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

徐剛

摘要：石一楓的小說總是彌漫著一種近乎天真的道德熱情，他慣于刻畫那些“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會用表面的嬉笑怒罵、玩世不恭的“痞勁”，來掩護文本內在深沉的理想主義情懷。借助這些人物的塑造，石一楓執著追問這個時代的道德狀況，勘探個人與共同體的情感聯結，進而思索當代生活向何處去的宏大命題。

關鍵詞：石一楓;小說;人物;分析

石一楓的小說總是彌漫著一種近乎天真的道德熱情。他慣于刻畫那些“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會用表面的嬉笑怒罵、玩世不恭的“痞勁”，來掩護文本內在深沉的理想主義情懷。這是一位老于世故卻又天真熱情的作者，他用執著的理想主義，追問這個時代的道德狀況，勘探個人與共同體的情感聯結，進而思索當代生活向何處去的宏大命題。

其實早在小說《地球之眼》里，他便將所謂的道德問題擺到臺面上來討論。對作者來說，如何葆有我們這個時代的“最低限度的道德”，這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我們知道，面對道德難題，當下的小說更多是以一種犬儒主義的方式來處理，人物總是會面對道德壓力，但他們都有各種理由不得已而為之，而且我們似乎總是會諒解他們，以此將道德失序的罪魁轉嫁給社會。是的，有時候確實是這樣，社會逼迫我們不得不如此，我們自身其實多少沾染了一些“平庸者之惡”的東西，以至于當出現安小男這個不合時宜的人物時，我們多少有些無所適從。這當然是一個與現實格格不入的人，一個不識時務的異類，一個“衛道士”，甚至是一個“神經病”。但他其實又是我們這個時代難得的“圣賢”，寄予著作者的理想情懷。

通過小說我們可以看到，安小男的“性格悲劇”，他那冥頑不化的“道德感”，和這個世道死磕到底的絕對意志，其實來自早年的創傷感。這種怪異的性格來源于他的“切膚之痛”，他是道德失序的受害者。因為一次事故，他的工程師父親被作為偷工減料貪污腐敗的替罪羊而含恨自殺。這種“創傷性體驗”直接導致了他日后人格的形成，或者說構成了他“性格悲劇”的起源。所以他最初的道德關切是從不合規格的航空警示燈開始的，進而試圖從歷史中尋找答案，以至于上下求索，卻始終無法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小說也借此表明腐敗的根源或許在于道德敗壞，并由此全面呈現當下中國“官”“學”“商”的道德狀況。這便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沒有遭受社會戕害的個體，有沒有動力執著守護一種缺失的道德感？而小說標題“地球之眼”的深意則在于故事結尾，“我”與蒼穹之上的一雙眼睛的對視。正所謂“舉頭三尺有神靈”，這里便將善惡有報的民間倫理落實到了具體的反抗實踐之上。一個想像中的有理想、懂技術的理工男將善惡有報、正義伸張的理想給落實了。這當然是一種階級矛盾的“想象性解決”，但正義的“伸張”自然有著撫慰人心的作用，借此也表達了作者的理想，盡管這廉價的“正能量”多少有些讓人生疑。

這種安小男式的道德熱情，在石一楓的近作《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依然延續。小說開篇，作者一上來就讓我們見識了麥子店“火熱的夜色”，一覽這“既陳舊又洋氣”，“既真實可感又令人費解的”城市生活。小說之中，魚龍混雜的麥子店，正是北京城市空間中一片獨特幽深的所在，這個“從公有制的宿舍樓里長出來的時髦”，象征著“一座五湖四海共享的北京城”，它“古怪的生機”令人著迷。棲身在此的“南腔北調、忙亂不堪”的人們，穿過人氣蒸騰的街道，避開形跡可疑者的目光，去干著合法或不合法的各種勾當。這時候我們陡然想起，這里也是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結尾，原形畢露走投無路的陳金芳最后落腳的地方。

在石一楓這里，“麥子店”顯然是他又一個嶄新的發現。在逼仄而喧囂的麥子店，有人青春老去，有人美夢驚醒。原子化的個人，游蕩在這充滿涼意的陌生的城市里，尋找著可能的情感聯結、“共同體”的溫暖，以及在飽經挫折之后，收獲最低程度的“善意”。小說里的王亞麗，有著進城女孩的慣常遭遇：親情的漠然，都市的冷眼，一切都不盡如人意，那些渺小卑微的夢想，似乎遠在天邊，即便是維持生計，也變得如此艱難。于是我們看到，她一次次流連在面包店外，等待著最后的“施舍”，直到生活的困窘，將她推向了“團契”，使她終于成了一位專注于“蹭飯”的“無恥之徒”。石一楓就是這樣，他總會以頗為戲謔的方式，描述主人公的走投無路。這便讓我們適時地與小說人物拉開一道反諷的距離，這其實也是在一次次提醒我們，對于人物，冷靜的“審視”比簡單的“移情”更加重要。

正是這種冷靜的“審視”，讓我們對接下來“團契”的溫暖與善意抱以警惕。小說之中，以信仰的名義抱團取暖的普通人，于困境之中的施以援手，讓人敏感于溫暖，故而回饋以熱烈。正如王亞麗所說的，“麥子店這地方，盡能碰上些怪人?！痹罆苑掖蟾啪蛯儆谒f的這一類“怪人”。這位曾經的白領，顯得神秘而虔誠，她竟然把所有的日子都獻給了“團契”，甘愿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話說，“以前不知道生活的意義，現在才知道?！眱叭灰桓贬θ换谖虻臉幼?。她獨自租房，招募教眾，只為追求信仰，或如小說所言，“幫助更多的羔羊找到牧者”。

然而正如人們所說的，人性是最不可檢驗的，往往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當那位對落難中的王亞麗照顧得無微不至，甚至到了毫不利己的程度的岳曉芬，在被她親愛的姐妹赫然發現卷款逃走的時候，我們當然能夠體會到小說在這不經意之間所呈現的反諷意味。于是，小說在前半部分汲汲以求所建立的“情感共同體”，終于在這里被作者毫不留情地拆解了。而且在這拆解的過程之中，又意外呈現出今天這個金錢社會的猙獰面孔。原來，陌生人之間建立起的“親人”般的情誼，在金錢的面前變得如此不堪一擊，而所謂的信仰，也被證明只不過是無望之人的最后慰藉。事實上，那些無私的奉獻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般崇高。

這么看來，《玫瑰開滿了麥子店》的諷刺性在于，岳曉芬的毫不利己，其實是建立在絕望狀態下的自我棄絕之上的。這是否意味著，只有處于一種瀕死的絕望狀態時，人們才會如信徒一般古道熱腸？王亞麗的遭遇，讓我們見證了齊美爾意義上“金錢社會對感情生活的夷平”。而所謂的姐妹情誼，陌生人所聯結的“情感共同體”也終于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其脆弱性由此可見一斑。在石一楓這里，信仰的根基，或許只是來自于欺騙。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心靈外史》。作為一部當代中國的“盲信史”，小說主人公“大姨媽”的遭遇，生動勾勒了當代中國的精神發展史。從信從革命到修煉氣功，從癡迷傳銷再到最后葬送在宗教團契里，“大姨媽”的生命激情就這樣被各種形式的信仰輪番挾裹。這種荒誕感所顯示的信仰世界的虛假性，幾乎與《玫瑰開滿了麥子店》里的故事一脈相承。兩部小說同樣直指我們這個時代的信仰問題。正如石一楓所說的，“中國是一個高度世俗的社會，人的信仰應該以什么形式體現，在信仰的過程之中人的精神上會發生什么變異的過程，這是《心靈外史》和《玫瑰開滿了麥子店》想探討的問題?！盵1]

對于《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來說，寫作的目的固然是要批判信仰世界的虛假性，然而小說的意蘊又顯然不止于此。換個角度來看，這個世界哪有什么圣人，又有誰是絕對的壞人呢？不光是作者，恐怕我們多數讀者也都傾向于將岳曉芬的選擇視為人性的弱點。畢竟，在絕癥的面前，誰又能指責一位絕望之人最后的求生希望呢？在這一點上，小說里的王亞麗其實也能坦然面對。當她再次見到消失已久的岳曉芬時，這對善良的姐妹并沒有殘留太多的怨念，她們很快就達成了和解。這便在更高的意義上透露出一種人性的觀念：也許每個人都有人性的弱點，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在某些時刻閃爍出耀眼的光輝來。譬如小說中的岳曉芬，她似乎算不上什么好人，但冥冥之中，她的善良自有回報;亦如王亞麗，她的粗鄙幾乎毋庸置疑，然而當她與“果粒橙”精心策略的“仙人跳”陰差陽錯地出現意外時，她竟然也會果斷地反戈一擊，拼命去挽救那位善良的父親，這種人性的溫暖也當然令人感念。大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解釋小說中反復出現的“沙侖的玫瑰”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本是一首圣歌，作者曾以反諷的方式完整引用了它的歌詞。然而，當這些語詞具體呈現出來時，又分明包含著某種意味深長的元素。它不斷暗示人們：生命不該是一個蒼白的流程，它應該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小說最后，麥子店星光閃耀的夜空里飄滿了玫瑰，這讓一片喧囂的市聲里，升騰起神圣的光輝來。

而這種“神圣的光輝”背后所映現的更加豐富的人性內涵，以及更加深層的善意，其實在石一楓的小說中一再出現。比如，我們在《心靈外史》中的“大姨媽”身上，也同樣體驗過這種人性的光輝。在她的愚昧和盲信之外，小說中的“我”分明體會到人物身上所彌漫的愛意。這種素樸的情誼指向的一種共同體的情感，同樣令人無比感念。然而，人性中最大的“善”究竟來自于哪里？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心靈外史》之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借命而生》。

作為一部案件小說，《借命而生》在小說故事層面所體現的傳奇性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傳奇故事對于巧合的依賴，在這部小說中體現得極為明顯。具體來看，小說其實借助“越獄”與“追兇”這兩大核心情節，透露出極為鮮明的通俗文學的印跡。然而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說經由一種通俗的故事外觀，試圖在更高的層面，去投射作者精心營造的意義世界。這種意義的呈現絕不僅僅只是小說所透視的時代風貌，以及如評論者所言及的，重新捕捉和強調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在于通過人物的行動，于不經意之間展現出一種“情感共同體”的政治內涵，進而突顯這一政治內涵所展現的不同尋常的敘事意義。

我們大概能夠注意到，石一楓的小說里并沒有絕對意義上的“惡人”，即便是那些表面看來十惡不赦的“人設”，也會在故事的最后段落里神奇翻轉?！睹倒彘_滿了麥子店》里的人物不就是這樣嗎？而《借命而生》里的許文革同樣如此。我們其實早已隱約察覺到，這位在逃亡的過程中仍然冒死挽救他人性命的犯罪嫌疑人，恐怕身上暗藏著不為人知的苦衷。因此當許文革與杜湘東的“道魔斗法”在小說結尾處終于出現意外的陡轉時，這并沒有讓我們感到多么意外。至此，敘事者終于得以抖開小說掩藏的情節“包袱”：逃跑的罪犯實則是暗藏的英雄，理應是讀者同情的對象。而在這個過程之中，人物的意義也被順勢凸顯了出來。作為越獄的囚犯，許文革和姚斌彬身上果真藏著“盜亦有道”的壯舉，這是他們逃亡的秘密所在。在他們那里，盜竊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貪求財富，而是包含著令人感念的深意，寄予著工人階級技術革新的奮斗夢想。

這便讓小說出現了石一楓作品中極具標志性的“人設”翻轉，這種翻轉所昭示的小說倫理我們并不陌生，這便是勃朗寧意義上的“一切事物危險的邊緣”。恰如那些“誠實的小偷，軟心腸的刺客，疑懼天道的無神論者”一樣，小說中的許文革不禁被讀者貼上了“正義的小偷”和“舍身救人的逃犯”的標簽。這便超越了具體的善與惡，或者單純的“好人”或“壞人”的分野，而呈現出更加豐富復雜的“中間狀態”。就像小說里所談的，“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壞’呢？杜湘東意識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復雜的中間地帶，而他和姚斌彬、許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遠不能上岸了。這種處境幾乎是令人絕望的?！盵2]顯然，他們都是“好人”，都是“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這正是小說所給予的深情禮贊。

確實如此，《借命而生》里的許文革就是那個“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而早早死去的姚斌彬同樣至關重要，正是姚斌彬的拼死掩護，以命相搏，才讓許文革重獲生機，進而有機會去實現他們共同的夢想。這場事關夢想與犧牲的行動，共同詮釋了“借命而生”的確切意涵。正如特里·伊格爾頓在《論犧牲》中對瓦爾特·伯克特的引述，“在殺戮的經驗中人才覺知到了生命的神圣性，生正是由死亡滋養，并通過死亡而成為永恒?！盵3]小說表面上看，是許文革借姚斌彬之命生存下來，但同樣可以理解成姚斌彬借許文革的肉身來見證他們共同目標的完成。甚至更進一步說，許文革代表了他們，來共同見證整整一批工人階級畢生奮斗的夢想的最終實現。也就是說，無數的人們將他們的希望和寄托投注于兩位先行者，代替他們去完成那些偉大的事業。惟其如此，姚斌彬的犧牲才會構成許文革沉重的道德負擔，而這一道德負擔也貫穿了整個故事的始終。

這么看來，姚斌彬與許文革的生死之約顯然足夠宏大，也足夠令人震撼，這里其實已然關涉階級、共同體與犧牲的倫理學意義。也正是充分理解了姚斌彬與許文革之間這種“借命”的深切意涵，作為追擊者的杜湘東陷入了一種樸素的倫理困境之中，他開始反思自己的警察身份，并且最終順利地從中“頓悟”。于是，他與許文革這對不共戴天的仇敵，終于在小說行將結束的時候握手言和，他們甚至成了生死與共的兄弟。這種戲劇性的段落，正是小說倫理中最令人震撼的轉折，因為它所導向的不止是兩位落魄者的聯合，而是更多普通人的“新的團結”。

小說最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全球化的席卷之勢已然不可阻擋，這讓曾經一度風光無比的許文革開始急轉直下，他的失敗變得不可避免。許文革的失敗，與《世間已無陳金芳》中陳金芳的失敗有著相似的意味，都是以人物自身的命運來宣告一個時代的終結。那些改革年代的暴發戶，無一例外地在新的資本全球化的時代面臨新的挑戰，面臨新的權貴和金融資本的聯合絞殺。產業資本的暴發戶，終究隨著時代轉型而被新的金融資本所吞噬。小說中，官商勾結的神秘力量翻云覆雨，毫不費勁便摧毀了許文革重建工廠的理想，不禁令人扼腕嘆息。

當然，我們也會清醒地意識到，就小說的情感邏輯來說，只有讓許文革慘遭失敗，進而將其塑造為一位悲劇英雄，才能成就其形象的偉大，才能真正詮釋小說里引用的那段威廉·莫里斯的名言，“男人戰斗，然后失敗，但他們所為之戰斗的東西，卻會在時間的某個角落里恍然再現?！盵4]對于許文革來說，雖然“那條漆黑的路”被他們走到了盡頭，但也因為這種失敗，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他所從事的正義事業，并在這個過程中收獲共同體的團結。這也是小說結尾處兩個理想主義者深情擁抱的意義所在。是的，在石一楓這里，那些失敗的男人們曾經為之一戰的東西，總是如此令人著迷。而那些“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也確實如研究者所說的，“他們堅強的意志，真誠無畏的犧牲精神，常常讓人聯想到宗教中的使徒形象?！盵5]這類“使徒”的氣質所凝聚的理想主義光芒，顯然充分呈現了作者所寄予的天真和熱情，卻分明讓人感受到一種升騰的力量與向上的激情。因此，誰又能說這一切都毫無意義呢？

[注釋]

[1] 陳夢溪：《石一楓筆下的北京是麥子店，也是整個世界》，《北京晚報》，2020年11月3日，第21版。

[2] 石一楓：《借命而生》，《十月》，2017年第6期。

[3][英]特里·伊格爾頓：《論犧牲》，林云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頁。

[4]石一楓：《借命而生》，《十月》，2017年第6期。

[5] 李志毓：《情感史視野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研究》，《史學月刊》，2018年第4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