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PEAKING模型的城市歷史文化街區語言景觀研究

[摘 要]歷史文化街區的語言景觀是公共空間語言和中國傳統文化接觸、融合的表征，體現區域文化軟實力，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本研究以SPEAKING模型為框架，結合田野調查法、訪談法、統計法，考察南京夫子廟歷史文化街區的語言景觀現狀，探析語言標牌的“作者”、“讀者”和文本的互動關系。研究發現，夫子廟官方和私人標牌的語碼選擇與取向存在差異，反映不同語言的權勢地位和活力水平。官方標牌的“作者”、“讀者”和文本的互動明顯，標牌充分發揮了信息和象征功能，但譯寫中存在中式英語的現象。私人標牌的三者互動不足，標牌譯寫欠佳，未能突顯商家的經營特色和游客的消費需求。該研究對合理規劃官方語言政策，有效探索城市語言生態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語言景觀;SPEAKING模型;歷史文化街區;語言權勢

[中圖分類號]H0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0292（2021）04-0090-05

[收稿日期]2021-05-12

[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于SPEAKING模型的城市歷史文化街區語言景觀研究：以南京夫子廟為例”（2019SJA0484）

[作者簡介]王璐，金陵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翻譯。

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是城市公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已受到國內外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20世紀90年代，加拿大學者Landry和Bourhis在《語言景觀與族群語言活力》一文中正式提出并使用“語言景觀”這一術語，指出“公共路牌、廣告牌、街名、商鋪招牌以及政府建筑的公共標識上的語言共同構成某個特定領域、地區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盵1]（P23）語言景觀研究旨在考察城市空間標牌的語碼呈現規律，而在多語種共存的地區，不同語碼之間的“能見性”和“凸顯性”也透視出語言與族群的身份認同、地位權勢和活力水平。本文通過考察夫子廟語言景觀現狀，探討語言標牌互動中存在的問題和動因，揭示語言選擇和使用背后的規律，以期為城市語言景觀的設置和管理提供建議。

一、語言景觀研究概述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語言景觀研究始于1997年，現已日趨成熟。早期國外學者Vinay和Darbelnet從語言學的角度探討公示語的定義、分類與功能。Landry和Bourhis從社會語言學領域進行研究，率先提出“語言景觀”的概念，并指出語言景觀具有信息功能（顯性）和象征功能（隱性）。在此基礎上，第一部關于語言景觀的論文集《語言景觀：研究多語現象的新路徑》正式出版，從標牌的多語現象探究背后的權勢關系和身份認同。語言景觀作為語言呈現的物質載體，近年來受到不同學科的關注，相關研究集中探討了語言景觀的多重構建原則（Ben Rafeal， 2009）、語言景觀的語言選擇理論（Spolsky， 2009）、語言景觀的三維分析模型（Trumper Hecht， 2016）、區域性語言景觀的經濟學闡釋（Rowland， 2017）等等，并對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如泰國曼谷、日本東京、美國華盛頓等地的語言景觀進行實證研究，主要調查城市空間中的語言多樣性及其制約機制，研究模式呈現跨學科、多領域交叉互動的特點。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語言景觀研究始于2009年。早期國內學者多以“公示語”、“公共標識”為研究對象，介紹語言景觀研究的背景、理論與方法，注重從標牌的多語現象、標牌的字體或形式、標牌的空間設置等考察語言呈現特點和標牌使用情況[2]（P12）。另外，學者運用多種理論視角開展研究，如歷史維度（葛俊麗，2016）、場所符號學（夏娜，2018）、生態翻譯學（周曉春，2018）、語言經濟學（熊鶯，2017）等?？傮w上，國內語言景觀研究日益深入，研究重點聚焦在語言學層面或若干翻譯問題，從而弱化了其社會學解讀，對暗含的語言政策規劃、語言意識形態、語言權勢地位等鮮少涉及。研究方法較片面，多采用田野調研法、觀察法。而結合實地調研和訪談、問卷調查等手段進行實證研究并考察標牌“作者”、“讀者”對標牌文本主觀感知和評價的成果較少。研究對象多為語言模態，圖像等非語言模態的研究案例較少。

二、SPEAKING模型視域下的話語選擇與互動

語言景觀作為城市環境中傳達意義的符號系統，其研究對象包含城市空間的各類語言標牌，以揭示語言管理部門、標牌“作者”、“讀者”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互動的方式和話語建構過程。SPEAKING交際模型（Hymes， 1972）可以作為研究這一話語過程的分析框架，具體來說，S（Setting & Scene）背景與場合考察語言標牌投放的即時語境所激活的社會意義，P（Participation）參與者包括語言景觀的“作者”和“讀者”，這兩者與標牌之間的互動關系如何值得研究，E（Ends）目的探討標牌語言的功能，如指示性、提示性、宣傳號召性等，A（Act Sequence）行為次序剖析標牌上不同語言的呈現方式，包含語言排列次序、文字凸顯程度、信息承載方式等，標牌中不同語言之間的互動狀況如何值得研究，K（Keys）基調研究標牌語言的形式和風格，包含語碼選擇分布、文字排列密度、信息明確程度等，I（Instrumentalities）媒介涉及語法、句法、詞匯等語域層面的問題[3]（P18），N（Norms）規約即語言景觀所體現的實際語言政策，它與官方語言政策有何落差值得研究。G（Genre）體裁即語言標牌的分類，依據①用途和功能、②置放背景和語境、③信息狀態、④標牌的主體，對樣本進行分類探討。筆者借助SPEAKING交際模型中的概念工具，分析語言標牌文本各組成部分，創設者的動機，讀者的認知和體驗等要素，進一步揭示標牌“作者”、“讀者”和文本之間的互動關系[4]（P215），管窺官方語言標準和實踐的銜接情況。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夫子廟地處南京市夫子廟-秦淮風光帶的核心區，是南京老城南文化的典型代表，集自然風光、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娛樂休閑為一體，古典建筑群與現代商業建筑風格交相輝映，展示了中國不同時期的歷史變遷和時代風貌，為探析標牌“作者”、“讀者”和標牌文本的互動關系提供了可能。夫子廟語言景觀研究涵蓋景區內的各類語言標牌，它們一般分為兩類：一是政府部門設立的自上而下的官方標牌，如路牌、公示語、交通指示牌、景點解說牌等;二是企業、團體或私人設計的自下而上的私人標牌，涉及商業或宣傳用途，如商鋪招牌、廣告牌、宣傳標語、海報等。

（二）研究問題

本文以SPEAKING交際模型為切入點，通過考察①夫子廟官方和私人標牌中的語碼選擇與分布、②雙/多語標牌中的語碼取向，解讀①標牌上語言種類、語言順序的選擇以及語言的凸顯程度、②標牌的“作者”、“讀者”和文本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而揭示語言景觀互動中存在的問題和動因。[5]（P16）

（三）研究方法

筆者于2019年1月至3月沿夫子廟-秦淮風光帶進行實地考察，對旅游景區道路兩側的標牌進行拍攝，共收集256例標牌樣本，包含142例官方標牌和114例私人標牌。筆者梳理了夫子廟語言景觀的語言選擇和取向狀況，并實地走訪標牌管理者、設計制作者和游客，了解景區管理部門對該街區的定位與規劃、語言使用及分布、語言環境建設的看法，了解標牌創設者對標牌的語碼類型組合及語言凸顯程度的認知與感受，游客對夫子廟的標牌設計風格、語碼選擇與取向現狀的體驗和建議。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夫子廟語言景觀中的語言使用現狀

筆者在此重點探討夫子廟官方和私人標牌的語言選擇和分布、語碼取向現狀，解讀其暗含的語言權勢與政策規劃。經統計，在256例語言標識中，官方標牌142例，占比55.5%，私人標牌114例，占比44.5%。

1. 夫子廟語言景觀的語碼選擇與分布現狀

語碼選擇與分布考察語言景觀的語碼數量、語碼組合類型及其分布現狀。夫子廟官方標牌集中體現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語言政策和意識形態，其呈現方式常常有法可依，標牌語言種類有漢語、英語、日語、韓語四種，從語碼組合類型來看，夫子廟有四種類型，分別是漢語單語、英語單語、漢英雙語、漢/英/日/韓多語標牌，其中英語單語標牌最少。從語碼使用頻率來看，夫子廟的漢語出現比例最高，英語次之。其中，官方標牌使用漢語的比例為86.7%，包含英語的比例為65.3%，使用日語和韓語的標牌較少。由此可見，南京市政府提倡標牌文本盡量以官方語言漢語為主導，其次是全球通用語言英語，且眾多5A級風景區的語言景觀受公共譯寫政策的影響，須提供中英雙語文本[6]（P58）。

私人標牌主要反映商鋪的經營特色和顧客的群體需求，因此標牌的語言和內容呈現多樣化特征。夫子廟私人標牌的語言種類有漢語、英語、日語、韓語、泰語五種，從語碼組合類型來看，私人標牌的語碼類型多樣，分別是單語（漢語、英語）、雙語（漢英、漢日、漢泰）、多語（漢語、英語、日語、韓語）標牌，其中純漢語標牌占72.5%，純英語標牌占18.5%，漢英雙語標牌占37.2%。使用英語單語標牌的商家主要是為了營造異國風情的西餐廳、咖啡館、酒吧等，代表其高品質、潮流感和國際化特征。從語碼使用頻率來看，夫子廟的私人標牌中，漢語占比最高，為80.5%，英語次之，較少出現日語和韓語，這與官方語言標牌一致。由此可見，私人標牌所受語言政策約束較少，語言使用相對自由，而外國友人的到訪使英語標牌的比例有所上升，英語標注簡單明了，為外籍游客理解標牌信息提供了便利，體現了南京現代化和多元文化大都市的形象。

2. 夫子廟語言景觀的語碼取向現狀

語碼取向考察雙/多語標牌中各語言排列的先后順序和凸顯程度，視覺上最突出、內容上最重要的語碼是優勢語碼，反映語言社區地位和活力水平。標牌各語言的排列組合也有規律可循，不同語碼上下排列時，優勢語碼在上，左右排列時，優勢語碼在左，包圍式排列時，優勢語碼在中間（Scollon & Scollon，2019）。

首先考察官方標牌中不同語言間的語碼取向情況，在上下排列的98例標牌中，漢語處于優先地位，而在左右排列的18例標牌中，英語處于優先地位。由此可見，以漢語為優勢語言的官方標牌占多數，達到86.7%。僅有少數豎行排列的雙語標牌以英語為優勢語言，這是參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相關規定，即公共場所的路牌、指示牌、介紹牌等同時使用中文和外文的，中文在上，外文在下，豎行排列的中文在右，外文在左。此外，多塊官方多語標牌，按照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閱讀次序，語碼依次為漢語、英語、日語、韓語，其中漢語在上，字體最大，處于突出位置，英語、日語和韓語在下，字體略小，從左到右，橫向排列，體現了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言的重要作用。因此官方標牌的語碼取向映射出語言權勢地位，也暗含地方語言政策和規劃的意義[7]（P51）。

私人標牌在語言選擇方面受到商業利益的驅動，筆者對夫子廟私人雙/多語標牌的語碼取向進行梳理和分析，發現以漢語為優勢語碼的標牌最多，占77.6%，其次以英語為優勢語碼的標牌占18.5%。80.4%的漢英雙語標牌選擇上下排列，即漢語在上，英語在下，17.2%的雙語標識為左右排列，即英語在左，漢語在右。在語碼取向上，官方和私人標牌趨向一致，都是以漢語為主導，英語次之，日、韓、泰語作為優勢語言的標牌數量極少。一般來說，商家會選擇消費人群中認知度高、使用人數眾多的標牌語言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夫子廟景區的顧客群體多來自于江蘇周邊地區，商家主動將漢語置于突出位置，以吸引游客前來消費。除去優勢語言漢語，英語作為強勢外語，使用率僅次于漢語，商家使用英語創造友好的語言環境，迎合外籍游客，借此提升店鋪的格調和品味。

（二）夫子廟語言景觀中“作者”、“讀者”、標牌的互動關系

SPEAKING交際模型重點關注標牌“作者”、“讀者”和標牌文本之間的互動關系，其中包含兩種平行的關系，即①標牌“作者”與文本的互動;②標牌“讀者”與文本的互動。研究語言景觀時，需結合特定場域考察三者之間的互動狀況，分析：①標牌“作者”期望傳遞什么信息、達成何種目的;②標牌不同語言的結合在特定場所能否合理地傳遞信息;③標牌“讀者”能否準確地接收信息，進而揭示語言景觀互動中存在的問題和動因。

1.“作者”與標牌間的互動狀況

語言標牌的設立是“作者”通過語言資源的選擇與配置，構建友好的語言環境，實現經濟效益的過程[8]（P47）。標牌文本也反映“作者”對于“讀者”人群構成和語言能力的考量。

（1）官方標牌“作者”與標牌的互動

夫子廟官方標牌的“作者”眾多，包含標牌文本的書寫者和譯者，省、市級語委相關規則的擬定者以及景區管理部門的相關人員。筆者對他們進行了訪談，發現：首先，標牌內容的書寫與設計參照政府制定的景區標牌規范標準，具有統一規劃管理的特征，標牌上的文字形式及語言種類差異不大;其次，“作者”與標牌的互動較為顯著，充分考慮了景區目標人群的語言需求，指示牌多使用中英雙語或中、英、日、韓四種語言，減輕了“讀者”的理解壓力;此外，“作者”在設立標牌時，融合了夫子廟景區特有的懷舊風格及形象，如手寫標牌等，既履行了基本的信息功能，又注重與周邊環境及文化氛圍的和諧統一。

（2）私人標牌“作者”與標牌的互動

私人標牌的“作者”包含標牌內容的擬定者和譯者、商鋪經營者以及商鋪所屬公司。筆者對多家商鋪的相關人員進行訪談，并隨機選取了4個商鋪招牌進行分析，分別用S1-S4來表示。

S1是一家創意咖啡店，標牌為“CINNAMON ITEM STORE”，其中“CINNAMON”表示“肉桂”，文字上方是店鋪特有的標志。店主利用英文字體設計吸引有獵奇心理的外國游客，卻忽略了向本土游客傳遞其產品信息和服務內容，致使多數游客不清楚其經營范圍。

S2是一家輕食店，標牌“Restaurant & Bar”并不能突出其主打健康飲食的特點，純英文標牌會給部分不懂英文的本土游客帶來理解的困難。

S3是中華老字號餐飲名店，店鋪招牌保持其一貫的品牌標識，有利于打造品牌效應。店鋪之內，商家為體現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特別邀請書法家為店名題字，并以金色字體刻于石頭之上，使其百年老店的形象深入人心。

S4是日用百貨連鎖品牌店，為了契合歷史街區古樸的建筑風格，公司在設計標牌時，將原有的多語標牌改造成金色黑底木質材料，并以楷體書寫的漢語牌匾，是典型的語境化置放的案例。

與官方標牌相比，私人標牌的“作者”與標牌的互動略顯不足，未考慮到互動關系的“作者”占多數，他們的經濟收益自然會受到影響。僅有少數標牌的“作者”與標牌互動顯著，他們會根據消費群體和周圍環境設計標牌的語言風格。

2.“讀者”與標牌間的互動狀況

（1）官方標牌“讀者”與標牌的互動

筆者隨機選取了五位外國游客和五位中國游客進行訪談，了解他們對于夫子廟語言標牌的感受與建議。中國游客表示官方標牌能準確地傳遞信息，使用外語書寫的少數標牌有拼寫錯誤。三位外籍游客表示能正確理解標牌含義，比如中國科舉博物館（Imperial Examination Museum of China），“科舉”采用釋義法，歸化意譯為“Imperial Examination”，外國游客就能明白其意。另有兩位外籍游客表示語言景觀翻譯中存在的中式英語現象會誤導游客，比如，東水關和西水關是南京明城墻的兩座明代京城水關，東水關是秦淮河流入南京城的入水口，西水關是出水口，擔當水利、防務兩大功能。原文異化音譯為“Dongshuiguan in the east”和“Xishuiguan in the west”，外國游客只知其音，不知其意，所以在音譯的同時，應進行歸化加注，補上直譯通名“Water Gate”，譯為“Dongshuiguan Water Gate in the east”和“Xishuiguan Water Gate in the west”，既完整保留了歷史名稱，也易于理解。

官方標牌的譯寫質量直接影響所在城市的形象塑造與提升，為保證“讀者”與標牌的充分互動，在翻譯文化負載詞時，可結合音譯和釋義法，將其中富含的文化內涵傳播給受眾[9]（P95）。

（2）私人標牌“讀者”與標牌的互動

通過對中外游客的訪談，筆者發現，中國游客認為私人標牌設計清晰合理，而外國游客則希望標識適當增加英文翻譯。以美食街餐廳門口的菜單為例，多數菜單僅標明了菜品名稱，卻忽略了菜名的英文翻譯，未充分考慮外國“讀者”與標牌的有效互動。只有少數菜單加入了配圖和菜肴的英文翻譯，方便外國游客了解中國地方特色美食，可菜品的翻譯多數為中式英語，采用直譯，如松鼠桂魚（squirrel mandarin fish），紅燒獅子頭（braised lion head）等。此外，多數餐飲店鋪招牌也缺少英文翻譯。相比外國游客，中國游客更青睞包含手寫字體的漢語標牌，如采用草書體的菜單、店鋪招牌等，更加匹配夫子廟懷舊的建筑風格，傳達出沉穩、傳統的店鋪印象。

夫子廟中外游客在標牌語言需求方面存在差異，為了保證“讀者”與標牌互動的有效性，私人標牌應盡可能突出商家的經營特色和游客的群體需求，并適當增加英文翻譯，確保譯寫質量，提升旅游體驗。

結語

語言景觀研究不僅關注標牌的語言呈現方式，更關注標牌文本與 “作者”、“讀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SPEAKING模型對夫子廟語言景觀進行分析發現，官方標牌以漢語單語和漢英雙語標識為主，私人標牌以漢語單語標識為主，其次是中英雙語和英語單語標識;在語碼取向上，官方和私人標牌趨向一致，都是以漢語為主導，英語次之，漢語在標牌中處于優先位置。標牌文本、“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互動狀況可以反應特定場景下的標牌各組成部分能否合理統一地傳達信息。官方標牌中三者互動顯著，這可能與景區管理部門對夫子廟國際化程度的認知水平以及譯者的翻譯能力有關;私人標牌中三者互動不足，或許和“作者”未突出商家的經營特色和游客的消費需求、標牌譯寫欠缺有關。

全球化浪潮推動了社會文化和語言景觀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夫子廟歷史文化街區面臨來自不同國家的游客到訪或商家入駐，官方語言（母語）、全球通用語言（英語）、少數族群語言等一系列優勢與弱勢語碼混合，如何規劃不同語言的權勢關系，如何構建標牌話語與社會空間的互動關系，都需要進一步探索。

[參 考 文 獻]

[1]Backhaus， P.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 a look into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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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andry， R. & R. Bourhis.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16）.

[4]尚國文，趙守輝.語言景觀研究的視角、理論與方法[J]. 外語教學與研究，2014（2）.

[5]章柏成.國內語言景觀研究的進展與前瞻[J]. 當代外語研究，2015（12）.

[6]彭國躍.上海南京路上語言景觀的百年變遷[J]. 中國社會語言學，2015（1）.

[7]張媛媛，張斌華.語言景觀中的澳門多語狀況[J]. 語言文字應用，2016（1）.

[8]毛力群，朱赟昕.義烏淘寶村語言景觀的多模態分析[J]. 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

[9]孫浩峰.體育賽事場地廣告語言景觀研究——以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為例[J]. 語言文字應用，2020（4）.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Urban Historic and Cultural Districtsbased on the SPEAKING Communication Model

WANG 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9， China）

Abstract：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historic and cultural districts is the symbol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t helps build the regional soft power and spread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e SPEAKING model and combined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interview and statistic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quo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Nanjing Confucius Temple， and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the “readers” and text of language sign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de selectio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signs are different， reflecting the power status and vitality of different languag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the “readers” and official signs is obvious. The signs play the information and symbolic functions， but there are some Chinglish in C-E translation. The shortage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authors”， the “readers” and private signs was caused by the merchants failure to highlight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umer needs. This study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rational planning of official language and the effective exploration of urban language ecology.

Key words：linguistic landscape; SPEAKING communication model; urban historic and cultural districts; language power

[責任編輯 薄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