜合評分過程中可以發現：首先，影響區域性商業銀行競爭力的最顯著因素是其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其規模程度的大小與其所主要服務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金融資源富集程度息息相關。其次，成長能力也相當重要，此與商業銀行經營的不斷擴張具有密切聯系。最后，在評分過程中安全因素與盈利因素也不容忽視，往往是風險抵御能力與盈利能力較強的樣本更具有競爭力。

（二）綠色信貸政策效應分析

本文探究綠色信貸政策效應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影響，運用的計量軟件為Stata 16.0。

為了驗證H1，即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影響的回歸結果如表4列（1）所示。根據回歸結果，綠色信貸政策凈效應（DID）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即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對商業銀行競爭力起到顯著的正向作用，模型擬合度也良好，因此驗證了H1，綠色信貸政策有利于區域性商業銀行競爭力的提升。除此以外，控制變量回歸結果也較為合理。盈利水平、安全水平的提升對于商業銀行競爭力具有促進作用。存貸比（LDR）則與商業銀行競爭力呈負相關，存貸比的提升為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的比例提升，存款、貸款業務的開展是商業銀行主要資金流轉的過程，一定程度代表流動性水平，貸款數額相比存款越多意味著風險的產生，故在既定水平下，應降低存貸比以提升商業銀行競爭力。成長性水平與規模提升促進了商業銀行競爭力的發展，此與競爭力的構建過程一致。

為進一步探究綠色信貸政策凈效應對于商業銀行競爭力影響的作用機制，驗證風險控制水平在期間發揮的中介效應，在模型（1）驗證的基礎上，根據模型（2）驗證H2，即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風險水平的影響，其回歸結果如表4列（2）所示。

根據模型（2）的回歸結果，綠色信貸政策凈效應（DID）的系數顯著為負，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降低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即降低了商業銀行運營的風險，H2得到驗證?？刂谱兞糠矫?，對于不良貸款率（NPL），代表盈利水平的總資產回報率（ROA）與代表安全水平的資本充足率（CAR）均與之呈負相關，具有合理性。存貸比（LDR）與不良貸款率（NPL）呈正相關，意味著貸款相對增多，更易產生不良貸款。成長性指標總資產增長率對商業銀行風險水平起到負向作用，意味著商業銀行的高速成長可降低其風險，規模水平則與之呈正相關，此可能的原因是規模更大的商業銀行業務量更多，風險承受能力更強，因此不良貸款率相對較高。

在充分驗證了模型（1）與模型（2）后，可基于模型（3）探究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影響的作用機制，判斷風險控制水平在此間是否起到一定中介效應，結果如表4列（3）所示。

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不良貸款率（NPL）一項進行回歸。根據回歸結果，綠色信貸政策凈效應（DID）對于商業銀行競爭力依然呈顯著正向影響，不良貸款率（NPL）與商業銀行競爭力呈顯著負向影響，至此驗證了中介效應的存在，且為部分中介效應。在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對商業銀行影響的過程中，一部分影響是通過對于商業銀行風險水平的提升來改善商業銀行競爭力，根據機制推導分析，此為主要的作用機制;另一部分影響則通過其他因素直接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產生影響，可能是流動性的調節、所處經濟環境的改善等其他諸多因素，但在回歸中表現為直接影響。因此，風險控制在綠色信貸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影響過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3得以驗證，綠色信貸政策確為通過風險控制機制提升商業銀行競爭力?？刂谱兞糠矫?，模型（3）的回歸結果與模型（1）相似，故而進一步支持本文主回歸的結論。

（三）安慰劑檢驗

由于本文還未排除實驗組和控制組樣本銀行固有特征差異對研究結果的干擾，同時也不能完全證明商業銀行競爭力提升效應來源確為綠色信貸政策，因此，需要進行安慰劑檢驗。在安慰劑檢驗過程中，將商業銀行實施綠色信貸政策的年份往前后各推兩年，倘若得到政策凈效應的影響并不顯著，則可證明此效應確實來源于實驗組時間虛擬變量所代表的事件。由于每個銀行開展綠色信貸業務時間不一，在時刻精準對應的情況下，也可排除其他事件給商業銀行帶來影響的可能，便可證明此效應確實來源于綠色信貸政策。限于篇幅，僅展示主回歸安慰劑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可以看出，將時間前后各平推一年、兩年，政策凈效應（DID）均不顯著，通過了安慰劑檢驗，因此，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改善確實來源于綠色信貸政策效應。

（四）穩健性檢驗

前文對于商業銀行動態能力指數測算方法采用的是降維分析的因子分析法，其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損失了部分信息，為使本文結論更具有穩健性，參考趙碧瑩[27]研究商業銀行競爭力采用的指標復合方法，為客觀綜合定權法中較為常用的熵值法，再度對動態能力指數進行測算。

熵值法是基于各種要素所含信息考慮來計算復合指標的數學方法。根據信息理論的基本原則，信息是系統秩序度的尺度，熵是系統外部干擾的尺度，因而系統熵可反映信息含量。

熵值法的具體過程如下：第一，對正向指標與負向指標分別進行標準化處理，以矩陣P的形式表達;第二，計算矩陣P內各數據占自身所在行的比重，構成Q矩陣;第三，計算指標熵值Eij=-K∑ni=1Pij×ln（Pij），其中，K為常數且數值為1/ln（n）;第四，計算各指標差異系數gj=1-Ej;第五，計算權重Wj即為gj占比;第六，根據指標權重計算綜合得分，得出商業銀行競爭力指數（Score）。指標權重具體結果如表6所示。

根據指標權重，本文計算出商業銀行競爭力指數，而后分別根據模型（2）與模型（3）進行回歸分析，以探究綠色信貸政策效應對基于熵值法計算出的商業銀行競爭力指數的影響，如表7所示。

根據回歸結果，列（1）為綠色信貸政策效應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影響，列（2）為加入不良貸款率（NPL）后的變化。從表7可以發現，綠色信貸政策效應對基于熵值法計算得出的競爭力得分同樣具有顯著提升作用，風險控制水平的中介效應也同樣存在，與前文研究基本一致，此意味著無論采用何類客觀定權法，本文結論均得以穩健。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充分借鑒已有文獻的基礎上，以27家區域性商業銀行2011—2019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從盈利水平、風險水平、流動性水平、成長性以及規模水平角度較為系統地建立競爭力評價體系，并通過因子分析法進行降維分析，得出較為全面的競爭力評分。而后，采用雙重差分法分析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對區域性商業銀行競爭力產生的影響，并檢驗了風險控制在此間的中介效應，得出以下基本結論：首先，規模因素、成長因素、風險控制能力與盈利能力對商業銀行競爭力影響尤為明顯。其次，自2013年首家城商行開展綠色信貸業務以來，實施綠色信貸政策的區域性商業銀行，相比未實施的同類銀行，綜合競爭力得到提升。再次，綠色信貸業務的開展對區域性商業銀行的風險水平起到降低作用。最后，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效應主要通過風險控制機制實現，風險控制在此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從以上結論可以分析出，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于區域性商業銀行總體的發展是有利的，響應國家號召，大力發展綠色金融，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存在共贏的前景，而區域性商業銀行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樞紐，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對于風險控制方面，開展綠色信貸業務對區域性商業銀行風險水平有著潛移默化的改善作用，并且也正是通過此路徑提升商業銀行的競爭力。結合事實分析，在綠色發展戰略的倡導下，迫于政策壓力，眾多高污染企業不得不整改甚至關停，商業銀行考慮此類風險后停止貸款，由此降低了不良貸款產生的可能。除此以外，發展綠色信貸業務意味著承擔社會責任，對于商業銀行聲譽具有積極作用，因而降低了聲譽風險，促進了商業銀行的經營發展?？傊?，風險控制作為重要傳導機制深刻影響著商業銀行競爭力。

在研究結論的基礎上，本文針對區域性商業銀行發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議：首先，合理擴張經營規模，強化持續發展能力。在對區域性商業銀行競爭力進行評價分析的過程中，規模因素與成長因素影響最為顯著，此意味著在合理經營擴張的情況下，不斷發展銀行規模對于區域性商業銀行競爭力具有重大意義。之后，依然是風險控制與盈利能力發揮重大作用，如果說規模成長有時更多取決于銀行所在區域，那風控與盈利則更多取決于銀行自身，且此方面也是銀行可以進行擴張的基礎，故應大力完善內部機制，充分利用各類金融工具，提升風險盈利管理精細化水平，以此持續高質量發展。其次，充分發揮地方性優勢，深入貫徹綠色信貸政策。根據本文驗證結果，區域性商業銀行發展綠色信貸業務對其本身也有助益，因此，其應具有足夠動力去推進。區域性商業銀行辦理業務流程更為簡單，與區域地方具有更強的親和力，擁有著更多中小微企業客戶，對地方經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其應充分利用此優勢。除此以外，區域性商業銀行規模較小，轉型更為輕便靈動，可以充分根據所在地方特色，補足地方短板，明確自身定位，令其發展更具有針對性。因此，唯有區域性商業銀行深入貫徹綠色信貸政策，綠色發展戰略才得以根本性、全局性的姿態推進。最后，注重風險防控，促進綠色信貸高質量發展。對于中小型的區域性商業銀行而言，由于其自身特征，風險防控任重而道遠，對于新興綠色環保型企業而言，并非其風險就低于以往高污染型企業，甚至也可能存在由于其行業未足夠成熟、創新程度較高而具有更大的風險，故而在開展綠色信貸業務過程中仍要嚴格控制風險水平，不可因是綠色信貸而松懈信貸風險的防控;對于地方性經濟的發展而言，產業結構相當重要，綠色可持續性發展企業的繁榮將逐步構成健康發展的區域市場;對于地方性商業銀行而言，應該針對綠色信貸的相關項目進行產品創新，爭取做到產品多樣化，這樣不僅可以提高綠色信貸效率，也會加快綠色信貸發展。故而高質量綠色金融的不斷深化，有利于降低整個區域的系統性風險，從更深程度促進商業銀行的發展，以此構成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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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全山）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1.08.007

[引用格式]汪煒，戴雁南，喬桂明.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影響研究——基于區域性商業銀行的準自然實驗[J]. 財經問題研究，2021，（8）：62-71.

收稿日期：2021-04-1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融周期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機制與應對策略研究”（19BJL020）

作者簡介：汪 煒（1986-），女，江蘇南京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會計學和財務管理研究。E-mail：wangwei23@suda.edu.cn

戴雁南（1997-），男，江蘇蘇州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商業銀行管理研究。E-mail：daiyn0321@126.com

喬桂明（通訊作者）（1956-），男，上海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金融學研究。E-mail：qgm@sud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