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為何不再成群地來了？

孔勇

【導?讀】人文學研究的“自然科學化”傾向和“指標化評價”現象，已成為困擾中國人文學界的重要難題。如何尊重學科特性，優化體制環境，激發個體才智，培育杰出人才，亟待更多的反思和討論。王汎森先生在《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一書中給出了他的答案。

【關鍵詞】杰出人才?人文學危機?指標化

10多年前，歷史學家、時任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王汎森先生，在《南方周末》（2008年12月3日）發表了《天才為何成群地來》這篇名文。稱它有名，乃因在當時新媒體時代尚未大規模來臨、紙質媒介仍是知識分子人文思想交流重要陣地的年代，此文一出，旋即引發廣泛矚目。那種關注，遠非時下讀者在網絡上打開一篇文章之后，或是隨手“點贊”或是跟風“轉發”所造成的“流量幻象”，而是切實進入作者的思考視域，切磋琢磨，追古觀今，力求解答那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問題。

2019年8月，匯錄了王汎森先生21世紀以來部分隨筆、訪談文字（共29篇）的集子，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正式出版，所取書名正來自上面那篇文章。根據作者的解說，他原來擬設書名為《人文學的危機》，乃因這些文章有一大部分與當代學術發展及人文氛圍有關。后來因編者建議，方“從善如流”，取名《天才為何成群地來》。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印證了，關于“天才”的這個發問確有其持久影響力和號召力。而通過筆者拜讀全書后的總體理解，正是因為人文學危機的出現、凸顯、延續乃至日益嚴峻，才反向提出了另外一個議題，那就是今日環境下（不只是人文學科，也不只是中國學界），天才為何不再成群地來了？因此，兩個備選書名在無形之中實有其密切的內在關聯。

一、“問醫”：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書名中這句響亮的口號，出自美國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克魯伯（Alfred?L.Kroeber），但不可否認，正是經過王汎森先生的引介和發揮，才使它從人類學本專業的術語成為中文學界眾多領域反省自身時頻加使用的一個話語。天才或者說杰出人才的集中涌現，牽涉出如何營造良好學術環境的問題。在書中，作者舉了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Isaiah?Berlin）的例子，這位據稱是當時人類最有智慧的人，現實中似乎總有參加不完的宴會，殊不知這可能是他“萌發新思想的場合”。同樣的案例，如19世紀維也納的咖啡館，俄國以別林斯基（V.G.Belinsky）為中心的文藝圈，莫不是在思想交流中碰撞出火花，即一群人共同做學問，并把一個人頂上去。王先生對此評價說：“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盵1]90-91

我們在分析一位學人、一個學派的成長發展時，往往會很自然地注意到其師承脈絡，尤其他們縱向的知識來源與理論根基，但對來自橫向的啟迪和提升則著墨不多。如果把學人縱向的知識汲養比喻成一只鳥在籠中受到的喂食和哺育，那么真正決定其出籠之后能夠飛多高、飛多遠的因素，恰恰可能來自其飛翔途中同行的伙伴能不能互相砥礪與振奮。畢竟，個體的人無論多么聰慧和勤奮，其知識、思維的廣度與深度總會是有限的?！八膬蓳芮Ы铩笔降囊痪潼c化，往往可以起到醍醐灌頂之效，人們常說“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也是這個道理。目前的問題是，在學界秩序時顯錯亂、學術規范雖倡猶失的環境下，能否遇到那個善意給予“一席話”的人，恐怕還大可懷疑。當然，這里面也不排除一些例外。

最近20多年間，以中國歷史和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區域社會史取得了學界矚目的突出成績，尤為代表者乃是被冠以“華南學派”之稱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提及“華南學派”主要學者，我們總會列出一串名單，如科大衛、劉志偉、陳春聲、趙世瑜、鄭振滿、蕭鳳霞等海內外學者，并把他們追溯到梁方仲、傅衣凌等社會經濟史研究前輩和中山大學等高校的人類學、民俗學傳統。[2]但正如大家已經注意到，上述每個人的研究領域并不完全一致，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也常?；ビ胁顒e和爭論。這樣一群學者，卻共享學界贈予的同一個標簽（盡管當事人并不以此自稱），或許正在于他們之間的不同，而不是或不僅僅是彼此間的相同與相近。有了不同，才能對話，有了對話，才有機會“爭吵”，并在這種“爭吵”過程中，尋求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更加包容性、更具合理性的闡釋。

毫無疑問，這種共同研究、共同進步、尋求共性而又不抑制個性的前提，端賴于王汎森也提到的競爭、健康的合作關系。當然，這只是其中條件之一，畢竟良好學術環境的營造乃是全方位、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如果我們把王先生這篇文章的發問看成一個“問醫”命題的話，那么接下來的“把脈”“開方”等環節更應進一步追索和探求。

二、“把脈”：人文學科的危機！

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經歷了從傳統四部之學向現代專業分科體制的巨大轉變。在此轉型過程中，一大批融通中西的知識人扮演起中國現代學術奠基人的角色。王汎森先生在很早前就曾比較過胡適、傅斯年、顧頡剛、李濟等集中出現的近代學人，他們奠定了此后百年中國文史學科的諸多“范式化”研究路徑，印證著“天才成群地來”的現象。然而，受時勢、政局等影響，中國的學術發展一度遭遇過嚴重斷層和倒退。如今更為嚴峻的是，出現了一個全球性的普遍現象，即人文學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這種危機不僅摧毀著天才成群而來的生長土壤，更使人文學的存在意義和內在價值受到了相當質疑。

人文學的危機，突出表現在其“自然科學化”傾向和“指標化評價”兩方面。前者是指人們常常把史學、哲學等人文專業與自然科學等同視之，希望從中尋找普適性的通則或規律性的定例，進而方便應用至實際操作層面。學習人文學科的人，恐怕最尷尬也是最頭痛的一個問題，便是經常會遇到有人問：“學這個東西有什么用？”馬克·布洛赫（Marc?Bloch）的名著《為歷史學辯護》，就是在兒子追問“學歷史有什么用”的刺激下寫成的。楊念群師亦曾在課堂內外遭遇過學生的相同發問，他認為倘若老是“用這種功利心而不是某種釋然的心態去讀史”“用物質和實用的標準給成功披上華麗的外衣”，那真是映襯了我們教育的失敗，也是我們生活缺乏詩意的原因。所以，應學會持有某種“無用之用”的人生態度去讀書、問學、立身、處世。[3]

“無用是為大用”的思想，同樣貫穿于王汎森先生該書探討人文學處境和價值的幾篇文字之中。這一點，頗類似于中國傳統社會借學校以養士的人才培養觀念和實踐。如果說通過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的學習可以陶冶心智，進而提升人們的審美情操和立身態度尚顯虛幻的話，那么恐怕沒有人會否認，知識的汲取與儲備可以起到智庫備用的長遠功效。畢竟，經世致用是中國古典經史之學的一個悠久傳統。王先生在書中舉了一個例子：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訓辨證》書里曾提到周初人文精神的躍動，后來徐復觀先生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里面接著有一篇《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再到后來，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的某次報告中也用了“人文精神躍動”之類的話。這里面的接力影響和關聯，委實值得細細琢磨。[1]219-220

這種春風化雨般的精神浸潤與傳遞，在理工科等自然科學興起和獨大后，早已開始經受持續挑戰，也是目前亟待重提和喚醒的一點。不僅在作者筆下近一二十年間的臺灣，包括在今日大陸的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由人文學科背景的學者出任最高管理人乃是個案，那么這對校園和社會人文氛圍的影響自然并不有利。如王先生所分析：“科學家們取代了人文學者，成為社會的主導者，大抵而言，他們不會打壓人文，但問題是他們有隔膜，所做的決定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大學里，人文學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為人文學科的特殊性說明、辯解，這是很可慮的現象?！盵1]206-207

人文學危機的另一表現，是指標化評價尺度泛濫。任何一門學問均有其屬性和特點，當然也就難以用同一指標和尺度去衡量其高下優劣。這就好比，我們無法說一位文字學者識別出一個甲骨文字，比起一位生物學家解決了人體細胞結構的某個問題，到底誰的貢獻更大。曾有學者就批評說：“不少地方把一個人的各種學術成果統統折合成‘工分加以衡量比較。多發表一篇文章就多兩分;某甲的書比某乙的書早出版一年，也可以因此多得兩分。但是一個寫了八篇文章的人，就一定比只寫過六篇的人水平更高嗎？一本早出兩年的書，其評價就必定應當高于比它晚出的書嗎？”[4]略顯無奈的是，即便時至今日，學術評價體系仍然在朝著唯數量化方向發展。

在為本書新寫的《人文學科的危機》一文中，王先生特意指出：“過去十五年整個東亞都進入了‘指標化運動的時期，不但引進西方的指標（這些指標在西方學術界并不被重視——原注），同時也創造自己的指標?！盵1]7身在高校等科研機構工作的人，恐怕沒有不熟悉本單位、本領域的所謂期刊等級、影響因子等種種量化標準：是屬于SSCI，還是SCI，抑或是CSSCI;是列入“頂級”“權威”“核心”，還是“重要”“一般”“普通”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從學術委員會到學界同行及至學者本人，大家翻看一篇文章時，似乎首先關注其發表刊物的名稱和等級，其次才是文章題目和摘要，再往后排才輪到它具體寫了什么內容，解決了什么問題，做了多大貢獻。背后的邏輯，變成了“發表期刊好=文章質量高”。當然我們不否認，業內重要學術期刊登載的論文一般而言質量不會太差，但“唯論文”“唯期刊”“只重衣衫不重人”等傾向帶來的弊病也不容掩蓋。從學者角度來說，這是職稱晉升和獎項評選時的游戲規則，非照此執行則很難從中謀生獲利;從管理者角度看，此舉是盡量將本單位的學者放進同一“籠”中，力求拿出公平、公正的評判辦法。各有各的立場，出發點無疑是好的，但近年來好像又出現了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緣何如此呢？

應該看到，每項評價指標的制定，都是高校管理部門因應綜合排名、影響系數等需要而量身出臺的。這種評價又直接關系到高校的諸多切身利益，比如，社會名聲、經費數額、招生質量等。最后的結果只能是把這些評價指標“攤派”至每位教師身上，具體化為每年完成相應數量的科研任務，由此催生出“預聘制”“非升即走”等當下人們耳熟能詳的新詞語。某種程度上說，高校為不同層次的教師制定相應考核任務，有其一定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因為既然已經從事教研工作，就理應懷著對這份職業的崇敬與熱愛，盡自己所能來推進所在研究領域的發展。對此，王汎森先生也說，作為一個學者，有兩個感覺最重要——責任感與罪惡感：“你一定要有很強的責任感，去寫出好的東西，如果責任感還不夠，還要有一個罪惡感，你會覺得如果今天沒有好好做幾小時的工作的話，會有很大的罪惡感?！盵1]145

這是從學者本人的覺悟和自律而論，但因為每個人的自我約束程度不一，便需要有外在的、制度化的考評和促進措施，也相伴而來另外一個問題，即不應無差別地對待每一個學科和每一個人。尤其人文學科，是特別講究積累和沉淀的學問，一些思想的出現，與學者本人年歲閱歷增長和人生感悟提升密不可分。如果也全部都用期刊等級、量化產出等標準去評判，則很可能會因為拔苗助長而得不償失。歸根結底，還是應該對人文學科的重要性、特殊性給予充分關注。王先生下面這段話就值得仔細回味：“人文學是一筆豐富的遺產，它有許多現實的用處，不能因為從表面看來似乎無用而任意抹殺。它是我們思考生活、批判現實的資源，它點染了我們的生命，使得它具有豐富而多樣性的意義。如果沒有人文，我們只有‘生存，沒有‘生活?！盵1]8

三、“求方”：學術需要什么？

在王先生這部隨筆集中，有不少篇章或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學術需要什么”的問題，我們姑且稱之為在“問醫”“把脈”之后的“求方”階段。最相關的一篇，是他與《時代周報》記者李懷宇先生的一次訪談，標題就明確昭示了其所給答案——“學術需要時間和自由”。我們且先聽他怎樣講：“光有研究經費還不夠，要有充足的時間和自由，人文才可以提升。我覺得亞洲的學術界，都在僵硬的指標下激烈競爭而剝奪了學者的時間，而且太多審查、評鑒，以為學問是可以從此刻預測的，這里面不留下一點雅量的空間。真正有價值的學問是沒有地圖的旅程?！盵1]195

科研工作者給外界的印象，好像總是很輕松，甚至是清閑：不用坐班打卡，時間相對自由，寒暑假期漫長，外出考察還有科研經費，不像其他群體那樣任務繁重、壓力纏身。這些錯覺和誤解折射出校園與社會的某種脫節，而且還可能由此蔓延至高校管理者的認識之中，從而影響到相關管理、服務政策的出臺與施行。一個諷刺性的例子是，在當前學術運作體系下，一位學者已經不能僅滿足于自身的那些專業研究，還要具備相當程度的財務基礎知識和電腦操作技能，以應付各種票據報銷、表格填寫等雜務。

王汎森先生提倡的治學方式是“沒有地圖的旅程”，這也是本書所收一篇文章的題名。在這篇文章中，他舉了日本首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湯川秀樹的例子。湯川的興趣不僅有本專業的“介子”理論，還涉獵《莊子》《左傳》之類的中國古籍研究，兼得科學與人文雙重滋養;他不只長年生活在靜謐的京都，還感受著來自大阪的高度“動”的環境對心靈的刺激。這種看似自由的漫步，卻是“孤獨的旅行者在未知的地方摸索”。王汎森由此得出觀察說：“許多（并不是全部——原注）創新性的研究是沒有地圖的旅行，在研究一開始并不一定能預測后來的結果，因此目前對各種‘研究計劃內容的要求，便應該有一些雅量，有一些空間，容許‘沒有地圖的旅行。這不應該成為懶惰的借口，但是或多或少容許人們在不知名的地域上漫步、探索，是學術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盵1]13反之，過多地強加一些預設性、計劃性的要求和指標，恰恰可能為學術研究套上層層枷鎖，即便能夠催生出批量的知識產品，也很難醞釀那種脫穎而出的天才之作。

同樣的關懷，還可以呼應我們前文所討論的學問“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話題。一門無形的學問和一所有形的大學一樣，其使命“固然應該隨時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有所擴大或添增，但轉化、擴大、添增，并不必然要放棄它的本質與使命，也就是說‘產業或‘創業創新的任務，是可以很自然地添加上去，但又不必說整個大學的存在就是為了這個”。尤其人文學科，本來就不像經、管、法、商或理、工、化、生那樣，能夠迅速、直接地進入應用或生產領域。如果也一味強調“效益轉化”，喊著“保產增收”，無疑會給學科發展帶來致命損傷。王汎森先生把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的名言“真正的教會是看不見的教會”，引申到學術領域，改為“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見的哈佛”，或也可以說成“真正的大學是看不見的大學”，即“不是技轉的多少，不是成立幾家公司，而是思想的陶冶或哺育豐富多樣富有生命力的理想等看不見的東西”。[1]118-119對于一門學科、一種學問如何健康地向前發展，顯然不只是爭取時間與自由就能解決，也不見得僅通過學者發出危機警告便能夠喚起關注，而是有賴于全社會多個層面的對話與溝通，共商改進之道，并下大力氣切實去做，才可能培育出豐沃的土壤環境。

在這部字數不多的隨筆集中，王先生還拋出了一個又一個可以進行不斷深思的話題。例如，怎樣理解章太炎所說學術事業中“政務官”與“事務官”的關系？數字時代來臨后，如何在知識海洋中把握最精華的那部分？經典著作的價值在哪？包括對老師輩像余英時、牟復禮、杜希德等先生，描述他們的為人、處世、治學等相關細節，蓋也不僅僅為我們提供了有趣的學林掌故，還能從中讀出人文精神的傳遞和浸潤是如此奇妙無比。

順便可以稍加引申一點，師生關系這一對本來極富溫情和純真的“后天關系”，近年來卻不時出現信任危機，不能不令人憂慮和反?。旱降啄睦锍隽藛栴}？在這本書中，王汎森針對師生有過一段“月印萬川”的比喻，他說：“對于‘月而言，任何一條河川，只是千千萬萬條河川之一;但對于萬川而言，‘月就只有一個。我只是師長們所教過的無數學生中的一個，我不可能對他們有過任何影響，但他們卻在我身上烙下一些印痕，長長久久?！盵1]190作者此處的描述應該說不乏謙遜之處，因為月光往往也正是有了萬川的返照，才益顯皎潔。我們若將“月印萬川”四個字進一步拓展，難道不也有助于去重新構筑人文精神中那些最樸實卻也是最美好的價值觀念嗎？

在為本書所寫“后記”中，王先生再次呼應了書名“天才為何成群地來”這一發問。他觀察指出，杰出人才的出現應該有這樣幾個條件：物質條件與心理素質的強大支持，群聚效應，“帶跑者”所發揮的效應，還有同儕之間健康的競爭兼合作關系的激發等。[1]252循此提示，當我們環顧四周，感嘆“天才為何不再成群地來”時，或許也可以反省是上面哪些環節出了問題。這種檢討，正是未來尋求有效解決之道的一個起點。

注釋

[1]王汎森.天才為何成群地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2]王傳.華南學派史學理論溯源[J].文史哲，2018（5）：23-37.

[3]楊念群.“無用之用”讓生命更充實——在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畢業典禮上的演講[N].北京青年報，2015-07-01（A07）.

[4]藍田.一個無專著的教授的學術觀——訪姚大力[N].中華讀書報，2012-04-25（07）.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責任編輯陳琰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