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訴訟中的家事調查員制度完善探究

高子惠 張秋月

（河北大學法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家事調查員制度概述

（一）家事調查員制度的概念

家事訴訟是屬于民事訴訟但不同于普通民事訴訟的一種訴訟制度，其范圍主要包含婚姻、親子、收養、繼承等家事案件。

家事調查員制度存在于家事訴訟之中，即對于家事訴訟案件事實不清的情況，法院派遣家事調查員進行調查以幫助法官判明案件真相，推進家事訴訟進程的制度。

（二）家事調查員制度的特點

第一，家事調查員制度具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

職權主義是“將探尋確認事實所必要的資料來作為法院職責的原則”。[1]此特點是家事調查員制度所體現出來的，同樣屬于家事訴訟程序不同于其他普通的民事訴訟程序的鮮明特點。調查主要是針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在民事訴訟中，訴訟的雙方主體應當提交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主張，法院介入證據調查作為例外而存在。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發布的《進一步深化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意見（試行）》來看，其中第十五條表明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委派家事調查員進行取證，與普通類型的民事訴訟中以當事人舉證為原則、法院依職權調查為例外來看，體現著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而家事案件采用當事人主義，則會產生證明責任僵化、案件處理急于求成、不利于對弱勢群體保護的不良影響，這也是家事調查員制度適用職權主義的原因。[2]

第二，家事調查員調查的案件事實具有特殊性。

首先，案件事實具有隱蔽性以及復雜性。家事訴訟的案件事實往往具有極大的人身性同時還涉及了多方的利益，進而導致形成民事法律訴訟的民事法律事實往往不像其他民事法律事實一樣書面化、公式化、標準化，并且家事訴訟的案件事實大多僅為當事人知悉，外部很難查知。此外，家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具有情感上的聯系，訴訟的過程中當事人的態度具有極大的可變性，其訴訟的意愿也會隨之變化，同時也增加了案件調查的難度。

其次，家事調查員制度的調查以維護家庭和睦為首要的原則。這對家事調查員制度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不得為了調查清楚案件事實，而采取不適當的調查手段；不得擴大調查范圍，引起新的矛盾沖突；未經允許不得公開當事人相關資料；在調查過程中，調查與調解并重等等。法官不應以查明真相為主要目標，否則可能引起對于當事人關系的二次傷害以及爭執。

二、家事調查員制度的價值

（一）有益于維護實體正義

家事訴訟區別于普通民事訴訟的最大特點在于，家事訴訟判決結果影響到了家庭內部關系，家庭秩序屬于社會秩序，一旦判決出現誤差，牽一發而動全身，其負面效果要比普通法院的錯誤結果嚴重得多，其“直接結果會致使身份關系的混亂，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間接結果會危害社會秩序，將會對國家的穩定帶來潛在的危險”。[3]

首先，家事訴訟本身就實行職權探知的模式，法官主動調查案件事實真相，其原因就在于追求實體正義，由于家庭分工、年齡性別方面的差異，家事訴訟當事人之間地位處于不平等的狀態，當事人之間訴訟能力、舉證能力不平衡，對于家事訴訟我們即采取法官主動調查取證的模式來維護實體正義。

其次，家事法院普遍設立有調查官等專門調查機構，對案件事實進行廣泛的調查。家事糾紛的合理解決往往需要擴大法院事實調查的范圍，調查范圍常常涵蓋要件事實的周邊事實，即不僅僅要調查“法律上的事實”，而且應關注“生活上事實”或者“社會事實”，不僅要調查“要件事實”，還要調查“心理上的事實”，調查后在調查中結果的基礎上綜觀案件進行判決。[4]家事訴訟調查員全面地調查是為法官全方位地了解案件走向奠定了基礎，進而有利于案件的公正解決。

（二）有利于解決法官取證困難的問題

由于法官對于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不熟悉、缺乏案件調查的能力，并且在現實生活中法院積攢的案件居多，加之我國人口眾多，法官親自取證更是難以實現。并且學界中對于法官親自取證有很大的爭議，一方認為法官能夠快速抓住案件調查重點，另一方認為引起了角色沖突、違反了無罪推定等等。

調查員制度能夠確保對案件事實進行公平、細致的調查，同時保證了法官中立的地位，避免角色沖突。調查員制度可以使法官免于脫離庭審時空、打破庭審三角結構，有利于法官保持中立的地位，進行公正的審判。同時具備社會學、心理學的調查官有益于挖掘家事訴訟中具有隱蔽性特點的案件事實，解決法官取證難的問題。

（三）有利于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

對于涉及兒童利益的案件，首先，由于家事調解員具有專業的心理學、社會學等知識，在調查案件時可以利用專業的調查方法、調查手段、溝通技巧調查案情，在不傷害兒童的前提下對案件進行全方位的把握。其次，及時洞悉兒童的心理動態，同時對兒童加以治療，以保護兒童利益為原則；再次，家事訴訟之所以區別于其他民事訴訟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對兒童利益的保護。

三、家事調查員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人員職能定位不明確

職能定位不明確包含地位上與功能上的不明確。通過總結歸納為兩類：第一種是家事調查定義為司法調查，視為司法職能的延伸。如山東法院的各級法院將調查事項委托給家事調查員，被看作是職權調查的一部分。[5]另一種認為家事調查屬于社會調查范疇。將司法調查與社會調查夾雜與同一程序中，因兩種調查的性質、功能有所不同，不利于司法程序的專業化。在功能方面，家事調查制度是否可以與家事調解制度一體化程序架構，還是家事調查制度與家事調解制度功能分明更有利。

（二）調查員隊伍不科學

家事調查員各地的選任機制不統一，導致各個地區的調查員的水平參差不齊。最高院改革意見試行中僅提及家事調查員可以由司法行政、教育部門、婦聯、共青團、社區等單位及基層群眾組織推薦，由人民法院選任，沒有提及調查員隊伍的組建標準，這可能會導致家事調查員隊伍的單一性。

雖然對家事調查員選任標準更側重于其對于社會學、心理學知識或者對基層工作經驗的掌握，但家事調查屬于整個家事訴訟中的一環，也需要有知悉法律知識的人士參與其中，僅僅招募這三者都具備的人才是不現實的，這就需要我們對家事調查員進行分類選任來改善這一現狀。

（三）調查報告效力認定不明確

家事調查員的調查報告是否必須作為法官判案的依據，調查報告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功能定位不明確，這就引發了家事調查報告是否需要質證、家事調查員是否需要作為證人出席法庭等一系列的問題。

《進一步深化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意見（試行）》中僅提到人民法院向當事人告知家事調查報告的義務，家事調查報告可以作為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參考?！翱梢浴币辉~模糊了調查報告使用的可能性，這樣極可能導致司法資源的浪費，家事調查員花費大量的司法資源與個人精力所進行的調查也都付之一炬，家事調查制度形同虛設，在此應當對家事調查報告的效力進行明確的規定。

（四）保障機制不完善

本文中的保障制度包含對家事調查后續工作的保障制度以及對于家事調查員的相關物質方面的保障制度。

對家事調查后續工作的保障制度指的是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家事調查中，如何在調查結束后減輕或者消除給未成年人帶來的傷害，不能在調查結束甚至訴訟后就放任未成年人的傷痛于不顧，這樣極大地違背了家事訴訟的初衷，家事案件本身就以保護兒童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在整個家事訴訟框架內都應當建立起有利于兒童利益保護的保障機制。

保障機制還涉及家事調查員的物質補助、獎勵和培訓、監督等方面。家事調查員制度畢竟是一個新興制度，為了確保此項制度能夠吸引適合相關工作的人才，在物質方面需適當的補助，因調查所需的基本費用應當包含在內，培訓、監督機制方面也需要進行優化完善。

四、構建家事調查員制度的具體措施

（一）家事調查員職能定位

關于家事調查員的地位定位，把家事調查定位于司法調查還是社會調查都各有利弊。若把家事調查員編入司法系統內，這樣會更有利于家事調查員輔助法官調查家事案件。在調度家事調查員時，家事調查這一環節會與其他環節緊緊相扣，有利于節約時間以及提高效率。不僅如此，編入司法系統會更有利于家事調查員的管理以及福利保障。相反，如果將家事調查員編入司法系統內，如上文所言，若將家事調查與司法調查混同在一個程序空間之中，同一系統下針對同一事項分設不同的制度，混合下的產物將是實體與程序約束的雙重軟化，可能會使家事調查員淪為法官的“附庸”，進而引發思維的僵化。

若將家事調查定位于社會調查的性質，有利于社會各個方面廣泛參與，增加了家事調查員制度的多樣性。社會調查擺脫了司法調查的禁錮與限制，家事調查員既可以全職也可以兼職，極大地增加了制度的靈活性與人員的流動性。社會調查實則屬于政府購買服務，法官委托社會上的家事調查員進行調查，有利于其獨立性的保持，進而有利于案件的公正性。反之，若將家事調查定位于社會調查的性質，會給管理層面帶來極大的挑戰，加之各地標準不一，極可能造成各地的家事調查員素質良莠不齊的狀況。

我國對于家事訴訟制度正處于探索的時期，筆者認為將家事調查制度定位于司法調查的性質更有益于家事調查制度的初步發展，不僅可以利用國家優勢地位對家事調查制度進行激勵與引導，并且可以在制度的初期，對制度進行更好的管理與控制。

家事調查員隸屬于法院系統內，由法院統一選任，在法院登記入冊，方便法官調度使用。家事調查員作為法官“事實發現”的助手，對法官的職能進行補充，法官更加注重事實案件同法律之間的聯系，法官與家事調查員各司其職，家事調查員雖然遵循法律的程序進行調查，但在調查事實方面能暫時跳脫出法律的視角，對案件在實踐和空間上進行拓展，以便對案件有更宏觀的把握。[6]

關于家事調查員的功能定位，如前文所述，筆者支持調查與調解制度融合與銜接的原則，家事調查員以家事調查為主要的功能，以家事調解為輔，但其主要目的還是在于家庭問題的解決。

（二）統一家事調查員選任的標準

家事法院同普通法院有很大的功能差異，家事法院除有司法機能外，還有社會機能（也稱為人際關系調整機能、福利機能）。其包含四種含義：心理性調整、社會性調整、經驗性調整以及法律上利害關系之調整。當事人心理上存在有某些問題時，心理性調整用于對當事人進行心理咨詢；社會性調整出現在當事人出現不適應社會等狀態時，由專家利用熟知的社會資源進行調整，或者當事人請求社會福利機構給予必要援助；經驗性調整是由有社會經驗的人為當事人提供適當經驗，以便于當事人自我決定的一種調整方式；遇到當事人無法自行協調時，專家可以從法律的角度為當事人提出解決的建議，這就是法律上利害關系之調整。[7]如何滿足家事法院多元的社會機能，這就對家事調查員的選任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在選任方面可以借鑒選任機制比較成熟的寧波市海曙區人民法院，該法院家事調查官隊伍構成為“2+2”模式，第一部分由工作室或中心各派2名成員組成，第二部分由2名大學生組成調查團進行調查。家事調查官選任來源有三包含“銀發護苗工作室”“寧靜港灣”婚姻家庭服務中心以及寧波大學法學院律風公益社團學生志愿者。

寧波市海曙區人民法院的選任體制是針對不同的家事案件對法官進行的分類選任，家事案件包含的種類復雜多樣，調查不同類型的家事案件需求不同的能力，僅僅依靠統一標準選任出的家事調查員不能夠對個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筆者認為應當對家事調查員進行分類選任，家事調查員的調查隊伍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人員占據核心地位，家事調查報告也由這一部分人員通過結合其他各部分人員的調查結果總結出來，這一部分由有專業知識的人員構成，他們致力于靈活運用法學外的專門知識調查家事案件中與其能力相對應的事實，以便家事法院參考或者引用。第二部分的人員可從婦聯委員會、村委會、居委會以及熟知案主家庭情況的熱心人士中選任，此部分人員雖然專業屬性較弱，但其屬于與案件當事人親密接觸的人群，他們對于社區或者村莊等特定區域了解程度高，同時也為案件的當事人所信任。第三部分的人員可以從高校的大學生中進行選任，一方面大學生需要進行社會實踐，通過接觸社會將書本上的知識轉化為實際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學生的隊伍龐大，可以填補資源不足的情況，同時新鮮的血液注入到家事調查員隊伍中，有利于提高家事調查員隊伍的創新性，進而增強其活力。

（三）報告書的效力認定

根據司法實踐，實踐中調查報告有以下使適用：其一，將調查報告用作證據使用，在庭審的質證過程中，對有疑問的部分法院可以要求調查員當庭說明情況，經質證沒有問題的可以直接作為證據使用。其二，調查報告并不在庭審中出示，也不會在整個審判過程中進行質證，而僅僅作為審判者在做出判決之前的內部參考資料，審判人員決定是否使用報告書。其三，調查報告不作為證據使用但可以在裁判書中事實查明部分進行引用。[8]

為避免家事調查報告形同虛設，使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筆者認為家事調查員書面報告可以分情況進行效力認定：法官應當將調查報告作為證據使用，庭審中經當事人雙方質證，對有疑問的部分法院可以要求調查員當庭說明情況，經質證沒有問題的可以直接作為證據使用。但對于調查報告內容僅包含對當事人品格方面的調查等不涉及爭議事實的情況，調查報告不作為證據使用但可以在裁判書中事實查明部分進行引用。

（四）完善保障機制

對于家事調查后續工作的保障各個國家也有不同的做法，如上20世紀80年代父母教育計劃開始在美國發展起來，家事法院強制離婚父母參加教育計劃使父母在感情破裂后仍然關注子女，保障了子女日后的教育以及成長。[9]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意見中雖然提及不同于家事調查制度的心理疏導部分，但筆者認為家事訴訟中各個環節并非割裂開來而存在，家事調查員由于程序的先導性以及隊伍的完善性有足夠的能力以及資源對家事調查的后續工作進行完善，可以在訴訟結束后建立家庭父母教育制度以及回訪制度，父母無論是否離婚都應當承擔起對養育未成年人的義務，家事調查員可以定期對已經結束的案件進行跟進，關注未成年人心理狀態以及家庭內部關系的情況，通過多次與家庭內部成員的溝通來確定是否結束對于后續工作的跟進。

由于家事調查員制度正處于初步探索的階段，國家有必要對家事調查員進行保障。在物質方面，充分保障家事調查員在調查過程中所必需的經費需求，并對表現良好的家事調查員設置相應的獎勵。在技能培訓方面，當地政府應當定期組織培訓活動，每次培訓活動應當有確定的目的、主題，并且對每次培訓內容進行考核。以保證培訓活動不流于形式。在監督方面，家事調查員由法院統一招募，法院內部應當對家事調查員提出行為規范，并對不法的行為進行懲罰，在法院外部，社會公眾也可以對家事調查員的行為提出異議，必要時可以對家事調查員的不法行為提起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