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視域下關于張天翼與斯威夫特的諷刺研究

蔣永影

（外交學院 基礎教學部,北京 100037）

張天翼（1906—1985）的文學創作體裁十分豐富，除了童話、寓言等體裁外，還有諷刺小說。張天翼一生創作的長中短篇諷刺小說近70篇，從1927年的第一篇諷刺小說《走向新的路》到1938年的最后一篇《新生》，創作時間前后近十年[1]。張天翼的作品在形式上有所創新，擺脫了舊傳統的創作格調，豐富了中國現代諷刺小說的流派。而與張天翼有著幾個世紀之隔的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是英國愛爾蘭作家，其諷刺作品流入中國始于晚清時期《格列佛游記》（Gullivers’Travels, 1726）的譯介與傳播。在其晚清諸多譯本中，以林紓的譯本《海外軒渠錄》（1906）影響最大。林譯小說的媒介作用讓國人的文學視野逐漸打開，在對域外文學的閱讀接受中，斯威夫特的諷刺筆法很快為中國新文學作家所推崇和模仿。

張天翼的諷刺筆法主要根植于中國傳統的諷刺小說中，但通過他的文學閱讀涉獵，我們仍可以發現他受西方文學影響的脈絡。在關注張天翼與國外同類作家斯威夫特之間事實聯系的同時，也有必要關注文學的內在價值，從平行研究的角度探討二人在創作上的精神聯系，從而拓展二者比較研究的空間。

一、張天翼與斯威夫特的關系溯源

張天翼與斯威夫特的淵源始于林譯小說。林譯小說在中國翻譯史上的地位不可磨滅，它開創了晚清外國小說的翻譯風氣，并帶來了中國文學在政治、倫理、藝術和審美等層面的自我審視。林紓不懂外文，根據別人的口譯描摹成篇，與魏易合譯《海外軒渠錄》?！逗Ｍ廛幥洝肥撬雇蛱亍陡窳蟹鹩斡洝返墓澴g本，連魯迅都驚嘆“紹介‘已經聞名’的……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漢文的林紓”[2]。

張天翼在少年時期便迷上了林譯小說，當時的商務印書館為了吸引讀者來稿，經常舉辦各種征文比賽，而征文比賽的獎品常常是整套林譯小說①林譯小說的單行本大多收入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由于銷量極佳，商務印書館于1914年重編“林譯小說叢書”，共收錄林譯小說100種。，張天翼就曾因參加過征文比賽而獲林譯小說一套。受林譯小說的影響，張天翼從那時起就開始練習寫作。

1907年商務印書館開始輯印“學生叢書”（后改名為《童話》），《童話》分兩集出版，每集里面包含若干編（冊），其中大多數的外國童話故事取材于英國的兒童雜志?！缎∪藝贰洞笕藝芬脖蛔鳛橥捁适戮幦氲诙?，而這里的《小人國》《大人國》正是《格列佛游記》的譯本。由于在中國傳播和接受的過程中，文本發生了變異，《格列佛游記》這部諷刺小說竟以童話的面目面向當時的中國讀者。張天翼曾回憶自己的幼年時代時說，“商務中華那時所出的童話都看全了”[3]7。

由于較早地接觸這些充滿奇幻色彩的兒童文學作品，這無疑增加了他對幻象世界的想象力。張天翼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登上兒童文學創作的文壇，這與他年少時期建立起來的閱讀興趣不無關系。張天翼的童話創作往往以一種遠離現實的方式介入現實，這和《格列佛游記》流露出的離奇夸張、諷刺抨擊是一樣的。正如胡風所說，張天翼“擺脫了以往的兒童文學底傳統，他底新奇的想象和跳躍的筆法所傳達的內容是以兒童底興味和理解力為基礎的社會的批判”①這里胡風將張天翼的《小林與大林》與葉圣陶的《稻草人》作對比，認為前后不到十年的時間，張天翼的童話便呈現出與《稻草人》完全不同的嶄新樣相。詳見胡風《關于兒童文學》（《胡風選集》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在《大林和小林》（1932）、《禿禿大王》（1933）和《金鴨帝國》（1942-1943，未完成）等童話中，作者完全是以另一種方式來延續他的諷刺創作。此外，還有諸多以兒童生活為題材的長中短篇小說，《搬家后》（1930）、《蜜蜂》（1932）、《奇遇》（1934）、《大來喜全傳》（1936）、《奇怪的地方》（1936）、《把爸爸組織起來》（1939）……即使在兒童文學天真的想象中，張天翼也不忘對黑暗現實進行鞭撻，與諷刺小說一樣，他的兒童創作同樣充滿幽默、諷刺和機趣。

作為魯迅的學生，張天翼受魯迅影響很大。魯迅對斯威夫特的諷刺十分推崇，雖然他對英國文學并沒有十分濃厚的興趣，但對斯威夫特卻贊賞有加。1925年，魯迅為北新書局主編《未名叢刊》，該叢刊以翻譯介紹外國作品為主，共收錄翻譯作品23種。而同為魯迅學生的韋叢蕪翻譯了《格里佛游記》（卷一、卷二），期間他與魯迅曾多次探討過譯稿問題，其譯本最后被編入《未名叢刊》，并于1929年出版。自張天翼1928年寫成短篇小說《三天半的夢》，得到魯迅的多次贊賞，后在魯迅、郁達夫主編的《奔流》上發表。魯迅與他曾多次通信，并于1933年2月給他的信中寫道：“你的作品有時失之油滑，是發表《小彼得》那時說的，現在并沒有說；據我看，是切實起來了?！盵4]魯迅指出了張天翼在1933年發生的技藝轉變，他的“切實”忠告讓張天翼對自己的諷刺創作藝術的方向進行了調整，從最初對歐美文學的借鑒轉向俄蘇文學。張天翼從魯迅那里得到很多文學上的啟示與關懷，他對魯迅先生的文學活動和文學理念也十分熟悉。從這個角度看，張天翼對這套《未名叢刊》編目下的《格列佛游記》譯本應該并不陌生，他與魯迅的文學交往也為他后來的諷刺創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二、《鬼土日記》與《格列佛游記》的平行比較

即使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東西方各民族也存在著共同的詩心和文心，有著相似的情感經驗表達。文學會因為共同的審美規律而產生類似的作品，從而產生可比性，構成比較研究的內容。張天翼的《鬼土日記》與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雖然在“時代”與“種族的特性”上不同，無直接影響關系，但“其內在的精神卻是不朽的，一貫的，無古今之分，無中外之分別”②鄭振鐸在《中國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緒論中談及文學史的目的時認為，在文學作品上，是沒有“人種”與“時代”隔膜的。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便是將人類最崇高的創造物文學在某個環境﹑時代和人種之下的一切變異與進展表示出來。。

張天翼的《鬼土日記》于1931年在上海正午書局出版，“早于老舍《貓城記》兩年……在左翼文壇之內，顯示一種怪誕的嘲諷色彩?！盵5]清代的鬼怪寓言小說風靡一時，往往以陰間光怪陸離的事情影射現實，張天翼少時便對中國的鬼神俠客小說感興趣，受此傳統的影響，張天翼將主人公韓士謙的游歷地定在鬼域，并將其在鬼域世界的種種經歷呈現出來。在《鬼土日記》開頭的獻辭中，作者表明要將這些雜感獻給“我們聰明，機警裝滿著權威與金銀的如今的社會主人，我們勤謹、熱心紅著眼睛的社會主人的忠臣，我們和平、同情又生活得怪安靜的太太、先生，以及一群住在高層閑情逸致的爺們”[3]13，這已經昭示小說的嘲諷和怪誕色彩。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于1726年10月在倫敦匿名出版，該書原名為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由于諷刺露骨，常常有人會根據書中的人物對號入座。倫敦出版商莫特（Benjamin Motte）擔心因文致罪，在出版之前就已經對該版本進行刪改。斯威夫特對此不滿，九年后再版之時，親自修訂原稿。小說主要記述了格列佛周游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慧骃國的奇遇，以奇幻的筆法諷刺當時英國的社會現狀。

兩部小說都基于社會現實而以諷刺的手法讓內容呈現出怪誕之貌?！豆硗寥沼洝分械娜宋餆o一是鬼，都具有人的相貌、禮儀、思想和行為等，除了將他們身處之地假以“鬼土”的名號之外，讀者并不能看出這和陽世社會有什么區別。作品問世之后，瞿秋白、馮乃超等人紛紛在《北斗》上撰文批評此書，瞿秋白的《畫狗罷》（1931）一文認為畫鬼不如畫狗，馮乃超在《新人張天翼的作品》（1931）一文中指責此書完全成了資本主義的縮略圖，沒有將矛頭對準當下。實際上，張天翼的寫作完全基于當下的真實，他一再強調“文藝作品是非深探進復雜的現實社會不可的”[3]113。從基于現實世界這一點來看，張天翼的諷刺幾乎都是著眼于現實生活中那些形形色色的畸形病態人物，他們大多數是一些虛偽灰色的知識分子和猥瑣鄙陋的小市民：《呈報》中一個“憑顆良心做事”的勘災委員彭鶴年，《善舉》中向他人吹噓自己“人道”的柴先生，《春風》中宣稱使兒童不論貴賤都要受到“春風”般教育的老師們……前蘇聯漢學家H.費德林在《張天翼中短篇小說選》俄文版前言（1972）中寫道，張天翼“寫的是鬼魂的陰間世界，而諷刺的卻是現實世界、國民黨社會的反人民思想體系、腐朽的儒家倫理道德觀和自私自利的自滿心理”[6]，在《格列佛游記》中“離奇幻想的東西不比張天翼的《鬼土日記》中少”，這不影響這些“譏諷寓言的現實性”，最后費德林用一句成語來形容這種技法“指桑罵槐，借題發揮”。

在小說的結構上，《鬼土日記》似乎是《格列佛游記》的縮小版?！豆硗寥沼洝吩诤芏嗲楣澓碗[喻上都有《格列佛游記》明顯的痕跡，甚至還有不少直接照搬之處。在《鬼土日記》中描述了“陽世拉國”吃人肉的現狀：“初生之嬰兒，為菜中之上品，即親生之子女，亦必烹而食之，否則以犯法論?！盵7]這段吃人肉的表述總讓人想起斯威夫特《一個小小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 1729）中吃嬰兒的情形。二者在敘述策略上也有相類之處，在小說的獻辭之后是關于《鬼土日記》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韓士謙在鬼土那里住了幾日，“將所見的記了些下來”，“這所記沒有一點夸張，過火”和“不忠實的地方”。這些肯定的措辭就如同《格列佛游記》中致讀者的信，“全書敘事忠實可靠”“作者一向以忠實出名”。兩部小說都在努力拉近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但正是這樣的信又讓讀者開始斟酌敘述的可靠性。兩部小說在一些細節隱喻和諷刺上也很相似：《格列佛游記》中的爭亂源于一些日常的無聊，根據鞋跟的高低分為“高跟黨”和“低跟黨”，因為雞蛋從哪端吃而引起兩國的戰爭，而在《鬼土日記》中因為出恭的姿勢而分為“蹲社”和“坐社”；《格列佛游記》中有毫無作為的科學家，專注于從黃瓜中提取陽光，將糞便還原為食物，而《鬼土日記》中有頹廢文人司馬吸毒，以神經衰弱為畢生追求，還有奇特詩人黑靈靈，張口就是讓人不知所云的象征；重返祖國的格列佛對慧骃國有著美好向往，對人性的丑惡甚至人的形體厭惡許久，重返人間的韓士謙也同樣因為帶慣了鼻套而對人們裸露著的鼻子感到滑稽。

在嘲諷和怪誕這一點上，《鬼土日記》與《格列佛游記》之間似乎能找到某種精神聯系，二者都給小說穿上了一層奇幻色彩的外衣，這游記寓言體的外衣下面是對現實的種種諷刺。和具有使命感的斯威夫特一樣，張天翼將諷刺的筆觸深入到政治領域，抨擊時政，直指當時尖銳的現實問題?！豆硗寥沼洝分苯右蚱鋸娏业默F實諷刺而在1935年被國民黨當局以“普羅文藝”的罪名查禁，他的其他小說也充斥著對現實政治的諷刺：《保鏢》以“四·一二”事件為背景，嘲諷那些假革命的反動派；《旅途中》揭露了官場腐敗和官僚階層對人民的欺壓；《華威先生》諷刺了抗戰背景下一個空談誤國的國民黨官僚形象。而斯威夫特的創作與政治的關系也一向密切，許多小冊子直接是因政治而作，奧威爾在《政治與文學：關于〈格列佛游記〉的探討》（Politicsvs.Literature: An Examination of Gulliver’s Travels,1946）一文中直接將政治與斯威夫特的文學創作銜接起來，他注意到斯威夫特的政治立場十分保守，甚至有時候還丟掉了他所擅長的諷刺，在作品中發表政治見解，特別是對極權主義的否定，這些見解與當時的英國政治狀況密切相關：1714年，輝格黨上臺后開始說服喬治一世將托利黨人全部驅逐，輝格黨逐漸形成了寡頭政治，壟斷公共生活。盡管奧威爾在政治和道德上對斯威夫特并無好感，但這并不影響他對《格列佛游記》的高度評價，他認為一本觀念不當的書不代表它就不是一本好書。

三、張天翼與斯威夫特諷刺筆法的異同

除了以《儒林外史》為代表的古典諷刺小說傳統和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諷刺傳統之外，張天翼諷刺筆法的重要外部來源當屬斯威夫特、狄更斯等英式諷刺傳統。盡管張天翼在中后期對俄蘇諷刺小說關注較多，但在其早期創作階段，斯威夫特式的諷刺手法已經深入了他的文學個性，并成為其文學格調的一部分。

張天翼和斯威夫特在對諷刺對象的處理上都展現出理性和節制，但又都不乏辛辣。由于對古典主義和理性的推崇，讓斯威夫特的諷刺更顯示出客觀冷峻和節制的一面?！陡窳蟹鹩斡洝吠ㄟ^格列佛的敘述視角來展現幾次航海奇遇，讓讀者感覺既遠離真實，但又無處不影射當時的英國社會。特別是小人國和大人國兩章，作者采用了較多委婉的手法，將政治諷刺寓于輕松幽默和怪誕滑稽之中。同樣的筆觸還發生在《一個小小的建議》中，作者以客觀冷峻的語調提出通過殺戮嬰兒來緩解饑荒的建議。張天翼在這一諷刺技法上和斯威夫特有著相似之處。在《包氏父子》中，張天翼并沒有將對老包和小包的憤怒訴諸筆端，而是鋪陳他們由于懦弱和奴性帶來的種種不幸，最終走向幻滅。作者的諷刺是含蓄而溫和的，讀者甚至會對包氏父子的同情勝過厭惡。同樣在《華威先生》中，這個在抗戰時期喜歡發表空頭議論的國民黨官僚，張天翼將其塑造成一個高尚、嚴肅和忙碌的滑稽形象，諷刺的筆法是理性而又節制的，但又對政治當權派進行了抨擊。張天翼的諷刺瞄準的是三十年代中國最黑暗的時期，對各種丑惡的憤恨都藏在他的筆端，《鬼土日記》中的韓士謙始終以局外人的身份，以冷峻的眼光觀察一切，這種毫不介入的態度讓作者在諷刺者與諷刺對象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可以說，他在某種程度上比斯威夫特更加冷峻與客觀。作者對舊中國的環境采取了假定性的文學手法，將事件安排在鬼土上展開?？此剖亲髡邽榱藬[脫書刊檢查的一種方式，實則是為了加強藝術表現力的冷峻觀察。

張天翼的諷刺中又有不屬于斯威夫特的成分，二人在諷刺手法上的不同之處，其實正是中西諷刺傳統之間的差異。泰納在《英國文學史》中認為斯威夫特是帶著可怕的微笑寫作，即表面上的冷漠伴隨著憤怒的心靈。周作人在《育嬰芻記·附記》（1923）也提及斯威夫特是表面的罵笑，底下卻隱著義憤之火?！陡窳蟹鹩斡洝酚妙Ｖ堑奈淖謹⑹隽艘粋€以當時英國社會真實生活為基礎的神奇世界，趣味性與現實性的融合讓它成為一部促人深思、發人深省的作品。如果說莎士比亞是人性的一面鏡子，那么斯威夫特便是一面哈哈鏡。在《格列佛游記》最后一章中，慧骃國中對人性的映照雖扭曲卻顯微，作者充滿厭世精神，認為人類都是邪惡的，并聲明自己的寫作宗旨是直擊現實的痛處而非取悅世人。

張天翼將英式的諷刺油滑與《儒林外史》的傳統筆法，甚至還有魯迅的諷刺技藝融匯在筆下。張天翼的諷刺寫作受魯迅的影響較大，這也直接決定了他在諷刺手法上逐漸向魯迅接近，并在字里行間充滿傳統知識分子的救世精神，秉持了魯迅的“欲救中國須從文學始”，而他向左翼的傾斜也正是走向救國道路的體現?！对诔鞘欣铩罚?936）這部小說對丁壽松、唐啟昆等人物的丑陋之處反復描摹，可以窺見英式狄更斯的影響，但“無一貶詞，而情偽必露”卻又深得《儒林外史》和魯迅的精妙諷刺。在《速寫三篇》（1943）中，作者以漫畫式的手法描寫了抗戰時期的譚九先生、華威先生和逸漠先生，分別諷刺了其作為鄉紳、官僚和藝術家的形象，生動鮮明，將寫實與諷刺油滑相結合。

四、結語

在中西文化激烈交匯的時期，現代作家們的身上總是彌漫著多重氣質。在探究張天翼與斯威夫特的關系時，我們發現，張天翼的筆下除了呈現出以《儒林外史》為代表的中國諷刺傳統和魯迅為代表的現代諷刺傳統之外，還有一支重要的外部影響來源—斯威夫特的英式諷刺傳統。與其說張天翼對斯威夫特的創作有模仿和借鑒，不如說外國作家作品為他提供了審視社會現實的新角度。他正是將傳統和現代、中國與西方的文學趣味匯諸筆端，才形成其獨特的諷刺風格，成為中國現代諷刺文學的重要代表。然而，僅僅從事實聯系上探究張天翼與斯威夫特之間的關系是不夠的，還應該從內在價值層面進行比較，注重二者在諷刺上的精神聯結，最大限度地將文學性與審美性納入研究范疇，以此拓展比較文學的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