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滿族旗袍文化的嬗變及其歷史隱喻

孫海靜

民國時期，半殖民地城市上海集中代表了中國現代性的復雜特征，這與傳統中國文化與現代西方文化之間存在的沖突與張力有關。在上海，人們衣著的變化展示了新狀態下社會的變化以及新時代下個人對現代性的體驗。①參見包銘新、吳娟等編著《中國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始于20世紀20年代的旗袍成為中國現代女性的典范禮服。旗袍的服飾特點包括高領、合身的腰圍和側開等，旗袍的流行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象征了中西文化的融合與沖突。本文著眼于20 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滿族旗袍文化，將結合案例分析旗袍文化的藝術價值，并借此討論時尚與現代性之間的聯系。

一、旗袍：從古典的滿族服飾到現代化的女性時裝

從20 世紀10年代到30年代，中國的女性服裝經歷了重大且持續的變化，尤其是在上海這個20 世紀中國極具典范的現代化城市體現得更為明顯?？傮w而言，上海女裝的變化與中國歷史上的三個重要時期相對應：清末民初（1910—1919），五四運動以后（1920年以后，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文化改革運動）和國民黨政府統治上海的時期（1927—1937）。在20世紀10年代，上海女性穿著高領剪裁合身的服裝（包括一件完整的外套、一條百褶裙和一條褲子）；在20世紀20年代初，上海女性的著裝特征是所謂的新服飾，這種服飾在款式上接近于現代旗袍；在20世紀30年代，旗袍成為社會主流的女性禮服，中國女性普遍喜歡穿旗袍這樣的單件禮服。

傳統中國婦女服飾的復雜性，特別體現在色彩、細節和吉祥圖案等方面，這一現象首先歸因于文人的品位與偏愛。清末至民國時期，社會動蕩和外來威脅，導致了主流社會在一定程度上重返了軍事文化。在這種氣氛中，即使是平民服飾也可能或多或少受到軍事文化的影響：軍裝中的立領自1905年逐漸在中國盛行，這與軍事學校流行的時期相對應，男性的軍隊制服成為當時社會文化中最新的服飾流行文化。這時，女士外套通常帶有高領，稱為“元寶領”，這可能會引起身著高領軍服的男性的共鳴。

民國成立初期，改革派已經以著裝不同為特征。男性改革者從穿著西服的外國人那里吸收了西裝文化；女性改革者，例如秋瑾（1875—1907），更喜歡穿男裝，秋瑾以穿著男式西服或穿長外套的長袍著稱。在上海，關于女性是否應該像男性一樣穿長袍的爭論也引起了爭議，當時的雜志總結出了穿長袍的女性的優點：認為如果一個女人把頭發剪短并開始穿長袍，那么她看起來就像男人，這樣的女性可能會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女性著裝與國家形象緊密相連。自清末以來，婦女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因為婦女的解放象征著社會的變革和現代化。同樣，女性時尚的變化也隱約透露了時代文化變遷的秘密：女性主義思潮進入中國后，女性意識發生覺醒，旗袍的翻新和改革就在同一時期開始。清末民初，婦女開始在街上穿新式的時裝；民國初年，穿著新式旗袍的時尚女性出現在媒體和雜志上。到了20世紀30年代，旗袍以時尚的象征身份進入社會，成為女性日常生活的內容。

二、旗袍的流行：服飾的民族性與現代化

民國時期，張愛玲（1920—1995）是中國社會極具代表性的現代女性作家之一，她以對衣服的著迷著稱。在她的文學作品中，特別注意描述女性角色的衣服，其細節揭示了穿著者的身份或心理。在其小說作品中，張愛玲提到，與歐洲服飾的情況類似，笨重而寬松的中國傳統服飾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趨于“緊身”“輕便”和“柔軟”以適應女性的運動。在動蕩的政治和社會時代中，人們的身體處于危險狀態。①李燕、劉文：《由張愛玲的〈更衣記〉見民國時期的旗袍款式演化》，《山東紡織經濟》2018年第2期。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20年代早期旗袍的外觀沒有任何女性化特征，早期旗袍的男性氣質使得穿著這些旗袍的女性外表像男人一樣。這種設計的意圖可能與五四運動中婦女的有限解放有關。在20世紀30年代，旗袍的流行似乎更多是出于審美偏好，而不是出于實用性和簡潔性。當時流行的長旗袍（通常搭配高跟鞋穿著）往往會阻礙運動，在這一時期，旗袍的款式多樣，體現了不同的審美價值和品位。

旗袍等新型女性服裝的出現同時受到破除舊習俗的影響：一方面，由于社會物質生活的變化，旗袍的流行趨勢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另一方面，創新的服裝風格也帶來了變化。面對晚清政府對“奇裝異服”的限制，男性服裝的穿著實際上很難實現自由，而在上海的本地的解決方案中，女性無須遵循嚴格的著裝規定，而獲得了穿著和行動的自由。在現代化和革命運動的氛圍下，女性追求新穎和時尚，這一文化現象無疑獲得了男性和女性的贊同。剪裁合身的女性服裝改變了穿著者的動作和手勢，她們的新衣服向身體注入了活力和新的文化元素，改制的旗袍變得越來越合身：腰線變狹窄，裙子變短，衣服裁剪變得更加時尚。這種由女性主導的時尚立即引起了媒體的關注，這場發生于女性衣著的時尚運動被認為是社會文化變化的預兆，旗袍成了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文化元素。

實際上，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氛圍始于民國誕生之前的革命時期。武昌起義后（1911年10月10日），《申報》上的廣告內容已主要從兜售電燈等外國日用品轉變為販賣西式服裝，這些廣告原本是針對居住在中國的外國客戶，但現在這些廣告受到了本地上海居民的歡迎。在這個過渡時期，即1911年底，各類期望保持國內商人和制衣業在應對政治和社會變化時利益的組織建立起來，盡管這些“提倡國貨”的運動的主要目的是說服同胞購買當地制造的服裝和面料，但它在幫助保存傳統中國風格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912年，這些運動最終影響了民國社會的文化氛圍，當時的男性即使選擇了西式西裝作為男性的正裝，長衫等傳統服飾仍然是他們的非正式禮服。在1929年至1949年，國民黨政府的規定中顯示，長衫等成為男性公民的正式禮服，中山裝則是官員服裝的要求。就女士服裝而言，旗袍成為融合民族文化元素與現代化元素的一個很好的選擇。

三、新古典：旗袍對民族文化的時尚表達

作為一本民國女性雜志，《玲瓏》發刊于1931年至1937年，見證了旗袍文化的流行。這份以女性為主要讀者的雜志于1931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內容討論了“為什么今天的女人看起來比過去幾十年的女人好”，文章圍繞著與女性服裝變化有關的問題，認為在旗袍取代了大袖子和大腿褲等傳統女性服裝之后，中國女性服裝不再顯得僵硬或保守。過去，雖然隨著季節的變化，舊服裝的樣式會做出有限的調整和改變；目前，新的服裝樣式會根據每個季節進行調整，數量在持續增加，女性可以在不同場合使用不同顏色的衣服。即使是單件連衣裙，旗袍也有豐富的變化，適合四個季節；在創意上，它的風格經歷了許多變化，旗袍的翻新內容表現于裙袍的長度，因為旗袍可以包裹住整個身體，有助于凸顯穿著者的身體曲線。此外，旗袍的流行可以在多種紡織品之間進行選擇。①袁宣萍：《民國旗袍與海派文化》，《裝飾》2016年第4期。例如，正如1936年《玲瓏》雜志的一篇文章所建議的那樣，苗條的女人可以穿著條紋棉質衣服，矮個子的女人可以穿帶格子的衣服。雖然絲綢是最受歡迎的面料，但也需要其他合成或進口的新面料，這些進口的化學面料更便宜，因此更容易買到，并可提供現代圖案之類的面料設計。

舶來的西方服裝在20世紀10年代以后并沒有成為中國“通用”服裝，在20世紀30年代幾乎被邊緣化，即使這些西方服飾在中國風行一時。與其他美學實踐相比，西方服裝在革命者和其他海外留學生中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們對這些服裝的含義有所了解。由于歐洲服裝僵硬而緊身，因此到達中國之后，普遍被認為不太舒適。對于普通人來說，男式西服太貴了，無法為大眾所用。同樣，歐洲風格的女式服裝也不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服裝。

直到恰到好處的旗袍的出現，才引起人們對傳統民族服裝的注意。在此之前，旗袍這樣的傳統服裝可能看起來具有流線型的時尚感，但很平整。作家魯迅（1881—1936）在其文章中指出西式服裝文化在中國的衰落有其現實基礎，人們只看到西式服裝在現代男女身上的影響，而當人們不穿西式服裝時，傳統服裝文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的確發揮了作用：旗袍用曲線的合身風格取代了西式服裝的緊身，并在民國初年的民族運動影響后達到了頂峰。①劉濤：《民國時期旗袍的創新與傳播》，《遼寧絲綢》2014年第3期。

盡管現代男性服裝和現代女性服裝都被視為現代服裝，但與男性服裝的穩定性和符號性不同，女性服裝的“可變性”被認為與父權社會秩序相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每當著裝要求、時尚及其附帶價值開始變化時，男女服裝便會相互配合。如日常服裝變化所示的文化變遷那樣，“時尚”實際上將整個時期的現代經歷描述為“模仿”，這意味著社會上有一種文化傾向將“西方”視為“理想”，而輕視本土的古典文化。同時，混合風格也體現在女士的時尚服裝中。正如很多學者建議的那樣，女性文化必須在既有的物質現實和可用的織物中發掘本土古典文化與外來優秀文化的魅力，并利用服飾展示出來。但這并不是說中國女性在面對新老事物時既沒有創造力，也沒有發現力。盡管旗袍是這樣一個兩極分化的文化產物，但它可能是中西混合風格的最好例子：旗袍不僅是現代性的“表面”，還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國內文化與國外文化在沖突中獲得了融合。

結 語

不斷變化的旗袍在清末民初社會文化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旗袍文化隨著城市文化和商業文化的興起，充當了視覺現代性代言，構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內容。民國時期，身著旗袍的女性充斥了廣告、日歷和海報，展示了消費者對中國現代性的想象。這些民國時期的新式媒體描繪了具有現代感的女性人物形象，這些女性總是以最新的時尚和生活方式展現其獨特的文化品位，為不斷變化的旗袍賦予了新的特征。在這些圖片廣告中，旗袍不僅代表了中國的民族文化，寓意著現代物質生活：它可以象征西方的現代性與民族的現代性。

本文考慮到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復雜性，認為旗袍的日常實踐和民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緊密相連。這一時期，關于旗袍和女性身體的矛盾也很明顯，這與關于女性現代性和民族現代性的論述有關：一方面，旗袍風格的變化賦予了現代女性不同的身份；另一方面，旗袍的流行也表明了對現代性的焦慮：現代性既可以帶來積極的變化，也可以帶來負面的影響。民國時期后，旗袍隨著裝習慣、禮節和行為的變化，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得以持續地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