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千山龍泉寺碑刻考

梁 驥

(淮陰師范學院 美術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1)

民國時期千山龍泉寺碑刻凡三甬：一為立于民國十六年(1927)的《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一為立于民國十六年(1927)十月的《龍泉寺修佛經閣碑記》；一為立于民國二十四年(1935)的《羅漢堂碑》。今逐一考述如左。

一、民國十六年(1927)《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

《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刻于民國十六年(1927)，立于龍泉寺藏經閣南東側。青石材質，通高295厘米，碑首高75厘米，寬73厘米，厚30厘米。七孔透雕二龍戲珠、卷云紋，陽額楷書雙鉤“東土利生”4字，陰額刻“西方有應”4字。碑身高160厘米，寬69厘米，厚25厘米。左、右、上邊陽刻連續條帶紋。首題“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12字，其下序文14行，滿行46字。碑陰楷書陰刻漢文、滿文和數符號21行，滿行60字。碑座為花崗巖材質，長60厘米，寬103厘米，高78厘米。

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

釋迦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示成佛道說法四十九年大小三百余會普利人天度生無量其后西天東土圣賢/結集三藏十二部經教流傳宏演法乳貫法王臣外護正法久住懿歟盛哉慧日當空法燈常照國運隆昌人生幸福胥/基于是固不止僧伽慧命山門光榮也千山龍泉寺建自唐代歷有行人惟藏經閣如法寶未備至明萬歷十二年欽奉/皇帝圣諭敕建頒圣母李太后印施續刊藏經并舊刻藏經共六百七十八函計六千七百八十余卷于是道演真宗傳玉/軸于貝葉法留梵筴建經殿于山中佛法僧三寶始稱備焉

《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言千山龍泉寺建于唐代，為承襲寺中舊說，實無文獻可征。作者在考述明清時期龍泉寺諸碑刻時，就此問題已有較為詳盡論述，此不贅。

關于龍泉寺藏經閣，碑記言明萬歷十二年(1584)，因“頒圣母李太后印施續刊藏經，并舊刻藏經，共六百七十八函計六千七百八十余卷”，于是“建經殿于山中”。意謂龍泉寺藏經閣建于明萬歷十二年(1584)。然《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系立于民國十六年(1927)，其所述明萬歷十二年(1584)“頒圣母李太后印施續刊藏經”事，前后已相隔344年，且無碑志文獻直接可征，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鉤沉史料，以為說明。

明代中期，千山所在遼陽地區人口增加[1]，尤其是遼東成為明代朝廷使臣出使朝鮮的必經之地[2]，直接促進了遼陽地區的繁榮。處于遼東驛路上的千山，也相應吸引了諸多明朝使臣來此游歷。通過這些官員和士人的記述和詩詞，大體能夠清楚明萬歷年間千山的寺廟建設規模。

千山祖越寺無幢塔銘記明永樂八年(1410)十月，尚寶監太監田嘉禾“奉使朝鮮，路由遼城千山祖越寺，因見山水秀麗，故剎荒涼”，發心修塔。此時間較之萬歷十二年(1584)早174年。雖然當時廟宇荒涼，但“有殿堂法像，備參禮之晨昏”，足見其規模之大。

明嘉靖十六年(1537)夏，翰林院修撰龔用卿、戶科給事中吳希孟出使朝鮮回京，路經千山，在苑馬卿馮時雍、太仆寺少卿李翔、分守參議高登、副總兵李景良、寺丞呂朋、都指揮使劉大章、陳善、徐府等人陪同下，游覽了千山大安寺、龍泉寺、中會寺。嘉靖十八年(1539)，翰林院侍讀華察、工科給事中薛廷寵出使朝鮮回京途中，在都指揮使劉大章、徐府等人陪同下游覽了千山。而此前的嘉靖十六年(1537) 九月，工科左給事中薛廷寵、監察御史朱篪、巡按御史史褒善、戶部郎中孫巨鯨等人就已經游歷過千山[3]。萬歷三十四年(1606)，翰林院修撰朱之蕃出使朝鮮途中游歷千山，對千山景色多有歌詠，并有翰墨留題[4]。從時間上看，龔用卿、吳希孟、華察、薛廷寵等游歷千山的時間較萬歷十二年(1584)早47年左右。另，明代流寓東北的名士，如程啟充、徐文華、劉琦等均曾游歷千山，并有詩歌詠千華景色[5]。在這些官員和文人筆下，千山不獨景色秀美，而且廟宇建設亦有規模。因之，言萬歷十二年(1584)前后千山龍泉寺建藏經閣，當可信。

自明歷清三百余年日久歲深丹碧剝蝕經房四壁漸將傾/隤民國十二年衲僧住持本寺見斯頹勢惄然憂之日思重修之法遂于次年親赴哈爾濱謁見朱公子橋具陳前因因蒙/公慨允護法輾轉介紹于公沖漢彭公賢王公維宙孫公鐘午王公士斌共代募捐款奉洋二萬七千六百余元另有銀/洋五百余圓均鐫名碑陰永垂不朽乃鳩工庀材尅期興修而藏經閣遂于群峰高聳萬木深秀龍泉奔瀉金殿輝煌中/燦爛落成焉

民國十二年(1923)，釋常和任龍泉寺住持，開始著手藏經閣維修事務。民國十三年(1924)，釋常和往哈爾濱拜見朱慶瀾，請求幫助。在朱慶瀾及“于公沖漢、彭公賢、王公維宙、孫公鐘午、王公士斌”諸人幫助下，得以募集奉洋二萬七千六百余元和銀洋五百余元。釋常和既然為重修龍泉寺藏經閣而“謁見朱公子橋，具陳前因”，可知二人早有交往。

朱子橋(1874—1941)，名慶瀾，字子橋、子樵、紫橋。山東濟南人，祖籍浙江紹興。青年時，投趙爾巽麾下，得賞識。光緒三十三年(1907)，任陸軍步隊第二標標統。宣統元年(1909)，隨趙爾巽入川，任巡警道，后升任陸軍第十七鎮統制。辛亥武昌起義，響應革命，推為四川大漢軍政府副都督。民國期間先后任黑龍江督署參謀長、臨時總統軍事顧問、護軍使兼署民政長巡按使、黑龍江省將軍、廣東省省長、東北特區行政長官兼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民國十四年(1925)辭職。此后長期從事慈善救濟與抗日救亡事業。民國三十年(1941)，積勞成疾，卒于西安。朱慶瀾早年不信佛法，并以拆廟掀神為能事。后來經友人程德全的勸導，轉而信佛教，并積極興建寺廟，以補過去拆廟之過。在他任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的數年間，正逢倓虛法師在東北講經弘化，倓虛法師在哈爾濱興建極樂寺，在長春興建般若寺，在營口興建楞嚴寺，在極樂寺辦佛學院等，都得到子橋最大的助力[6]。民國十二年(1923)，恰為朱慶瀾任職黑龍江期間。釋常和以修龍泉寺藏經閣事相請，而得其幫助。朱慶瀾亦擅長書法，其“隸書高古，樸拙淳厚，行書宗黃山谷，灑脫爛漫。其書名甚著，嘗抄佛經刊行，流布極廣”[7]。

在朱慶瀾的介紹下，釋常和得以與于沖漢、彭賢、王維宙、孫鐘午、王士斌等人結識，以募化藏經閣重修資材。

于沖漢(1871—1932)，字云章，別號逸園，遼寧遼陽人。清庠生。歷任遼陽州知州、奉天省公署高等顧問、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議、東北官銀號總辦、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熬拧ひ话恕笔伦兒?，任偽監察院院長、國務院總參議。1932年10月病亡。于沖漢能書，《遼陽近現代墨跡》刊有其手札，書跡自然流露，所以通篇行氣貫穿，行草相間，參差錯落，濃淡交融。其間似可看出趙孟頫《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的筆意[8]?！肚烬埲轮匦薏亟涢w碑記》碑陰記于沖漢“東省鐵路督辦，施奉小洋四千元”。

彭賢(1884—1959)，字相亭，原籍遼寧新民。弱冠習商業，往投張作霖，深得信任，任東三省官銀號總辦。民國十四年(1925)，任邊業銀行總裁。民國十七年(1928)，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彭賢力主秘不發喪，直至張學良回奉主政。后與張學良意見不合，隱退。東北易幟后，張學良復請其出任邊業銀行總裁?！熬拧ひ话恕笔伦兒?，偽滿中央銀行成立，任命其為總裁，拒不到任。于沖漢來探問，他當面斥責[9]。彭賢熱心公益，曾捐資辦學，救濟災民?！肚烬埲轮匦薏亟涢w碑記》碑陰記彭賢“東三省官銀號總辦，施奉小洋四千元”。

王維宙(1884—1955)，名樹翰，清末舉人。張作霖主政時，任奉天財政廳長、吉林財務廳長、吉林省省長等職。張學良主政后，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廳廳長。1928年，作為張學良的代表赴北京與蔣介石商談“東北易幟”。東北淪陷期間，始終未在偽滿政府任職?！肚烬埲轮匦薏亟涢w碑記》碑陰記王維宙“吉林省長，在長代募奉小洋五千元”。

孫鐘午，任黑龍江省教育廳廳長?！肚烬埲轮匦薏亟涢w碑記》碑陰記孫鐘午“吉林□長道尹，在長代募小洋五千元”。

王士斌生平行狀不詳?！肚烬埲轮匦薏亟涢w碑記》碑陰亦未記其募資情況。

除上述捐募外，碑陰又記其他官員、善眾、商號及龍泉寺僧的捐資情況：

相關官員、職員捐資概有：奉天陸軍被服廠廠長潘炳榮施奉小洋□，又代募施奉小洋三百十七元；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總辦林秀施奉小洋一百二十元，又代募東三省官銀號施奉小洋二千元；東省鐵路董氏袁金鎧施奉小洋四十三元；特區高等審判廳長陳克正施奉小洋四十三元，又代募施奉小洋八十元；黑龍江督軍公署參謀長王樹常施奉小洋一百元；山東青州府臨淄知事秦福源施奉小洋五百二十元，白銀三百兩；江蘇省望奎縣慈善會評議員關士平施奉小洋二百元；吉林一面坡宏政堂主任鮑忠齊施奉小洋一百二十元。

相關商號及財東捐資概有：通河□義合成財東趙成起施奉小洋九盒；遼陽永盛恒施奉小洋一百五十元，財東李福延施奉小洋三百元；鞍山恒昌洋服店施奉小洋三百元；立山同興公司財東溫鈞堂施奉小洋二百元。

信眾捐資概有：立山吳鴻祥施奉小洋五百五十元；山東高云霞施奉小洋四百七十六元六角；海城陳林格、戚星巖代募施奉小洋三百元；海城劉春庭施奉小洋□十元；撫順蘇芳田施奉小洋一百元；遼陽金興植施奉小洋一百元；山東吳振洲施奉小洋二十元；奉天閻錫耕施奉小洋二十元；黃泥洼佟銘勛施奉小洋二十元；千山李吉峰施奉小洋三十六元；七嶺子李樹芬施奉小洋四十元；石成發施奉小洋十元；姬金聲施奉小洋二十四元；陶際唐施奉小洋二十元；金鍔、石樹德、李之余、王翰辰、高惜水、高仰霄一連六名施奉小洋十二元，共合奉小洋七十二元；黃泥洼宋永寶施奉小洋二十元；無名氏施奉小洋十元。

龍泉寺僧捐資概有：僧修賢施奉小洋二百元；僧修亮施奉小洋二百〇八元；僧常巍施奉小洋一百元。

另有東北大學施奉小洋二十四元。

碑刻成后，又收到大連中華青年會會長傅互魚代募哈洋五百元，兌現大洋三百一十八元。出磚瓦費哈大洋五百元。復將此附刻于后。

梳理上述捐資和代募情況可知，龍泉寺此次重修藏經閣，除碑文中所列朱慶瀾諸人外，又多方募集資金，最終得以在“群峰高聳萬木深秀龍泉奔瀉金殿輝煌中，燦爛落成”。

夫借上林之一枝已沾春色捐滄海之數滴即受檀波法華經云成若于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由是瓣香珍重舉一念而過未齊熏禮誦殷勤遍法界而人天普濟佛身塵塵出現/法寶剎剎放光誠傾緇素喜動見聞共植無上圓因同成究竟妙果謹述始末昭告來者是為記/

龍泉寺住持僧釋常和謹撰/吉林教育廳長王莘林書丹/

佛歷二千九百五十四年歲次丁卯即民國十六年佛成道日敬立/

龍泉寺主持僧釋常和，生于清光緒四年(1878)，遼寧省遼陽縣人，俗名鮑忠舉。初在家做零活，光緒十一年(1885)，外出做工。光緒二十八年(1902)二十四歲，始讀書。光緒三十二年(1906)，到千山龍泉寺出家。宣統二年(1910)，在北京受戒，成為正式大僧。民國九年(1920)，回千山龍泉寺，民國十二年(1923)，任住持，五年后辭任。1949年重接任住持。1961年當選全國第三屆佛教代表大會代表。釋常和于此次龍泉寺藏經閣重修工作十分用心，所有募集善款收入及材料、石工、木工、瓦工、月小工、畫工、車腳、伙食等支出，均銘于碑上，眉列甚詳。又由《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文辭頗爾雅，亦可知其修養。

王莘林(1868—1954)，字可耕，吉林榆樹人。清舉人。曾歷任江蘇巡按使署諮議長、江蘇蘇常道尹、吉林省政務廳廳長、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員等職。民國十七年(1928)至民國二十年(1931)，任吉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王莘林重氣節，其“任教育廳長時，榮厚就任財政廳長。他們二人是好朋友，偽滿時榮厚任中央銀行行長，曾三次到王莘林家請他出來做官，均被王莘林謝絕”[10]。王莘林所書《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整飭謹嚴，有晉唐風度。而王莘林系釋常和舊識，抑或由朱慶瀾或他人介紹書丹，今已無考。

二、民國十六年(1927)十月《龍泉寺修佛經閣碑記》

碑刻于民國十六年(1927)十月，原立于龍泉寺藏經閣，后損毀。碑文由劉偉華《千華山志》移錄。

龍泉寺修佛經閣碑記

盡自己色力不拘執靡才辦一片懇心募十方隨愿原夫釋迦性相清凈純凈圓德變化三業所應做事善哉如大圓鏡現眾色相自他有情志皆平等恒共相應所樂示現攝觀無量三摩地門兩大法雨斷一切疑為利有情示現種種者也今以可指全藏法者即是如來五時所說八教妙音總之義攝玄理幽微正教精誠純是度苦海之舟航取菩提之正路離欲之尊若能皈依禮敬不墮惡鬼增長智能矣是以后世翻譯謂經至漢明帝始入中國傳到大明萬歷年間頒布天下所以經中首卷先序皇帝敕諭足見天子慈善大哉內開茲有皇帝敕諭寺住持及僧眾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于護國佑民不為無助茲者圣母慈圣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等務須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須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遺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諭云云此諭大時部元號詳載矣

《龍泉寺修佛經閣碑記》述立碑，是為“圣母慈圣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事。民國十六年(1927)《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是為“皇帝圣諭敕建頒圣母李太后印施續刊藏經，并舊刻藏經，共六百七十八函計六千七百八十余卷”事。經卷數字略相異，然事則一也。兩碑一名為“藏經閣”，一名為“佛經閣”，其職能亦同。且二碑立碑時間亦同，皆為民國十六年(1927)。故《龍泉寺修佛經閣碑記》，即其修造藏經閣時，《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所述似有未盡處，因再立此碑申之。

且千山為東省之名區龍泉乃千山之古寺讀廟古碑梁武時建相沿至今僧廟猶存遠年無論不必多贅至民國成立以后不但萬國公議信教自由曾有奉天省長指令保存千山圣跡條例在案是知該處所當加意維持不宜漠不相關蓋現在龍泉寺內舊有經舍一座所貯經文六千七百八十余卷也

碑文言：“龍泉乃千山之古寺，讀廟古碑，梁武時建?！睂崬闊o據之說。且同為民國十六年(1927)所立《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言：“千山龍泉寺建自唐代，歷有行人?！倍咭嘞嗟株?。因之，言寺建于南朝梁武帝，與述寺建于唐代，皆言其古也。

碑文所言“曾有奉天省長指令保存千山圣跡條例”事，尚無文獻可征。至于“龍泉寺內舊有經舍一座，所貯經文六千七百八十余卷”，即《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中所記“圣母李太后印施續刊藏經，并舊刻藏經，共六百七十八函計六千七百八十余卷”。

然而佛經雖為出世至寶若非堅室收貯難免不有毀傷及民國十二年僧為住持廟務以見經房年久凋敝若不更修勢將倒陷故惜三藏為歷代古跡一旦損失不惟該寺內住持負責即廟僧眾未免擔咎但動需款非空談耳故擬別無他術只可募化四方由斯僧赴濱江面謁將軍朱子帥蒙帥慨然慈許遂到奉天徑將修工需款囑托遼紳于云章大人大人介紹彭總辦王省長孫道尹共助奉小洋一萬八千元整嗣錢法毛荒不足僧又循方募化所感偉人惠施多寡謹列芳銜于后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吉日吉時龍泉寺特立新碑千山龍泉寺住持釋子常和撰并書丹

釋常和“赴濱江面謁將軍朱子帥”，即拜見朱慶瀾。后于沖漢、彭賢、王維宙、孫鐘午等人助捐及幫助募集資金“小洋一萬八千元”。很顯然，因為“錢法毛荒”，這些費用維修藏經閣還有欠缺。故釋常和積極募集資金，至龍泉寺藏經閣修繕完成。由《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所錄助捐人名姓可知，此碑亦主要為“謹列芳銜于后”。前碑已由吉林省教育廳廳長王莘林書丹，此碑已則由釋常和自己撰文書丹。惟原碑已佚，釋常和書跡已不復得見，而碑陰所列助捐人名姓亦不能知。

又，《龍泉寺修佛經閣碑記》系為修繕藏經閣而“特立新碑”。此碑立于民國十六年(1927)十月，則《千山龍泉寺重修藏經閣碑記》當立于民國十六年(1927)十月前。

三、民國二十四年(1935)《羅漢堂碑》

碑刻于民國二十四年(1935)，立于龍泉寺?，F存有殘碑，臥于龍泉寺毗盧殿后墻外。殘碑高176厘米，寬65厘米，厚19.5厘米。陽額鐫“萬古流芳”4字，陰額題“慷慨樂施”4字。正文陰刻楷書13行，滿行39字。今依劉偉華《千華山志》所記碑文，并溫德輝《千華金石錄》所錄碑文，對照殘碑內容，進行梳理考證。

羅漢堂碑

自敦煌石室發現闕邦人士遲于保存于是稀世難得之珍品多為人輦載以去而保存古物之法/會與諸地人士之視所謂保存者因之愈重其獲有成者則一時盛稱之蓋愛護鄉曲之心盛而珍惜/古物之意誠也今遼陽南千山之西二十里網戶村有古剎曰安寧寺奉釋迦旁列石刻羅漢十八尊/雕工巧妙石質精奇叩之金聲而聲又互異允稱罕覯近數十年香火衰微廟堂傾圮閭里之人無力/修葺莊嚴之相幾難保有鄉人農會長石君遇榮志切護持苦為擔任仁心毅力百方挽救爰于□□/年十二月會同署長陳鳳翥團董鄒華東區長張奎辰諸人移奉羅漢像于千山龍泉寺保存之功誠足多焉

碑所記安寧寺在“遼陽南千山之西二十里網戶村”，即今鞍山市千山區唐家房鎮網戶屯村。碑志記此時安寧寺因“香火衰微廟堂傾圮，閭里之人無力修葺”，而將寺中原供奉之十八尊羅漢造像移奉至千山龍泉寺?！读_漢堂碑》立于民國二十四年(1935)，因知至少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安寧寺已經坍塌?！哆|陽縣志》卷五《壇廟志》記安寧寺在“城南千山車站東，今寺已坍塌”[11]?！哆|陽縣志》印行時間在民國十七年(1928)，較《羅漢堂碑》立碑時間早七年。進而言之，安寧寺在民國十七年(1928)之前即已傾塌。

碑記網戶村農會長石遇榮為此次移奉十八羅漢造像主事者。最后，他與“署長陳鳳翥、團董鄒華東、區長張奎辰諸人”共同將十八羅漢造像移奉龍泉寺。石遇榮、陳鳳翥未征于史。鄒華東，字夢麟，遼陽人。鄒氏于民國十五年(1926)七月與友人游千山，曾宿于龍泉寺、大安寺、香巖寺等寺廟。撰有《千山游記》。張奎辰，字星橋，別號遼東狂客，遼陽人。北平郁文大學畢業。曾多次游歷千山，《千華山志》錄其詠千山詩達35首。

夫自釋氏之東自漢永平迄唐會昌紺宇琳宮經幢造像之盛滿于海宇而石闕/云岡之著與夫大都壯口高山深谷之所稱萬佛堂千佛洞見于載籍登諸歌謠歷千百載而不敝者/非其邦人君子保存之力歟夫我之古物而不知愛護則人必有愛護者矣我之古物而有因緣欲為/永存而不敝則古物之幸亦斯人之幸也或謂天下之善一也天下之寶亦一也以佛法言同是人也同/是物也果其不至為牧童樵夫之毀壞風雨霜雪之銷蝕則在人與在我無異也畛域之分疆場之判乃/非佛之旨而更非天地之量乎曰道則高矣美矣非仆所詳矣/

江寧吳廷燮撰文 遼陽白永貞書丹 住持安禪立石 贊助人夏宗禹 督監常明/

康德二年三月谷旦/

碑記言古物保護，若萬佛堂，若千佛洞，皆借志士君子之愛護以保存。而安寧寺十八羅漢造像移奉千山龍泉寺，亦為天下之善，天下之寶。蓋揚此而廣教化者也。

吳廷燮(1865—1947)，原名承榮，字向之，又字次夔，號景牧。江蘇南京人。清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光緒二十七年(1901)調署太原府同知。次年，署太原府知府。后經趙爾巽舉薦，調京師任職。民國元年(1912)，被袁世凱任命為總統府秘書。民國三年(1914)任北京政府政事堂主計局局長，清史館總纂。后被閻錫山聘為顧問。旋應張學良之聘，赴沈陽萃升書院主講史學，并任奉天通志館總纂。民國三十六年(1947)被聘為國民政府國史館纂修。吳廷燮精于表譜學之研究，有《北京市志稿》《歷代方鎮年表》《北宋經撫年表》《南宋制撫年表》《萬歷百官表》《明督撫年表》《明春秋草》《清十三朝系年要錄》《同治紀年錄》《清史稿·藩部傳》《景牧堂文集》《蒙古備志》《山右石刻叢編》《東三省沿革表》《江蘇備志稿》《藏事輯要》等傳世。

白永貞(1867—1944)，字佩珩，滿洲鑲白旗人，世居遼陽。光緒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貢。宣統三年(1911)，任直隸州判、候補直隸州署、海龍知府。民國時期任奉天省議會議長、代理省長、資政院議員、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參事、奉天通志館館長等職。為人有氣節，日偽統治東北時期，白永貞拒絕出任偽職，出資修建遼陽道德會，并隱居于此。精于文史，擅書法，學褚遂良，清逸典雅，能得時名。纂行《遼陽縣志》，著有《丹桂軒詩鈔》《閱微草堂評語》等。

僧安禪，任職龍泉寺住持時間未詳。據《千山佛教》所記，1950年代，其時龍泉寺僧釋常和述龍泉寺沿革時，言民國十二年(1923)，釋常和住持龍泉寺，五年后辭任。直至1949年，又由釋常和任住持。自釋常和于民國十七年(1928)辭任住持，至1949年的二十一年間，安緒、安靈、常明、安禪、果證、親光、安詳先后續任住持。僧安禪立碑《羅漢堂碑》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意即民國十七年(1928)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七年間，安緒、安靈、常明先后任職住持。而在《羅漢堂碑》記中，曾任住持的釋常明署監督。

贊助人夏宗禹，生平行狀未征于史，俟考。

審《千華山志》中《羅漢堂碑》，未錄立碑時間。殘碑則記為“康德二年三月谷旦”立石。對于劉偉華所記述碑文與殘碑略有異之現象，溫德輝認為，劉偉華所錄系“白永貞向劉偉華提供之文稿，非原碑”[12]?？蔀橐徽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