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數字出版環境下教材編輯出版編輯定位分析

◎喻佳

“數字出版”這一概念最早由學者J·A·Urqart提出，它包含了利用數字技術生產、運作、傳播出版物的整個過程。當下，數字出版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傳統編輯出版的數字化或數字編輯出版的興起。數字出版具有數字化、多元化、互動化的顯著特點，其實質不僅顛覆了信息采制與傳播的既有流程，還將對傳統編輯出版行業產生變革性的影響。

一、數字出版的特點

（一）數字化

數字出版無疑具有數字化的特征，它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編輯的數字化生產，一是用戶的數字化消費。

編輯的數字化生產離不開對新興技術的運用。諸如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使得編輯可以通過在線協作的方式編輯出版產品，再以低廉的成本將其復制，并在傳播的過程中完整保存出版物的既有內容，從而最大化地實現編輯出版的目標。

正如尼古拉·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所說“后信息時代將消除地理的限制，就好像超文本掙脫印刷篇幅的限制一樣?！睌底殖霭姝h境下，用戶突破了物理時空的限制，只需通過電子商城購買書籍并將其儲存于網絡空間，從而輕松實現數字閱讀。特別是對習慣于“數字化生存”的年輕一代來說，數字閱讀完全可以替代紙質閱讀。

（二）多元化

數字出版的另一顯著特點即多元化，其建立在話語平權的基礎上。廣泛連接的互聯網和廉價的網絡資費降低了信息生產與傳播的門檻，從根本上打破傳統編輯獨占信息資源的格局。話語權利的平等吸引著多元主體在互聯網空間共同進行信息編輯與傳播，其在加速信息流動的同時，也催生海量的、多元化的信息內容。

以微信、微博為代表的社會化媒介，已然成為編輯和用戶之間的重要中介，對傳統編輯出版的選題、策劃、營銷產生重要影響。

（三）互動化

互動化也是數字出版的一大特點。在傳統的編輯出版過程中，編輯常常在產品出版之后，以問卷調查或售后回訪的方式獲取消費者的反饋。數字出版環境下，編輯通過對用戶數據的分析就能描摹用戶畫像，從而在出版前調整方向、制定方案，做到精準傳播。

此外，隨著人工智能的引入，編輯與消費者之間在信息獲取與反饋的基礎上，還可以不斷實踐新的互動模式。如通過VR、AR虛擬技術模擬、增強人與人的交互行為時，編輯與消費者的關系遠遠超越傳統的“文字之交”。

二、數字出版環境下教材編輯出版編輯的角色危機

（一）編輯中心地位消解

正由于數字出版的多元化特點，傳統編輯出版行業的信息壟斷格局被打破，編輯中心地位也面臨消解。

傳播學家庫爾特·盧因曾提出“把關人”這一概念，后經懷特闡釋與發展。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把關人能夠依據一定價值標準篩選進入傳播渠道的信息。而在教材編輯出版這一權威領域，編輯無疑是占據中心地位的把關人。

傳統出版環境下，教材編輯出版編輯在完成教材選題與編寫、教材審讀與編輯等基礎工作的同時，還要根據政策信息和經驗判斷確定教材的基調與走向。然而，數字技術帶來的信息主體與內容大變革，削減了教材編輯出版編輯對政策和市場信息的獨占。數字出版環境下，傳統的教材編輯出版若不能適應消費者中心的新趨勢，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衰落危機。

（二）編輯傳輸渠道失靈

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激發信息主體和內容的多元性，同時打通了多元的信息傳輸渠道。網友可以運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無限的信息拓展，教材編輯出版編輯的傳統傳輸渠道在數字出版環境下已然失靈。

首先，教材編輯出版編輯面臨著信息爆炸的挑戰。當信息以指數級別增長時，編輯不僅需要篩選海量的信息以滿足教材使用者的需求，還要超越知識表面、預測知識背后的前瞻性話題。此外，數字出版環境下，傳統教材編輯出版的傳受界限逐漸模糊，教材的使用者可以對教材進行二次編輯并上傳至互聯網。受傳者向傳播者的轉變，又在一定程度上威脅著教材編輯出版編輯的職業身份。

（三）編輯角色合法性危機

隨著人工智能在編輯出版行業的廣泛應用，關于機器是否會取代傳統編輯的討論時常發生，編輯角色遭遇合法性危機。

數字出版環境下，國外的谷歌和Facebook，國內的騰訊和字節跳動接連推出寫作編輯機器人。以美聯社的Wordsmith為例，其完成一部作品的出版，只需經過獲取數據、分析數據、提煉觀點、生成結構、最終出版的流程，完全不需要人類編輯的參與或輔助。盡管目前人工智能是否會替代人類編輯尚無定論，但它對編輯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技術使用與精準傳播層面，因此如何促進教材出版編輯的角色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三、數字出版環境下教材編輯出版編輯的角色轉型

（一）技術賦能：人智共融助力數字出版

傳播學領域最成功的預言家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麥克盧漢認為文字是眼睛的延伸，電話是耳朵的延伸，電視是聽覺和視覺的雙重延伸。而在數字出版環境中，人工智能的應用既是對傳統編輯的挑戰，也是對編輯寫作能力的延伸。

就教材編輯出版環節而言，人工智能不僅能快速地從材料中捕捉錯漏，還能夠利用智能語義網分析并組織一些基礎材料。它既消除了人工編輯的差錯，又加快了教材編輯的效率。

因此，教材編輯出版編輯需要主動與技術相融，將自己從繁雜沉重的任務中解放出來，從而進行教材拓展、價值輸出等更具原創性的工作。尤其是在微觀層面的教材生產環節，教材的編寫、審查、分發等不斷與人工智能融合發展，將極大促進教材編輯出版編輯的角色轉型。

（二）拓展來源：教材編輯匯聚群氓智慧

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每個人都成為了編輯者和出版人。正如學者凱文· 凱利其著作中提出“群氓智慧”，多元的主體和多元的內容碰撞將使群體更具智慧。數字出版環境下，消費者群體提供的反饋就是對編輯個人智慧的補充。

在教材數字出版的環節，不管是出版社提供的聯系電話、網站網址，還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都為消費者指出錯誤、提出建議提供了途徑，也為智慧的匯聚提供了“路由”。

因此，教材編輯出版編輯需要將多元的意見作為教材編寫的重要依據，既要做到事后改善，也要接受事前反饋。事后改善即編輯在教材出版后，及時利用訪談、走訪等方式收集消費者意見并為再版修訂做好準備。事前反饋強調的是編輯在教材出版之前，充分利用互聯網平臺，或發起微信線上投票，或在微博征集建議，從而洞察消費者對教材的真實需求，將一次出版做到極致。

（三）用戶契合：閱讀體驗與教材內容并重

保羅萊文森曾提出“補償性媒介”的理論，他認為，人們對新媒介的選擇，實際上是對舊媒介先天功能不足的一種補償。如圖片、H5、微視頻等都是對傳統文字在視聽功能上的補償。數字化、互動化是數字出版的重要特征，在確保教材內容準確的基礎上，利用多媒體增強用戶的閱讀體驗，是對傳統教材編輯出版的有力補救。

因此，教材編輯出版編輯需要巧用圖片、H5、短視頻等新興傳播方式。如在知識點撥、例題答疑中，編輯不妨提前制作H5互動講解，并在教材中放置二維碼，學生通過掃碼便可跳轉界面加以拓展。此外，以短視頻為主要內容的電子課程也必不可少。

總而言之，教材體驗與內容并重，實現的是“編輯中心”到“用戶中心”的轉變，其加強的是消費者對教材編輯者的黏性。

（四）自我升級：技能提升與平臺建設并舉

盡管智能機器能否取代人類編輯的討論從未消失，但社會歷史反復證明，人類始終是社會變革的主體。編輯人才不僅為編輯出版提供了足夠的人力支撐，還為其提供持續的發展動力。編輯人才的升級，是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教材編輯出版編輯首先應當保持自己的專業優勢，即堅實的語言基礎，豐富的教材編寫經驗，以及對教育政策的洞察能力。在此基礎上，為了適應數字出版的轉型，教材編輯出版還需升級在線編輯、電子排版、數字營銷等新技能。

此外，由于數字產品的可復制性與可傳播性，傳統紙質教材的銷量不斷下滑，數字出版的銷售額也難以維持收支平衡。此時，教材編輯出版編輯由教材內容提供者向學習平臺建設者的角色轉型顯得尤為重要。因此，數字出版環境下，編輯在技能升級的同時，還要靈活應用微課、電子書包等智慧教育工具整合教材資源，為教師、家長、學生搭建教學平臺。

（五）價值取向：把關人與服務者的角色堅守

雖然前文提到由于平等開放的互聯網架構，教材編輯出版編輯作為把關人的權威已然面臨消解，但不可忽視的是，編輯仍然具備、也應當具備把關的權力與責任。教材作為教學的載體，不僅關乎教學質量，還對學生價值觀念與人生選擇 有著深刻影響。無論在何種環境下，教材采編都必須具備權威性、準確性、導向性，這也就要求教材編輯和出版機構始終堅守把關角色。

此外，無論出版環境如何變遷，為使用者服務是教材編輯出版的內核。數字出版環境下，盜版教材真假難辨、冒牌名師充斥網絡、部分教材漏洞百出；教材編輯出版編輯更應加強服務意識，為消費者提供優質內容的同時，結合地區需求與教育質量的差異，不斷推陳出新以滿足師生的教材需求。

四、結語

正如尼葛洛龐帝說，人類的每一代都會比上一代更加數字化。數字出版使得傳統編輯面臨角色危機，但其絕非機器與技術的附庸。本文就教材編輯出版編輯的角色轉型提出策略，希望對其實踐者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