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之谷的玫瑰

相宜

摘要：中國女性是作家石一楓重要的寫作對象，在他近年的小說中誕生了一系列充滿強韌蓬勃生命力，又各具鮮明特色的女性形象。他通過探尋女性身份，來書寫“人”的復雜性，折疊社會的階層，探究生活的真相。石一楓立體地刻畫出底層女性在龐大都市系統的縫隙中，掙扎著獲得生存機會而付出的不易代價。小說展現了“現世的關照”，也寄托著“高遠的遙望”，偏執地追尋某種虛無縹緲的事體，是作者賦予文學人物的使命，也是對人物形而上的思考與把握。

關鍵詞：石一楓;女性形象;復雜性

在石一楓202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新作《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推動著身不由己的結果發生，信仰崩塌，生活崩裂，在以暴制暴的激情殺人后，河南女孩王亞麗走在本該火熱卻早已意冷的北京麥子店街頭，低聲吟唱圣歌，渴望召喚遠方的圣徒或者任何什么，現身化作谷中的百合、沙侖的玫瑰，在苦海無邊的淚之谷[1]獲得心靈的救贖。女孩頭上留下又黏又濕、火熱的血，在眼前與心底的絕望、生發的善意混合，一起升騰成為籠罩天地玫瑰般的血色。那層層疊疊的血色中，凝聚著《世間已無陳金芳》里陳金芳為了留在北京，拼死與家人抗爭，稀稀拉拉灑在水泥路面上的血滴，“遠看像是一串星星點點的花”;《特別能戰斗》里苗秀華戰斗的身姿、無堅不摧的眼神，如同一團永不熄滅烈火般的短發;《營救麥克黃》里促使顏小莉開始追尋真相與良知，那抹車尾右側不知是人血還是狗血的紅色，和被復仇之后黃蔚妮幾乎開裂、像要迸出血來的眼角;以及，《心靈外史》里大姨媽把兩手蜷在胸前，勾成爪狀往外撕扯，想要把軀殼掏開給“我”看的那顆空蕩蕩、血淋淋的心。

石一楓在小說中通過探尋女性，來書寫“人”的復雜性，通過撕裂生活，來觀察世相、教化人心?？此仆媸啦还У墓P尖，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從骨子里關注女性、疼惜女性、尊重女性，在一次訪談中，他說：“當然對于男女倆性別的社會身份的問題，我的想法首先落了俗套，要按比較極端的女性主義的標準衡量還挺反動的。而咱們中國婦女確實也有著她們的特點……總之中國婦女是個復雜的課題，需要我們曠日持久地研究?！盵2]

一

生活在石一楓文學世界中的非北京土著人士，大多在這個龐大都市系統的縫隙中，尋覓著最能匹配自己生存信息的場域。小說《地球之眼》里，社會經驗幾乎為零的安小男，在失業之后，只能回到唯一熟悉的學校周邊，蜷縮在中關村附近又破又爛的城中村掛甲屯，把平房加蓋的搖搖欲墜的簡易小樓作為人生的避風港，面目模糊地隱藏在其他年輕閑雜人員的模糊面目之間。而進京的鄉鎮女性，如果無法在都市中生存下來，那么她要面臨的選擇和出路更少，往往是回鄉找個安穩的工作或草草嫁人，但對于大多數北漂而言，她們已經見識過大城市浮華而豐滿的好與壞、虛幻而實在的自由意識與理想、私密而獨立的個人空間與人際關系……回鄉并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所以，她們以堅韌的毅力一次又一次為心中的不甘助燃，想要在北京留下來，安身立命。

小說《營救麥克黃》中處于待業焦慮階段的顏小莉，已承擔不起北京的房租，她的應聘崗位從行政管理變成公司前臺，可是為了留在北京，她也決心最后放手一搏。此時，不同的職業對她而言，不是崗位、身份、財富的區別，已變成在大都市留下還是離開的區別，是首都北京和故鄉陜西關中小縣城的區別，“兩相權衡，當然是后一種區別的意義更加重大”[3]。地理空間在小說中的明示暗示，也觸發了人物命運的轉向，成為推進小說故事線展開的重要鋪墊。公司地處亮馬河，銷售部副總黃蔚妮住在國貿附近自帶小院的房子，顏小莉住在大興的群租房里。成為前臺之后的顏小莉經常陪黃蔚妮去時髦的“麗都”或三里屯消磨時間。于是，黃蔚妮不僅在面試時對顏小莉有知遇之恩，使她得以留在北京，還成為把都市繁華與她聯系起來的紐帶，黃蔚妮如燈塔般成為她在北京奮斗的目標。于是，當黃蔚妮提出讓顏小莉陪自己一起去昌平，營救丟失的寵物犬麥克黃時，即使從最南到最北需要縱穿整個北京城，她也還是義不容辭地答應了。于是，有了接下來在昌平山路上豪車團隊飆車救狗導致的事故，引發之后種種生命難以承受的后果。

這些橫向散落在首都北京的平面地圖上，縱向處于各個階層，原本毫無聯系的人，因為現代化進程發生的折疊，關聯在一起，共同促成城市的多元化、豐富性與復雜度。小說中社會階層與城市空間的差異與關聯，恰如著名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在《戀地情結》里對城市的意象、經驗和社會階層的論斷：

在所有的大城市區里面，不同收入和社會階層的人都會分居在不同地段。富人們很少有機會前往窮人聚居的地區，除非是開著豪車吹著空調偶爾到貧民區里轉轉。這些人腦中可能會存有清晰的城市意象地圖，但很大程度上是抽象性的。人們對自己居住的地段認識最清楚，富人們住在環境優雅與世隔絕的地方，正如窮人們也住在貧民窟和少數族群聚居區里。窮人們對大都市區也沒有多少體驗——除了自己居住的地段以外。這些地段都是城中村，承受著各種城市病卻享受不到城市帶來的便利。[4]

二

為了展現中國女性強韌蓬勃的生命力，石一楓立體地刻畫出底層女性在城市掙扎的生存背景，以及獲得這份掙扎機會而付出的不易代價。都市空間內部的階級差異，以及，故鄉與北京巨大的矛盾，被突出展現在小說里?！妒篱g已無陳金芳》中，陳金芳的家人們深感京城不易，決定集體還鄉，并指望全家唯一健康的勞動力陳金芳，回家干農活，“從長遠打算，母親一定還指望著她結婚招婿，充當頂梁柱呢”。陳金芳寧死不從。作者借著鄰居的嘴表達了一種普遍性現象與看法：“沒見過那么狠的孩子。都鬧騰了多少天了？他們家把她轟出去，她就窩在院兒里墻角睡覺……說是寧死不走。說來也是，外地人來了北京誰愿意走呀？在這兒受苦也比回家強……”[5]被家人打得頭破血流的陳金芳，終于以血的代價留在北京，她游走在混混之間，達成了自己的承諾，再也沒有寄親人籬下。在最終夢碎掙扎之際，她藏身在筒子樓里打電話讓“我”去救她?！霸跂|四環麥子店附近的一棟筒子樓里。那兒的房子十分老舊，租住的都是剛來北京不久的年輕人。逼仄的土路兩旁擺滿了小攤，生銹的自行車橫七豎八地堆放著。離樓門洞還有半里路，b哥那輛‘捷豹’車就再也過不去了，我只好步行?！盵6]

這樣混亂的麥子店，在王亞麗眼中卻是北京風格的象征。她來北京兩年多的時間里，住過北六環內的回龍觀，也住過南五環外的舊宮，但這些地方都沒有麥子店給她以“北京感”：

這里有二十四小時不關門的咖啡館，有經營各種沒用的小玩意兒的文創商店，有上演“不插電音樂”和“無臺詞話劇”的酒吧書吧。如此種種，使得幾十年前遺留下來的工廠宿舍和報廢車間滋生了古怪的生機……總而言之，麥子店是既陳舊又洋氣，既真實可感又令人費解的，因而便讓王亞麗感到既親近又陌生。也正是這份親近與陌生，讓她覺得自己終于來到了北京。

當然，在兩站地之外的“燕莎”和“凱賓斯基”，在電視新聞里才見過的天安門城樓上，似乎還有著另外的北京。但那些北京，就是王亞麗摸不著也想不到的了。[7]

“生活在北京”，對于從中國各處漂流至北京，尋找工作機會、生活體驗、人生意義的大多數人而言，是奢侈的。在《玫瑰開滿了麥子店》里，石一楓選擇了麥子店作為體現北京明顯地域特征的地方，他在一次采訪中解釋：“那一片新舊混雜，高檔的地方和老百姓扎堆的地方，都聚在一起。住在那里的人，有老居民，也有大量的北漂。這是麥子店特別的地方，特別洋氣，又特別土。又洋又土，這比較像北京?！彼?，北漂女孩王亞麗找到了麥子店，終于感覺自己生活在北京，已經非常幸運。她在東三環當健身教練被取名為“Elly”，住在麥子店十二個人擠著的三室一廳里，每天吃著大廈底座那家“法文名字掛了英文招牌的面包店”，打烊之前特價促銷的法棍和酸奶、橙汁。她規律地生活在熟悉的麥子店社區，向往又鐘愛咖啡館、酒吧、書店，和各種奇奇怪怪、心懷虛無縹緲遠方的人，逐漸產生對北京強烈的認同感和依戀，“這種依戀既不新奇也難以用言語表達，但是它確確實實存在，而且彌漫在這些彼此間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地段里、在這些彼此連結的道路中?！盵8]當王亞麗在面包店外，收到岳曉芬姐妹傳教的小冊子，開始有規律參加“團契”之后，麥子店不僅是她生存的家園，還是庇護她和“兄弟姐妹”精神共同體的港灣，是她受傷療養的避難所。

在男朋友“果粒橙”和王亞麗對未來扎根北京的設想中，麥子店同樣作為重要的地點，它將是“果粒橙”自立房產中介門戶的所在地。男友賺錢心切，私下交易獲取提成，把十萬元所得托付給王亞麗之后潛逃。王亞麗被追債人跟蹤威脅，為了避難，時隔多年她回到了自己的故鄉河南農村，“比起北京乃至鄭州，這里都仿佛是另一個世界的景象了：骯臟、荒蕪、破敗，對于如今的王亞麗而言，看上一眼就讓她心窩子堵得慌?！盵9]她的母親又找了男人，她出了拆遷還房的錢，但新房本沒有她的名字，還將被抵押變成飯館。王亞麗沒有家了，“家”的概念隨著她的成長進程，隨著她離開故鄉的距離，越來越淺，漸行漸遠，“對于此時的王亞麗來說，北京，尤其是麥子店，才是令她感到安全并且值得托付的地方?！盵10]她在故鄉匆匆待了兩個小時之后，落荒而逃，又踏上了回京的火車。

逃回麥子店的王亞麗馬上遭到討債人的圍追，她在麥子店飛快穿梭，即使現代化的城市道路和樓房長得幾乎一模一樣，但因為人與熟悉的地方產生了情感關聯，認路成為了生理條件反射，“王亞麗從麥子店南里穿到麥子店中里，又拐了個彎來到麥子店東里。在視覺印象上，她相當于從一片灰色矮樓出發，經過一片褐色高樓，最后鉆進了一片暗紅色矮樓。既像注定也像巧合，王亞麗反應過來，她走上了當初通往‘團契’的那條路?！盵11]

三

當人對一個地方產生了強烈的情感時，情感、經驗、記憶都與之有關，熟悉的日常生活也在此空間內，“地方與環境其實已經成為了情感事件的載體，成為了符號?！盵12]這種“戀地情結”會使人對地方產生“家”的感覺。石一楓筆下這些漂泊在都市的靈魂，她們的故鄉不是記憶中的桃花源，親人的行徑也常常超出常人的理解范圍，她們只能在新的地點重新尋找家的感覺，尋找親密關系，尋找信仰，來填補自己空蕩蕩的內心。

“親人”二字無數次出現在小說里，浮現在王亞麗的心中。在男朋友賣力地貶損她時，共畫未來并把血汗錢全交付她時，精明地從回龍觀跑來麥子店蹭吃蹭喝時，還在岳曉芬姐妹悉心照料生病的她，談天交心時。因為他們獨在異鄉，渴望“親人”，需要“親人”，而慢慢把彼此當作了“親人”。這個過程的發生，伴隨著對他人產生情感，加深信任。

信任與信仰，是“信”的不同層級，岳曉芬對于王亞麗而言，是結合了信任與信仰的存在。首先，自從王亞麗收到岳曉芬在路邊傳教的冊子后，生活出現一系列好轉的巧合，讓王亞麗從最開始單純為了節省飲食開支而蹭飯，到后來形成習慣，既是報恩也是抱團，主動融入“團契”;其次，岳曉芬不求回報的付出與持續不斷的善意，展現了人性的光輝，讓王亞麗慢慢被感化，產生了親人般的依戀與信任。最后，岳曉芬作為“團契”的組織者，不斷重申善舉是秉承了上帝的旨意，讓王亞麗如同任何一只“迷途的羔羊”般，不被忽略地被找尋，在不平等的世界里被平等地對待。潛移默化中，岳曉芬姐妹與冊子上外國男人的臉合二為一了，“在王亞麗眼里，岳曉芬姐妹是龐大而又瘦弱，清涼而又炙熱的;她的臉后還攏著一團光圈?！盵13]信仰帶來的神秘感與神圣感，是王亞麗無法拒絕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被賦予了北京的氣息，像那些生活在麥子店的人一樣，令她向往：“這里的人雖然也是南腔北調、忙亂不堪的，但他們在忙亂之余，似乎又總在琢磨一些別的事兒——不在眼前的事兒，虛無縹緲的事兒?！盵14]曾經，令王亞麗好奇又摸不著頭腦的“虛無縹緲”，如今不斷地鉆進她的腦子里，她被迫學會了思考，思考超脫于現實的遠方，和“那些復雜的、終極的問題”，在思考中，她的心不斷被天邊虛無縹緲的事填滿了。因為擁有了“親人”岳曉芬姐妹，以及她背后的“兄弟姐妹”，王亞麗充滿了壯闊而博大的感動：

啊，四海之內皆“兄弟”，普天之下皆“姐妹”。經由這條隱秘的通道，她似乎和所有人建立了聯系，似乎和廣闊的世界沆瀣一氣，已經不復是當初那個漂流在火車站里的孤島了。[15]

當這份得之不易的信任被抽離，聯結被切斷，對王亞麗的打擊可想而知。岳曉芬帶著王亞麗暫存的十萬元消失不見，王亞麗的信任與信仰全面崩塌，走上絕路，決定與“果粒橙”敲詐“團契”一樓的房東大爺。在最后關頭，王亞麗的一念之善浮現，為了從男友瘋狂的暴行中拯救這位無辜的老父親，她舉起了鋼管一次又一次砸向“果粒橙”的后腦勺，直至世界安靜下來，麥子店的夜晚不再火熱。

四

“現世的關照和高遠的遙望”是石一楓在小說中尤為關注的兩項特質;偏執地追尋某種虛無縹緲的事體，是他賦予文學人物的使命，也是作者對人物形而上的思考與把握。例如，陳金芳長久地站在窗外的樹下聽“我”拉琴，喜歡音樂美術，或是說向往高雅藝術代表的上層階級的生活，她在人間所有的投機與掙扎只是為了活得有“尊嚴”。苗秀華一次又一次為了維護主觀的“正義”而戰斗，當家人的權益受到“不義”地對待時，她會如同母雞保護小雞一般炸毛，以血肉之軀沖上前線與“敵軍”展開鍥而不舍的抗爭。顏小莉遵循心中的“良知”，執著地找到那個住在郊區山上，要去山底下學校參加課外活動，因飆車救狗事故受傷的女孩兒，有名有錢的朋友愛惜自己的羽毛而不顧他人性命，導致她對黃蔚妮的崇拜破碎，從救狗到救人，再到最后“以惡制惡”。在《心靈外史》中，大姨媽消耗了畢生精力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都是為了追尋一個“信仰”。

大姨媽是“我”母親娘家大宅門里廚娘的女兒，愚昧、忠誠又善良。家庭成分不好的母親為了生存離開北京，到陜西接受改造，大姨媽則因為相信革命而揭發母親，心懷愧疚，也主動去河南插隊。之后大姨媽成家，無法生育，因為母親遠走高飛，而來陜西照顧“我”，帶“我”去參加氣功大師的作法活動，希望“我”身體健康，快高快大，短暫又離奇的經歷使“我”和大姨媽結下深刻的“親情”。因為從小在父母的爭吵聲中長大，雙方離異后再婚，“父母兩邊的家都不再是我的家，我也只好盡力在腦海中刪除了對于‘家’的一切依戀與期許?！盵16]“家”的概念越來越淡，“我”對大姨媽的思念則越來越深，對“親人”的渴望以及時隱時現的記憶，促使我踏上尋找大姨媽的旅途。大姨媽在特殊時代的發展洪流中，先后一頭扎進“政治正確”的革命、治病養生的氣功大師、“蟲蟲寶”傳銷組織和“違規傳、非法傳”宗教信仰的漩渦之中?！盀樾叛龆茈y”的大姨媽在死循環的腦回路里無法自拔，她相信革命好、氣功好、傳銷好、宗教好，只要別人一喊口號說，為了她好、為了她身邊的人好、為了所有人好，大姨媽就一次又一次陷入偏執的狂熱信仰中。在看守所里，隔著柵欄，大姨媽自白：

我覺得只要信了他們，就能擺脫世上的一切苦——生不出孩子、被男人揍、覺得自己沒用……他們那些人對我說，信了吧，信了吧，這其實并不足以說服我，但我腦子里有一個聲音也在說，信了吧，信了吧，信了就能越過越好……

我就想，信什么都無所謂了，關鍵的是先找個東西信了，別讓心一直空著……[17]

大姨媽對“信”的執著渴望，直指社會的信仰缺失，她可憐、可氣又可悲的人生經歷是許多中國傳統女性的縮影，同樣代表著“千千萬萬的受苦人”，因為現實生活太慘淡，無法使精神飽滿充盈地獲得自我認同，所以，只能通過其他渠道尋求心理寄托和安慰，來反復確認自己生命的存在價值，尋找人生而為人的意義。

在小說中，父親這樣評價“我”對于父母離婚的態度：“你說的也許是事實，但我希望你不要表述得這么玩世不恭?！盵18]石一楓的小說常常也是如此，以玩世不恭、輕于鴻毛的詼諧口吻，來討論重于泰山的宏大主題，為時代神經把脈。留不下的北京與回不去的故鄉，觸不到的親人與虛無縹緲的信仰，相應相生，共同達成了蘊含著“現實的關照和高遠的遙想”的小說氣質，承擔著作者的現實關懷。

而作為這些嚴肅主題的重要參與者與解構者，我國女性的主要特質，可以用石一楓在小說中的原話概括：

她們除了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這些傳統美德，而且在每個時代、每個環境中都有著極強的適應能力和進取心，只要一有機會，她們必定會勇敢、果斷地站到浪尖兒上。 比起她們，大多數男人都應該感到汗顏。[19]

無物之陣過于強大，女性追求覺醒與平等的道路任重而道遠。這些受難中的女性偏執、堅韌、不向命運低頭，在現實的泥沼中摸爬滾打、頭破血流，在人生的苦海里浮浮沉沉，卻精神清潔，向善向上，心懷感恩。她們笨拙地向生活學習生存法則，向那些對自己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報恩，卻又往往不得要領，不懂遵循社會游戲規則，在愚昧與純良、粗鄙與真誠之間搖擺，一念之惡生發，又歸于一念之善。人性之花在充滿苦難的人間掙扎地生長，在石一楓的筆下，世間皆是淚之谷，卻開滿了血色的帶刺玫瑰。

[注釋]

[1] Vale of tears：《圣經》中的宗教短語，后在英文中用以形容充滿悲傷和苦難的人生世界。中文直譯為：淚之谷，意譯為：苦海無邊。

[2] 石一楓、走走：《本能與責任都是不計成敗的》，《野草》，2017年第4期。

[3] 石一楓：《營救麥克黃》，《芒種》，2016年第5期。

[4][8][12][美]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

《戀地情結》，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319—320頁、第330頁、第140頁。戀地情結（topophilia）是一個杜撰出來的詞語，其目的是為了廣泛且有效地定義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所有情感紐帶。

[5][6][19]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9頁、第90頁、第69頁。

[7][9][10][11][13][14][15]石一楓：《玫瑰開滿了麥子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7—8頁、第125頁、第138頁、第145頁、第159頁、第8頁、第212頁。

[16][17][18] 石一楓：《心靈外史》，《收獲》，2017年第3期，第131頁、第167頁、第134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