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北井干式民居建筑的多民族比較研究

潘曦（通訊作者），丘容千，林徐巍/PAN Xi (Corresponding Author),QIU Rongqian,LIN Xuwei

0 引言

在民居建筑的研究中，對于建筑多樣性的分析與闡釋是學者們持續關注的重點問題。民居建筑的多樣性不僅豐富了建成環境的面貌，更是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載體。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所說，這種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是“人類的共同遺產”[1]。

就民居建筑的多樣性而言，我國西南的滇西北地區是極具代表性的。一方面，滇西北地區地處我國地勢第一、第二階梯交界處的橫斷山脈地區，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并流，地貌復雜，氣候多樣。另一方面，滇西北地區是“藏彝走廊”的主要板塊，是諸多藏緬語族民族和少量壯侗語族遷徙、交流、融合之地，居住著漢、白、彝、傈僳、納西、藏、回、普米、怒、獨龍等10 余個民族，加上歷史悠久、交通阻隔等原因，形成了區域內豐富多樣的社會文化形態。這種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多樣性造就了滇西北民居建筑的多樣性，對這種多樣性的挖掘和闡釋，對于展現這一多民族聚居區的文化多樣性、豐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內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1）。正因如此，關于這一地區的民居建筑研究形成了諸多的相關成果。自1930 年代起，劉敦楨、蔣高宸、朱良文、楊大禹等學者都對該地區的民居建筑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2-4]。

在這些研究中，云南民居被分為“井干式”“干欄式”“合院式”等不同大類（圖1），“井干式”（或稱“板屋”系）就是其中的一個大類，在滇西北的香格里拉、麗江、大理、怒江等地州均有分布。目前，關于滇西北井干式民居的既有研究主要是以民族為線索，對單個典型地區進行調查分析，如蔣高宸先生對納西族（及摩梭人）木楞房的研究[5]，王祎婷、翟輝對傈僳族井干式民居的研究[6]，王晶、唐文對普米族傳統民居的研究[7]等。然而，對于這一在滇西北地區廣泛分布的建筑類型而言，進行不同民族/地區之間的比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這不僅是因為其在形式上十分豐富，更重要的是，井干式民居作為滇西北歷史最悠久的建筑類型，該地區的大多數世居民族都曾經或至今仍在使用它。對井干式民居開展比較研究，對于厘清滇西北各民族建筑之間傳播交融、發展演變的復雜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在既有的滇西北民居建筑比較研究中，將井干式建筑作為多民族共有的傳統建筑類型對其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大多數情況下，井干式建筑是作為某一地區若干民居類型的其中之一，出現在該地區內部的比較研究之中的。例如，吳艷對丙中洛地區的研究[8]、王芳對怒江流域的研究[9]、龔蕓對大理地區的研究[10]等等。因此，本文將在實地調查和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滇西北多樣化的井干式民居的形制特征進行整體梳理，以空間布局、建造體系及文化象征3 個維度作為切入點，分析其相互之間的異同，追溯其背后的影響因素和生成機制，為進一步深入探究和闡釋滇西北民居建筑的多樣性提供支撐。

1 滇西北井干式建筑概況

1.1 滇西北井干式建筑的歷史

井干式建筑是我國傳統建筑中歷史最為悠久的建筑類型之一。劉敦楨先生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中提及，井干式的木槨在商朝后期的陵墓中就已經使用，并且在之后的周朝到漢朝的陵墓中都長期使用[11]，以此推斷，這種將木料層層壘疊的結構方式最晚在商代就已經出現了。云南晉寧的石寨山遺址出土的建筑模型和銅器上所刻畫的圖案中，都出現了井干式建筑的形象2），可見這種井干式結構最晚在漢代已經被應用在建筑之中了[12]?！稘h書·郊祀志》的注解中提到，“井干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干之形也”，《西都賦》則描述其“井干疊而百增”[13]。

在滇西北地區，井干式建筑使用的時間同樣十分久遠。從實物來看，大理祥云大波那遺址中發現的戰國木槨就使用了井干式的構造方法[14]。從文獻來看，在關于藏族、納西族、傈僳族、彝族、白族、普米族、怒族、獨龍族等民族的文獻中都有過井干式建筑的記載。例如，納西族的東巴經書中就曾提到“五千根橫梁和七百椽子搭建的房屋”，也有“納西族的父親去世了，在木楞房下面去世了”這樣的描寫[15]。東巴經文成型于唐宋時期，元代以后發展不大，可見對納西族而言，木楞房是很早就廣泛使用的建筑類型了。而且，木楞房到清代仍然是這一地區最普遍的建筑形式，直到18 世紀改土歸流之后才逐漸被抬梁—穿斗混合式的木構架瓦房所取代[16]97。

1.2 滇西北井干式建筑的分布現狀

目前，井干式建筑仍然是滇西北地區分布極為廣泛的一種建筑類型（圖2），尤其集中在林木資源豐富的地區。從文獻梳理和實地調查的情況來看，井干式建筑在滇西北的分布呈現出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一方面，使用井干式建筑的民族數量眾多，包括藏、白、納西（及摩梭）、彝、普米、怒、傈僳、獨龍，涵蓋了滇西北地區的絕大部分民族3）；另一方面，集中連片、大規模使用井干式建筑的地區并不多，主要包括以下地區：

2 滇西北各民族地區的井干式建筑

（1）怒江流域。以丙中洛為中心的怒江流域段分布著眾多以井干式建筑為主體的怒族聚落，代表性的如霧里村、秋那桶村等。該地區井干式建筑多為獨棟式，順山坡地勢而建。居住層以火塘為中心組織，其下架空用于圈養牲畜，其上覆以雙坡頂形成夾層。

（2）瀾滄江流域。以維西縣為中心的瀾滄江流域段分布有一批以井干式建筑為主體的傈僳族聚落，以同樂村最具代表性。該地區的民居多以若干棟井干式建筑圍合形成小規模的院落，居住空間同樣以火塘為中心布置。

（3）瀘沽湖地區。該地區聚居的摩梭人至今仍然大量使用井干式建筑。與遺留的母系制度影響下較大的家庭人口規模相對應，該地區多以井干式建筑圍合成四合院，分別作為正房、經房、花樓等功能使用。

此外，通甸河流域的普米族、獨龍江流域的獨龍族仍然有部分聚落保留著集中連片的井干式建筑4），山區的納西族、藏族、白族則不同程度地將井干式建筑用于糧倉、畜圈等輔助性建筑中。

2 滇西北井干式建筑的多民族比較

散布于滇西北不同地區的井干式建筑，其空間布局、建造體系、文化內涵十分多樣，充分地體現出了該地區民居建筑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2.1 空間布局

與生產生活方式相對應，本文所調研的滇西北井干式民居大體可以分為居住性空間、生產性空間，以及混合功能空間（圖3）。居住性空間通常包括用餐、會客、家庭起居、供奉祖先神靈等功能的公共空間，以及以臥室為主的私人空間；生產性空間則包括用于糧食儲存加工、生產工具存放的空間，以及圈養家禽家畜、加工牲畜食物的空間；此外，還有一些通常以灰空間形式出現的混合功能空間，例如外廊、屋頂夾層等等，靈活用于起居、會客、晾曬、手工藝制作等生產生活的多種功能。

3 居住性、生產性、混合功能空間示例（2.3攝影：潘曦）

從建筑整體布局上看，這些功能空間的組織方式首先較大程度地受到地形因素的影響。在地勢坡度較陡的地區，由于適宜建造的基地面積有限，人們往往傾向于首先通過垂直分層來組織功能分區（圖4a-f）。例如，在怒族聚落中，最常見的空間組織方式是將建筑分為三層：架空的底層用于圈養牲畜，二層用于居住，屋頂夾層用于儲存、晾曬糧食。而在地勢較為平坦的地區，人們傾向于首先通過水平分區來組織功能空間（圖4g-l）。例如，在瀘沽湖的摩梭人民居和通甸河流域的普米族民居中，人們會將四合院中的各棟單體建筑用于起居、臥室、糧食儲存與畜圈等不同功能。而在傈僳族則是將兩種空間組織方式混合使用。

4 井干式建筑典型空間布局示例（繪制：丘容千，林徐?。?/p>

而在各個功能分區內部具體的空間單元組織中，則存在著“中心式”和“并聯式”兩種常見的布局方式（圖5）?！爸行氖健辈季?，指的是在一個功能區中以某一規模較大的空間單元為核心，將其他空間單元圍繞其進行布置。例如在怒族的建筑中，居住層以火塘間為核心，占據居住層的主體，其余的臥室、儲藏間、外廊都圍繞著火塘間來布置?！安⒙撌健辈季?，指的是在一個功能區中各個空間單元的地位、大小相當，呈線性并置在一起，例如，普米族的畜圈、傈僳族的多功能用房等。相對而言，“中心式”的組織方式更多地出現在正房中，由于滇西北地區普遍使用火塘，火塘間作為主要的起居、會客、餐飲空間，往往成為所在的功能區的核心單元；而“并聯式”的組織方式則多用于其他建筑單體，或者不以火塘間為主要起居空間的正房中（如普米族正房）。

5 “中心式”和“并聯式”布局示例（繪制：林徐巍，李朝

2.2 建造體系

從建造體系來看，所調查的民居建筑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井干式技術，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井干式體系來主導建造邏輯，一類以木框架體系來主導建造邏輯，此外還有少量兩者并重的（圖6、7）。

6 井干式建筑典型建造體系示例（繪制：丘容千）

7 兩類結構體系剖面示意（繪制：丘容千，林徐巍，李朝君）

第一類民居在怒、傈僳、藏、普米、彝、納西等民族中可以見到，其基本“原型”是由井干式墻體和坡屋頂構成的小型建筑單體，至今還在諸多地區被用作糧倉、畜圈等輔助性建筑。當建筑規模由于家庭人口、功能需求的增加而需要擴張的時候，墻體和屋頂在這一“原型”的基礎上以兩種不同的演化邏輯完成了擴張過程。就墻體而言，由于單根木料的長度有限，因此單個井干式“盒子”的尺寸也是有限的。當使用空間需要擴大的時候，人們會增加井干式“盒子”的數量來滿足需求。而對于屋頂，人們更傾向于直接放大坡屋頂的尺寸來覆蓋下方的使用空間，如果設置多個坡屋頂來增加覆蓋面積的話，會形成技術上很難處理的天溝。屋頂在強度和承重上要求不高，坡向的構件可以通過綁扎等方式來延長，屋頂垂直方向的支撐則只需增加立柱，落在地面或者落在井干式“盒子”的頂部即可。這種演化邏輯，使得屋頂及其支撐結構開始逐漸向木框架體系發展。

第二類民居在普米、白、摩梭等民族中可以見到，其建造邏輯是以“間”為基本的空間單元，通過多榀木構架的并置來形成建筑單體。在水平方向上，人們可以通過增加開間數量來擴大使用面積并靈活調節各個開間的面闊；在垂直方向上，人們可以調節柱子的長度形成單層、二層甚至局部三層的建筑。在這類建筑中，井干式墻體由于十分堅固，往往被用于糧倉、畜圈等處，保障糧食和財產安全。在一些案例中，人們建造完整的井干式“盒子”，“嵌入”木框架體系中；在一些案例中，人們并不建造單獨的井干式“盒子”，而是在木框架的柱子之間直接壘疊圓木或者木方，形成厚實的墻體。在這類建筑中，隨著使用功能、材料資源等的變化，井干式墻體會形成不同程度的退化。例如有些時候，磚、混凝土等厚實堅固的材料會替代圓木和木方。當人們仍然需要井干式的外觀來體現文化特征的時候，會在建筑外墻上施以木紋的彩繪。

此外，在傈僳、獨龍等民族中，也可以見到將井干式體系和木框架體系并置的建筑案例。

2.3 文化象征

從文化象征來看，滇西北的民族普遍地共享兩個具有精神性意義的文化載體：火塘與中柱（圖8）。

8 中柱與火塘（攝影：丘容千，林徐?。?/p>

火塘的使用，在世界各地的前現代住宅中都十分普遍，它可以提供照明、滿足取暖的需求，也是烹煮之處、為人們提供食物。戈特弗里德·森佩爾在“建筑四要素”理論中，就把火塘作為建筑的基本要素之一，代表了人們進行建造活動的一部分基本需求[17]。也正因其長期以來的重要地位，對于火塘的崇拜也是十分普遍的。在滇西北的井干式民居中，絕大多數都設有火塘，其形態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在地板中留出一處方形的空間，四周圍以木板或石板，在其中填充耐熱材料，形成火塘，如丙中洛的怒族民居等；另一類是在室內搭設圍合的床榻，火塘就設在床榻中央，如同樂村的傈僳族民居、玉獅場村的普米族民居、白地村的納西族民居等等。在這些民族中，火塘通常與神靈崇拜和祖先崇拜聯系在一起。例如，藏族和寧蒗普米族的火塘、摩梭人的上火塘后設有名為“贊巴拉”的神龕，“贊巴拉”為火神與祖宗神的疊合化身，上面有海螺、蓮花等圖案，火塘中的鍋莊石則是祖先靈魂棲居之地，每次飯前都要先將食物供奉給鍋莊石[16]53。相對而言，彝族和怒江流域的白族對火塘的崇拜更偏重祖先，其他民族則呈現出自然神與祖先神并置的形態。

中柱也是滇西北地區廣泛存在的具有象征意義的建筑元素，其原型通常認為與原始時期的帳幕建筑、半穴居建筑有關。在滇西北的井干式建筑中，中柱往往與天神崇拜密切相關，同時也和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信仰具有一定的關聯。例如，納西族木楞房中的中柱名為“每度”，其意思是“擎天柱”，被認為是聯系凡間和上天的構件，并且和納西族創世神話中人類建造神山來支撐天地的空間模型具有同構關系[18]；在摩梭人的房屋中，人們用同一棵樹加工成2 根中柱，樹根為“女柱”、樹梢為“男柱”，意為家中男女來自同一血脈，也是舉行成人禮的地方；在怒族的房屋中，中柱象征家神，人們會把長得最好的玉米掛在中柱上，以答謝家神庇佑，逢年過節都會對其進行祭祀。

此外，一些民族受到藏傳佛教、基督教等制度性宗教的影響，也會在房屋中設置與之相應的象征性空間和陳設。

3 滇西北井干式民居的多樣性闡釋

可見，滇西北不同民族/地區的井干式民居，在空間布局、建造體系、文化象征3 個維度上都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這3 個維度有機地結合到一起，形成了豐富多樣的建筑形式（表1）。而不同民族/地區的井干式民居在3 個維度表現形式上的差異，則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而形成的。

表1 滇西北各民族井干式民居建筑的典型案例（繪制：丘容千，潘曦）

3.1 空間布局多樣性的影響因素

井干式民居的空間布局最為直接的影響因素是地形地貌。建于坡地之上的井干式民居大多為垂直分層、中心式布局，獨棟式住宅十分普遍，如丙中洛怒族的建筑；而位于緩坡或平地之上的民居更趨向于水平分區、并聯式布局，院落式住宅更為常見，如蘭坪普米族的建筑。當然，各民族能占據怎樣的地形用于聚居，也是長期歷史過程中遷徙、競爭的結果。較早遷入或勢力更強的民族一般會占據平緩的地形，使生產生活更加便捷，較晚遷入或者勢力較弱的民族就只能居于山地陡坡。另外，在一些民族中，自然環境中的地理要素還會影響民居的朝向。例如，蘭坪的普米族講究堂屋要朝向山峰，院門要朝向埡口；丙中洛怒族以江水遠去的方向作為建筑的主要朝向等等。

此外，社會家庭形態也對空間布局有著重要的影響。例如，母系社會形態下的摩梭人，由于家庭規模較大，其院落規模和正房體量也相應較大，并且為成年女性設有單獨的住所；而父系社會形態下的民居院落規模相對較小，如白地納西族、葉枝傈僳族的住宅，性別空間上以男性為尊。

3.2 建造體系多樣性的影響因素

井干式民居的建造體系則主要受到材料資源和工藝水平的影響。井干式結構的建造需要耗費大量的木材，但加工工藝相對簡單，在林木茂密、人口密度較低、工藝水平落后的地區（如20 世紀的獨龍族地區）是十分適宜的建筑形式。而當材料資源和工藝水平發生變化時，建造體系也往往隨之發生變遷。在摩梭人地區，由于林木資源逐漸減少，人們便相應地調整技術做法來減少建造中所需的木材，例如局部用夯土墻體代替井干墻體，或者用半圓木代替完整的圓木等等。而隨著交通的發展、各民族交流的增加，木框架體系及其建造技術和建造工具的傳入為摩梭人又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來有效地降低房屋建造中的木材消耗，于是，摩梭工匠們也開始學習木框架體系的建造工藝，井干與框架并置的建造體系在摩梭人地區逐漸普及開來。

3.3 文化象征多樣性的影響因素

在滇西北的井干式民居中，火塘是普遍存在的元素。在建造體系和保溫采暖措施都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傳統的井干式民居大多并不設置大尺度的門窗，因此火塘就承擔著照明、供暖、加工食物等諸多生活必需的功能，地位十分重要，因而也就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被賦予了象征意義。在不同的民族中，由于精神信仰的發展程度和發展形式不同，火塘的象征意義也有所不同。相對而言，宗教信仰發展比較初步的民族/地區，火塘更多地與自然神崇拜相聯系；宗教信仰發展相對成熟的地區，火塘的象征意義中祖先神崇拜的比例就更高。而且，伴隨著精神信仰具體內容的不同，火塘周圍的布局形式、方位尊卑，以及相應的儀式禁忌也會有所差別。此外，大部分中心式布局的井干式民居中都有中柱，也因其位于房屋中央而具有象征意義，其具體的文化解釋與火塘類似，主要取決于該民族精神信仰中的相應內容。

除了各自多樣化的發展與演變，由于本身的形制特征及共同因素影響，空間布局、建造體系、文化象征3 個維度也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例如，就空間布局與建造體系的關系而言，垂直分區的空間布局通常需要井干式單元與木框架相互結合來實現，而水平分區的布局則與不同建造體系都可以較好地相適應；中心式布局更多地出現在井干式體系主導的建筑中，而并聯式布局更多地出現在木框架體系主導的建筑中。井干式體系的空間以體塊形式組合，可以靈活調節個體塊單元的大小，以突出核心的主室單元；而木框架體系在豎向構件高度有限的情況下，更適宜于水平擴展，常以“間”為基本單元組合，空間單元之間關系相對均衡。

再如，文化象征要素也和空間布局、建造體系相互聯系。在中心式的布局中，火塘和中柱可以靈活布置，更好地形成象征性空間，為各類儀式活動提供的空間也更加寬裕；而在并聯式布局中，火塘只能限定在一個開間內，中柱的位置也受限于木框架結構的形式，空間相對更加局促。此外，井干式體系的開間較大，中柱在結構上是屋頂構架不可或缺的承托構件，其存續較為穩定；而木框架體系的開間跨度即為橫梁長度，無需在開間中央立柱。這些原因，使得木框架體系中的火塘和中柱更容易在建筑的演進過程中逐漸弱化甚至消失。

4 結語

可以看到，井干式民居在滇西北地區被多個民族廣泛使用，并且在空間布局、建造體系、文化象征等維度上與其所在的自然和人文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表現形式十分豐富。對這些豐富多樣的民居開展研究，不僅有助于完善對于滇西北民居多樣性的闡釋，也對厘清各民族建筑之間傳播交融、發展演變的復雜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盡管井干式民居就形制的復雜程度和工藝的精致程度而言并不是傳統民居中最為突出的，但是對其進行研究和保護對于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多民族人居智慧的傳承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筆者在調查中發現，隨著時代發展，地形地貌、自然資源、工藝技術等客觀因素對民居建筑的約束力在逐漸減弱，而家庭結構、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等依附于使用者的因素始終和民居建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建造體系的具體形式最豐富、變化最靈活；空間布局次之；文化象征則最具有穩定性，并且在氐羌系民族中呈現出普遍的共性特征。就如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所言，房屋形式最終是一系列“社會文化因素”作用的產物，氣候條件、材料及技術等其他因素是作為修正因素存在的[19]。因此，對于井干式民居的保護不應僅僅對材料、技術等物質因素加以關注，還應當將民居的物質實體和其所承載的社會生活、精神信仰作為一個綜合的整體來加以保護。如此，民居建筑才能作為一種活態的傳統得以存續，持續地承載和延續滇西北地區的文化多樣性?！?/p>

注釋

1）“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民族學家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爸腥A民族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概念，此后，又在2017年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019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文件，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2）出土的干欄式房屋模型中出現了井干式墻體，M12:1“銅鼓形雙蓋銅貯貝器”上的圖案中有井干式的糧倉。

3）在滇西北地區人口占總比0.1%以上的12個民族中，除漢、回、苗、傣外，其余8個民族均使用井干式建筑，這8個民族占總人口的56.8%（據2007人人口普查數據）。

4）如普米族玉獅場村（怒江州蘭坪縣河西鄉）、獨龍族雄當村（怒江州貢山縣獨龍江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