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黎”到“拒張”：北洋督軍與“宣戰案”政潮

李 喆

(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9)

1917年7月4日，張勛于宣布復辟3天后致電北洋各省督軍，稱他們前次赴徐開會“揭出復辟宗旨，堅明要約，各歸獨立”，表示之所以遽然發動復辟，正因“恃有徐州會議之要約”，故請各督火速行動，助成其事。(1)《北京張紹軒銑電》(1917年7月4日)，何智霖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版，第427頁。然此電未獲任何響應，張于是再次通電，指責督軍等“翻云覆雨，出于俄頃，人心如此，可堪浩嘆”。(2)《張勛宣布復辟贊同者電》(1917年7月5日)，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頁。上述揭露文電，加上前革命黨人孫毓筠在《復辟陰謀紀實》中的相關描繪，為后世塑造反復無常、慣于玩弄陰謀的督軍形象提供了素材。然而，張勛對各督的指責是否屬實？要說明這一問題，須整體考察督軍在復辟前夕的表現。事實上，自當年5月“對德宣戰案”提交國會到7月1日宣統復辟，一系列政潮集中上演(3)對于1917年5、6月間爆發的一系列政潮，學界尚無統一指稱。由于這些政潮明面上皆是“宣戰案”提交國會的連鎖反應，故筆者將其統稱為“宣戰案”政潮。，北洋督軍則深度介入其中，扮演了臺面上的主角。對此，以往史著多著重論述督軍干政、徐州會議、“八省叛亂”等內容(4)相關通論性史著對此均有涉及，如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550—603頁；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3卷(1916—1920)，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7—69頁。另有一些專論性研究也與本文內容相關，如章伯鋒：《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92頁；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版，第166—177頁；潘榮、魏又行：《張勛真傳》，遼寧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72頁；永井算巳：《丁巳復辟事件と梁啓超》，《人文科學論集》1981年第15號，第161—172頁。，但因未參考《閻錫山檔案》這一關鍵材料，故有較多的史實情節被遺漏，特別是對各督軍由“對抗黎元洪”到“拒止張勛”的轉向，認識不清。本文即以北洋督軍為主體，對其在“宣戰案”政潮中的表現作一考察。由此出發，進一步圍繞以往史著在論述這段歷史時的“陰謀論”取向，反思其局限性。

一、介入政潮

1916年6月袁世凱亡故后，北洋元老段祺瑞出任總理，同時副總統黎元洪正位、國會復會，中央再度出現多種政治勢力并存的局面。然而未過多久，段祺瑞與黎元洪以及國會中的前國民黨人即產生種種不諧，出現所謂“府院之爭”“院會之爭”。再就地方層面觀之，討袁戰爭雖使北洋勢力喪失若干地盤，但仍有18個省區可視為該派的勢力范圍(5)包括直、魯、豫、晉、皖、鄂、贛、閩、吉、奉、陜、蘇、浙、黑、甘15省，以及熱、察、綏3個特別區域。，其主導地位較為明顯。北方諸將中，徐州張勛是極特殊的一個，一方面他實力雄厚且敢于出頭，因而受到其他武人的重視乃至逢迎；另一方面張又懷有強烈的復辟意向，這與多數只圖自固其位的地方實力派有著很大差異，亦由此導致了他與段祺瑞的潛在矛盾。(6)段本人對復辟一直持不以為然的態度。對此，張勛實際也很清楚，他曾向日方人員表示，如果自己將來發動復辟，“勢將難免與段一戰”。參見鄒念茲譯：《張勛與佃信夫》，《近代史資料》總35號，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5頁?？梢哉f，張勛因其強烈的復辟導向，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中自成一系。

1917年初，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成為段內閣的外交方針，但此舉遭到總統與前國民黨人的強力阻擊。4月，段派以開“軍事會議”之名電邀各省實力派入京，向反對者施壓。北洋系各省或由督軍親臨，或派出代表，全體赴京參會。25日，軍事會議決議，一致贊成對德宣戰。不過，盡管北洋督軍集體響應段氏召集，但其內部仍有一定的派別區分。首先，因段祺瑞的總理地位及元老身份，不少北洋將領均采取明確的擁段立場，具體包括浙督楊善德、陜督陳樹藩、閩督李厚基、奉督張作霖、安徽省長倪嗣沖等人，其中倪嗣沖的挺段態度尤為激烈，成為隨后督軍種種越軌行為的策動者。但在擁段諸將之外，更有以副總統馮國璋為中心，因籍貫、地緣等關系而形成的“直派”，主要包括贛督李純、鄂督王占元等。還有一些督軍如河南趙倜、直隸曹錕、山東張懷芝、山西閻錫山等，當時并無明顯的派別傾向。具體而言，趙倜與曹錕原本均為袁世凱的得力干將，袁敗后，他們并未倒向某一北洋支系勢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謀求自身的獨立性。(7)參見時鼎岑：《我與趙倜》，《河南文史資料》第31輯，河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年編印，第105頁；章青：《曹錕的一生》，《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9頁。應說明的是，當時的曹錕與馮國璋等直派將領亦有一定距離。此外，一般被視為“投靠皖系”的張懷芝，實際上也沒有明顯的從屬性。(8)史華輯：《張勛藏札》(1917年4月30日)，《近代史資料》總35號，第48—49頁。再就閻錫山來看，“革命新軍”出身的他本與北洋諸老毫無淵源，加之自身實力較弱，閻氏往往態度謹慎，并不表現出明確的立場偏向?？傊?，趙倜等幾人或可稱作段、馮兩系之外的“中間督軍”，他們在隨后的政潮中表現活躍，實際態度則頗為微妙。

5月10日，“宣戰案”正式提交國會表決，段派遂利用“公民團”等圍困議院，強迫反對派屈服。這一越軌舉動成為隨后一系列政潮的開端，而段氏也因之遭到各界反對，地位岌岌可危。面對困局，在京督軍不得不四出活動，最終于19日向總統遞交呈文，公然提出解散國會。至此，因軍事會議北來的各督已深度介入政潮。不過，由于派別傾向不同，諸將的表現頗有差異。強硬主張段氏留任、解散國會的只是倪嗣沖、李厚基等擁段督軍，而直派則對此態度消極。此外，其他一些非段系將領亦不贊成激烈舉動，趙倜主張督軍與國會“互相通融”，“何必相煎太急？”(9)《督軍中多有維持大局之人物》，《益世報》1917年5月22日，第2版。而吉督孟恩遠亦私下表示：“抗議改正憲法，尚為國家起見；若為段內閣一人職位抗爭，終覺不當也?！?10)彭國忠整理：《孟憲彝日記》上，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10頁。諸將在段氏危急時刻的紛紜態度，折射出所謂“北洋領袖”的實際權威。

19日督軍呈請解散國會后，當即為黎元洪所拒。同時黎請孟恩遠轉告督軍方面，段祺瑞唯有辭職一途。各督因行動受阻，遂出京活動。23日，積極擁段的倪嗣沖、李厚基，并王占元、張懷芝、趙倜及奉、黑、陜、甘、綏、熱、浙、蘇等省區代表相繼赴徐州會晤張勛。(11)參見《各省代表駁伍電》，《大公報》1917年5月27日，第2版；《閩督軍浙代表聯袂過滬》，《申報》1917年5月29日，第10版；《南京快信》，《申報》1917年5月28日，第6版。與此同時，黎元洪將段祺瑞免職的消息傳來，此外更有倪嗣沖、李厚基等人亦將被免的風聲。(12)《客述徐州之一夕情形》，《公言報》1917年6月4日，第2版。督軍免職之訊激起了諸將的自危之心，在派系勢力與個人地位均受威脅的情況下，他們決定立即對中央發難，并請張勛予以協助。但張抱定復辟目標，“以自己不能支持如此不徹底的計劃為由，謝絕與督軍會晤”；各督最后一致認可“以時局歸結于復辟為宗旨”(13)《復辟ニ関シ陸宗輿時局ノ裏面消息ニ付語リタル件》(1917年5月30日)，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6年第2冊，外務省1968年版，第23頁。，雙方達成約定后散去。由此可見，徐州會議督軍最終贊成復辟，多系爭取張勛支持的一種手段。

另外，各督在認可復辟的同時，也與張勛議定了行動計劃。通常認為，督軍與張勛的初步計劃是：由各省自行獨立并出兵，張勛則偽裝成督軍與中央之間的“調人”，從旁誘使黎解散國會，最終倒黎、復辟。(14)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578頁；潘榮、魏又行：《張勛真傳》，第118—120頁。然而，依據當時的往來電報，可知實際情形并非如此。28日，回到蚌埠的倪嗣沖向各省發出舉事號召：“此次民黨陰謀國會專制，與黃陂陰相勾結……若不及時發難，恐煮豆相煎，無一能逃。張紹帥肝膽照人，決為我輩之助。我等各省若于明日宣布與中央斷絕關系，紹帥必于三日內直起倡議，一同出師，聲罪致討。若我輩不敢發難，將聽其一一宰割，紹帥雖有力，亦無用也?！?15)《蚌埠倪省長勘電》(1917年5月28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39頁。

在上述電報中，倪嗣沖宣布，張勛已決意支持各省，只待眾人發難，張便會出面主持，“一同出師，聲罪致討”。據此，徐州會議上督軍與張勛議定的行動方案不過是共同出師，并由張勛主持發難，當時并未商議所謂“調?！庇媱?。支持上述判斷的證據還有很多。曾參與會議的奉天代表楊宇霆于獨立后致電各省，請“徐、皖、魯、豫出兵各處，先期到津，公舉總指揮官以一事權”。(16)《楊宇霆通電同志各省》，《盛京時報》1917年6月3日，第4版?？芍跅畹念A想中，徐州也是出兵方之一。事實上，張勛方面亦對出師一節予以承認，與其關系密切的李盛鐸就曾透露，張氏本擬派兵直抵京師，惟因局面有轉圜余地而未發動。(17)《外來軍隊之駐地》，《大公報》1917年6月1日，“特別附張”。

總之，自中央圍繞“宣戰案”爆發政潮后，在京的北洋督軍直接投入其中，與國會、總統府方面形成對立。這一對立隨即因免職問題而加劇，倪嗣沖等人決心策動實力雄厚的張勛共同發難，并在徐州會議上認可了張的復辟意向。但應注意的是，督軍初非熱衷于復辟，其贊成表態不過是欲當即取得張勛的支持；而會議上雙方所達成的初步計劃也只是“共同出師”，并不涉及調停。厘清上述事實后，張、督兩方隨后的一連串舉動當可重新作解。

二、發動兵諫

自倪嗣沖于28日發出實質上是號召叛亂的電報后，北洋各省區紛紛作出響應。以往通常有“北洋八省獨立”之說，實際共有11省區致電中央，宣布脫離或聲明即將脫離。(18)分別為：奉、皖、豫、浙、陜、黑、晉、魯、直、閩、綏。擁段各督全部宣告獨立，相反直派各省則一概未獨立，顯示出相當明確的界限。此外，“中間督軍”也大多宣告獨立，但其真實態度各有復雜之處。豫督趙倜本為徐州會議的與會者，26日回任后，段派要員段芝貴前去催促發難，但趙卻頗有顧念，態度游移。后經幕僚力勸，始下獨立決心。(19)時鼎岑：《我與趙倜》，《河南文史資料》第31輯，第106頁。直隸方面，曹錕于段祺瑞免職后，曾與李純等入京敦請王士珍繼任，可見他對段氏下臺的結果予以默認。(20)《新國務總理又有變動之預聞》，《益世報》1917年5月27日，第2版。然而各省發兵本以直隸為通路，若不從同則可能爆發沖突，故曹錕明言其獨立之舉出于“不得已”。(21)《省公署之訓令》，《益世報》1917年6月3日，第6版。4日，直隸官方使人投書《益世報》，解釋曹錕等人獨立之苦衷，借以安定地方商民。(22)《對于直隸獨立之索引》，《益世報》1917年6月4日，第2版。至于山西，閻錫山在接到各方發難通報后，首先向毗鄰的陜西、直隸征詢意見。當確知鄰省均持認可態度后，才向部屬坦言“吾晉似亦不能不與之表示聯絡”。(23)《致大同張團長先電》(1917年6月1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87頁?？芍愔毩⒋篌w只是一種從眾行為。

與獨立同步，近畿各省相繼派出軍隊，實行所謂“兵諫”。至6月6日，共有6個省區的7支軍隊分別從津浦路、京漢路、京奉路三個方向對北京形成包圍。出兵行動造成實質性的壓迫，成為黎元洪等迅速屈服的關鍵。

然而，正當各省大舉興師之際，本應“一同出師”的張勛卻沒有任何實質性動作。事實上，至遲在各省發難前夕，張勛已決定不參與其中。28日張對到訪的遺老表示，復辟“必須入京舉辦，擬借調停之名而入”。(24)冷汰：《丁巳復辟記》，《近代史資料》總18號，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頁。同日，張勛電邀總統府顧問李盛鐸來徐。(25)《專電》，《申報》1917年5月29日，第2版。李氏于30日晚返回北京，隨即向府方透露了張勛愿任調停的意向。(26)《李盛鐸已返京》，《順天時報》1917年6月1日，第7版。也就是說，張勛出于某種考慮，于各省發難前改變策略，意欲在黎氏與督軍之間保持中立，進而以“調人”資格順利入京，擁立宣統。(27)張勛轉變策略謀任“調人”，據說與李盛鐸的出謀劃策有關。參見《楊祖謙致黎元洪函》(1917年5月31日)，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三)，第459頁。那么對于徐州會議上的有約各督，張勛又作了哪些交代？29日張勛致電已宣布獨立的楊善德，表示事已發動，決無動搖余地，并頗為熱心地提醒其防范上海國民黨人。(28)《張紹帥態度之堅決》，《公言報》1916年6月6日，第2版。6月2日，張勛又致電6省，就軍事行動的方法原則“指示機宜”。(29)《徐州張巡閱使冬電》(1917年6月2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27頁。以上各電均極力肯定督軍的發難行動，但對調停一事卻只字未提。此外，在31日致張作霖的電報中，張勛一面請其即行進發，一面表示待大局發展后仍會出師，并要與各方“同時并進，以期一致”。(30)《徐州張勛電》(1917年5月31日)，章伯鋒、孫彩霞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3卷，武漢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119頁。顯而易見，張勛實際上對督軍隱瞞了自身計劃，甚至仍以一致行動的面目示人，其目的無非是推助各省壓迫中央，從而為出任調停創造條件。

由于張勛的上述表演，各督對其真實圖謀無從知悉。但從其他渠道，督軍仍得到了有關調停的消息。2日，在京維持局面的王士珍致電各督，稱對于政爭問題，黎已邀張勛來京磋商，請勿過事激烈。(31)《北京王參謀總長冬電》(1917年6月2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18—119頁。僅就該電理解，張是“受邀”北上，主動似在府方。對此，“中間派”閻錫山復電贊成，而擁段諸人的態度則相反。楊善德于3日回復王士珍，稱督軍所為“各本天良”，并非權力之爭，故此事毫無調停余地；(32)《杭州楊督軍齊省長江電》(1917年6月3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21—122頁。而張敬堯的態度則更為強硬，認為調停之下必無良好結果，各省應力辟和議之紛擾。(33)《河南張師長冬電》(1917年6月2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20—121頁。此外，陳樹藩也致電張勛，稱徐州為各省“會盟”之地，“似乎未便輕離”。(34)《西安陳督軍江電》(1917年6月3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22頁。以上幾人中，陳樹藩、楊善德均派代表參加徐州會議，但其似對調停一事不明就里，此亦說明該計劃并非各督與張勛的事先約定。在督軍看來，黎氏公開邀請張勛，顯有一種分化離間的意味在內，對此當然要表示拒絕。

與質疑調停同步，一些督軍更要求組織正式的“兵諫”機關，以張勛為領袖。如張作霖于2日提議成立“都司令部”，公推張勛為“都司令官”。所謂“都司令部”，一方面是軍事指揮機關，另一方面則具有協調各省意見、與中央進行交涉的職權。(35)《盛京張督軍冬電》(1917年6月2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34—136頁。緊隨其后，張敬堯也建議立即組織“公共相對之機關”，以張勛為代表，“總其大計”。(36)《洛陽張師長江電》(1917年6月3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29—131頁。上述擬議得到一部分督軍的積極支持。應當說，有關組織機關，與中央交涉的設想，反映出督軍聯合行動的愿望；另外，在張勛遲遲未見行動而調停之說傳出的情況下，督軍此舉也有敦促其出面主持之意。然而隨著局面的迅速變化，“兵諫”機關終未見諸事實。

三、拒止張勛

6月初，隨著各省軍隊到達近畿，“兵諫”得以完全發動，但此時各督所要面對的局勢卻頗為復雜。一方面，張勛謀任“調人”得計，隨時可能入京復辟；另一方面，此時在天津聚集的部分北洋系政客(多不屬于段派)(37)主要與謀者包括：親日派曹汝霖、陸宗輿，曾為袁世凱親信的張鎮芳、雷震春，以及研究系領袖梁啟超等。以上諸人或為北洋舊人，或依附于北洋系，但他們均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段派。，也欲利用督軍發難的形勢實現圖謀。他們策劃成立以獨立各省為基礎的“軍政府”，由徐世昌任大元帥，隨后領兵入京去黎，即推徐為大總統。(38)張國淦：《北洋從政實錄》，杜春和編：《張國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頁。該計劃初于1、2兩日密謀并得徐氏首肯，3日向在津督軍代表做了通報。以往各著多明確將段祺瑞作為“去黎推徐”的主謀之一(39)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3卷(1916—1920)，第65頁。，但實際情況卻非如此。由北洋派掌握的《公言報》曾專門刊文，稱徐世昌是在段氏“決不愿與聞”的情況下才同意出面主持；(40)《段合肥之遠嫌》，《公言報》1917年6月3日，第2版。而一些非黨派報紙則披露段不以逼退總統為然(41)《外電》，《申報》1917年6月6日，第2版。原電載于4日《字林報》。，并有勸阻黎氏辭職之舉。(42)《外電》，《申報》1917年6月7日，第2版。原電載于5日《大陸報》。另據徐世昌友人記述，段派骨干徐樹錚等曾以大元帥名義空洞，難以指揮實力派為由，力勸徐世昌不要就職。(43)張達驤：《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資料選輯》第48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29頁?？梢娫撆蓪嶋H阻撓了“推徐”計劃的進行。此外，在復辟問題上，段氏本人也一貫持反對態度。此時他更強硬表態，稱對于復辟者將“不辭舉兵而戰”，“與民黨提攜以反對之”。(44)《段祺瑞昵近者ニ対シ復辟ノ実行ハ中國ノ四分五裂卜列強分割ノ禍ヲ招クニ到ル可シト語リタル件》(1917年6月15日)，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6年第2冊，第30頁。

明確了段氏的上述立場，擁段諸將的態度殆可預知。4日，段派骨干成員、已宣布獨立的淞滬護軍使盧永祥致電天津憲法研究會，強調“變更國體，尤屬讕言……鄙人首當反對；對于元首則夙主擁戴”。(45)《上海盧護軍使宣明宗旨電》，《益世報》1917年6月9日，第3版。在其他各督均未就政局走向明確表態的情況下，盧永祥極具針對性地宣示“不復辟、不倒黎”，事前顯已得到段派指示。事實上，盧永祥早在2日就致電各省表明立場。而“中間派”張懷芝在獲悉其意后，也于4日電告督軍，提出以解散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決議對德宣戰等為時局解決的條件，強調三者為“此次持議之唯一目的”。(46)《濟南張督軍支電》(1917年6月4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50頁。張懷芝曾親臨徐州會議，但復辟此時已不在其選項之列了。

就在各督軍逐漸形成新的意見之際，張勛方面也在積極行動。4日，張氏致電此前在徐會商各省，告以“我輩抱定原議宗旨，一力堅持，庶勿為僉壬所惑，別圖擁戴”。(47)《濟南張督軍魚電》(1917年6月6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69頁。顯然，該電首先有反對推舉徐世昌之意；而據復辟后張勛所發通電，所謂“原議宗旨”，實際是在暗點徐州會議上所達成的復辟決議。(48)《北京張紹軒銑電》(1917年7月4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427頁。與此同時，張氏亦電達天津，強硬反對北洋政客的圖謀，并“挾各軍堅持復辟”。(49)章宗祥：《東京之三年》，《近代史資料》總38號，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4頁。以上情形表明，張勛非但拒絕與天津方面合作，更欲強行將各省作為復辟之后盾。對此，督軍方面顯然難以坐視。6日，張懷芝針對張勛4日電報回應稱：“我等為民請命，不得已至以兵諫，所爭者解散國會、重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芟除府中宵小數端。自應抱定原議宗旨，貫徹始終?！辈浑y看出，張懷芝有意曲解張勛“原議宗旨”之含意，將其解釋為解散國會等幾項要求，從而排除了復辟選項。7日，張作霖一面致電張勛，一面通電各報館，對“最初之宗旨”作出與張懷芝相似的解釋，并承諾在目的達到后立即罷兵，力謀統一。(50)《盛京張督軍陽電》(1917年6月7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71頁。此外，曹錕、趙倜、張敬堯也于6日、7日、9日致電張勛及各督軍，直接或間接地表示對復辟的拒止態度。(51)《保定曹督軍等魚電》(1917年6月6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66頁；《趙督軍談話》(1917年6月9日)，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三)，第474頁；《洛陽張師長佳電》(1917年6月9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80頁。

應當說，督軍于相近時間發表內容類似的電報，事前當有過溝通或受到段派指示。(52)《段祺瑞昵近者ニ対シ復辟ノ実行ハ中國ノ四分五裂卜列強分割ノ禍ヲ招クニ到ル可シト語リタル件》(1917年6月15日)，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6年第2冊，第30頁。此外，從現存材料中，可以看到段派對部分“中間督軍”所作的策動。7日前后，徐樹錚向閻錫山等人發出“親譯”密電。在這份電報中，徐氏匯列包括復辟、易置元首在內的五種時局解決方案，并分別權衡利害，結果以“不易元首，廢除約法”最優，而復辟一事則“利緩而害急”。(53)《天津徐又錚養電》(1917年6月7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77—178頁。顯然，對于閻錫山等非段系督軍，徐樹錚表面上以建言姿態出現，其實不過是表明段派立場，促其發言贊成。9日，閻錫山復電徐氏，稱各省對于現局本不愿“過事更張”，故另舉元首之議實屬不當，而舊約法最好也應暫作保留，“總以表示此次舉義初心，重在根本大法，則大義益昭，內外尤易景從”。(54)《復天津徐又錚佳電》(1917年6月9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76頁。不難看出，閻錫山在解決時局問題上持論謹慎，試圖以“改良法律”來掩飾政爭實質，避免外間反彈。

總之，至張勛北上前夕，絕大多數獨立省份已作出一致表示，主張在不易元首的前提下，通過解散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等辦法收拾時局，抵制張勛的復辟圖謀。由此觀之，徐州會議上達成的所謂“要約”實際已為督軍所否認。前曾述及，多數督軍本不熱衷于復辟，徐州會議上的贊成系促張發難的手段；當“兵諫”發動以后，局面一新，府方態度迅速軟化并于3日承認督軍解散國會之要求(55)《北京王參謀總長江電》(1917年6月3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55—156頁。，而段祺瑞方面“不倒黎、不復辟”的態度則頗為堅確，對獨立各督的影響至為關鍵。特別是對“中間派”諸將而言，他們往往表現出穩妥解決、息事寧人的傾向，而“不倒黎、不復辟”的主張恰恰符合這一心理，自亦為其所認同。

四、聯合“排李”

8日，張勛率軍北上。抵津后，其復辟主張為徐、段等人當面拒絕，加之督軍的一致反對，張勛不得不中止此議。但張氏此時仍居調停地位，具備擺布中央之力。不久，張氏扶持“淮軍前輩”李經羲組閣的意向逐漸明確。應當說，“扶李”很大程度上是張勛抵制段、徐出掌政權，報復各方拒止復辟的手段。對此，段派方面迅速作出反應。10日，徐樹錚急電閻錫山，指李經羲為復辟分子操控，登臺后將利用政權、財權為復辟服務，為此須趕速行動，阻止李氏就職。(56)《天津徐又錚蒸電》(1917年6月10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201—202頁。徐氏將“反復辟”作為“排李”之正當性根據，其以復辟為禍的態度可見一斑。此電實際成為督軍“排李運動”的先聲。另外，此前對政潮大致保持旁觀的直派督軍，這時亦有反響。李純于15日致電馮國璋，根據李經羲與張勛之關系，推斷后者將為政權主宰，對各人勢力不無威脅。(57)《李純咸電》(1917年6月15日)，《近代史資料》總40號，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7頁?？傊?，包括未獨立各省在內，各派督軍不約而同地走向拒李。

11日，李厚基致電張勛，要求中央取消5月23日之免職令，速請段祺瑞復職。(58)《福州李督軍真電》(1917年6月11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214頁。不過，在張勛與段、徐矛盾頗深的情況下，推段不僅不會成功，反而將加劇張勛不滿。有鑒于此，段系督軍轉而選擇擁戴支派色彩不深的王士珍，而直派王占元等，更順理成章地主張王內閣。另外，此時曹錕的一些活動頗值注意。14日，曹錕方面在保定與閻錫山的使者田應璜會晤，據田氏報告，曹方在密談中對其大示親近，并“盡情吐露”對時局的意見，稱將以推舉王士珍、排斥他方勢力為宗旨，同時采取包括聯絡北京駐軍、監視天津要人、脅迫張勛等三項布置，希望晉省予以適當支持；最后提議，直、晉此后應取一致行動，一旦有事必先電告并盡力援助。(59)《北京田子琮先生鹽電》(1917年6月14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241頁。以上情形印證了曹錕與段祺瑞不諧的說法(60)曹、段發生矛盾的源起，參看吳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5頁。，而曹方對閻錫山的拉攏意圖也相當明顯，似欲打造“直晉聯盟”。

閻錫山于15日接到田應璜的報告。盡管此時天津方面又有擁段復職的呼聲，但對于曹錕的積極拉攏，閻氏究不能毫無所動。當日，閻錫山致電張勛推王。(61)《復北京張巡閱使咸電》(1917年6月15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232—233頁。至16日前后，各派督軍紛紛致電中央，共同掀起了一波“排李”浪潮。面對這一形勢，張勛方面并不愿輕易退讓。16日，張勛、王士珍聯名致電各省，力為李氏疏通。(62)《北京張巡閱使王參謀總長銑電》(1917年6月16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280—281頁。17日，張勛又專電閻錫山，稱王士珍意主謙退，邀請李經羲實屬不得已。(63)《北京張巡閱使篠電》(1917年6月17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235頁。同日，馮國璋接張、王電后，亦為李氏疏通。在各路要人的電勸之下，部分督軍似乎有所松動。17日，奉、浙、察、豫、鄂、吉復電中央，“或謂本無成見，或謂愿為勸駕”。(64)《北京葛參事巧電》(1917年6月18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283—284頁。外間輿論據此認為，“李內閣至是固已有成立之希望矣”。(65)方漢奇主編：《邵飄萍選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頁。

然而，與輿論的認知相反，督軍實際上并未放棄排李。且不說奉、浙、晉等省紛紛不公開地與他方聯絡，尋求間接的排李途徑(66)《盛京張督軍養電》(1917年6月22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336頁；《杭州楊督軍齊省長祃電》(1917年6月22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344頁。，部分督軍如張懷芝、李純等，均拒絕張勛疏通，持續向中央施壓。此外，先于14日赴津聯絡并一度表現“克制”的倪嗣沖，此時亦趨于活躍。倪氏繼18日回復張勛婉拒疏通后，更于20、21、23日三次致電各省，請迅速發言阻李。不過，倪嗣沖實際并不主王，而是欲推段復職。20日，倪氏通電各督，宣稱：“惟有贊同菊老之議，重請芝老當國?！?67)《天津倪省長號電》(1917年6月20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329頁。事實上，當時天津方面的北洋各派也一致主張段氏復職，呼聲甚為高漲；受此影響，段氏本人亦“決無不愿出山之意”。(68)《北京李芬圃篠電》(1917年6月17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279頁。段派上述略顯急切的競逐舉動引發直派不滿。22日，李純發長電給各督，大談段氏復職的三點不宜之處，反對態度頗為直接。(69)《南昌李督軍養電》(1917年6月22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332—334頁。次日，李純又直接致電李經羲，勸其“為國讓賢”，仍由王士珍組閣。(70)《南昌李督軍漾電》(1917年6月23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340—341頁。

盡管各方不斷勸退、拆臺，李經羲卻自恃有張勛支持，突于22日發出通電，宣告就職。對此，各人反應頗為激烈。24日，正在武昌聯絡的徐樹錚致電各省，痛斥李氏就職“喪盡全國面目”，并列出兩種激烈應對辦法。(71)《武昌徐又錚先生敬電》(1917年6月24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352—353頁。同日，倪嗣沖致電張懷芝，宣稱已與張作霖、李厚基等人取得一致，對李氏誓不承認，并將設法推倒。(72)《天津倪省長迥電》(1917年6月24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355—356頁。26日晚，倪氏離津回省，途經濟南時與張懷芝會面，雙方最后決定“力主平和，靜觀其后”，嚴密監視李氏上臺后的舉動。(73)《濟南張督軍蚌埠倪省長感電》(1917年6月27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362—363頁。這一主張得到閻錫山、張作霖、曹錕等的贊成。由此可知，持續近兩個月的“宣戰案”政潮似因督軍的暫時忍耐而告一段落。不過，據在津活動的西原龜三記述，曹汝霖曾于27日前后與其磋商借款500萬日元，目的是通過倪嗣沖對排李各省進行援助。(74)西原龜三著，劉淙譯：《西原龜三日記選譯》，章伯鋒、孫彩霞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3卷，第862頁。據此推測，一旦李氏不能按北洋方面的意志行事，諸將很可能會再掀政潮。

結 語

縱觀“宣戰案”政潮中的督軍活動，可知其大體經歷了從“抗黎”到“拒張”的過程?！翱估琛痹从谧陨頇辔皇苊{，目標是打擊中央的異己勢力。隨著黎氏態度的軟化，達到目的已不成問題；然而，本要與督軍一致行動的張勛卻暗自變計，密謀以“調?！睂崿F圖謀。與此同時，段祺瑞方面則明確表露出“不倒黎、不復辟”的堅決態度。此一態度對擁段諸將的影響不言自明，同時也符合“中間督軍”穩妥解決的心理，結果是各督一致宣明“初旨”，拒止迫在眉睫的復辟。而隨后發生的“排李”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在反制張勛的不合作行為，故可視作“拒張”的一種延續。在上述過程中，督軍對復辟的態度明顯發生逆轉。以往一般只注意到徐州會議上各方所達成的復辟要約,并對其加以著重描繪。然而，督軍最初雖有承認復辟之舉，但不久后即作出明確、集中之反對，等于明白地宣告了“徐州要約”的無效。對此，張勛當然心知肚明，他于復辟時兩次將此節揭出，前者是欲脅迫各督從同，后者則是在復辟行將失敗之際的一種泄憤。

再者，政潮中各督的種種表現，因其派別傾向之不同而呈現差異。直派督軍從政潮興起之初即不愿與段派同調，后來參與“排李”純屬自謀。而“中間督軍”雖宣布獨立，但多系被動應付或從眾之舉；待到督軍推舉新閣揆之時，曹錕已頗作他想，試圖阻止段氏復出并拉攏閻錫山?？傮w而言，“中間督軍”對于挺段明顯動力不足，這與袁世凱時代他們頗能吶喊出力的情形相去甚遠?；蚩烧f，后袁時代的“北洋團體”，已不再有強力之核心，內部呈現松散、疏離的趨勢。

回顧以往史著對于這段歷史的論述，可知其多傾向于將種種陰謀加諸段氏與各督，或謂其假意贊成、默許復辟，以此為張勛設下圈套；或稱所謂“去黎推徐”亦由段氏所主謀，諸督所擁護。但就各人最終表現出的行動來看，他們似乎并未實行上述圖謀。此一結果其實并不難理解，因為對于政潮中的個體而言，陰謀、算計只是一個方面，要權衡的還有形勢與人心。閻錫山顧忌外界反對，主動表示不可“過事更張”；趙倜、張懷芝不滿于天津政客的“好事妄議”，措辭激烈地批駁“別組政府”(75)《開封趙督軍虞電》(1917年6月7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70頁；《濟南張督軍魚電》(1917年6月6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2冊，第169頁。，這些都是他們受制于外在形勢的體現。而段氏之所以拒絕顛覆現局，很大程度上亦出于維持自身形象、爭取外間輿論的考慮?？梢娫谡胃傊甬斨?，形勢、人心的因素往往令當局者有所瞻顧，單從陰謀的角度解讀、建構，未必符合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