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能提升環境治理績效嗎?
——來自省際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

龐瑞芝,張 帥,王群勇

(1.南開大學 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天津 300071;2.南開大學 經濟學院,天津 300071;3.南開大學 數量經濟研究所,天津 300071)

環境污染不僅關系著人類的幸福指數,也直接表征著一個國家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我國改革開放最初30年的高速增長帶來了較為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與此同時,政府也逐漸認識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并在近十余年頒布實施了一系列環境政策,使得環境質量得到顯著改善(1)以北京為例,這種環境質量改善的一個明顯表征就是2020年全年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顯著增加,從2013年的176天上升為276天,增加幅度高達100天。。盡管如此,我國經濟體系的環境承載力依然面臨著嚴峻挑戰。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SO2和CO2排放國[1],并且每年因空氣污染導致死亡的人數占全球總死亡人數的比例高達26%(2)數據來源于美國健康效應研究所(HEI)發布的《2018全球空氣狀況》報告。。環境治理被一致認為是解決該問題的關鍵手段,然而我國的環境治理績效仍然有待提升[2]。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提升環境治理績效成為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一個重要課題。

環境問題具有綜合性和復雜性,這使得環境治理及其績效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既有研究從環境規制、公眾參與、技術創新、社會資本、財政分權、發展戰略等多重視角進行了探析[3-7],卻鮮有文獻關注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進入21世紀,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及其與經濟社會生活的快速融合,我國正在經歷由傳統的經濟社會形態向數字經濟形態轉型的“數字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數字技術對經濟社會各類活動的全面滲透以及對政府治理過程的深度融合,將對整個經濟體系和政府社會治理產生全面深刻的影響。由于環境治理績效是政府環境治理、公眾參與和企業共同作用的結果,那么,經濟體系(包括各類經濟主體)的“數字化”水平提升能否有效改善環境治理績效呢?在勢不可擋的數字化趨勢下進行這一問題的探討,對于更好地建設生態文明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與本文密切相關的研究涉及數字技術與環境治理,該類文獻主要聚焦于互聯網、環境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對環境治理的變革,并形成以下主要觀點:互聯網可通過快速廣泛地傳播環境信息、創造新的治理參與渠道等途徑為城市居民環境訴求的表達以及公眾組織線上線下的環?？棺h活動提供便利[8]。大數據技術的應用能夠多元化環境數據的獲取方法和渠道,產生環境大數據,提升政府對污染的監測能力。與此同時,政府還可以通過對數據的挖掘分析,提高環境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及決策的科學性,實現環境治理的現代化、精細化和智慧化[9]。大數據的發展可以實現環境治理體系從傳統的行政主導模式向多元協同模式轉變。同時,環境大數據平臺建設也能夠促進政府跨部門數據的互聯互通,提升環境治理的即時響應能力[10]。此外,還有部分文獻針對智慧型環境治理的框架、要素、實現路徑等進行了詳細分析。

雖然以上研究從多個角度探究了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對環境治理的積極作用,并由此提倡依托大數據、互聯網等發展智慧環境治理,或對實現智慧環境治理的障礙、路徑進行剖析,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從研究機制上看,該類研究在理論機制的探討上普遍集中于政府治理體系內部,而環境治理是由政府、公眾和企業多方共同參與的結果。其次,從研究視角上看,現有研究普遍聚焦于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在環境治理中的應用及作用,鮮有文獻從環境治理績效的視角關注數字化的影響。最后,從研究內容上看,當前研究主要是基于歸納演繹等方法的定性分析,基于數據的量化實證研究則非常鮮見。

基于此,本文探討了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機理,在此基礎上利用2006—2015年中國29個省市區(西藏、青海和中國香港、澳門、臺灣除外)的面板數據,采用多元化計量經濟學方法對數字化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機制與效果進行了實證檢驗。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較為系統地詮釋了數字化如何影響環境治理績效,并著重從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公眾參與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視角剖析了數字化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中介機理。第二,采用多種計量方法,在充分考慮內生性、穩健性等問題的基礎上,對數字化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機制及效果提供了較為深入的量化檢驗證據。第三,本文的研究結論對政府如何依托數字化有效改善環境治理、提升環境治理績效以及企業如何更好地實現節能減排提供了一定的借鑒與參考。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隨著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數字化”現象在生產生活中已經比比皆是。Ritter等[11]認為數字技術的應用過程即為數字化;以戚聿東等[12-13]為代表的研究則側重企業、產業、組織等多個層面,從數字技術所產生的變化視角進行探析,如認為企業數字化是通過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企業數據化,以提高企業競爭力、實現利潤增值的戰略行為?？梢?雖然數字技術的應用是數字化的基本表現,但從根本上看,數字化并非單純的技術應用,而是一個涉及到各個領域、引發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不斷嬗變的復雜過程?；诖?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可以借助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和數字時代治理理論來解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認為,規模效應、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是影響環境污染的關鍵因素。數字化發展會刺激經濟規模增長,隨之污染物作為生產的附帶產品也會增加,進而導致環境污染加劇、環境治理壓力加大,對環境治理績效產生不利影響,但同時其也能通過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降低環境污染,達到提升環境治理績效的目的。數字時代的治理理論強調數字技術的變革,認為互聯網、云計算等數字技術與政府社會治理的結合能夠產生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數字治理或數字時代治理。根據該理論,數字化能夠促進環境治理中多元主體的協同式治理、弱化環境治理體系的碎片化,并豐富環境治理的政策“工具箱”,進而提高政府的環境治理能力、改善環境治理績效?；谏鲜鲇^點,本文認為,在目前我國數字技術蓬勃發展的時代,數字化可能會對環境治理績效產生有利影響,并據此提出假設H1:

H1:數字化具有“增效”效應,能夠改善環境治理績效。

就數字化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機制而言,結合現有文獻和經濟學邏輯,本文認為,數字化將通過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公眾參與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環境治理績效。

一是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是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重要因素。既有研究普遍認為環境規制能夠通過倒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進而優化生產流程、生產工藝和治污技術,提高污染處理能力并減少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排放,改善環境治理績效。同時,我國依然存在環境規制執行不完全的問題[7],也意味著環境規制執行力度的增強能夠進一步提升環境規制的有效作用,提高政府的環境治理效益。與此同時,數字化可以通過以下途徑提高政府環境規制的執行力度:(1)地方政府的監管數字化能夠實現對所轄地區的污染源頭、企業環境治理狀況的實時化、全程化和智能化監管,有助于消除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升政府監管質量。而政府對污染行為的監管質量是其有效落實環境規制政策、提高規制執行力度的重要保障。(2)數字化,尤其是跨層次的數字化平臺建設有助于實現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透明化,從而弱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間委托代理問題引致的負面影響,提高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環境規制行為的監管能力,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環境治理責任。(3)數字化能夠賦能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智能化,有助于提高政府環境政策的科學性、合理性、實時性,達到提高環境規制執行力度的作用。(4)政府數字化建設能夠弱化腐敗帶來的環境政策扭曲。腐敗會扭曲環境政策,弱化環境政策的嚴格程度及其執行力度[14]。數字化,即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消除信息不對稱,推動政府、個人、企業信息的透明化,為政府獲取腐敗信息提供便利,同時促使公眾更為積極地參與到腐敗行為的揭露中,進而降低環保腐敗,進一步提升政府環境規制的執行力度?；诖?本文提出假設H2:

H2:數字化可以通過提高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改善環境治理績效。

二是公眾參與。通常來說,公眾可以通過信訪、舉報或向上級政府申訴的方式“呼吁”地方政府加大環境規制,從而提高環境治理績效。此外,公眾還具有輿論效應,這意味著公眾參與環境治理可以對污染企業形成一定的威懾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業積極主動地開展節能減排及環境治理工作,達到提高環境治理績效的目的。與此同時,數字化能夠通過提升公眾環保意識、豐富參與渠道等方式強化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程度。具體來說:(1)數字化顛覆了以往傳統的知識傳播媒介和途徑,大幅提升了知識信息的傳播廣度、深度和范圍。借助數字化的信息知識以及信息獲取工具,公眾可以學習到更多的環境知識(3)環境知識被認為是自然環境及其子生態系統的事實、概念及關系的一般知識。,從而強化環保意識,進而積極加入到環境保護的行動中。(2)數字化大幅降低了信息搜尋成本和溝通成本,并賦予更加多元化的公眾訴求表達和溝通渠道(如電子郵件、論壇、在線社區、網絡問政平臺等),有助于公眾更有效地溝通、組織、開展環?？棺h和投訴等相關環境治理活動?；诖?本文提出假設H3:

H3:數字化可以通過促進公眾參與提高環境治理績效。

三是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定義,綠色技術創新是指有利于節約資源、提高能效、防控污染、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技術,被認為是降低污染排放、提高環境治理績效的有效途徑。而數字化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1)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認為生產要素的重組也是創新,在企業中,數字技術與能源等其他資源要素的融合,可以推動生產流程和污染治理階段生產要素的配置優化,推動生產和治理范式改革,帶動企業綠色技術進步與創新。(2)數字化能夠實現企業內部生產、銷售、管理等環節的動態監管,并降低企業外部知識的搜尋成本,加快內外部知識信息的匯集,尤其是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方面的動態信息,進而有助于企業開展具有針對性的綠色技術創新。(3)數字化既可以促進研發部門內部資源的優化配置,還可以賦能研發創新過程的虛擬化,降低試錯成本,進而加快研發效率,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4)數字化能夠通過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和高級化,推動企業與企業、政府部門和高校等機構之間針對技術屏障展開科研合作攻關,進而加速綠色技術創新?；诖?本文提出假設H4:

H4:數字化能夠通過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改善環境治理績效。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為驗證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本文構建了如下基本模型:

(1)

進一步,為檢驗上述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公眾參與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機制是否存在,本文借鑒溫忠麟等[15]的研究,構建了如下檢驗模型:

(2)

(3)

式(2)—(3)中,Mi,t表示中介機制變量,即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公眾參與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γ和β分別表示回歸系數;ψi,t和ξi,t分別表示隨機誤差項。式(1)為基準模型;式(2)為數字化影響中介變量的估計模型;式(3)為同時考慮中介變量和數字化發展水平的估計模型。依據溫忠麟等[15]的研究,若α1顯著,則可能存在中介效應;進一步,若γ1和β2顯著,則說明本文闡述的機制存在;但是,若γ1和β2至少一個不顯著,則需針對中介效應的估計值γ1β2進行Sobel檢驗,且若Sobel檢驗拒絕原假設,則認為本文提出的機制存在,否則不成立。

(二)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

評價環境治理績效的指標有單位產出污染排放量、減排量或污染去除率等,目前普遍采用污染物治理變量(去除率)來表征[6]。借鑒此類研究,同時為避免單一指標評價不全面的問題,本文從廢水、廢氣和廢物視角,分別選取工業廢水處理率、工業SO2去除率、工業煙(粉)塵去除率和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來反映環境治理績效,并通過熵值法得到環境治理績效指數(epi)。

2.核心解釋變量

目前,對數字化發展水平的量化研究相對較少,且并未形成一致的評估標準。其中,一部分文獻采用互聯網普及率和人均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等單一指標來衡量[16],然而,數字化是一個帶動經濟和社會結構演變的復雜系統過程,采用單一指標并不能準確全面地反映地區的數字化發展水平。鑒于此,部分研究采用數字經濟的衡量指標(如歐盟頒布的數字經濟與社會指數DESI)進行表征[17];還有部分研究從不同視角通過構建指標體系進行測度評價[18]。參考此類研究,本文擬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化應用、數字產業發展三個角度出發進行綜合測度。其中,數字基礎設施是地區數字化的硬件條件;數字化應用是數字化內涵的本質體現,反映數字化與地區經濟社會的融合程度;數字產業發展是數字化發展的重要支撐。具體來說,數字基礎設施發展狀況通過長途光纜密度、人均移動電話交換機容量和人均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來衡量;數字化應用從生產和生活兩方面通過互聯網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單位企業擁有網站數和人均快遞業務量來反映;數字產業發展水平通過數字產業就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比重、數字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和數字產業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來測度(4)數字產業從業人員以信息傳輸、軟件和電子技術服務業就業人員數量替代;數字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以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來反映;數字產業收入以軟件業務收入來反映。。在此基礎上,采用熵值法構建得到反映各地區數字化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dig)。

3.機制變量

機制分析涉及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公眾參與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三個機制變量,在借鑒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首先選取人均行政處罰案件數、人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和企業平均繳納排污費,通過熵值法獲得綜合指數以表征各地區的環境規制執行力度(gov);其次選取承辦的人大建議數、承辦的政協提案數、人均來訪批次和人均非政府生態環境類組織數4個指標,通過熵值法構建綜合指標來反映地區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程度(pub);最后選取綠色技術專利申請數作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gtec)的衡量指標,其中綠色技術專利申請數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數據庫,依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公布的國際專利分類(IPC)綠色清單整理匯總得到。

4.控制變量

在借鑒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本文選取以下控制變量:所有制結構(owns),采用規模以上國有或國有控股工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反映;財政分權(fisd),以地區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比值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fdi),用當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來表示;經濟開放程度(open),以貨物進出口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人口密度(popd),采用地區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年末常住人口數來反映;腐敗程度(corr),以職務犯罪立案數與公職人員數之比來反映,其中公職人員數量以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之和來表征。

(三)數據來源及說明

鑒于樣本連續性和數據可得性,選取2006—2015年除中國香港、澳門、臺灣三個地區以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因西藏和青海數據不全,故未納入研究)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涉及的相關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檢察年鑒》《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基本單位統計年鑒》《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年鑒。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基準回歸

本文采用面板回歸模型對式(1)進行估計,同時考慮到構建的環境治理績效綜合指數取值范圍為[0,1],具有截斷數據的屬性,因而采用Tobit模型進行穩健性估計,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數字化發展水平的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表明數字化能夠促進環境治理績效的提升,具有“增效”效應,假設H1成立。同時,在考慮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中,Hausman檢驗表示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理,因而本節主要以固定效應模型展開分析。從估計結果來看,數字化發展水平每增加1.0%,環境治理績效將會提高0.2%。此外,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與面板回歸模型的系數基本接近,說明本文的估計結果穩健。

表2還表明,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能夠顯著提升環境治理績效,這驗證了我國存在“倒逼減排效應”,即地方政府通過環境監管、環保政策的頒布、排污費征收等環境規制政策的有效落實,能夠促進企業開展環境治理并發展綠色技術創新,進而達到改善環境治理效率的效果。此外,所有制結構(owns)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國有經濟的確不利于環境治理績效的改善。一般而言,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往往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具有較強的討價還價能力,容易產生尋租現象,弱化環境規制的執行力度,從而不利于環境治理。財政分權(fisd)對環境治理績效的作用也顯著為負,說明財政分權不利于環境治理績效的提升。較高的財政分權意味著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財政自由度,在官員晉升、經濟績效考核的雙重激勵下,財政分權賦予的資源支配權會加快地區間的政府競爭,甚至進一步產生環境規制的“競次”現象,從而不利于地區的環境治理。地方政府腐敗程度(lncorr)也是環境治理績效提升的重要制約因素。腐敗會降低環境標準、扭曲環境政策、降低政府環境規制的執行力度及質量,從而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改進[14]。外商直接投資(lnfdi)、經濟開放程度(open)和人口密度(lnpopd)的系數均不顯著,表明該類因素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不確定。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內生性問題。環境治理績效對數字化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這會導致內生性問題。對此,本文采用以下策略進行處理:(1)以解釋變量的滯后項進行回歸。(2)解釋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3)借鑒趙濤等[19]的研究,選擇1984年每百萬人電話機數量與全國上一年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的交互項作為外生工具變量進行估計,結果見表3。其中,數字化發展水平或其滯后項(dig,L.dig,L2.dig)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數字化依然能夠改善環境治理績效,本文結論具有穩健性。此外,可以發現相對于滯后1期作為解釋變量或工具變量的模型,滯后2期所得到的數字化系數均較大,一定程度上說明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可能是長期的,且呈現邊際效應遞增的特征。

變換被解釋變量。為避免變量選取導致結果的偶然性,參考祁毓等[4]的研究,從污染物排放和污染治理兩個角度,選取人均工業SO2排放量、人均工業煙(粉)塵排放量、人均工業廢水COD排放量、工業SO2去除率、工業煙粉塵去除率、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和工業廢水COD去除率7個指標,利用熵值法構建了新的環境治理績效綜合指數,并進行重新估計,結果見表3。結果顯示,dig的系數顯著為正,且與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說明本文結論具有穩健性。

表3 內生性和變換被解釋變量估計結果

面板分位數回歸。上述模型估計結果均表征的是數字化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條件均值,這容易受到異常值影響,對此,本文采用面板分位數回歸,針對環境治理績效的不同分位點(0.1～0.9)進行重新估計。結果顯示,數字化(dig)系數均為正,且普遍至少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5)篇幅所限,此處未展示估計結果,如需可向筆者索取。其中,數字化(dig)的系數僅在0.1和0.9分位點未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估計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結論較為穩健。另外,對比各分位點下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高環境治理績效的地區,數字化的“增效”作用反而較小?？赡茉蛟谟?首先,環境治理績效好意味著該地區環境質量較優良,此時公眾對于良好生態環境的迫切愿望已經得到很大程度的滿足,因而公眾環境訴求相對較低,自然也就不會更多地借助數字化手段參與到環境治理中。其次,環境治理績效好隱含著政府面臨著較小的環境壓力,這會導致政府利用數字化手段進行環境治理的意愿或動機降低,從而弱化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此外,環境治理績效較好也可能表示該地區的環境治理體系、環境保護法案已經較為嚴格和成熟,因而數字化對于其環境治理的“增效”作用相對較小。

(三)機制檢驗

理論機制分析表明,數字化可能會通過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公眾參與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環境治理績效。本部分基于經驗數據及構建的模型對此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見表4,其中第(1)—(3)列、(4)—(6)列、(7)—(9)列分別為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公眾參與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機制檢驗估計結果。第(2)(5)(8)列中dig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能夠提高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促進公眾參與環境治理并帶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第(3)(6)(9)列中M的系數均為正,且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因而,可以認為本文提出的機制成立,即數字化能夠通過提高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公眾參與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對環境治理績效產生促進作用,假設H2、H3和H4成立。

表4 機制檢驗估計結果

四、拓展研究:長期效應

內生性檢驗發現,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可能在長期存在,且呈現邊際效應遞增的特征。為更嚴格地檢驗該特征,參考Quinn等[20]的研究,采用2～5年均值面板數據進行重新估計,結果見表5。結果顯示,數字化(dig)的系數分別為0.240、0.282、0.319和0.333,呈現逐漸遞增趨勢,說明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積極作用在長期依然顯著,且這一積極影響表現出邊際效應遞增的特征。原因可能在于:(1)環境治理大數據存在邊際收益遞增特性。環境治理的數字化發展能夠產生大量能耗與污染數據,且隨著數字化程度的加深,數據量會呈現指數式增長。而數據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的特性,因而數字化引致的環境大數據不斷涌現,可能是帶來數字化在時間上呈現邊際效應遞增特點的原因所在。(2)環境治理存在網絡效應。從時間維度來看,隨著數字化賦能環境治理程度的加深,環境治理及環境生態領域等相關信息的獲取將日益便捷,有助于更多公眾和社會組織利用數字化手段更廣泛地參與到環境治理中,從而產生網絡效應,促使環境治理績效提升。

表5 長期效應估計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盡管少量研究定性探討了互聯網、大數據對環境治理的影響,然而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卻被大部分研究忽視了。本文基于2006—2015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在理論機制分析基礎上,利用多種計量方法解析了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及其內在機理,結果表明:(1)數字化具有“增效”效應,能夠改善環境治理績效,該結論在考慮內生性、更換因變量和估計方法后依然穩健,且該種效應在地區上存在異質性,即:在環境治理績效較好的地區促進程度較低,而在治理績效較差的地區較高。(2)機制分析表明,數字化可以通過提高政府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公眾參與程度及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改善環境治理績效。(3)數字化對環境治理績效的促進作用在長期依然存在,并呈現邊際效應遞增的特征。

本文厘清了數字化與環境治理績效的關系,并深化了數字化如何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認識,同時也蘊含著重要的政策啟示:(1)在數據統籌方面,政府應加大力度盤活環境治理中現存的舊數據資源平臺,并借助數字技術進一步建設中央、省、市、區、企業互聯互通的智能化數據采集和共享系統,以實現監管的智能化和實時化,提升政府環境監管質量。(2)在公眾參與環境治理方面,政府應繼續深化數字技術在公眾環境訴求表達渠道、訴求獲取、訴求處理等環節的應用,以便更好地履行好環境治理責任。(3)在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和落實方面,政府應加快云計算、大數據分析等數據處理技術在環境事件管理、方案制定、減排措施模擬仿真等治理決策過程中的應用,構建以大數據資源為基礎的科學決策機制,以數字化賦能政府環境治理智慧化。(4)對企業而言,在環境規制背景下,應認識到數字化在賦能其節能減排降本、綠色技術創新方面的成效。企業,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應建立企業生產、能源管控、污染處理等各個環節的動態監管,加快數字化轉型,實現環境治理的精細化。與此同時,也應依托數字化實現企業內部知識信息的共享,加速研發部門開展具有針對性的綠色技術創新。(5)為保障數字化在環境治理中的快速發展,地方政府應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為數字化賦能環境治理提供基建保障。同時,可以通過稅收、財政補貼等多種激勵手段以及頒布標準、規范等行政手段,引導并鼓勵企業在環境治理方面的數字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