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應式景觀與響應式學科：對話耿百利

嘉賓介紹：耿百利（Bradley Cantrell），弗吉尼亞大學風景園林系系主任。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為借助模擬與響應式技術探索景觀形態、過程與現象，并通過計算機技術與生態學的結合，發展出自適應基礎設施、響應式景觀等理論，用于討論復雜生態系統的景觀過程。在擔任該校系主任一職之前，耿百利曾于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學、哈佛大學、羅德島設計學院等院校任教，有《Digital Drawing》（數字繪圖）、《Responsive Landscape》（響應式景觀）等著作。

采訪人/文稿翻譯：蔡淦東

文稿整理：蔡明潔

導讀：本次訪談邀請了來自弗吉尼亞大學風景園林系的耿百利教授。因其計算機科學與風景園林的雙重知識背景，多年來耿百利的研究與教學均以數字模擬、設計可視化等領域為重點。訪談中，他以科學作為聯系點，把對外太空的探索及對本土的關注連接在一起：人類利用科技往外拓展，最終都回歸到對自身存在意義的探索上。對于星球化與在地性的兩極化問題，耿百利持積極的態度，并認為風景園林學科目前雖欠缺處理區域尺度以上問題的經驗，但憑借自身跨尺度實踐的靈活性，依然能在未來有很好的發展潛力。

蔡淦東：最近出版的一期《新地理》雜志取名“地球之外”（Extraterrestrial），反映了設計學科的關注點延伸至外太空的最新學術思潮。伴隨著星球化研究的進行，一系列以星球為設計尺度的競賽也盛行起來，例如設計人類在火星上的棲居地。您如何看待星球議題對風景園林學科的影響？

耿百利：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有兩條線索有助于我們思考這些與我們學科具有直接關聯性的發展趨勢。人類絕大多數關于地球以外的思考都基于這兩個方面。其一是把地球大氣層以內的人類居住模式帶到外太空去。這種想法的本質是制造一個新版本的地球，人類帶著它去往太空，并憑借它在大氣層以外的外部惡劣環境下生存下來。從這條線索去思考，我們學科有許多值得向科學借鑒的地方。尼古拉斯·德·蒙喬克斯（Nicholas de Monchaux）的《Spacesuit》（宇航服）①該書記錄了宇航服被發明并成功運用在美國登月計劃中的歷史，并著重描述了過程中“外行”人員對宇航服設計起到的關鍵作用。有不少相關的論述。這里面涉及到諸如地球大氣層、人類身體的延伸以及人機混合生命體（cyborg）②Cyborg 是“Cybernetic Organism”的簡稱，指人類與機器結合所形成的介于有機體與機械之間的生命體。等概念。地球以外的話題與風景園林學科之間最有趣的關聯在于，我們有能力操作與創造新的大氣層，學科內也逐漸有了相關更深入的討論。

盡管看似在討論外太空話題，但帶上地球走向太空，以及創造與我們自身所處地極其相似的新環境，都是一個非?！霸诘亍钡南敕?。我對這個想法背后的含義十分感興趣。另一條線索更多是關于與科學，尤其是地貌形態學（Geomorphology）的合作：透過地貌形態進程理解地質、礦物組成、土壤等要素如何塑造地球上不同的環境，把風景園林師觀察世界的視角進一步打開了。同樣，我們可以把這種延伸的視角用于與生物學的合作當中，并開始思考外太空生物的本質，以及它們如何教會我們理解地球。從不屬于人類的外太空環境開始想象并理解人類的存在意義，是這一條線索有趣的地方。

蔡淦東：關于人類是否走向外太空，學者間也有著激烈的辯論。一方面，如您所說，我們能從中學習到很多極具意義的新知識。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人類與地球自身值得學習的內容以及有待解決的問題還很多，因此反對關于外太空的探索。

耿百利：我同意如今一種很有爭議的構想，其認為我們可以放棄解決地球現存的問題，并移居到其他星球?？紤]到要脫離大氣層開展生活以及制造合成生命體的難度是如此之大，我不認為我們應對這個想法過于期待。我相信地球以外的世界教會我們很多，并推動人類回過頭來思考自身的問題。從景觀的角度看這個問題的話，當我們身處地球以外，一切思維、情感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思考，都要與我們還是地球上的生命體時進行比照。

蔡淦東：這正是我們開設這一專題的意義：通過并置星球化與在地性，探討全球尺度甚至地球以外領域的知識，但最終的落點依然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提到在地性，美國風景園林協會基金會（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2019—2020 年度“研究與領導力獎”的6位獲得者在最近進行了研究項目的終期分享，其中至少有3份獲獎提案都涉及到在地性的問題：深入地區與場地，與當地居民互動且傾聽其聲音，用設計的方法嘗試解決明確存在的本地問題。盡管設計地球乃至太空的熱情高漲，與之相對的對在地性議題的深入關注似乎也是當下的一大趨勢。您怎么看待這兩個看似背道而馳，但同時出現在我們專業討論熱潮當中的議題？

耿百利：從最新的2020—2021 年度該獎的獲得者提案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非常具體的本土文化議題。我認為這可以追溯到幾個源頭。首先是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影響。盡管人類已經實現了跨越地球不同區域之間的便捷聯系，但我們卻忽略了對本土問題的重視。這種情況在過去十年有了改善，出現了諸如提倡使用本土食材的餐桌運動，以及對本土文化的頌揚。風景園林學科可以利用此契機，以自身的工作填補全球化風潮之下全球人居環境中的一些久被忽視的缺失。我們無意把時間調回到人類只面對本土問題的年代，而是希望在全球化的既定事實下，允許有關在地性話題的出現，并將之聯系到新的全球網絡中。這既是關于技術的網絡，也是橫跨全球的文化網絡。我認為對本土議題的興趣跟話題另一端的對外太空的興趣是相似的。絕大多數關于逃離地球的想象本質都是帶著地球離開：去往火星居住，其實是把火星按照地球的模式建設。所有這一切最終都導向對“回到地球（土地）”與人類意義的思考，所謂的本土運動，就是把人與土地聯系在一起的行動。

蔡淦東：您擔心如果我們一直往尺度的兩端探索—地球以外或深入本土，兩者之間會存在著巨大的空洞嗎？那正是我們熟悉的場地與城市尺度。

耿百利：我們一直在這兩種尺度間搖擺，從20 世紀80 年代本土運動的復興，到后來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運動，如今我們似乎又回歸到本土議題。我們每次在兩個極端尺度間來回時，會拾取上一次“殘余”的知識，用于促進對二者間聯系的新理解。因此只要我們一直能意識到自身的跨尺度工作模式，并不需擔心兩者之間的空隙。風景園林已被證明是一門幾乎可以在所有尺度發揮作用的學科：我們十分擅長地域尺度下的可視化、制圖與分析（盡管目前針對這一尺度的設計我們還欠缺經驗），也能深入研究十分具體的在地性問題。我相信我們會繼續在不同尺度間來回探索并做得更好。

蔡淦東：在我看來，您的研究與實踐恰恰證明了兩者可以結合：利用基于計算技術的景觀手段，應對傳統手段無法準確預測的全球尺度下的生態系統復雜性問題；同時將新技術應用于具體而特定的場地設計中，創造一種自適應的基礎設施。我知道這是您多年來的研究方向，但對于大多數人，尤其是不在美國進行學習和實踐工作的行業工作者來說，會覺得是陌生的領域。能請您跟我們介紹并解釋學科的這一全新的發展趨勢嗎？

耿百利：在上一個問題中我們提到，風景園林師可以在本土與區域尺度之間尋找到工作的對象。而當尺度上升到地域乃至大洲尺度時，我們目前還沒有足夠明確的操作手段。我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研究如何利用數字與建模技術預測更遠期的趨勢，并將其通過模型可視化。過去我們所使用的設計與建模方式已很難準確反映未來發展的道路。世界愈發復雜，在大尺度問題上更是如此。我們思考該如何發展出一套新的設計手段，以確保能在地域尺度進行有效操作的同時，不會干擾環境及生態系統的健康。為此，我們必須開始發展自適應的基礎設施與自適應的設計方法，這與人類如何感知與實時監控地球上的景觀有關系。

二是研究如何在接收到數據后對其進行實時的反饋。在傳統的設計流程中，我們嘗試收集一切能收集的信息，分析后產出一個設計解決方案，進而實施建造，并加以維護。這樣的問題在于，地球及其生態系統的復雜性使得人類無法真正獲得足夠的信息支撐我們所做的設計。另一方面，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在真正落地之前，也一直在改變和更新。因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能在相對缺少信息的前提下，發展出一套能有效利用這些數據的新手段來建設世界？由輸入數據與輸出設計組成的循環如何成為一種啟發式的機制，協助我們從數據中學習，并在即時反饋的工作環境中進行設計？這樣一種新型的設計與建造手段，融合了諸如數據采集、分析、設計提案以及建造等工作，有利于我們適應世界的變化。以上的思考概括了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即自適應的基礎設施成為了一種關于景觀建造技術不斷自我學習和進步的概念。

蔡淦東：為應對今日的全球與本土問題，我們必須與其他學科合作才能有所作為，我對此深信不疑。我注意到您在弗吉尼亞大學創立了由風景園林系與環境科學系合作的實驗室Responsive Terrains CoLab①實驗室由耿百利和地貌形態學家Ajay Limaye 共同負責，目前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河道生態系統的演替過程、全球感知系統、以及灣區數字建模等。。關于現代風景園林在發展過程中向環境科學學科借鑒的歷史可追溯到麥克哈格的年代。您能介紹一下這個跨學科實驗室建立的緣由，以及它的創新之處嗎？

耿百利：這是一個我為之感到十分興奮的項目。我在哈佛大學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從設計學科的角度出發的。在這之前，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曾與土木工程師、環境科學家等專業人員合作設計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韌性景觀系統。這些經歷均促成了我對響應式技術及自適應基礎設施的關注。但當時的關注點依然是由設計導向的圖面表達與模型制作，是關于設計構想，及如何利用這些原有工具。對我而言，真正關鍵的是理解工具的本質含義，以及它們如何引導風景園林師深入到各個設計的尺度。這個實驗室最令人興奮的地方是有機會與環境科學的專家合作：與我共同工作的地貌形態學家Ajay Limaye 在制作地質模型上取得過十分高的成就。我們嘗試發展出一套用于產出設計迭代與構想的模型，并盡量讓這一套模型更趨近于環境科學中的地貌形態學模型。這一點的意義在于促使設計學科思考新的設計形式，創造科學與設計之間的新界面。我們不僅制造實體模型，也發展各種設計媒介—科學知識與設計模型透過不同的軟件和新界面結合，如Rhino 和Grasshopper。兩門學科的交融體現在科學模型與設計模型的結合，更體現在創造出一種有利于雙方互相理解的新的建模手段。

蔡淦東：“響應式”是您研究中的關鍵詞。我認為在當下語境何謂響應式值得我們深思。在您的著作《Responsive Landscape》（響應式景觀）中，該詞指的是景觀設計中能應用的響應式技術。然而，當前在全球蔓延的大流行病提醒了我們，創造安全和公平的場所仍然任重道遠。在這樣的語境下，響應式景觀是否應該具有更廣義的內容，從而引發學科性的問題：風景園林學科如何能更靈敏而快速地對不可預測的社會及文化改變進行“響應”？

耿百利：對此我沒有明確的答案。但在我的工作中，“響應”一詞的確可被理解為利用不同技術，使得事物更能向變化作出回應。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目睹的一切是我們進行回應的起點，促使我們帶著批判精神去重新思考過去習以為常的事物。一個響應式的學科，需要我們一直保持有對打破既定事物條框的濃厚興趣，這跟技術和手段關系不大，而更關乎在實踐中的操作。顯然，風景園林學科無法思考一切問題，但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我們過往的工作都指向一個明確的“落點”，而快速運轉的世界可能已不在此處了。

前面關于自適應基礎設施的討論中我提到，我們需要發展出一套可以幫助我們自身不斷學習的方法。相似的，我們絕不應把景觀看做一件完成品來設計，而應把它看作一個指引我們通向未來的原型。從技術層面上講，這要求我們不斷設想出景觀設計工作的新工具與新方法。許多我所設想過的工具雖不能直接解決社會與文化問題，但都體現了對世界的謙卑之心。這涉及到作為從業人員，我們不能假裝無所不知，而該保持謙卑的心態來為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我們必須時刻保持學習，而不是等待技術說出答案。

蔡淦東：在我與查爾斯﹒瓦爾德海姆教授進行的一次訪談中，他談到了設計文化與技術的問題。瓦爾德海姆教授認為，我們過去一直傾注了太多注意力在技術上。他追溯到麥克哈格出版《設計結合自然》的20 世紀60年代，認為當時整個學科都為環境規劃而著迷。他強調，設計文化長期被學科忽視，但它卻是風景園林作為一門學科，與其他專業協作并構想未來的最關鍵的要素。您如何看到設計文化與技術之間的關系的？

耿百利：我對這個問題會嘗試這樣思考：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案重點都不在技術，而在人類本身。這是我對設計文化的理解—它代表著人類文化。我們一直致力于推動的是利用工具與技術來提高人類的認知力，并增強人與人的聯系。如果我們陷入了“發現問題-尋求技術上的解決方案”的模式中的話，我們就會錯過了文化層面的內容。我認為技術依然十分重要，但技術必須是具有感知力的。這是我關于瓦爾德海姆教授對設計文化的論述的理解。

技術最經常被質疑的一個問題是，許多人對應用和發展新技術十分癡迷，以至于忽略了其他要素。因此，這類技術被認為只關注技術本身，而沒有其他任何價值。最常問的問題是：技術解決問題了嗎？技術有趣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就開始做下去。這是我認為人類應該退后一步思考并強化設計文化的地方。我一直認為設計文化可以從大問題入手思考，但同樣需要懷有敬畏之心。我認為文化與技術兩者的結合將大有作為。

蔡淦東：感謝您接受這次的采訪并分享了您的看法！

耿百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