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送我表妹“紅本本”

1972 年，漾妹帶著周恩來總理為她解決糧食戶口的喜訊，從北京回到家鄉湖南南縣，此事一傳十，十傳百，驚動了所有聽到消息的知青，有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自此，知青的落戶問題也進入黨中央的視野。

漾妹姓崔，名漾，是我嬸嬸崔嵐與前夫胡簾的女兒。胡簾于新中國成立前夕留學美國，新中國成立后，胡簾與我嬸嬸崔嵐解除了婚約，各另擇偶。崔漾在母親身邊長大，改從母姓，是為了避免旁人問起生父和個中忌諱。我們都把她當作一家人對待，叫她“漾漾”或“漾妹”。

她的祖籍在南縣城關鎮，后下放到縣城郊區的九都山公社宋田大隊。

漾妹在城里讀書長大，不是種田的料，肩難負重，手不耐用。年終決算分紅，比本地女社員掙的工分少得多。有一年年底，她不但沒分上紅，每個工分還要倒扣五分稻草返戶錢。那時，幸好下農村的知青多，誰有困難，一呼百應，男知青紛紛解囊勻出自己的錢糧給力量單薄的女知青吃用。大隊貧管會針對崔漾等人不能自食其力的特殊情況，研究決定，安排她們在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

漾妹長得體纖貌美，性格溫和，小學生把她當成大姐姐一樣對待，下了課，像玩牽羊游戲一樣繞前繞后同她嘻嘻哈哈地周旋。上課時，也一點都不怕她，嬉皮笑臉做鬼動作，教室里鬧哄哄的根本沒法好好上課。為此，漾妹哭了很多回。日子長了，學生的家長有了反映，學校領導也有了反映，大隊貧管會不得不三番五次找她談話指出缺點。愈是這樣，她愈是哭，感覺自己百無一用，什么都做不好。

正在漾妹無可奈何時，北京傳來了好消息：她的生父胡簾作為美國總統尼克松的中國問題高級參謀隨同訪華，現已抵達北京，要求與女兒在北京會會面。

這個消息，從北京一層一層傳下來，漾妹也一層一層從下往上接受有關部門的關心和囑托上京。

后來聽說，她在北京被安排在國家的高級招待所里住下來，與父親見面的次數并不多，說話時間也不長。

胡簾是周恩來總理的客人，雙方要談的事多。但談完國事之后，胡簾盡量抽時間與女兒聚在一起，在問過女兒的寒暖和親朋戚友的情況后，便問女兒需要解決哪些當務之急。此時的崔漾想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但在父親的催問下，卻半天也想不出來，最后只吞吞吐吐提出了一個想要“紅本本”（城鎮人口戶籍本）的要求。

“紅本本”是吃國家統銷糧食（吃“國家糧”）的身份證，也是當時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區別之物。知青本來是在城里吃“紅本本”的，下放到農村后，就自動銷掉，身份變成了人民公社社員，吃社會主義照顧加工分糧。

胡簾哪里弄得清楚這些，以為“紅本本”就是大街上的貴重之物，舍得出錢就能買到，便對女兒說：“好嘛。再貴，爸爸也給你買來?！?/p>

崔漾連忙對父親說：“街上沒有買，北京也沒有買的?！薄斑@么珍貴呀！”胡簾正自言自語感嘆，此時剛好辦事員來請他，他只好先行離開了。

之后，胡簾在與周總理閑談時，問起女兒想要的“紅本本”是何物。周總理笑了笑，回答：您放心，我一定為您女兒辦好這件事。于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