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學人稻作文化起源觀之研究

摘 要：近百年來，稻作文化的起源與傳播，一直是中日兩國學人熱議的研究領域。在稻作文化起源方面，圍繞“那文化說”“阿薩姆·云南起源說”和“粳稻長江流域起源說”，先后展開過頻繁的交流與對話，但迄今尚未達成共識，僅“粳稻長江流域起源說”時下較具影響力，但最終結果如何，有待后世學者評判。圍繞稻作文化的東傳，日方先后有“北方說”（華北說）、“南方說”（華南說）、“直傳說”（華中說）和“間接說”問世，但同樣有待后世學者做進一步的探討與裁斷。

關鍵詞：稻作文化;那文化說;阿薩姆·云南起源說;粳稻長江流域起源說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 - 621X（2021）05 - 0038 - 12

水稻，曾在長江中下游及其延長線上的日本列島支撐過稻作文明，而稻作文明無論在年代上還是規模上都可以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相媲美，所以中日兩國學術界都非常重視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但見仁見智，各有取舍，時至今日，遠未達成共識。為推動此領域之研究，僅羅列各家之說，以備今之學者參考，未來學者裁定。惟愿筆者之立場，不至于誤讀和曲解前輩之觀點，則大愿足矣。

一、有關稻作文化起源地的探討

（一）“那文化說”

關于稻作起源地，中國華南農學院院長丁穎教授在1957年提出“華南說”，他認為中國的栽培稻起源于華南。20世紀90年代，“那文化說”進一步深化了丁穎教授的觀點，并進而將這一學術思想定義為“那文化說”。做出這一名稱改動的依據在于，華南地區的壯侗語諸民族稱“稻田”為“na”，漢字作“那”，因而稱為“那文化說”既有助于認定起源地的區位，也有助于認識促成這一起源的人的民族譜系歸屬。華南地區分布著許多“那”字地名，以這些“那”字地名為支撐的“那文化說”認為，稻作農耕起源于珠江水系西江干流各河段及相關支流，壯侗語諸民族先民在那里率先將野生稻馴化為栽培稻，進而建構起一系列稻作文化圈。當然，馴化野生稻是有條件的。

關于栽培稻的起源地，必須有以下3方面的前提條件：一是要有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種;二是要有適于栽培稻生長發育的自然地理環境與氣候;三是該地要有以栽培稻為主要食品并具有將野生稻馴化為栽培稻的能力的古人類以及相應的稻作農業生產工具[1]14。

廣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員覃乃昌在《壯族稻作農業史》中如是說，并認為廣西壯族完全符合上述3個前提條件。另外，覃研究員還引用了一幅“我國野生稻分布示意圖”（圖1），以此證明廣西“那文化圈”確實具有豐富的野生稻資源。

《壯族稻作農業史》是“那文化說”的代表性學術專著，但追溯其學術源頭，卻不難發現，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游汝杰教授的語言地理學研究成果在其間發揮了啟示性作用。1980年，游教授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從語言地理學和歷史語言學試論亞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傳布》，開創了探究壯侗語稻作詞語發音與稻作起源地的研究思路與方法。1986年，游教授與歷史地理學家周振鶴先生聯名出版學術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再次闡述了他的觀點：

稻是種在田里的。在壯侗語各語言和方言中，詞義為“田、水田”的詞語的語音形式也顯然有同源關系，其中以na這個形式最古老。我們把壯侗語族的na同音線畫在圖4 - 2上。壯、傣等族自古以來就稱“田”為“na”，這可以從兩方面得到證據。

還有，na（田、水田）在兩廣、云南以及越南、老撾、緬甸和泰國的北部還用于大量小地名（漢字作“那”見圖4 - 3）?？梢韵胂筮@類地名的分布地區，在古代一定是盛行稻作文化的。

綜上所述，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可以認為中國廣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撾北部、泰國北部和緬甸撣邦是亞洲栽培稻的起源地（見圖4 - 4）。圖上畫了“稻”（一）詞古音同言線，“田”（一）詞古音同言線，“那”字地名分布輪廓線和栽培稻的祖先種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分布線。圖中共有四條封閉線。最外邊的是野生稻分布線，最里邊的是“稻”詞同言線。這樣，我們就把這四條封閉線所圈定的相重合的地區，擬測為栽培稻的起源地[2]103 - 107。

討論完栽培稻起源地，游教授又從語言學的角度繼續探討了稻作傳布的方向。他認為，漢語詞“禾”和“谷”都源自壯侗語“khau”?！発hau”分化成k系音和h系音，“禾”借自h系音，“谷”借自k系音。因此，“從禾、谷兩詞的地理分布及k系音和h系音的關系，就可以大致推測栽培稻在中國的傳布情形。一路從西南經華中和華東北上進入長江流域;一路從云南、四川北上進入黃河流域”[2]108。

“那文化說”在語言地理學方面具有較強的說服力，但在野生稻馴化和考古年代方面卻存在明顯缺陷，包括其祖源“華南說”在內，作為闡釋稻作文化起源地的學說并沒有得到國際稻作研究界的認同。

近30年的稻作研究成果證明，野生稻資源豐富的地區反而不會成為栽培稻起源地?，F代稻谷的祖先“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原本生長在亞洲熱帶的濕地邊緣，后隨始于15 000年前的全球氣候溫暖化而逐漸將分布區域擴展到長江中下游（北緯29 - 30度）。最初擴展到長江中下游的普通野生稻并不結稻米，而對于人類來說，不結稻米的野生稻無異于普通雜草，沒有任何意義。2014年9月中旬，筆者在廣西隆安縣野生稻保護區親眼見過生長在水塘里的普通野生稻，稻殼里確實沒有稻米。但是，作為禾本科植物，普通野生稻具有神奇的雙向繁殖特性，既可以靠根莖繁殖（也就是生物學家所稱的營養繁殖），也可以靠種子繁殖。在環境適合生長時，它就靠根莖繁殖，但同時也長出不結種子（稻米）的稻穗。當環境不適合生長時，它就改變生存策略，從根莖繁殖變為種子繁殖，在稻穗中結出有繁殖能力的種子（稻米），以此來延續其種群。

根據日本著名環境考古學家安田喜憲的分析[3]183，距今12 800 - 11 500年之間，處于溫暖化過程中的地球突然出現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回寒期，平均氣溫驟降5 - 6攝氏度，這就給擴展到長江中下游的普通野生稻帶來了轉變生存策略的契機。在新仙女木回寒期的持續低溫中，原本生長在亞洲熱帶的普通野生稻感到自己將要被凍死，于是部分野生稻便率先轉變生存策略，從根莖繁殖變為種子繁殖，在原本空空的稻穗中結出了種子（稻米）。但是，此時的廣西和廣東由于所處緯度低，相對溫暖，所以那里的普通野生稻仍然依靠根莖繁殖，不會結出稻米。

當然，只是野生稻結出了稻米，栽培稻還不會自然產生。這是因為馴化任何一個物種，其背后都是人在發揮作用，都得憑借文化去維持這種作用的超長期穩定延續，最終野生稻的馴化才會成為可能。從長江中游的稻作考古成果判斷，普通野生稻最早轉變生存策略而結出種子（稻米）是在12 000年前，但人們開始摸索種植水稻則始于8 600年前。對于沒有“栽培”意識的人們來說，不管采集到多少野生稻谷，也不會拿它當種子去加以有意識的農業種植。也就是說，遠古的人類通過采集獲取稻谷一直延續了3 400年，這應當是較為貼近歷史真相的認識，也是以上考古資料中能夠提供有效證據的應用范圍。

在氣候寒冷期，長江中下游處于普通野生稻分布區的北部邊緣，沒有廣西、廣東的野生稻資源豐富。因此，當面臨食物危機時，人們便開始從“采集”逐漸走向“種植”。7 000年前，栽培野生稻谷終于走上正軌;6 000年前，野生稻馴化完成，栽培稻正式誕生[4]。在長江中下游，早于6 000年前的稻作遺址不下10處，但在廣西和廣東卻幾乎沒有早于6 000年前的稻作遺址存在。由此看來，要說栽培稻起源于廣西，還缺乏考古學和生態學的證據。

（二）“阿薩姆·云南起源說”與“粳稻長江流域起源說”

相對于國內的“那文化說”，日本京都大學的渡部忠世教授在1977年提出了稻作“阿薩姆·云南起源說”。渡部教授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東南亞各個時代建筑的磚塊中摻雜有許多稻殼。谷粒形狀各異、品種不同的稻谷遺骸分布在東南亞各地，而且都有相應的發掘報告，足以提供可憑的證據。但對所有品種追源溯流，最后都“回歸到阿薩姆和云南”[5]，故渡部教授認定阿薩姆和云南一帶應該是稻作文化策源地。

1967年以后，中尾佐助、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等人曾提出“照葉樹林文化論”?！罢杖~樹林文化”是日本學人的獨創，他們筆下的照葉樹林，在生態學的話語中更普遍地稱為“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按照日本學人的理解，稻作文化應當是在這樣的文化譜系中孕育出來的農耕文化，其核心區大致呈現為彎月形，他們稱之為“東亞半月弧”，意味著從不丹、阿薩姆至云貴山地以及湖南西部乃是稻作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帶。正因為有這樣的理論背景，渡部教授的“阿薩姆·云南起源說”一經提出，便得到“照葉樹林文化論”學者的熱烈歡迎，并在國際學術界引發強烈反響，形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流話語。

在日本農學界，“阿薩姆·云南起源說”得到了著名育種學家盛永俊太郎的支持。盛永氏通過比較亞洲古稻品種的相似性，發現日本種植的水稻與印度·孟加拉一帶的水稻相似性不明顯，但喜馬拉雅山麓的水稻卻對日本水稻和印度·孟加拉水稻都顯示出較明顯的相似性。相似性不明顯表示兩者關系疏遠，而喜馬拉雅山麓的水稻既與日本水稻有較為明顯的相似性，同時對印度·孟加拉水稻也有較高程度的相似性。這就證明，喜馬拉雅山麓的水稻是最早的水稻栽培種，喜馬拉雅山麓理應被理解為稻作文化的故鄉。

中國方面的學者，如柳子明、汪寧生、李昆聲等也曾發表過觀點相近的論著，認為云南兼有熱帶、亞熱帶和溫帶氣候，海拔差異大（40 - 2 600米），水稻品種多達3 000種以上，歷史上就是作物變異的中心，所以作為作物變異結果的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

1983年，渡部教授出版學術專著《亞洲稻作系譜》，再次對自己的“阿薩姆·云南起源說”進行了闡釋?！秮喼薜咀飨底V》的第一章第二節展示了“亞洲稻的傳播路徑”示意圖（圖2），1977年出版的《稻之道》中也有類似的“亞洲大陸的稻之道”示意圖[6]214。這兩張圖都明確顯示，稻作起源于阿薩姆·云南一帶。渡部教授認為，既然稻作起源于阿薩姆和云南山地，稻作的初始環境則應該是亞熱帶山地叢林系統，稻作文化起源后，在其擴散的過程中，才逐步位移到亞熱帶濕地生態系統中。因此渡部教授指出，稻的栽培大概是按照以下順序逐步展開的：

（1）山地、丘陵地帶;（2）小河的河谷盆地、小型湖沼周邊的濕地;（3）河流中游的扇狀地帶;（4）濱海平原;（5）三角洲上部;（6）三角洲下部沖積扇。

列出以上6項環境設定以后，渡部教授進一步解釋道：（1）是陸稻（旱稻）的刀耕火種階段。（2） - （6）雖然沒有特別說明，但應該是指水生稻栽培階段。（1）和（2）這兩個階段在東南亞和印度持續了很長時間，公元后才進入（3），而（3）屬于“大氣降水式稻作”。（4）與（3）同時，（5）不早于10世紀，（6）則發端于18世紀以后[6]57 - 58。

中國著名農學家游修齡教授贊同渡部教授的“阿薩姆·云南起源說”，并將其與游汝杰教授對于“那”字地名的語言地理學考察結合起來，在《中國稻作文化史》中作了如下評述：

如果把壯侗語族“稻”詞的最古語音形式境界線及壯侗語族的na（田）境界線和壯語含“那”地名分布線繪在同一張地圖上，就可以看出這三條封閉線是完全重合的，以含“那”地名分布線的范圍最大，na（田）境界線次之，“稻”詞最古語音境界線位于中心。三者重合的面積極大，恰恰與國內外水稻起源研究者的看法較一致，即廣西西南、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撾北部、泰國北部、緬甸撣邦是亞洲栽培稻起源地的觀點相當一致，這是從歷史語言地理的角度為這一觀點添注了論證[7]。

盡管如此，1973年，長江下游的河姆渡遺址出土了7 000年前的稻谷，不僅在年代上遠超阿薩姆和云南已發現的稻谷遺存，而且在稻作栽培環境上也完全打破了渡部教授所說的6項環境設定。

關于栽培稻的初始環境，日本稻作遺傳學家佐藤洋一郎教授曾發表過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觀點，即栽培稻起源于背坡濕地（Back swamp）：

這種地方在生態學上是很有趣的。因為在最高的地方，也就是比夏季最高水位還高的地方會形成森林，而在比冬季最低水位還低的地方，由于積水而會形成河床或永久濕地。水時有時無，時深時淺的中間地帶處于極度的環境紊亂之中，一般來說很容易形成草原。這種地方作為原始的稻作起源地最具說服力。具有以上特點的地貌，在長江中游和下游都有廣泛分布，所以這種推測（有關長江中下游是稻作起源地的推測——引用者注）是比較合理的[8]。

背靠山坡而居，面對坡下濕地——佐藤教授認為這就是栽培稻產生的原始環境。筆者考察過江西省東鄉縣野生稻原位保護區、湖南省茶陵縣湖里濕地野生稻保護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隆安縣野生稻保護區，其自然生態均為背坡濕地。也就是說，野生稻保護區的地貌完全支持栽培稻產生于背坡濕地這一生態學研究成果。

1990年以后，長江中下游的稻作考古取得了快速發展，形成了從采集野生稻穗到大規模種植栽培稻的完整證據鏈。于是，稻作起源于長江中下游逐漸變成學術界的共識。

1996年，佐藤洋一郎教授正式提出“粳稻長江流域起源說”[9]。作為稻作遺傳學家，他非常重視不受細胞核干擾的水稻葉綠體DNA。通過研究，他發現“多數多年生野生稻與粳稻一樣，攜帶沒有堿基缺失的葉綠體DNA，而多數一年生野生稻與秈稻一樣，攜帶有堿基缺失的葉綠體DNA”。由此判斷，在野生稻階段，稻就已經分成粳稻型和秈稻型了。粳稻又可細分為溫帶粳稻和熱帶粳稻，而熱帶粳稻又介于秈稻與溫帶粳稻之間。熱帶粳稻應該由溫帶粳稻與秈稻交配而成，其母系是溫帶粳稻，其父系是秈稻。在地域分布上，整個長江流域都分布著熱帶粳稻，但長江中游、廣西、貴州以及東南亞則是熱帶粳稻與秈稻重疊的區域?；谏鲜銮闆r，學術界提出兩種假說：（1）粳稻和秈稻都起源于長江流域;（2）粳稻起源于長江流域，而秈稻起源于亞洲熱帶的某個區域。從水稻葉綠體DNA的分析結果來看，佐藤教授認為第二種假說更貼近真相，所以最終他從植物遺傳學的視角認定粳稻起源于長江中下游。至于秈稻的起源地，他認為現在還無法確定。

同一年，日本環境考古學家安田喜憲教授在日本考古學雜志《季刊考古學》上發表論文《東亞稻作半月弧與西亞麥作半月弧》，正式提出“東亞稻作半月弧”與“西亞麥作半月弧”（圖3）相對應的理論框架，并指出：“‘東亞稻作半月弧的中心是長江中游的湖北省和湖南省，東端是長江三角洲，西端達四川省，呈半月形?！盵10]安田教授把“東亞稻作半月弧”的中心設定在長江中游的湖北省和湖南省，當然與他本人認為稻作起源于長江中游有關。不過，當他把“東亞稻作半月弧”與“西亞麥作半月弧”對應起來的時候，“東亞稻作半月弧”則具有了世界文明史的意義。

安田教授一直在強調“東亞稻作半月弧”和“西亞麥作半月弧”這兩個概念。2009年，他出版了代表作《稻作漁獵文明——從長江文明到彌生文化》，再次對這兩個概念的世界文明史意義進行了闡述：

稻作的起源地不在云南，而在長江中下游。因此，我想站在中尾學說的延長線上，把“東亞半月弧”的位置從云南移到長江中下游，并將其重新命名為“東亞稻作半月弧”。

“東亞稻作半月弧”的中心在長江中游的湖北省和湖南省，東端是長江三角洲，西端是四川盆地。這里是稻作農耕的起源地，有清晰的稻作發展軌跡。6 000年前曾產生大溪文化，55 00年前曾產生屈家嶺文化，5 300年前曾產生良渚文化，中國最早的都市文明就產生在這一地域。通過“東亞稻作半月弧”，我們可以從視覺上明確定位東亞稻作農耕的起源地和都市文明的誕生地都在中國境內的長江中下游地帶。

“西亞麥作半月弧”是西亞麥作農耕起源地以及西亞都市文明誕生地，而“東亞稻作半月弧”則是東亞稻作農耕起源地以及東亞都市文明誕生地。作為東西兩大“半月弧”都位于北緯30 - 40度之間的溫帶，所以很適合進行環境史意義上的比較。

由于東西兩大“半月弧”的設定，比較歐亞大陸人類文明史的視角逐漸被世界學術界接納。東方與西方獲得了對等的位置，文明史的平衡得到了恢復?！皷|亞稻作半月弧”與“西亞麥作半月弧”不僅是稻作和麥作的起源地，也是東西方文明的搖籃。

“東亞稻作半月弧”與“西亞麥作半月弧”的設定，保證了東方與西方具有級別相同的出發點和文明史地位。東西兩個半月弧呈上弦與下弦對稱性分布，而這種對稱性也很有趣。孕育出統治自然思想的“西亞麥作半月弧”，仿佛要統治人類史似的從上向下覆蓋，而立足于生命平等，孕育出萬物有靈自然觀的“東亞稻作半月弧”，則像一個接受萬物的容器[3]67 - 68。（筆者譯）

這兩個對應的半月弧“不僅是稻作和麥作的起源地，也是東西方文明的搖籃與分野所在”。說到東西文明的搖籃，我們自然會想起“四大古文明”。但是，美索布達米亞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是麥作文明，對此佐藤洋一郎教授曾發問：“‘稻這一農作物難道沒有支撐過文明嗎？在持續動蕩的世界史中，稻難道僅僅是給人類持續提供淀粉的不起眼的草嗎？”[11]

20世紀80年代以前，人們普遍認為稻作文化圈沒有產生過文明。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學者率先使用“長江文明”一詞，并明確指出“長江文明”本身就屬于稻作文明。稻作不僅是“文化”，也是“文明”。安田喜憲教授把“東亞稻作半月弧”的核心區置于長江中下游，就包含要系統闡釋稻作文明形成過程的祈望。他指出，6 000年前湖南澧陽平原出現的城頭山古城意味著長江文明的誕生，古城是文明誕生的一個基本標志。當然，5 000年前，長江下游又出現了良渚古城，顯示出長江文明的鼎盛期已經到來。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證明長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已經得到全世界的公認。

二、稻作文化擴散之我見

人類成功地馴化某一種作物后，都會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種以該物種命名的文化。這樣的文化起源在當下的世界各國都已成為重大學理問題，但綜觀此前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卻不難發現其間存在兩個實質有別的范疇。其一是，起源問題?；蛘吒卑滓稽c說，某種農耕作物的起源問題。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爭議也很大，但其探討的實質卻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因為這是一個涉及人與自然協同進化的生態民族學學理問題，它與民族文化的建構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性，需要從民族文化的視角加以解讀。其二是，某種作物文化在空間上，在跨民族文化跨生態背景下的擴散問題。既然是一種擴散，必然得有其推動力，其背后存在的社會驅動力及其成效問題理應成為探討的重點。然而，人類能夠建構起來的社會合力，進入文明時代后必然會表現為政治行政權力的干預。于是，談到擴散，其實質需要在政治學內求解，不能單在生態民族學的理論架構中求證。不無遺憾之處在于，時下的眾多學者尚未清晰認識到這兩者間的區別，而是不經意中將這兩種概念混為一談，從而不僅干擾正確結論的形成，而且還阻礙了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和有效融通，并因此而引發了一系列毫無意義的爭議。本文探討的是稻作文化起源的問題，但在查閱相關資料后卻猛然發現，不管是中國學者還是日本學者，都在不經意中將稻作文化的擴散問題混入自己的研究對象中，以至于自己得到的結論往往難以自圓其說。這顯然不是正確的科學研究之路。旁及者姑且不論，單就稻作文化起源研究而言，時下亟待做出正面回應的偽命題就擺在中日學人面前。

近年來，西方學人以所謂的環境保護、生態保護為名，對稻作農業提出一系列的非議和攻擊。比如，指責水稻種植對淡水的消耗甚至浪費過大，隨著全球水荒日趨嚴峻，并進而斷言，水稻種植是一種應該被淘汰的農耕體制。還有西方研究者認為水稻營養成分不如小麥充分全面，大量種植水稻對確保人類健康安全弊大于利。類似的詰難不足為憑，稻作文化的分布區與豐水環境特點相吻合，在這樣的環境中種水稻無須擔心浪費水，反倒是需要防洪，至于說水稻的營養不全面，那就更不值一駁了。我國申報成功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中的“稻魚鴨”“稻魚鴨蝦蟹”等，稻田伴生的家養和野生動物本身就可以提供豐富的蛋白質和脂肪來源。東方各民族從來就不會只吃大米，這一點和西方一樣，西方人在吃小麥的同時，不一樣也吃肉喝奶嗎？由此看來，西方學人的所謂證據，本身就是莫須有的攻擊污蔑。

諸如此類的言論矛頭都直指東方，發出類似話語的又是西方老牌的發達國家的學人。單憑這一點，我們就必須保持高度的清醒。這一系列所謂科學研究的背后，其實隱含著對世界話語霸權的爭奪。詆毀稻作文化是假，支持西方所謂發達民族壟斷世界農業生產霸權是真。如果對這樣的言論不予以反駁，要想弘揚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就難以取信于世界。但要回應這樣的托詞，我們面對的卻不是學者能夠掌控的情況，而是要和政治問題展開周旋。學者雖然可以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向，但需要清醒地認識其間政治因素的干擾。

面對這樣的挑戰，世界歷史本身就可以為此說話。自從新大陸發現以來，西方農耕體制已經通過其殖民活動擴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就連西方有正義感的學者也不得不據實立論?？肆_斯比的《生態擴張主義》，斯科特近年來提出的“政治作物”等新概念，就是值得肯定的公正之言。然而他們的類似努力還是擋不住詆毀稻作文化的思維定式，距離澄清事實真相路途還很遙遠。但不管前方的阻力有多大，中國學者想要真正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與此相關的問題就得寸步不讓，針鋒相對，才無愧于學者的本分。同樣的，在稻作文化擴散問題的探討中，也繞不開這樣的話語霸權的干擾。事實上，不管是中國學者還是日本學者，在探討稻作文化擴散中，都在無意中落進了西方學人早已設定的陷阱中，當務之急恰好是如何發現陷阱和逃出陷阱。稻作文化之所以有強健的生命力，完全是因為稻米的生物屬性和適于稻作文化的深層的自然地理和生態背景，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積很大。利用好這樣的地理環境，稻作文化的前景本身就不足為憂。但如何排除來自政治話語的干擾，還原科學研究的本質，是生態民族學家最終繞不開的政治學課題。如果生態民族學家沒有勇氣在生態民族學中展開與政治學針鋒相對的爭論，科學的正義就得不到聲張，稻作文化的優勢與欠缺也得不到科學的澄清。因此，回顧稻作文化擴散的已有研究，也許有助于中日學人及早猛醒，不至于被西方學者的話語霸權所綁架。

稻作文化的擴散，是東亞文明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歷史問題，驅動這一擴散的社會動力主要是行政權力，所處自然地理和生態背景僅是作為一個可行性問題嵌合其間，在整個過程中并不發揮主導作用。然而，此前中日學者的研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點，無論是提出稻作文化的半月弧還是認定稻作文化擴散的路線和原因，其間都隱含著機械套用西方學者已有觀點和結論之嫌，而沒有認真關注水稻有其固有生物屬性。水稻與麥的生物屬性無法相提并論，稻作文化適宜的范圍和小麥適宜的范圍本身就不具備重合性，這就意味著探討水稻和小麥文化的擴散，根本不屬于純粹的生態民族學研究范圍，要對發生這些擴散的時代、政治背景、擴散動因展開分析，才可能得出有效的科學結論。

迄今為止，圍繞稻作文化的擴散，中日學人大致提出了如下四種推測和觀點。

“北方說”由浜田秀男在1935年提出[12]。雖然他本人在1968年改變了想法，但日本許多考古學家仍然堅持這一主張?！氨狈秸f”的主要依據是遠古時代日本列島只有粳稻而沒有秈稻這一事實。該學說認為，粳稻和秈稻都起源于長江中下游，但粳稻耐寒，所以只有粳稻能夠向北傳播，并在傳播過程中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列島。但是，佐藤洋一郎教授已經從基因層面證明，長江中下游遠古時代只有粳稻，沒有秈稻[13]，可知“北方說”對于稻作文化起源地的基本認識是值得商榷的。

2003年，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提出“彌生時代公元前10世紀起始說”，從而使日本九州島北部的水田稻作與朝鮮半島南部水田稻作的起始時間趨于相同，差距不超過100年?？脊艑W年代一般會伴生幾十年的誤差，所以考古學的100年并不具備證明100年內孰先孰后的絕對性。由此可見，“北方說”的諸多證據現已發生根本性動搖。

“間接說”認為，長江下游的稻作先經江淮一帶北上，從山東半島橫跨黃海傳入朝鮮半島西南部，然后再從朝鮮半島南部傳入日本九州島北部?！伴g接說”與“北方說”的主要區別，在于粳稻北傳時是否經過了遼東半島?！氨狈秸f”認為經過了，但“間接說”認為沒經過。

“彌生時代公元前10世紀起始說”的首倡者藤尾慎一郎主張“間接說”，但他也承認：“在水田稻作開始出現的公元前10世紀后半期的遺址中，并沒有哪個遺址出土過朝鮮半島南部的陶器”。[14]由此可見，在3000 - 2900年前，日本九州島北部與朝鮮半島南部尚無稻作文化交流的可憑證據存在。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照葉樹林文化論”以及“東亞半月弧”概念和稻作“阿薩姆·云南起源說”的背景下，“南方說”受到學術界的矚目。但20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隨著長江中下游稻作考古的進展，“南方說”開始退潮。2001年，佐藤洋一郎教授分析東亞三國古稻基因堿基排列類型后，首次證明日本有一類古稻直接從長江下游傳入，中途沒有經過朝鮮半島[15]，從而使“直傳說”獲得了強有力的科學依據。

“直傳說”由日本農學家安藤廣太郎（1871 - 1958年）首倡，他認為日本的稻作是由中國江南一帶傳過去的。1954年，在與日本著名育種學家盛永俊太郎的對話《日本稻作的起源與發展》中，安藤氏首先談到了“直傳說”的三個根據，而且作為第一個根據就提到了苗族。

作為中國的原住民族，苗族曾分布在長江沿岸和華南大部分地區，與其保持接觸的有孟高棉語族和澳亞（南島）語族，據說這些民族從華南到孟加拉灣都保持著稻作習俗。苗族曾一度侵入華北地區（《史記本傳》），帝堯時舜竄三苗于三危。另外，《史記》中亦有“三苗在江淮荊州”的記載，而荊州指現在的湖北、湖南一帶，即過去的楚國。

苗族自古從事稻作。他們的稻作或許是從栽培野生稻開始的，或許是從澳亞語族那里傳來的，二者必居其一[16]。（筆者譯）

安藤氏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日本的稻作源自中國江淮一帶，而遠古生活在江淮一帶的便是苗族，《史記》中就有“三苗在江淮荊州”的記載，而且苗族還一度進入華北，戰敗后被舜帝放逐到三危，這些都可視為證據。至于苗族的稻作自何而來，他認為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苗族自己馴化了野生稻，第二種可能性是傳自澳亞語族（南島語族）。

“直傳說”的第二個根據是日語“稻”音、江南吳語“稻”音、韓語“稻”音、越南語“稻”音的相似性;第三個根據則是東海洋流：

江南不僅是中國大陸與我國距離最近的地區，而且在東中國海，對馬海流的支流呈環狀，從大陸向東流動，從而使來自大陸的移民集團有條件向日本列島遷徙。

以上三點就是我認為我國稻作傳自江南的理由。韓國的稻作恐怕和我國一樣，也是從江南傳去的[17]。（筆者譯）

安藤氏所說的從中國大陸向東流動的“對馬海流的支流”，其實就是指“黑潮”。黑潮發源于菲律賓群島東側，由南向北流，流經臺灣島東側后，從主流分出一條支流，稱作“臺灣暖流”，流向浙閩沿岸?！芭_灣暖流”北上至舟山群島海域時遇阻，于是開始轉向東流，這樣便與黑潮主流的另一條支流“對馬暖流”相接，然后流向日本九州島北部和朝鮮半島南部，最后進入日本海。

另外，中國江南一帶的沿岸流是由北向南流，所以如果沒有舟山群島，僅靠人力劃船是很難沖出沿岸流的。倘若沖不出沿岸流，也就根本不可能去日本九州島北部和朝鮮半島南部。但是，舟山群島擋住了南下的沿岸流，使其轉向東流。于是，江淮一帶的稻作民便可以舟山群島為跳板，順利地沖出沿岸流。然后再在舟山群島東側接上“臺灣暖流”，繼續東進，最后進入“對馬暖流”?！皩︸R暖流”在向北流動的過程中經過日本九州島北部沿岸，所以只要能進入“對馬暖流”，就可以在日本九州島北部的唐津灣登陸。

根據洋流流向，安藤氏還指出“韓國的稻作”和日本一樣，也是從中國江南傳過去的。這一點其實也是稻作“直傳說”的一個重要觀點?！氨狈秸f”和“間接說”都認為中國長江下游的稻作先傳入朝鮮半島，然后再由朝鮮半島南部傳入日本九州島北部。但是，“直傳說”認為，不管是日本九州島北部的稻作，還是朝鮮半島南部的稻作，都是從長江下游，通過黑潮直接傳過去的。

相對于日本學術界的“北方說”“直傳說”和“南方說”，中國學術界也提出了“華北說”“華中說”和“華南說”。在這三說中，“華中說”占據優勢。著名考古學家安志敏先生曾在其論文《中國稻作文化的起源與東傳》中明確指出：

關于稻作的東傳途徑，歷來有華北、華中和華南三種說法，其中以華中說較為有力。由于長江中下游是稻作起源和發達的中心，通過海路直接輸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是完全可能的。特別是舟山群島出土的紅燒土中也有稻谷的印痕，或可作為稻作東傳的中繼點。作者曾較早地支持華中說的論點，并強調稻作通過海路大體同時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至于其他兩說，與考古學資料相對照尚有待商榷[17]。

安志敏支持“華中說”，并強調稻作是“通過海路大體同時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在此期間，毛昭晰等浙江學者也根據舟山群島本島馬岙洋坦墩遺址出土的稻作遺存、洋流、季風以及長江下游與日本相似的稻作習俗，反復強調江南稻作文化經舟山群島直接東傳日本的合理性。由此可見，日本的“直傳說”和中國的“華中說”的主要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當然，中國也有主張類似日本“間接說”的學者。浙江學者林華東曾主張，稻作東傳日本的路線應該是“長江下游→山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九州”[18]。

主張“直傳說”的中日學者在理論依據上前進了一大步，注意到東海黑潮暖流的存在。即使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只要借助這一暖流的驅動，從中國的舟山群島出發，憑借最原始的海船，也可以直接到達日本九州島。因而，其依據與結論已經基本上能夠做到一致。但問題在于，稻作文化的傳播顯然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是一個群體性的文化事項。光傳入稻種不行，光傳入水稻種植技術也不行，它需要的是集團性的移民行動或者是可以超長期運行的文化傳播行動。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歸因于某位個人或者某項考古發現去下結論，都具有極大的風險性，無助于稻作文化擴散問題的澄清。

當下日本方面的考古研究，有幸在九州島北部屬于繩紋晚期的考古遺址中找到了稻谷和稻田都存在的遺址。野生稻并非日本列島的本土植物，因而這樣的考古發現至少可以表明，在公元前10世紀稻作文化已經傳到了日本?？紤]到當時中國還處于先秦時代，朝廷的統治力還沒有在東南沿海站穩腳跟，啟動遠程的海航不可能與朝廷發生直接的聯系。所以立足于中國歷史，至少可以肯定，將稻作文化擴散到日本與中國先秦時代的行政干預不存在直接的關聯性。完成這一偉業的人群中肯定包括中國南方的各個少數民族，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由于證據不足，超越了時代的可能和學術資料積累的可能，無論提出什么樣的假說，在這個問題上都會顯得證據不足。但判斷中國大陸稻作文化的起源和擴散曾對日本列島啟動稻作文化發揮過不容忽視的關鍵作用則不成問題。認識到這一點，對于開啟下一輪的深入研究，可以發揮指引和啟迪作用，對于拓展中國學人的研究視野大有裨益，希望能引起中國學人的更多關注。

上述4種傳播觀，直到今天依然沒有充分的理由將其視為科學的結論，只能理解為是研究過程中的探索和猜測而已。當然，這樣的探索和猜測在科學研究中也有其重要價值，但千萬不能把這樣的立論固化。任何固化的做法和想法對科學研究而言都是有害而無益的，這應該引起中日學人的警覺。

三、對下一步研究的期待

2015年，吉首大學楊庭碩教授在《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上發表《探討稻作文化起源亟待澄清的四大難題》，從生態人類學的角度，對未來的稻作文化研究提出了四個必須思考的問題：

一是“野生稻”具有何種生物屬性，使遠古的人類樂意種植它并延續下來？二是如何確保不結實的“野生稻”在人力控制下穩定結實？三是人類在可食植物多樣并存的背景下為何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栽培水稻？四是“稻作文化”早于“粟作文化”，但卻被后者覆蓋，其原因何在？[19]

在上述四個問題中，第三和第四兩個問題在以往的中日稻作文化研究中并沒有成為重要議題。但是，筆者認為，這兩個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生態學和文明史意義，值得引起中日兩國學人共同關注。在中國，晚于稻作農耕的粟作農耕為什么最后能夠占據主導地位？這關系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形成機制。另外，粟作農耕也傳入日本列島，但在日本列島，粟作農耕卻一直從屬于稲作農耕。不同選擇的背后一定有其特殊原因，所以對于這兩個問題，今后還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比較研究。

已有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任何一種農業文化的起源，都必然是人類通過文化做出的認知，是文化自身的創造能力乃至文化推演出來的應用價值的實現，其間包含著人與所處地理和生態環境協同進化的艱辛探索歷程。任何一種農業文化擴散的過程，則是進入文明時代后政治行政權力干預下的產物，尋求其科學結論，要兼顧政治學范疇的探討，而不能單就文化與植物去加以研究。嚴格區分其間的范疇與界限，顯然是一項很有意義的突破，需要今后有不間斷的傳承和創新。要知道，類似課題的研究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研究問題，而是人類之間的博弈問題，不僅屬于歷史范疇，也屬于當代。深化起源研究，可以做到鑒古而知今。為此，相關領域的拓展和深化，理應值得中日學人共同關注，更期待中日學人能在這個問題上與西方學人對話，敢于直面西方既有結論的非科學性。若能如此，這一領域研究的前景也就可期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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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