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王道”與美國的“霸道”

在中國文明史上，“王道”確定了“天下有道”，“霸道”標志著“天下無道”。中國“王道”思想代表來自東方的和合智慧、天下秩序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超級規模治理理想，可成為西方民主霸權及其國際法秩序異化的對治方案與替代性愿景。

“永遠不稱霸”源自中國文明傳統

在中國長期的文明史上，“王道”與“霸道”成為激烈競爭的治理哲學與施政路線?！巴醯馈贝_定了“天下有道”，而“霸道”標志著“天下無道”。

天下之理想治道，在于“王者興”，在于“王道”規范的認同與多元力量的整合。王道秩序，因而成為“協和萬邦”的理想性秩序，其中融貫的是和平、共生、安全及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理性秩序思維與國際法精神。

“永遠不稱霸”是中國當代外交政策與國際關系的重要指導原則。這一反復宣示的國策基準，不是虛偽的戰略掩飾，而是基于自身文明傳統和國際秩序觀的真誠表達與追求。但“國強必霸”似乎又是西方國際政治學的常態規律，對霸權的競爭及追求權力地位的承認，構成西方歷史與文明進步的關鍵動力。西方“以己度人”，以其主觀歷史眼光評斷中國國家行為性質與走向，容易推導出所謂“中國威脅論”，甚至引向“新冷戰”深淵。

西方對中國“霸權”降臨的想象、恐懼和維護自身霸權的本能反制意識，造成了中國與西方尤其是美國之間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因此戰爭不可避免）。美國相信中國的霸權意圖并游說其盟友、準盟友甚至中間地帶國家采取相同立場，建立所謂“反華統一戰線”，有兩個核心支點，即所謂民主價值觀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

美國成為“叢林霸王”是當代國際法秩序的最大軟肋

2021年6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其中第三條明確規定“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中國看來，美國霸權主義的體現，是有其文化根基和行為習慣的，甚至是以其“同盟體系”進行的集團化“犯罪”。這些以“民主”名義自詡并理直氣壯干預外國內政的“霸道”行為，敗壞了民主應有的美德內涵，也踐踏了人類文明多樣性的自然生態，造成西方民主輸出的諸多悲劇及其“失敗國家”的嚴重后果。

至于“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似乎要宣揚西方的“王道”及國際法的正義代表資格，但卻遺漏了這一套秩序及其解釋和變遷背后的“霸道”邏輯。完整的修辭格式應當是“基于霸道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國在《反外國制裁法》第二條明示“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就造成了中西之間關于國際法的兩種理解：中國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美國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

中國對國際法的接受，是以其“王道”觀念與天下主義為文明基準的，其解釋與踐行亦受到自身文明的規范與限定，其所著力挖掘與維護的是國際法中真正體現主權平等與和平發展的規范價值。美國則將國際法工具化和政治化，作為謀求和鞏固帝國霸權的手段，憑借超強霸權地位，美國即使有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也基本不會受到嚴格制裁，這就造成了美國“霸道”觀念與行為在道德上的毫無節制與實踐上的濫用致害。

國際法“馴服”了許多無權染指霸權的國家，但至少美國仍是“叢林霸王”，這是當代國際法秩序的最大軟肋。

美式民主異化為“霸道”的四個理由

從美國立場來看，“民主”成了一種帝國霸權理由，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成為其全球治理行為的虛偽宣示。美式民主何以異化為霸道的治術？

其一，文明論的理由，即西方基督教文明總體上是一種以“文明/野蠻”“主體/客體”二分為基礎的文明，內含一種深刻的異教斗爭哲學和文明征服論。民主不過是其文明演化、綜合而成的一種斗爭性、征服性的霸權符號而已，“民主霸權”由此成立。

其二，歷史實踐的理由，即美國分享和繼承了西方歷史中“國強必霸”的霸權法理，以霸權競爭為歷史發展的常態和法則。美國所謂的“戰略競爭”就是全方位的霸權競爭，美國無法擺脫來自西方文明歷史脈絡的典范理解。

其三，“建國之父”的理由，即相比歐洲的西方文明故土及其霸權與國際法觀念，美國的“國父”們在1787年的《聯邦黨人文集》開篇即宣示了美國民主要成為人類政治典范，要超越歐洲探索一種新的政治科學和新的民主形態，其后的美國史就是美國民主“回傳”歐洲及走向世界的歷史。

其四，全球壟斷資本的理由，即美國的超強地位來自西方全球化資本的長期塑造，反過來保護和推動全球化資本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帝國軍隊與帝國資本總是如影隨形，而民主同時充當了二者的遮羞布?！懊裰鳌眴适Я嗽镜匚拿骷皽贤ū镜厝嗣竦淖匀徽喂δ芘c美德內涵，反而造成民主輸出的過程戰亂不斷、難民遍野。

“長臂管轄”缺乏國際法授權與正當性

與“民主霸道化”相伴隨的是美帝國的另外一重更加日?；陌缘喇惢褐撇玫蹏髁x。美國自詡為“自由帝國主義”，但其最主要的國際法實踐不是維護真正的“自由”，而是以其他國家的“不自由”與“不平等”為代價濫用制裁。

“治外法權”本是過時的殖民主義產物，但二戰之后美國卻在國際法實踐中復興了這一落后遺產，將其堂而皇之地納入國內法部門的“對外關系法”范疇，以國內法直接制裁外國國家、外國企業和外國國民，此即所謂的“長臂管轄”。而美國將其濫用制裁的國際法實踐也稱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并對國際法原則與制度進行一種“美國中心主義”的解釋和利用，從而成為二戰后國際法秩序最大的破壞者，其全球治理的“霸道”邏輯與行為昭然若揭。

美式民主的霸道異化以及“長臂管轄”的規則悖反，暴露了西方整體治理的道德虛弱性和實踐矛盾性，帝國的“豐厚遺產”日漸消磨。而中國之“王道”及其當代轉化，代表了來自東方的和合智慧、天下秩序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超級規模治理理想，或可成為西方民主霸權及其國際法秩序異化的對治方案與替代性愿景。

（中國新聞網 飛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