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流”到“合流”：國外學者眼中的百年變局

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 劉新成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力量正在發生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變化……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新興市場國家實力不斷壯大，世界經濟版圖發生深刻變化，引起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边@一論斷在當代國際學界也得到印證，其中以《大分流》和《大合流》二書為代表。前著指出，世界格局在19世紀初期曾發生一次巨變，“東西方差距”就此形成，是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后著提出，在1990年—2000年這段時間里，世界局勢發生逆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巨大鴻溝開始消失，與前一時代相比，這一發展趨勢堪稱“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一“分”一“合”與我們所說的百年變局的時間節點正相對應，而作者對世界“分合”成因的分析對于我們理解當今世界的這次變局尤有啟發意義。

《大分流》一書作于2000年，作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是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教授，以研究中國史見長。此書出版為作者贏得巨大學術聲譽，他不僅因而作為主要代表撐起一個國際知名的“爾灣學派”，而且作為創始人至今仍擔任著名學刊《全球史雜志》（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的主編?！洞蠓至鳌芬粫淖畲髮W術突破，是一掃長期籠罩在西方學術界上空的“西方中心論”陰霾，從根本上否定世界格局“西強東弱”的“歷史必然”。我們知道，奠定當今人文和社會科學全部學科基礎的所謂“現代學術”起源于19世紀的西歐。學術發生學的這一地理因素決定，一切學術探索必然按照“歐洲路燈指引的路徑前行”（《白銀資本》作者貢德·弗蘭克語）。這不僅決定東西對比從一開始就成為社科領域的顯學，而且以西方發展模式為標準探討東方失敗和落后的原因成為科學命題的原始基點和科學研究的基本套路。于是，基督信仰、優生學、文明論等在不同時期先后成為歐洲或西方論證“先天”優越的選項。在這些理論破產之后，從20世紀中期開始，盛極一時的現代化理論又把“西歐優越說”推向高潮。按照這種學說，西方傳統中的自由氣質、市場機制、科學精神等等是西方社會的“先進基因”，這使它注定領先于世界其他，而1500年以后，因為工業革命必然發生于西歐，這種領先地位愈發明顯。彭慕蘭依據其方法論的轉向和較為深厚的中國史知識基礎尖銳地指出了上述結論的虛妄性質。他指出，歐洲在所謂“發展”水平上，絕非始終處于領先地位。他援引英國史學家保羅·貝洛克（Paul Bairoch）的研究成果說，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亞洲的發展水平都高于歐洲。直到1800年前后，亞洲地區的人均收入仍高于歐洲，只略微落后于西歐，而中國的水平則在西歐之上。彭慕蘭自己的研究則證明，在生產力水平方面，成立于1753年的威爾士農業改良協會還以“希望像中國一樣繁榮的日子早日到來”為追求；1750年長江中下游的人均棉布生產量堪與1800年的英國相比；以遠程谷物運輸量測算交通運輸能力，中國也多于西歐；在消費水平上，18世紀中葉中國人均的糖消費量多于歐洲人；人均壽命方面，19世紀之前，中國和日本的人均壽命固然不高，僅在35歲～40歲之間徘徊，但畢竟高于同期歐洲最先進的西北部（法國和德國在30 歲 ～35歲之間，英國稍高，但與中國同屬一個水平）?？傊?，彭慕蘭等學者認為，如果說歷史上曾存在一個世界經濟體系的話，這個體系一直以亞洲為主導，在進入所謂“近代”以后依然如此。按照日本杉原熏的觀點，如果世界結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的全球經濟史的主體就會是東亞的“奇跡”：人口迅速增長，生活水平穩定而有節制地提高；只是晚至1820年前后，歐洲才在亞洲領航的世界經濟列車上“勉強買到最后一張三等座的車票”。而西歐之所以能夠買到這張車票，并隨后占領一節車廂乃至最終取代亞洲成為火車頭，造成世界歷史空前的“大分流”，完全得益于他們在美洲開采的金銀、主導國際貿易的中國實行銀本位制、在最適合的時間最適合的地點（倫敦）發現了煤礦等一系列偶然因素。彭慕蘭的觀點揭穿了西方基因優質，文明領先，歐洲“起飛”實屬必然的神話，對于我們正確理解世界格局的演變、“西強東弱”僅屬一時現象很有幫助。

《大合流》一書出版于2016年，當年即被著名的《經濟學人》雜志評為年度最佳圖書。作者［瑞士］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是日內瓦高級國際關系及發展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所以該書是從貿易理論切入并展開的。作者開篇即指出，分工本身是經濟生活中一個簡單而又重要的原理。有了分工便有了交換，而交換即使不改變生產效率，也能使分工參與者獲得貿易利得。將分工從個體層面提高到國家層面，就是所謂的“國際貿易”。無論群體還是國家，為了從貿易中獲取利益，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李嘉圖的“路徑選擇”，即專門生產最擅長的產品，同時進口不擅長的產品。在這樣的邏輯下，貿易將促進生產率的提高，而貿易的規模越大，貿易參與國受益越多。國際格局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經濟邏輯的產物。影響貿易規模的關鍵因素則是貿易成本。

鮑德溫說，在出?？匡L、出行靠馬的古代世界，商品輸出距離有限，運輸體量很小，很難從中獲利。那時食物的生產要靠近人類的居住地，消費也只能在產地發生。所以古代文明限定在幾個固定區域，即埃及、中東、印巴和中國，在這些區域內雖也有市場，但受運輸成本的限制，貿易物品只限于本地無法獲得的少量原材料或奢侈品，根本不可能對普羅大眾的消費產生很大影響。由于貿易的規模很小，古代社會全球的勞動生產率幾乎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除游牧民族個別時期對農耕民族的騷擾外，世界各地互通也很少，“格局”自然基本穩定。

鮑德溫完全接受彭慕蘭的說法，認為在19世紀初世界出現了“大分流”。而他認為，造成分流的根本原因在于蒸汽動力的普及?；疖嚭洼喆膹V泛應用大大降低了商品運輸成本，貿易規模逐步擴大，市場向全球拓展，人們一旦發現購買外國商品比購買本國商品更為劃算，消費遂與生產相分離。其結果，一方面市場形成擴張機制，貿易額和利潤持續增長，另一方面，由于本地需求不再受制于本地供給，國家間在產業上開始分工和專業化，由于工業是大規模生產，生產組織異常復雜，而有關生產技術和組織方式的知識交流起來成本又極其高昂，所以工業化必然形成地方集聚。這樣，率先掌握蒸汽動力運輸手段的國家就利用貿易成本下降的機遇，獲取貿易利得，積累資本，發展工業，形成工業集聚，壟斷工業品生產，擴大消費市場，推動產業創新。如此良性循環，在不長的時間內，幾千年來的世界平衡體系即告瓦解，涌現一批在“分流”中勝出的工業國。據統計，從1820至1990年，G7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占全球收入的比重，從20%上升到67%。而同期A7國家（即七大文明古國：中國、印巴、伊拉克、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希臘、埃及）占比則從50%降到不足10%。

《大合流》一書的真正學術貢獻，在于作者在分析大分流的原因中，發現了合流的潛在因素和歷史必然。前文有述，造成分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業化在少數國家集聚，而集聚的原因之一是工業生產所需要的技術和管理知識不易交流或曰交流成本過高。而這一局面在20世紀末期被打破。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的信息傳輸、存儲和處理技術的革命性發展，徹底消除了距離對數字化知識流動的約束，大大降低了溝通成本，解決了此前約束生產使其不得不集聚的關鍵障礙。突破性發展使得即使復雜的生產過程也可以在很遠的距離外得到協調，發達國家的企業可以同時把它們的營銷、管理和技術知識帶到發展中國家，于是在李嘉圖式的比較優勢思維下，發達國家的優勢——優質管理和營銷手段，就與欠發達國家的優勢——廉價勞動力，結合起來，帶來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當G7國家的公司開始利用自己相對于欠發達國家公司知識水平上的優勢，在全球進行知識套利時，結果必是參與到價值鏈中的欠發達國家的迅速工業化和G7國家的迅速去工業化。迅速的工業化促進了收入增長，但這一次增長影響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而不像19—20世紀那樣只影響了五分之一的人口。結果是對大宗商品（Commodity）需求的巨大增長使得大宗商品價格和出口經歷了長達20年的增長，這種增長也促進了那些出口大宗商品國家的經濟增長。因此，從1990年開始，世界格局再次發生變化，發達國家持續一個世紀的上升趨勢在短短20年內被逆轉，他們占全球收入的比例重回1914年的水平。據統計，在2000年前后的幾十年中，全球近五分之一的制造業，從G7國家轉到I6國家（中國、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波蘭）。從GDP占比看，1990至2010年，G7占比減少17個百分點，其中14個百分點被11個“經濟增長國家”（即R11，中國、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韓國、澳大利亞、墨西哥、委內瑞拉、波蘭和土耳其）所瓜分，其中中國獨占百分之九?？傊?，鮑德溫得出結論，在1900 年—2000年這十年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顯著縮小，世界從“分流”走向“合流”。

彭慕蘭和鮑德溫的觀點無疑是有啟發意義的，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缺失，就是無論對分流的解釋還是對合流的分析，都只看到經濟一個側面，而決定世界分合的因素，還有很多。即使就經濟而言，兩次世界大戰對國際貿易的沖擊、殖民主義對分流的影響、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對合流的作用等等，都不應忽略。這是我們在讀這兩本書時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