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否有邏輯

□陳樂民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走經世致用的路線，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多么博大精深，最終離不開當時的為世所用。中國人寫史，離不了記言記事，到今天還是這樣，脫不出以史為鑒。稍微有些哲學意味的史論幾乎沒有。

歷史哲學是歐洲的特產，主要是因為歐洲的哲學比較發達。先也是從敘事開始，到近代便有了對歷史的理性批判，把人文因素融進歷史。伏爾泰、赫爾德、康德、費希特、黑格爾、馬克思，這是幾大家。他們的歷史觀，無論是唯心唯物，都是理性歷史。

然而，大歷史是理性的，人們經驗的歷史卻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歷史，是“宿命的”，似乎歷史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圖安排的，所以是理想主義的?，F實的歷史卻相反，它經常是不合邏輯的。例如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這是理性的；要以新代舊便難免發生革命，則革命是理性的。但歷史是人表演的，革命是人干的；人是理性的動物，是說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但并不能由此說人天然就是理性的。否則古今中外就沒有壞人、敗類，沒有瘋子了。

歷史是任人裝扮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視角。道德學家從中看出道德律；崇尚格致之學者從中看出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從中看到的是連綿不斷的兵燹征戰；博學深思者從中看出精神的升華和沉淪；唯理主義者說歷史是理性的、有序的；經驗論者說歷史充斥了非理性，是無序的；樂觀派說歷史總是隨著文明的腳步向好處發展的；悲觀派說否!文明的每一次“進步”，都伴隨負面的、無法克服的后果。19世紀的歐洲歷史學家大多認為歷史是沿著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路前進的；20世紀的史學家們則認為歷史根本沒有定向——施賓格勒在世紀初就曾問道：歷史是否有邏輯？

20世紀的歐洲史學家們自有他們的特殊的時代經驗——人們還是相信經驗勝過理智——他們向19世紀的理性批判史學發難：你們太過相信人類的理智，你們的頭腦清醒得把一切不符合理想的渾濁的穢物都濾掉了，歷史絕沒有那么透體通明。理智、理性，這些崇高無比的概念，可以作為一種人世間的理念，或者叫做目標；也可以適用于某人某時某事，如說某人在某時某事上是很理智的，但不可能說某人在任何時候、在任何事上都是理智的。更何況，理智會異化，異化到它的反面，變成非理智、反理智；當把理智神圣化的時候，“理智”尤其會轉為非理智，直到變為瘋癲。

20世紀的人讀過幾千年人寫的歷史，發現，人寫的歷史與人造的歷史不是一回事。他們在這一百年里親歷了那么多的“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這些個“主義”把世界攪得周天寒徹，任誰也認別不出這世界的本來面目。

或許仍是東坡居士有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笨床磺?0世紀的真面目，是因為身在其中；等到下個世紀或再下個世紀可能就比較客觀了。然而也不盡然；因為人既是理性的動物，又是有愿望、有情感、有利害關系纏身的動物，所以純客觀是沒有的。于是在看歷史問題時不免戴上今天利害關系的眼鏡，歷史終于還是客觀不了。

有一種說法，說歷史從來不是如黑格爾說的是“精神的歷史”，而是不折不扣的“行動的歷史”“實踐的歷史”。誠然，實踐是離不開精神的，但對歷史進行判斷的根據又總是人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