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沿海地區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過程及驅動機制

金校名,李 博

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大連 116029 2 遼寧師范大學海洋可持續發展研究院， 大連 116029 3 大連海事大學航運經濟與管理學院， 大連 116026

海洋漁業作為一個較為完整的產業生態系統,以其較大的產業生產總值比重成為海洋經濟發展的基礎與保障,是海洋經濟發展的依托。近年來,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脆弱性指數由2001年的17.95攀升至 2015年的21.51呈現波動性趨高走勢[1],海洋漁業對海洋產業生態系統的影響主要來自漁民、魚群內外部生存壞境及海洋漁業產業發展水平對海洋經濟作用程度。其演化往往是非線性的、無確定的,厘清其演化過程和驅動機制是促進海洋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為謀求海洋漁業可持續發展需把握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各個演化階段,尋找該系統的適應性循環規律。所謂適應性循環是反映復合系統在遭受外界干擾后進行自組織學習并構建恢復力能力的演化模式[2- 4]。目前,國內外對于適應性循環理論研究已較為成熟,主要用來探求在復合系統下時序上各研究領域的演變規律。國內適應性循環理論研究在基于社會—生態系統下,將旅游地發展演進和地域間生態系統評估作為主要研究層面。王群,陸林[5]等從社會—生態系統視角利用適應性循環理論來判定千島湖旅游地發展過程并揭示引發該旅游地循環運轉的內外部驅動力；陳婭玲[6]將山西秦嶺地區旅游社會—生態系統脆弱性與適應性循環理論相結合提出該地可持續發展對策；王俊[7]在基于黃土高原地區農業社會—生態系統關鍵變量下分析導致該系統適應性循環的演進機制；劉焱序[8]等以深圳市區為例引入適應性循環理論將城市景觀生態風險評估指數擴展為“潛力—連通度—恢復力”三維準則,為權衡空間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國外研究主要將適應性循環理論應用到把握系統動力模型的規律和對系統關鍵變量識別中。Wiese F K[9]以適應性循環理論為視角從時空方面闡明北極海洋生態系統變化規律。 Rogers J D[10]將適應性循環系統運用到人類社會系統研究中,揭示了社會變革中連續性和機會的重要性。Joanne[11]利用社會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圈來表征圣羅莎國家公園及其周邊地區的生態旅游特征。Gronenborn D[12]通過適應性循環概念來解釋導致歐洲人口規模大幅波動原因；Allcock S L[13]采用適應性循環框架來探討氣候和環境變化對土耳其卡帕多西亞的社會文化變遷影響。適應性循環理論以其非線性邏輯構建,通過動態把握各研究對象發展走向的節點事件以捕捉適應性循環的驅動因素,進而明晰在復雜條件下所研對象的內部發展規律。

本文基于適應性循環理論模型,以中國沿海地區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把握系統關鍵要素,明晰該系統下海洋漁業發展脈絡,揭示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演化規律及驅動機制,為中國海洋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指導意義。

1 理論基礎與研究概況

國際性學術組織“恢復力聯盟”為理解耦合系統下各單位子系統相互關系的動態演化規律而引入適應性循環理論[14]。適應性循環是基于生態系統演替的傳統觀點之上,增加了更新和釋放兩個時間階段,使適應性循環構成動態三維框架。Holling在基于社會—生態系統視角以時間為序列提出系統每構成一個周期的適應性循環需經歷開發(γ)、保護(κ)、釋放(Ω)、和重組(α)4個階段,且每個周期循環的轉換取決于3個維度,即潛力、連通度、恢復力[14- 17],而這3個維度也分別對應了地理學時空分析中所強調的“靜態格局—空間交互—動態趨勢”的組合模式[8]。目前,在中國沿海地區,海洋漁業呈現的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與當地產業經濟系統的發展過程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系,為整體把握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動態演化模式,將社會—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理論框架延伸到產業生態系統理論研究中。在時間序列上,系統一方面來自于內部因子動態變化,另一方面來自于外部壓力的擾動,導致中國沿海地區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的適應性循環軌跡的周期也相應發生變化,同時系統內部動態及外部壓力成為促成系統適應性循環演化周期轉變的主要動力。由此,將該系統下的適應性循環圈(圖1)劃分為兩個循環階段：由γ指向κ和由Ω指向α,即系統適應性演變軌跡是在資源不斷積累和轉變的長周期與創新重組的短周期間運行,且不能同時發生只能按照縱向時序進行。

圖1 適應性循環嵌套模型[17]Fig.1 Aadaptitive cycle modleγ 表示開發階段、κ 表示保護階段、Ω表示釋放階段、α表示重組階段

循環階段Ⅰ(γ→κ)：在開發初期階段,系統以生長積累為主,發展較為遲緩,恢復力作用不明顯,同時受內外部擾動因素影響較小,脆弱性較低。當資源積累、技術手段、經濟發展到達到一定高度,系統不斷擴張,到了開發階段末期,系統敏感不穩定狀態逐漸暴露使得脆弱性、恢復力隨之抬升。在保護階段,受開發階段大量積累作用影響,系統內各組成要素均達到了穩定且迅速的發展,表現在系統當面對擾動而顯現的恢復力持續攀升,連通度逐漸發達,潛力不斷提升。然而系統在由單一結構向多元復雜性結構轉變的過程中,所帶來的脆弱性卻持續走高,對應的恢復力上升到最高點后不能與逐漸趨高的脆弱性達到動態平衡后開始下滑,由此逐漸向釋放階段過渡。對于海洋漁業而言,初期往往是沿海地區漁民為滿足生計需求進行海洋漁業資源開發而表現出的過度關注海洋漁業產量而導致的海洋漁業資源大量流失、環境惡化、海洋漁業經濟發展結構性失調等問題。同時,隨著開發速度加快,一些隱形的負向因素逐漸暴露,為促進產業繼續發展,由此轉向保護階段以提高海洋漁業發展質量。

循環階段Ⅱ(Ω→α)：在釋放階段,系統開始僵化,潛力迅速下降,恢復力回落,在遇到擾動因素無法迅速做出判斷排除干擾,但受前一階段該系統與各要素緊密聯系的慣性作用,其連通度仍維持在較高水平。該階段的海洋漁業發展狀態一般表現為資源積累、產業推進面臨瓶頸,在遇風暴潮、赤潮等自然災害侵襲后,微薄的海洋漁業資源儲存量以及極具脆弱的海洋漁業產業發展狀況在無法抵抗外界因素迅猛沖擊會突然釋放,速度較快。原本緊密而有機的系統開始崩潰,恢復力直線下降直至最低,由此進入第四環節,更新階段。在此階段,系統內部表現出較高的潛力,不斷尋求創新及新的發展動力從而提高恢復力效能,并根據自身現有條件進行調整、重構、再適應。與此同時,系統會避免復制前階段惡性因素,從而降低系統脆弱性。對于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而言,近岸海域污染,海洋災害的擾動及不當的海捕行為等將導致海洋漁業資源質量低且數量少,阻礙海洋漁業產業高質量發展,系統只有將現存問題完全暴露并進行不斷調整、更新,才有可能進入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的新階段或為新階段的產生奠定基礎[18- 19]。

根據適應性循環三個屬性變化的標準值組合,表明系統并非依次按照開發、保護、釋放、更新4個階段發展,也存在病態狀態：貧窮陷阱,僵化陷阱,鎖定陷阱,未知陷阱。以貧窮陷阱為例,在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過程中,若海洋漁業經濟的發展過分依賴于海洋生物資源而導致超負荷海洋捕撈,從而引發海洋生物資源承載力急劇下降,同時又無法改變現有發展模式,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將無法還原,成為一個不可持續的枯竭系統,最終因陷入貧窮困境而使整個系統分裂,表現為低潛能、低連通度、低恢復力。而僵化陷阱,鎖定陷阱,未知陷阱則分別呈現為高潛能、高連通度、高恢復力；低潛能、高連通度、高恢復力及高潛能、低連通度、低恢復力的病態組合結構。

2 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階段

新中國成立以來,將中國海洋漁業產業分別從環境態勢變化、經濟發展高低走向及社會生產制度變革三大方面,參考以往專家學者研究成果[20- 22],依據適應性循環理論并結合重大轉折事件將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劃分為三個適應性循環圈及若干個循環階段(圖2、圖3)。

圖2 中國沿海地區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圈 Fig.2 Adaptive cycle of marine fishery industry ecosystem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圖3 中國沿海地區海洋漁業歷史時期和事件Fig.3 Historical periods and events of marine fishery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2.1 第一個適應性循環(1949—1965年)：海洋捕撈業為主的恢復型傳統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

1937年至1949年,受抗戰影響,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發展處于長期停滯狀態,百廢待興。直至1949年,全國政協將“保護沿海漁場,發展水產業”寫入《共同綱領》標志著中國海洋漁業發展逐漸從無到有。1949—1956年,為了大力恢復海洋漁業生產力來帶動海洋漁業經濟效益的提升,開始實施合作社運動,逐步完成由互助合作組到初級合作社最終向高級合作社的進階。1956年底,已有占海洋漁業總體的72.53%的漁戶參加了合作社運動,1957年底海洋漁業捕撈量達到近180萬t,相比于1950年增長約2.4倍[23]。這種高強度,突增性海洋漁業捕撈使海洋生態環境無法迅速適應,出現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水產局由此制定了《水產科學技術十二年發展規劃》,首次提出海洋資源保護實施方案：利用資源,保護資源,計劃指揮生產,但海洋漁業資源開發一直貫穿于該時期整個產業進程。1958—1960年“大躍進”期間,由于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錯誤提出在1958年一年之內海洋捕撈量比1957年增加37%—50%,這種“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嚴重侵害了海洋近岸漁業生物資源,直致該時期海洋漁業資源承載力下降至最低點。同時受非科學化方針指導,違背海洋漁業生產作業規律,漁民打破休漁期、禁漁區,多采用機船拖網高耗能捕魚方式,漁獲物出現小型化、低齡化,迫使海洋漁業資源嚴重退減,生態環境岌岌可危。加之受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影響,大批漁民受自然因素干擾失去海洋作業能力,遭受嚴重破壞的海洋漁業產業再次擱置,導致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崩潰進入釋放階段。1961年,中國沿海海域漁業資源面臨枯竭,總產量約為140萬t。但此后,“養捕并重”方針的提出并未使脆弱的系統得到有效恢復進而進入釋放階段后的修復階段。

總體來看,1965年之前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范圍狹小,海洋漁業產業人才、資本等積累較弱且處于以海洋捕撈業為主的恢復型傳統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以及缺乏海洋漁業科技等外向力刺激由此經歷了由開發、保護、釋放所形成的適應性循環前、中環階段。

2.2 貧窮陷阱(1966—1976年)：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危機期

1966—1976年,“文革”動亂期間,左傾錯誤思想誤導海洋漁業產業政策,是觸發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進入貧窮陷阱的關鍵節點。其間,由于過分強調“以糧為綱”,在近海海域出現大批圍海造田運動,破壞近海海域灘涂資源,侵犯近岸水生生物棲息地,部分海洋生物資源瀕臨滅絕,極大破壞了海洋漁業生物多樣性,使得原本未有恢復完全的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再次受創。同時,為了擴大海洋漁業單產,大量引進網拖船,導致幼魚、魚苗被一網打盡,切斷了海洋漁業資源再生。在產業分配上,否定“按勞分配”,很大程度上挫傷了漁民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在海洋漁業科技層面,“三下鄉”運動使大量從事水產科研團隊、機構被迫叫停,致使海洋漁業生態環境檢測與防護工作受阻。這種混亂局面直至19世紀70年代初由于實施燈光圍網漁業,城郊養漁業以及連家船的改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洋漁業生態環境壓力[24]。

2.3 第二個適應性循環(1977—1985年)：海洋漁業養捕并重的過渡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

1977—1985年,在經歷“文革”后,國民經濟開始調整,海洋漁業產業重新謀劃發展。在“政策放寬”,“市場經濟”,“承包制戶”等一系列豐惠方針的指導下極大調動了相關從業者對海洋漁業生產作業的積極性與信心[25],由此開啟新一輪的海洋漁業適應性循環。

1978年全國海洋漁業捕撈業與養殖業之比為71∶29[26],產業結構嚴重失調,高密度海洋捕撈引發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再次受損。1979年海洋漁業捕撈量達307.79萬t[27],捕撈強度與資源矛盾開始加大。為防止由于過度捕撈所致的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失衡,1979年全國水產工作會議以“大力保護資源,積極發展養殖,調整近海作業,開辟外海漁場,采用先進技術,加強科學管理,提高產品質量,改善市場供應”為工作方針進行深入貫徹,進而使適應性循環圈由開發向保護階段過渡。

1980年,全年大功率機動漁船新增近7000艘,總功率高達2.72×105kW[27],使原本未得到有效緩和的海洋漁業再次受到海洋捕撈壓力擾動,阻礙了海洋漁業產業調整進程。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沿海海域漁汛難以形成,導致中國四大漁場：渤海漁場,舟山漁場,南海沿岸漁場和北部灣漁場逐漸消失,由此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圈呈現出較大范圍的釋放。

1983年中國海洋漁業從提高產業經濟效益和維護生態平衡的角度出發,依據本時期中國海域現有資源環境狀況,進行更新、重塑。通過調整拖、圍、刺、釣作業結構比例,極力控制近海捕撈強度,開發中上層魚類資源,著重提出“以養為主,養捕并舉”的方針,且在養殖業中進一步提出發展“兩高一優”政策舉措,并以此作為今后中國海洋漁業生產工作的指導思想。1988年全國海水養殖產量與捕撈產量之比為50.1∶49.9[27],產業結構趨于平衡,海洋漁業資源得以恢復調整,為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向下一階段轉變奠定基礎。

本階段受政策因素導向,大力優化海洋漁業養捕比,使系統處于捕撈業與養殖業平衡發展階段,經歷了由開發、保護、釋放、更新所構成的完整適應性循環。

2.4 第三個適應性循環(1986年至今)向現代化轉型期的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

經過第二個適應性循環,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開始緩慢恢復呈現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正向發展態勢并逐步向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現代化方向邁進。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注入,海洋漁業產業多元化組合、產業發展政策定位及生態環境治理與預防等需長時間協調、博弈。同時,海洋漁業逐漸由以捕撈為主向養捕結合過渡,積極開拓遠洋漁業,成為該系統適應性循環在海洋漁業產業由傳統型向現代化方向轉變過程中的助推器,構成了以開發與開發保護交互促進階段。

2.4.1初級開發階段(1986—1990年)

自1985年起,中國第一支遠洋漁船隊在西非海域開展捕撈作業為中國遠洋漁業的長足發展奠定了基礎,打開了遠洋漁業發展的新局面,彌補了中國海洋漁獲物只靠近海海域為主作業的技術缺憾。1986年《漁業法》的正式頒布,從法律層面制約了因機動漁船大量增加,捕撈強度過大等而產生的系列問題。并對海洋漁業進行整體區域布局,將海洋漁業產業結構根據各海域資源波動情況和市場需求變化進行相應調整。直至1990年,堅持“以養為主,加工并舉,因地制宜,各有側重”的方針提出,轉變了海洋漁業生產作業方式,同時中國遠洋漁業五年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點及面,取得了突破性發展,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進入新一輪開發階段。

2.4.2過渡開發階段(1991—2000年)

為避免海洋漁業由以資源依賴型、勞動密集型和自給自足型的小規模單一海洋產業為主而進行的海洋漁業經濟創收,經初級開發階段的養捕并舉及遠洋漁業的探索實施,緩解了由此帶來的海洋漁業產量、質量低下和海域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央提出海洋捕撈“零增長”、“負增長”計劃,進一步縮減海洋漁業捕撈量[28],側面拉動了海洋養殖業并開拓了遠洋漁業的發展。但在過渡開發階段,初具改變的海洋漁業生產作業方式,使得海洋漁業的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部運作機制產生對抗性,潛在問題和矛盾也開始顯現,病害滋生、缺乏培育經驗是制約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持續發展的兩大瓶頸因素。1994—1997年,政府集結一切力量提升科技推廣力度,采用高技術設備集中化養殖,改善了以往放養模式,并進一步將水產技術推廣體系進行規?；瘮U張,將“養護和合理利用近海資源”作為該時期海洋漁業發展重要內容。1998年,沿海地區加緊調整近海作業,以捕撈中上層魚類資源作為主體,使資源利用更趨于合理[29]。

2.4.3開發與保護交互階段(2001年至今)

此階段,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在向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中,將關注焦點由追求產量提升落到了海域生態環境保護和漁民利益維護上,即從產業環境向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轉變。中國漁業“十五”規劃綱要指出“加強漁業資源和漁業水域生態保護,積極發展水產養殖和遠洋漁業”成為該階段系統的發展重點。2001年,全面展開整頓“三無”和“三證不齊”的漁船清理工作并取得階段性進展。為進一步推行海洋漁業捕撈量由“零增長”向“負增長”的目標過渡從而相繼實施沿海捕撈漁民轉產轉業計劃,鼓勵漁民退出捕撈行業,切斷因人為因素導致的海洋漁業資源枯竭,為海洋漁業向集約型現代化產業轉變奠定基礎?！笆晃濉逼陂g,加快轉變漁業增長方式,從提質角度,加強魚苗新品種培育,繼續壓低海域捕撈強度,進而加快海洋漁業產業結構調整速度,使得養捕比例繼續擴大,海洋漁業產業加工能力提升,海洋休閑漁業等快速擴張。其間,納入“雙控”管理的海洋捕撈機動漁船總功率完成比率達到162.8%。隨后,在“十二五”規劃中,堅持生產發展與生態養護并重,積極探索“藍色農業”發展理念,將海洋牧場建設和增值放流相結合恢復海底植被,深層次改善海域生態環境,并將漁民保障納入系統向現代化進階的范圍,實現漁民收入與城鄉居民收入同步增長[30]。進入“十三五”階段,進一步拉長海洋漁業資源精深加工產業鏈條,拓寬海洋漁業產業發展維度,進行優質化、高效能魚類種質培育,剔除結構性過剩品種。形成有序、有度、有限的海洋漁業產業區域布局,深入夯實各海區海洋牧場示范區建設,實現了海洋資源養護和海域生態環境保護的進階式發展。

此階段主要為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過程中開發和保護的前環階段。

3 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問題

中國海洋漁業受其產業子系統和生態子系統雙重影響,使該復合系統在分別解決各子系統內外部矛盾中尋求平衡從而完成一個適應性循環演化,并最終朝著可持續方向發展。若任意子系統在海洋漁業經濟增長中出現崩潰,會迫使整個系統進入適應性死循環,形成海洋漁業不可持續增長或陷入海洋漁業發展危機。

3.1 海洋漁業產業子系統問題

自將發展水產業寫入共同綱領后,大批漁民開始從事海洋水產作業。1985年,從事海洋漁業人口數達161.31萬人,年均收入2294元,超出同期農民年均收入的59.8%,一定程度上促成低收入農民躋身于臨時性海洋捕撈行業,這種非規范化培訓的從業人員的臨時性加入阻礙了海洋漁業產業的合理化經營與管理[21]。20世紀50年代,由于缺乏科學技術在水產業的普及與應用及片面追求“低產變高產,高產更高產”的盲目樂觀海洋漁業開發方式,海洋漁業產業結構主要集中于傳統型海洋漁業第一產業,而在海洋漁業第一產業中則以對海域生態環境破壞力強的海洋捕撈業為主。這種不平衡的產業結構模式間接影響了漁民轉產轉業的觀念及行為導向,阻礙了海洋漁業由一產向二、三產轉型的速率,造成海洋漁業長期處于低值化,停滯化態勢。同時,受早年間時代背景的約束和不科學海洋漁業產業發展政策,錯誤將只關注提高產量,維持生計的漁民引入違背產業生態可持續發展規律的道路上。直至改革開放后,“養捕并舉”方針的實施有效改善了海洋漁業產業結構(圖4),其中,我國海洋漁業養捕比由1978年的26∶74到1985年的45∶55再到2018年的77∶23,其產業結構逐漸優化。但中國海洋漁業經濟發展仍面臨市場運行機制不完善、經營格局過于分散、缺乏科技創新、風險保障機制落后,生態補償機制不健全等問題,無法支撐海洋漁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同時,囿于在海洋漁業生產過程中的資本投入如(種苗、飼料、補給)等方面的有機構成的復雜程度不斷提升,但缺乏合理化經營使資本周轉速度下降,在成本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海洋漁業產業的邊際效益開始下降,進而造成海洋漁業經濟整體發展不平衡。

圖4 1979—2015年中國沿海地區海洋漁業捕撈、養殖及勞動力變化趨勢Fig.4 Trend of marine catches, marine fishery aquaculture and labor force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from 1979—2015

3.2 海洋漁業生態子系統問題

建國以來,在經歷戰爭浩劫之后,為大力恢復生產力發展和重整經濟建設,將目光聚焦到開發一切可開發資源上。海洋漁業作為“資源無限量供給”型產業,理所當然充當起食物供給主要來源之一。在海洋漁業發展初期,突增性捕撈破壞海洋漁業資源承載力,如海洋捕撈量由1950年的54萬t上升至1999年的1497萬t,已經超出海洋漁業資源調查與科學評估中中國近海漁業資源可捕量的66.3%,其捕撈作業方式以捕撈效率大、捕撈強度大的拖網和刺網為主,約占同時期內捕撈作業方式的40%和26%。同時,沿海漁民將維持生計作為無節制海捕的先決條件,導致該時期海洋漁業生態資源保護政策相對稀少。加之低水平的水產技術無法提升海洋漁業資源生態恢復力并伴隨因外界不可抗力因素如海洋風暴潮、赤潮等災害的擾動致使海洋漁業生態環境承載力直線下降。而后伴隨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擴張,大量擠占沿岸海域灘涂資源,一些工業廢水、生活污水以及各種污染物被攜帶入海,自20世紀70年代初至2015年,沿海海域共發生船舶溢油事件3200起,溢油量高達42936t,水體表面污染嚴重侵害海洋漁業資源多樣性。同時,隨著生產力恢復,人口自然增長率也迅速抬升,內陸人口大量涌向沿海地區,進一步加快近海海域水質惡化速率,環境污染等系列問題阻礙海洋漁業種質資源修護。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國家從制度、科技等方面入手,逐步加強對海域生態環境治理力度,使海洋污染有所遏制,但海洋漁業生態承載力依舊維持較低水平。

4 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驅動機制

4.1 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關鍵要素

從適應性角度出發,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既包括海洋漁業產業對于海洋魚類資源退減、環境污染等生態環境的適應,也包含海洋漁業產業對政策體制及漁民生活狀況的適應。由此構成該系統適應性循環圈的關鍵要素為海洋漁業產業、海洋漁業生態環境、海洋漁業社會環境。

首先,海洋漁業產業作為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構成因素之一,理應成為該系統適應性循環的關鍵要素。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的良性化發展一定程度上帶動其產業結構優化及產業發展模式的轉變。目前,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結構正由“一、二、三”向“一、三、二”轉變[1],逐步從粗放式海洋漁業產業發展模式向集約化產業發展模式過渡,進而帶動中國海洋漁業產業向可持續化發展方向推進。

其次,海洋漁業生態環境是海洋漁業產業發展的基礎并貫穿于整個海洋漁業產業發展的始終。海洋漁業資源存量的增減,魚類生存棲息環境的優劣,各海域海洋災害的擾動等生態環境變化已成為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向前推進的巨大推動力或阻礙力。

最后,海洋漁業社會環境中政策體制和漁民生活狀況是推動系統適應性循環的把控者和利益相關者。自1949年全國政協將“保護沿海漁業,發展水產業”寫入共同綱領到2013年出臺《國務院關于促進海洋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31],再到2017年農業部制定的《全國漁業發展十三五規劃》,將中國海洋漁業發展從政策體制上進行調控,扭轉違背海洋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路線。漁民作為海洋漁業產業發展的開拓者和維護者,是海洋漁業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就業能力、生活質量、幸福感指數對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具有較強的影響力。

4.2 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驅動機制

縱觀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的各個階段,推動該系統運轉主要受資源限制的內部驅動力和市場需求、政策制度響應的外部擾沌力的共同作用(圖5)。

圖5 中國沿海地區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過程與驅動機制結構圖Fig.5 Adaptive cycle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marine fishery industry ecosystem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4.2.1資源限制

海洋漁業資源是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得以發展的基礎要素,也是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海洋漁業資源并非是一種在任何情況下均可再生資源,具有特殊性,使得中國海洋漁業開發不能以過分攫取資源為代價,從而造成海洋漁業資源負向變動。在海洋漁業發展過程中,由人為因素導致海域生態環境惡化或外在自然災害所致的不可抗力使海洋漁業資源面臨枯竭,如2015年,我國沿海海域共發生赤潮災害35次,累計面積約近2809 km2,直接限制了海洋漁業經濟產業鏈條發展,阻礙了系統的正常運行。20世紀50、60年代,在對海洋漁業資源無節制大包大攬后破壞了海洋漁業自身承載力,資源嚴重匱乏,致使該時期海洋漁業經濟停滯不前[32]。缺乏資源供給的海洋漁業無法進行產業轉型和重構并長期徘徊于資源開發過程中,加速系統陷入適應性循環圈中的釋放階段。由此海洋漁業產業開發必須保持適量開采,使其維持在一定存量的水平上,遵守海洋漁業資源休棲規律,形成一種穩定的可持續循環發展。

4.2.2市場需求推動

海洋漁業經濟在得到市場需求滿足后方可向前推進。市場需求包含兩方面,其一為內在經濟發展刺激,其二為人口快速增長。新中國成立初期,海洋漁業初入正軌,前階段戰爭因素的影響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和物質需求造成極大困難。在市場需求驅動機制下,海洋漁業產業進入開發階段以滿足人們的食物供給需求和營養攝入,及通過提升海洋漁業經濟發展從而間接促進整體國民經濟發展水平。改革開放后期,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大經濟環境背景下,伴隨城市化的快速擴張,人口素質不斷提高,使得人們對于魚類蛋白的需求量也隨之增加,這就必然要求海水產品大量供給以滿足其不斷增長的營養需求[33]。其次,囿于市場需求多元化發展,開始依據市場發展導向而改變海洋漁業產業發展模式,近70年內海洋漁業實現由單一傳統型海洋捕撈業發展到養捕并舉的海洋漁業產業,待海洋漁業經濟發展基本穩定后逐漸開發出休閑漁業、遠洋漁業等新型海洋漁業產業,進一步推動了中國海洋漁業經濟轉型。

4.2.3政策制度響應

國家政策制度變革是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的外部擾沌力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從政策制度層面將海洋漁業產業開發合法化、系統化。1949年自將“保護沿海漁場,發展水產業”寫入《共同綱領》后,海洋漁業產業開發得到政策支持,由此激發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大批涌向沿海進行海洋漁業生產作業,使得海洋漁業產業得到有效恢復,漁民家庭財富得到積累,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壓力。隨后,為進一步擴大海洋漁業生產力,中央提出冒進,急于求成等口號方針,錯誤將海洋漁業發展目標集中到過量捕撈方向；以及在文革期間過度強調“以糧為綱”、圍海造田,導致海洋漁業生態環境受挫、資源承載力下降、產業生態系統恢復力較低,系統跌入貧困陷阱。面對因生態環境因素而制約海洋漁業經濟發展等問題,政府部門做出適時的調整,相應提出“養捕并重”、“大力保護資源”、“加強漁業資源和漁業水域生態保護,積極發展水產養殖和遠洋漁業”等方針,分散海洋漁業產業開發模式,解決了因過渡捕撈造成的海域生態環境惡化所引發的海洋漁業發展困境,使得系統潛能得以進一步恢復,系統變量間聯系也更加緊密,協調組織能力增強,由此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逐漸走出困境從而開始新一輪適應性循環?？傮w來看,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演變受政策制度制約突出,系統在政策制度的驅動下,由開發階段(γ)→保護階段(κ)→釋放階段(Ω)→更新階段(α)循環演進。其中多數海洋漁業產業政策的提出均屬于事后補救性質而非事前預防性質[16],但在經歷貧窮陷阱后,政策制度的提出與實施使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朝著可持續方向健康發展。

5 討論與結論

為豐富中國海洋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引入適應性循環理論有利于梳理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在長時序上的演化過程,通過把握系統演變過程中的關鍵變量,對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所經歷的適應性循環階段進行劃分,進而得到在該系統下中國海洋漁業發展規律。

(1)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先后經歷了以海洋捕撈業為主的恢復型傳統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到海洋漁業養捕并重的過渡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最終到向現代化轉型期的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的適應性循環過程。適應性各階段循環運轉往往是在經歷崩潰釋放之后在更新階段中形成新一輪開發,從而再次構成一個新的適應性循環。其中,海洋漁業產業、海洋漁業生態環境、海洋漁業社會環境是觸發整個系統由開發→保護→釋放→更新的關鍵要素,同時支撐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動力主要來自于海洋漁業資源限制的內部驅動力和市場需求、政策制度響應的外部擾沌力的共同作用。

(2)就目前來看,中國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整體上正以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態勢朝著可持續發展方向進發,但分時期分階段仍會存在崩潰釋放階段阻礙系統向前推進的速度,甚至會再次跌入貧窮陷阱。由此,宏觀上亟需加強海洋漁業在生態環境保護、種質資源修復、生產方式優化、公共政策調控等統籌布局；微觀上,首先通過采取農牧化方式(人工育苗放流、引種移植、改善漁場環境等)參與魚類資源再生,加大海域自然保護區建設；其次發揮不同海域的比較優勢,開發不同水產種類,實現區域空間資源優勢互補,提升產品質量,改善海洋漁業生產消費結構,將開發焦點由近海轉向遠海；最后,創新海洋漁業管理制度,建立以ITQ制度為主體,其他管理制度相結合的完善監管制度,同時及時調整制度設計價值取向以符合當前海洋漁業經濟發展需求。

(3)采用適應性循環圈以定性的方式來判定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演化階段,在劃分標準上存在一定的主觀性。為力求精確劃分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循環演進階段并把握其驅動機制,未來將結合定量分析,通過篩選關鍵變量進行對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恢復力、連通度、潛力進行測度,進一步闡釋不同尺度下的海洋漁業產業生態系統適應性演化過程,以期為中國海洋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方向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