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爾喬亞的噩夢

淡豹

在腫瘤醫院陪護時，有一夜我在拜訪病房旁的廁所后躺回行軍床，半夢半醒中我想，在這體感已經近似于冬天的深秋，用著沒有恒溫功能的馬桶圈，這簡直就是小布爾喬亞的噩夢。

西方人來到北京胡同和上海石庫門房子時，最迷戀的無非是居住空間看起來有種開放性——北京胡同里這家的窗下坐著那家的小孩，老太太和灰色的鴿子以及京巴犬在一處曬著太陽，人們來來往往問候著“吃了么您吶”，上海房屋外晾曬著內衣褲，虛掩的窄門能多少蓋住些秘密，卻也正因空間促生不斷的來來往往而能衍生出諜戰電視劇式的密斗與《繁花》中的情事。這種半開放的多戶居住空間，與西方式獨棟郊區住宅恰成對照。后者“內”與“外”分得清楚，“內”是家庭組織的派對聚會，“外”則是社區內相對固定的社交地點、經由組織才能夠形成的社區活動。而“外”與“更外”之間的矛盾和階級差異，則是郊區生活能得以形成的本質原因。用MIT歷史學與城市研究教授羅伯特·M·福格爾森的話說，美式郊區那些不允許亂搞花園、說好了這棟房子是褐石墻那誰搬進來都不能換、投票攆走有色人種買家的條款，屬于一種“限制性契約”——“這些契約不僅訴說了他們的希望也訴說了他們的恐懼。他們害怕他人，害怕少數族裔和窮人這些一度被指為‘危險階層的人?！?/p>

因此，從郊區走來的人看見胡同和石庫門就仿佛看見烏托邦，磚磚瓦瓦都寫著“有機”二字，這不管控的自然就像“反現代”的同義詞。同時這些地方還帶有一種異域風情，在他們眼中這種貌似平等又促進交流的密集空間里什么都可能像《碟中諜3》糅合著打麻將與晾衣服的上海場景中那樣釀造奇異，突然發生：自由的社交、便利的監視、潛伏的間諜。

新的中國城市中人們追求，或者說不得不接受的居住狀態，則正是對這些有機烏托邦的克服。小區有圍墻，有大門，城市所缺乏的公共活動空間（例如開放、免費的戶外兒童沙堆，例如小廣場和園林），由小區提供。英文中并沒有“小區”的完全同義詞，最相近的可能是“Gated Community”，關起門來的封閉社區，房價保證小區內的居民處于類似的社會階層，必須配建的公租房和商品房之間以硬性軟性的方式隔開。實在不行，商品房居民還可以去維護自身權利，至少要把公租房“客人”隔離在健身房之外。小區居民不需要郊區居民那種“限制性契約”，反正有物業維護水系園林和墻壁清潔。新的中國城市里密密麻麻的花園和華苑、曼哈頓和威尼斯、世紀城和寶能城，讓居民不必“遠離肉鋪、面包房和戲院”（19世紀美國城市規劃專家和景觀設計師奧姆斯德評價郊區住宅時給牧師的信，轉引自福格爾森），又能接近自己同階層的人，房價成為一種隱形保險，正適合住戶展開廣場舞和無害的相親儀式。學區又與住房對應，篩選出恰當的伙伴，在中學甚至小學尋找恰當的伙伴可比大學要靠譜多了。

這或許正是中國式小布爾喬亞上班族的美夢：安全、舒適、不需要付出體力勞動（“有事找物業！”體力勞動多么低級，是父母是祖輩力圖擺脫的那一套東西，而年輕的上班族則“上班”也太久了）。此外，還得有門。

而讓小布爾喬亞做起噩夢的是醫院。別提什么特需病房和百萬醫療險，今日的VIP病房與過去的干部病房不同，是公立醫院提高附加值的“額外部門”，當腦部腫瘤患者住進消化道主治醫師帶領的VIP病房，星級酒店洗護用品和獨立洗手間與觀景臺又能帶來什么助益？在生命受到威脅時——就比如在腫瘤醫院，誰要什么VIP，都只想離自己那種?？漆t生的辦公室近一點，讓他每天來看自己三次，即便那意味著三人病房、公用洗手間、不恒溫的馬桶圈。

令人隔離的疫情，令人混雜的醫院，這兩種例外狀態疊加下產生了奇特的社會關系。畢竟傳染病下人們依舊生生死死，疫情以來醫院住院部想出的政策是，每位患者只能有一人陪護，于是家屬與護工齊飛，在床腳搭起行軍床。這讓二人、三人病房甚至更顯得好過特需，高齡老人總是恐懼于護工的虐待，或者“不愿伺候我了怎么辦”，在沒有監控的病房內，反倒是多人病房提供了必要的眼睛。因此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患者混在一起，護工和家屬住在一起，“SI老”“公費醫療”“外地醫?！薄巴獾剞r合”，80萬的手術與5萬的手術患者拼在一起，身體與身體的液體倒在一起。

其實小布爾喬亞的美夢無非是安全、舒適、便捷、富庶，這些詞加在一起便是幸福。沒有哪個上班族想要永生，也不敢去奢望“永遠健康”。從中式小布爾喬亞的棲居地“小區”，來到病房;從正常狀態，來到兩種例外狀態的疊加——醫院或許是最痛苦的地方，但又是真正“有機”的地方。人不再是職業群體、來自某個地方的人、某種納稅比例下的人，而是另一種存在：必死的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