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篇目與流傳

【摘要】《史記》中《孝景本紀》等十篇的亡佚問題，一直是《史記》研究的焦點，在這十篇之中就有《兵書》，而今本《史記》卻作《律書》。通過對《律書》的文本分析，發現其內容與司馬遷的史料取舍原則和知識體系相矛盾，非其原筆無疑。再結合《史記》佚文以及對“有錄無書”這一關鍵線索的梳理，不但可知《史記》確有《兵書》，更是發現《兵書》在西漢時就已經亡佚，但直到三國，篇題一直還是《兵書》，改為《律書》的時間最早應在西晉時期。

【關鍵詞】《史記》；《兵書》；有錄無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13-214-03

【本文著錄格式】張潤鍇.《史記》的篇目與流傳[J].中國民族博覽，2021，07（13）：214-216.

《史記》“八書”的內容為“典章制度和社會情狀”[1]，于研究漢代政治史與社會文化史都是不可或缺的資料。然十篇有缺，“書”部就占三篇，誠為憾事。三篇之中，《禮書》和《樂書》非司馬遷原筆已為共識，但有關《律書》的爭論以及由此牽連出的《史記》的版本和流傳問題，迄今為止都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筆者在研讀《史記》和思考上述問題的過程中，以《律書》的真偽為切入點，進而探討《史記》的版本與流傳等疑案，略有收獲。故敢懷淺陋，執筆成文，以祈求正于方家。

一、 問題的緣起

《漢書·司馬遷傳》：“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逼湎聫堦套⒃疲骸斑w沒之后，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本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睆埓罂烧J為：“班氏父子所說十篇缺，并不一定就是張晏所說的十篇。也并非全指亡缺，是統括殘缺續補而言?！盵2]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張晏，三國魏人，去馬、班未遠，可睹古本，兩千年后轉而疑之，不甚服人。退一步講，以此言之，則亡缺篇目可能不止十篇。班固的記載不可能出現這么大的紕漏，東漢注家也不可能不置一言，而之后的晉唐注家更不見質疑張晏者?？梢姀埵辖Y論確有武斷之嫌。

班固早張晏近百年，條件也比張晏優越，似乎班固的記載應更為可信。但《史記·太史公自序》說道：“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崩锩婷靼谉o誤的提到“兵權”和“律歷”，為何今本只見“律”不見“兵”？

《漢書·藝文志》：“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睗h初整理兵學文獻共有百八十二家，可見兵學文獻之豐。武帝時又有一次整理兵學文獻的國家工程，司馬遷是否參與不得而知，但司馬遷能夠接觸到這些文獻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此次整理兵書行動應該是受武帝時期長期進行大規模戰爭的刺激下而產生的。戰爭期間，一定會留下大量的檔案資料。同時，正如“八書”中多篇都關注武帝時現實問題一樣，司馬遷一定會記載這些戰爭的結果和教訓。因此，司馬遷坐擁如此得天獨厚的條件而不寫《兵書》，實在是說不過去?？傊?，理論上《史記》中肯定有論述軍事學的相關篇幅，而且就在八篇“書”中。

二、文本分析

通過對《律書》內容的分析，筆者認為《律書》篇目原為《兵書》，其內容為后人偽作，下為詳細論證。

首先，若篇目為《律書》，則與《自序》不和。對此，余嘉錫先生論之詳矣：“太史公《自序》，于百三十篇檃括大旨，言其作意，無不與本書相應。今《律書》自序凡十句，皆言兵事，無一字及于律者。至末句乃曰：作《律書》第三，與上文渺不相關，使人讀之茫然不知其所謂，他篇自序，未嘗有此也?！盵3]

其次，若篇目為《律書》，則與司馬遷的知識結構不符?！堵蓵烽_篇第一句：“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痹摼湎轮端麟[》引《漢書·律歷志》為佐證：“‘夫推歷、生律、治器，規矩方圓，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為萬事之根本?！奔热弧傲伞睘槿f事根本，而后句“其于兵械尤所重”，似乎就將“律”與“兵”有機結合在了一起，則言“律”既是言“兵”。司馬貞首倡此說，服膺者更是直接據此論斷《律書》就是《兵書》，如梁玉繩就說道：“律為兵家所重，故史公序律尤言兵，昔賢謂《律書》即《兵書》，甚是?！盵4]

筆者認為小司馬、梁玉繩之誤在于不顧法律之“律”和音律之“律”同字異義，混為一談?！蹲髠鳌ば辍罚骸f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兇?！盵5]杜預注曰：“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眲t“律”為軍法是可以肯定的。

《漢書·律歷志》曰：“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倍端麟[》所引內容，正是屬于“備數”目下。也就是說，《律歷志》所論，乃是“數”與“六律”之關系。在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中已經有關于兩者之間關系的討論：“天下之物，無不用數也……五音六律生也，畢用數……鍛鐵鑄金，和赤白，為柔剛，磐鐘竽瑟，六律五音，非數無以和之……”[6]也就是說最晚到秦代，學者對“數”與“六律”乃至社會關系之間的認識已經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即“六律”乃至萬物皆由“數”而生。

據《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盵7]“數”之所以能與“六律”建立關系，是出于測量吹奏出十二律時要用到的管樂長度的需要。也就是說中國古代數學知識的來源之一是出于吹奏音律的需要。而經過周代禮樂文明的熏染，“樂”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十分崇高。正如李惠儀所說：“樂律的數字規范使這些樂器與算數掛鉤；而算術正好是天象、占卜、劃分禮制的基礎?！盵8]在這一思路下，以“數”為中介，“律”“歷”和“度量衡”之間建立起了完整的聯系?！堵蓺v志》的表述較《魯久次問數于陳起》更為精煉和完備，但基本思路是一脈相承的。武帝時人的司馬遷對此自然不陌生，又怎么會說出“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的話來呢？

再次，若篇目作《律書》，則與司馬遷的史料取舍標準不符。認為“律”是“音律”，可能是受兵書《六韜》的影響?！读w·龍韜·五音篇》：“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世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那司馬遷為何不取《六韜》之說呢？

關于司馬遷對史料的取舍標準，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考信于六藝”和“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朱本源先生指出：“這兩個說法是可以相互發明的”，即“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9]《六韜》之文為后人假古人之名為說，乃是周秦學者慣用之手段，其事為《詩》《書》《春秋》等文獻所不載。其文既不雅馴，則自然為太史公所不取。

另外，筆者發現了一條經鄭玄《周禮注》而保存下來的，很可能是東漢時期面貌的《史記》的一條佚文。

《律書》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薄墩x》曰：“《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贝宋某鲎浴吨芏Y·春官宗伯·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兇?！盵10]條下鄭玄注。此處的《兵書》所指為何？漢人論兵，首推《孫子兵法》，無論明言暗引，多出于今本十三篇《孫子兵法》中，而此句不見十三篇中；《藝文志》所載兵書，鄭玄時當或可睹。若為其他兵書，應列出書名或篇目，不當混言《兵書》。故此處“兵書”為《史記·兵書》可能性最大，于情理也可通。

據此，我們不但可以說《律書》的確原為《兵書》，東漢時的《兵書》內容已經不是《史記》舊貌，但篇題依舊作《兵書》，竄改為《律書》的時間最早也應該到西晉了。

三、論“十篇缺，有錄無書”

當我們確定《律書》原為《兵書》后，緊接著的問題就是《兵書》何時亡佚？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線索，就是查明“十篇缺，有錄無書”這句話的來龍去脈。因此有必要單辟一節，詳細討論。

細味張晏之語，所謂“亡”者，是說目錄尚存，而史公原文已不可得（或有殘缺），褚先生補四篇。而這十篇何時缺失？班固言“十篇缺，有錄無書”?！端囄闹尽繁居趧⑾?、劉歆父子之《別錄》和《七略》，則這句話是二劉按語還是班固按語就成為問題的關鍵。筆者認為“十篇缺，有錄無書”為劉向、劉歆父子按語，二劉所見《史記》已缺，“有錄無書”之“錄”為《太史公自序》。

第一，二劉所見《史記》已有缺略。張晏云：“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又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補缺《史記》大約便在此時。王于飛認為：“自宣帝至成帝繼位，其間僅四十余年，而百三十篇的《史記》就已亡佚十篇之多，于情于理，實難令人深信?！盵11]易平也認為：“惟其書重大，往往有單篇別行者。加之漢廷于是書有禁。傳播范圍當很有限?！盵12]然以博士之位尚且不得，則其書有缺，情理如何說不過去？若因“是書有禁”而不得，則少孫當知內藏必有原本。知有原本而仍據殘本補缺，豈荒謬如斯乎？因此可證少孫時《史記》殘缺不為虛言?！逗鬂h書·班彪傳》也說《史記》“十篇缺焉”，考班彪去二劉未遠，且其叔班斿曾參與劉向校書活動，同時王氏也承認“《七略》中‘《太史公書》百三十篇的所指也有可能亦非完璧?！蓖跏献陨淼拿芎蛽u擺不定，就是二劉所見《史記》已缺的最好反證。

“有錄無書”之“錄”為《太史公自序》。學者普遍根據《夾氏》傳“有錄無書”的記載來否定《史記》下的“有錄無書”之“錄”為《自序》。然二劉定《夾氏傳》為十一卷，是根據《夾氏傳》同屬“今文《春秋》十一卷”系統卻無定本的情況所得出的結論，而《史記》不同于尚在口口相傳之《夾氏傳》，不但已著于竹帛，且《自序》明言有百三十篇，二劉校書豈會忽視《自序》？易平認為“若謂劉向所?！短饭珪啡笔?，定著必百二十篇。劉氏豈能虛列所缺十篇以湊足百三十篇數，自違“定著”之例？”[12]可問題是，如果因缺十篇就新訂《史記》為百二十篇，那將與《自序》相矛盾；且十篇并非全亡，尚有逸文，若新訂為百二十篇，將置逸文于何地呢？

趙生群先生認為“錄”為劉向《別錄》或劉歆《七略》，并分析道：“《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已亡六篇矣?！薄妒肤Α吠鲐?，而《藝文志》不云“六篇有錄無書”者，正因劉氏父子校理時其書俱在之故?！盵13]《史籀篇》的亡佚情況不得而知，單就這個趙氏的論證邏輯，我們可以舉出兩個反例?！对娊洝啡倭阄迤?，然《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無文，僅存篇目，但《藝文志》也沒有寫《詩經》“六篇缺，有錄無書（或詩）”?！渡袝凡蝗?，乃是西漢學者共識，更不見《藝文志》說“《尚書》有錄無書”。因此，《太史公書》下“有錄無書”之“錄”為《太史公自序》可定為確論矣。

但易氏提出了一個很要害的問題：“倘若《別錄》《七略》有“十篇有錄無書”之語，諸家何以舍近求遠，從《漢書》《漢書音義》中轉手引來，而不徑引《別錄》《七略》？”[12]對此，趙生群回應到：“按之史籍，劉向《別錄》唐以前猶存，故學者對《史記》十篇亡缺之說信而不疑，至唐以后，《別錄》亦漸次散佚，而十篇之存亡，遂成疑案?！盵13]趙氏之說，筆者深以為然，《別錄》作為專書可以說是上佳無兩，但取之作注則過于冗長。班固時此書尚在，故簡為“十篇缺，有錄無書”。后世注家，為行文簡潔而徑取班、張之說。是書亡佚后，僅?！笆?，有錄無書”之文獨存，后世學者注家只能引此為據了。

四、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將《史記》在兩漢時期的流傳描繪一個大致的輪廓：《史記》成書到二劉校書，期間已經散佚十篇，僅存少量司馬遷原筆，其中《兵書》的內容已非《史記》舊貌。而二劉根據《自序》，寫下來“十篇缺，有錄無書”的注語。之后班固的《藝文志》沿襲此說，至張晏始列舉出篇目，可見知道東漢三國時期，篇名依舊還是《兵書》，竄改為《律書》的時間最早也要到西晉了。

參考文獻：

[1]陳其泰.《史記》“八書”歷史編纂首創性價值析論[J].史學月刊，2015（6）：5-14.

[2]張大可.《史記》殘缺與補竄考辨[J].蘭州大學學報，1982（3）：46-59.

[3]余嘉錫.余嘉錫文史論集[M].長沙：岳麓書社，1997：66.

[4][清]梁玉繩.史記志疑[M].北京：中華書局，1981：760.

[5]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773.

[6]韓巍.北大藏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初讀[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2）：29-36.

[7]張雙棣等注譯.呂氏春秋譯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455.

[8][美]李惠儀.《左傳》的書寫與解讀[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106.

[9]朱本源.試釋司馬遷“考信于‘六藝”說的真諦[J].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3）：5-13.

[10]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721.

[11]王于飛.張晏《史記》十篇亡佚說質疑[J].東南學術，2000（2）：111-114.

[12]易平.劉向班固所見《太史公書》考[J].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2）：76-84.

[13]趙生群.《史記》亡缺與續補考[J].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2）：15-23+14.

作者簡介：張潤鍇（1994-），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秦漢史和文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