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登高》詩中的樂觀主義精神探微

申 俊

(安徽大學 文學院，合肥 230039)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五月，杜甫在故友嚴武病逝、自己寥落無依之下，一別浣花草堂。大歷元年(766年)夏，其暫居夔州，直到大歷三年(768年)正月去夔出峽。這短短兩年的時間里，杜甫得以重新審視自己流轉客寓的人生體驗、淚眼愁看萬方多難的頹落國勢，以及深刻總結過往落筆耽句的創作經驗。這段時間是杜甫創作的旺盛時期，也是其詩歌藝術走向純熟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之中，寫于唐代宗大歷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特別引人矚目。正如杜甫自言：“晚節漸于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1)，歷來的批評家也多對此詩之章法、聲律給予了高度評價。如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云：“十四字之間含有八意，而對偶又極精確?！盵1]胡應麟于《詩藪》內編卷五中說：“‘風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如海底珊瑚，瘦勁難明，深沉莫測，而力量萬鈞。通首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后無來學?！淮嗽娮援敒楣沤衿呗傻谝?，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盵2]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言：“前四句景，后四句情……筆勢雄駿奔放，若天馬之不可羈，則他人不及?！盵3]等。但隱藏在章法與格律之下的，是詩人以蕩開的筆闊，于肅殺的秋景中所抒發的十分豐富而復雜的情感。在閱盡盛衰又歷盡甘苦之后，萬種體味與情愫相互交織、涵容，“這種種人生最凄涼的境況都集于一身”[4]。陶道恕先生以為：“詩到此已給作客思鄉一般含意，添上久客孤獨的內容，增入了悲秋苦病的情思加進離鄉萬里、人在暮年的感嘆，詩意就更見深沉了?！盵5]此詩是杜甫晚年的代表作品，也是其晚年窮困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鄉的一曲悲歌，但杜甫不是一個牢騷滿腹的詩人，儒家入世之思想始終滲透其一生，兼濟的志向從未被冰冷的現實澆滅，因而將杜甫的這首《登高》簡單視作“幾使人鼻酸淚流、肝腸寸斷”[6]的悲歌是不夠準確的。正如蕭滌非先生評價此詩時所說：“是一首悲歌，卻是‘拔山杠鼎’式的悲歌，它給予我們的感受，不是悲哀，而是悲壯，不是消沉，而是激動?！盵7]《登高》詩中所蘊含的這種壯闊與“激動”，源自杜甫對登高文學傳統的繼承以及其晚年面對遷逝之感時所展現出的昂揚的生命意識。

一、登高文學傳統與杜甫的“壯心不已”

杜甫于大歷二年(767年)秋寫下的《登高》不同于以往甚至以后的“登高詩”，他沒有在詩中直接展現自己一貫的“萬方多難此登臨”(《登樓》)的家國情懷，以及“一覽眾山小”(《望岳》)的激烈壯懷，而是通過對登臨所見秋景的白描式書寫，引出自身“百年多病”和“艱難苦恨”的生存狀態，抒發了其晚年孤獨無依、自憐身世、壯志難酬的沉重心情。但杜甫始終貫徹著“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可嘆》)的人生理念，“致君堯舜”的思想亦未曾動搖。那么何獨在此詩中，杜甫一改憂國憂民的面貌，而變得顧影自憐了起來？況且還是在登上高臺、置身寰宇之時。其實，深入考察此詩，不難發現其中蘊含著杜甫對傳統登高文學思想的繼承以及其暮年仍壯心不已的廣闊胸懷。

登高傳統相傳始于東漢，而登高文學卻早在先秦的《風》《騷》中就已有體現?！缎l風·氓》中“乘彼垝垣，以望復關”表現出了熱戀中男女微妙的情思；《鄘風·載馳》中“陟彼阿丘，言采其蝱”抒發了許穆夫人身在他鄉對故國的思念；《魏風·陟岵》中：“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則表達了登高時對故鄉親人的懷思。但《詩經》中的登高多用于起興，并未將登高作為具體的書寫對象，也不能深入表達詩人的情感。錢鍾書先生說：“《詩·魏風·陟岵》詠登岵之‘瞻’、升岡之‘望’，尚明而未融、渾而未畫?！盵8]因而真正將登高詩的主題由個體生活擴大到人與宇宙的融通，進而使之成為作者探尋人生價值、抒發個人理想的方式，開創者應歸為宋玉，所謂“憑高眺遠、憂從中來者，亦稱窠臼，而宋玉賦語實為之先”[8]。但其實在宋玉之前，屈原的作品中就已包納時間與空間的“宇宙意識”以及登高詩中的孤獨感。因而其實在《楚辭》中，登高詩探尋個體與宇宙空間的關聯，進而思索人生價值的傳統就已形成，隨后秦漢文學中的游仙詩又豐富了登高詩的描寫手法(2)。值得注意的是，魏晉時曹操、曹植父子對登高詩之內涵有了進一步的拓展：一方面是書寫對象由個體擴大到了黎民眾生，另一方面則是將登高懷遠時的傷感升華為遠大的政治理想。

無疑，這種登高抒情傳統為杜甫的登高詩所繼承。早年“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一詩，盡顯其博大的胸襟氣魄，金圣嘆評價為“從來大境界,非大胸襟未易領略”[9]。而“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厥捉杏菟?，蒼梧云正愁”(《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西閣夜》)、“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登樓》)、“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等諸多作品皆展示出了杜甫心憂天下、志在社稷的政治理想。那么回過頭來看杜甫這首《登高》，全詩無一語談及時政，更無往日“吞納山川,俯仰古今”(葉夢得《石林詩話》)的氣魄，那么此詩是否真正舍棄了登高文學的傳統，更忘記了自己一貫的政治理想？顯然事實并非如此。

首先看此詩的寫作背景。雖然安史之亂已被平定，但八年的戰亂無疑給昔日繁盛的唐王朝帶來了巨大創傷，所謂“中興局面”的背后依舊潛藏著巨大的社會矛盾。一方面河北藩鎮中有著大量的歸降叛將，中央政權對其控制實為虛設：

時承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余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李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10]

朝廷對河北藩鎮的縱容，使得之后藩鎮割據局面的萌芽由此肇端。另一方面，邊疆異族的侵略也使本就滿目瘡痍的唐王朝雪上加霜。據《舊唐書·吐蕃傳》記載：“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間隙，日蹙邊城，或為擄掠傷殺，或轉死溝壑。數年之后,鳳翔之西，分州之北,盡蕃戎之境,湮沒者數十州?！盵11]大歷二年(767年)九月，杜甫寫作《登高》詩前后，吐蕃犯靈州、邠州，京城戒嚴。除此之外，回紇亦多次連兵吐蕃、黨項入侵。由上述可以看出，此時的唐王朝仍處在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杜甫雖遠在夔州，但他這一時期大量的政論詩仍顯示出其對政治時局的密切關注。如：“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近聞》)、“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諸將五首》)、“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遣憤》)等。

再看杜甫這一時期的登高詩，除部分與友人登樓詩外，《上白帝城二首》《中夜》《登岳陽樓》《又上后園山腳》等詩作中仍然充斥著濃重的家國情懷，而這種情懷的背后依舊是杜甫根植于心的政治理想。雖然此時杜甫已遠在廟堂之外，而“肺氣久衰翁”的身體狀況也使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再無可能為國建功。但或在獨處夜深人靜，或在只身登臨高處，或在靜觀淫雨霏霏之時，那深藏在內心深處的理想又逐漸清晰起來，因而杜甫的詩很難使人消極起來。蕭滌非先生說：“在杜甫的詩中，我們幾乎讀不到那種‘人生如夢’一類消極頹廢的東西。他是頑強的，他是不知休息的，他是‘死而后已’的?！盵12]

既然杜甫此時仍舊保持著對時政的積極關注，在其他的登高作品中也幾乎都表現了其政治理想或家國情懷，那么《登高》是否也是如此？細讀文本就不難發現，即使此時距離杜甫離世只有兩年，但我們仍能感受到他那種“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剛健胸懷。

杜甫于大歷二年(767年)秋天，獨自登上高臺，一目千里的遼闊不可能不喚起詩人壯闊的情思，昔日之理想伴隨著此時的政治狀況一時間涌上心頭，但晚年識盡愁滋味的杜甫“欲說還休”，只能將滿懷的情緒融入對秋景的描寫之中。那么，透過這些景色描寫，我們可以窺探到“詩人的主觀感受仍然活動在景物描寫中，只不過表現得更為間接而隱蔽”[13]。

“無邊落木蕭蕭下”，往日繁盛的景色在西風的催促下變得如此蕭條肅殺。落木即樹之落葉，林庚先生以為：“盡管在這里‘木’是作為‘樹’這樣一個特殊概念而出現的，而‘木’的更為普遍的潛在的暗示，卻依然左右著這個形象，于是‘木葉’就自然而然有了落葉的微黃與干燥之感，它帶來了整個疏朗的清秋的氣息?！盵14]“落木”之詞為杜甫首創，為秋景平添了許多悲傷。而冠以“無邊”二字，即詩人極目之處，皆是一片蕭疏。到此，詩人登高所見之凄涼愈加明晰。杜甫是“社會的先覺者”[15]，安史之亂爆發之前，他就敏銳地感覺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社會政治狀況不妙。而此時眼前這蕭蕭落葉的秋木，不正象征著到那“小邑猶藏萬家室”的盛世已漸趨凋零，眼前中興局面的背后也潛藏著“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虎牙行》)的社會問題。但杜甫沒有為此而失去希望，他進而寫“不盡長江滾滾來”，那滾滾不絕長江似乎也預示著萬物終有重新繁盛的一天。杜甫知道自己很難再有重登廟堂、為國盡忠的機會，因而他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他將希望寄予“來者”，寄予那如滾滾長江之水的社會人才。杜甫一生之中，種種困苦如萬里悲秋一般常伴左右，而當他拖著病體在瑟瑟秋風中獨自登上高臺時，雖沒有再發出“朱崖著毫發,碧海吹衣裳”(《又上后園山腳》)的豪言壯語，但我們卻能從中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生命力量，一種宣示著自己“落日心猶壯”(《江漢》)的昂揚精神。由此可以看出，這首《登高》詩正是杜甫在繼承了傳統登高文學的基礎之上，對社會政治密切關心的表達以及對自己暮年壯心不已的抒發。

二、遷逝之悲的消退與昂揚的生命意識

所謂“遷逝之感”即是個體在面對時間流逝本身的焦慮與恐懼。遷，指的是空間上的轉移；逝，則是時間上的流逝。這一感受的吊詭之處在于，任何人總會面臨著時空的變化，誰也無法避開。因此，在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之中，遷逝感一直是被廣泛表現的重要主題。早在遠古神話中，《夸父逐日》《魯陽揮戈駐日》就展現出人類欲抗拒和超越時間的企望?？鬃优R川長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更是開啟了后世文人對時間進行情感抒發的重要詩學主題。而屈原在《離騷》《九歌》《天問》等作品中流露出的是“對時間無法把握的惶恐和與空間隔離的傷痛”[16]。這種遷逝之悲到了漢末更為強烈，并于魏晉詩人身上表現得尤其尖銳，更能觸及生命本體的縱深之處。王瑤先生說：“我們念魏晉人的詩，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動人心的便是那詩中充滿了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與情感?！盵17]魏晉時期是人的生命意識和文學全面覺醒的時期，這是一個“大生命死亡”[18]的時期，同時，這一時期的文學也是典型的亂世文學。在不斷的混戰與片刻的安寧中，創作者顛沛流離，不單單是肉體的棲遑，在心理上也同樣飽受摧殘。許多文人死于戰亂或者卷入政治斗爭之中，縱然想要在跌宕的人生中尋求片刻的茍安亦難以實現。也因此，“此前沒有任何一個時期的士人，像建安士人那樣敏感到生與死的問題，沒有像他們那樣集中地把注意力放到生命的價值上來?！盵19]這種遷逝之悲一直到初、盛唐才有所改變。陳子昂于幽州臺上愴然涕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登幽州臺歌》)兩句抒發了自身在時間流逝下的無奈與遼闊空間下的孤寂；張若虛于春夜江畔，用“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春江花月夜》)這一“更夐絕的宇宙意識”[20]對時間之流發起更迷蒙的叩問，但這種感受相比于魏晉士人尖銳的痛苦，顯得平靜了許多。唐人對時間流逝的表達“消退了悲傷的情感色彩”[21]，“詩人不復再做或激烈、或悲切的強烈的傾吐”[21]。

雖然消退了激烈的悲傷情緒，但身在盛唐中的杜甫也如很多詩人一樣，有著強烈的遷逝之感。當他懷著“致君堯舜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滿腔抱負和“一覽眾山小”(《望岳》)的凌云壯志來到長安，卻落得“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的走投無路的悲慘結局。長安流轉多年，即使有著“詞感帝王尊”(《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的經歷，終究仕途困頓，僅落得一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這怎能不使杜甫生出功名難就、白首無成的生命喟嘆。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杜甫也開始了他流離顛沛的客寓生活。從深陷賊穴，親歷亡國之痛，到“麻衣見天子”，官授左拾遺。本以為能有所作為，卻因直言上諫，深遭肅宗厭惡，懷著無限的憤懣與憂慮，終于棄官遠赴秦州，擺脫了“共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獨酌成詩》)的失意生活。然而到了秦州，卻陷入了“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的悲慘絕境。為了生計，杜甫在秦州僅百日即南下成都。雖然在故友的接濟之下，得以在草堂中寄居，但杜甫的生活依舊是十分艱苦的：“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諸公，得柳字》)?；蛞蚬视央x世，或是思鄉心切，大歷元年(766年)夏，杜甫離開草堂，暫居夔州，而滯留夔州期間，“炎赫衣流汗”“峽中都似火”(《熱三首》)的氣候環境與“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的風俗習慣也使杜甫的病情日漸嚴重：“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別常征君》)，“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復陰》)。昔日的遠大抱負隨著多年的漂泊與仕途的失意日減衰減，杜甫內心參與政治的熱情也似乎逐漸冷卻下來?！岸鸥ψ约旱纳鐣巧M行了重新認定，不再指望通過參加政治以實現自我價值?！盵22]歷經了上述的種種人生磨難，杜甫在年老體弱、重病纏身境況下，生命意識和遷逝之感更加清晰：“吾衰將焉托，存歿再嗚呼”(《遣懷》)，“他時一笑后，今日幾人存”(《九日五首》)，“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小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客堂》)。

遷逝感體現出詩人對生命的關懷，而“從先秦開始所形成的生命意識是一種清醒的理性意識或曰經驗理性意識，由此導發出對生死這一基本問題的沉思”[23]。何以擺脫時間飛逝、人生短促的精神困擾？魏晉人玄談老莊以游仙避世，南朝人皈依佛教以禪悟超脫。與杜甫同時期的兩位詩人王維和李白，正是用參禪、悟道兩種不同的方式來達到同一個目的——超越世間生命的有限性而獲得永恒。但“一生卻只在儒家內”[24]的杜甫不可能如李白那樣神游太極，周覽八荒，在游仙悟道中超越時空的局限；他也不可能真正割舍“為君洗乾坤”(《客居》)的政治理想而如王維那樣期望遁入空門。杜甫用世的思想決定了他飄逸灑脫的羽翼終究會被萬鈞的家國情懷所拖墜，陳貽掀先生稱之為“未能絕俗的幽棲”[25]。

作為一個“醇儒”，杜甫繼承了儒家對生死基本看法?？鬃又^“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在李澤厚先生看來是將“‘如何活’擺在第一位，而且是從‘活’的路徑或視角，而不是‘死’的路徑或視角探尋‘活的意義’”[26]?？鬃诱f：“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孟子說：“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承認生命的先天規定性，生死本身就是一種客觀規律，所謂“莫非命也”。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者們這里，則是先行定下一個有限樂觀的調子，并不把自己的人生視作價值‘廢墟’，特別是并非只是把它視為死亡的前奏”[27]。所以儒家更強調個體生命道德的挺立，也就是強調生命的意義不是肉體生命的長短，而是人生價值的實現。儒家對待死的平靜和對生的追求，使“它培育出人們面對生死時的廓然的恢宏氣度”[28]。同樣的，杜甫人生易老的感觸和悲情，正是因為對生命價值的執著追求。夔州短短兩年的生活卻成為了杜甫創作的高峰期，也正是因為杜甫欲以詩篇成就人生的“三不朽”。從儒家生死觀中找到寄托的杜甫，在晚年面對時空遷逝其實是相對平靜的，正如蔣寅先生所說：“杜甫的時間顯得理智、現實或者說更接近常人，他的筆下沒有那夸張的驚遽的時間飛逝的意象”[29]，這種平靜是杜甫對“人生七十古來稀”這一客觀生命規律的接受。杜甫晚年能于悲痛中尋求自我救贖，以近乎超脫的心態面對生命流逝，一方面來自初、盛唐詩人所共有的消退了悲傷的遷逝之感，另一方面也是杜甫在多舛的命運之下，其昂揚的生命意識對人生短促的積極抗爭，而這樣的境界在《登高》這首詩中得以完美的展現：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歷來詩評者皆以為前兩聯寫景，是為后兩聯抒發窮困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鄉之悲情做鋪墊，但“任何詩人寫詩都不是客觀地呈現自然、事件，而是表現自己的生命感受，詩歌境界也是思想與人格境界”[30]。全詩由江猿哀鳴開啟，在哀婉的猿啼中似乎也牽出了杜甫對自己一生悲苦的回憶，然而“他能在失望中作自我安慰”[31]，因此進而去寫沙渚上盤旋的飛鳥，此處的飛鳥不應視為杜甫孤寂之感的寄托。劉若愚先生以為“鷗鳥應該被看作是自由的形象，而不是孤獨的形象”[31]，長空萬里，天高云闊，數鳥飄游其間，詩人此時亦如飛鳥，以至高的視角俯視人間百態。在這樣廣闊的宇宙之間和放曠虛空的背景之下，那些哀愁與悲苦就不再那般凄涼哀切，而成為了一種精神的超越和心靈的自足。飛鳥與碧空，小物象與大場景，芥子須彌，悠遠遙深的境界由此蕩開。頷聯則是詩人在至高的視角之下以宇宙的時間觀念冷靜地審視著自然萬物的盛衰：昔日葳蕤茂盛的叢林此刻已落葉蕭蕭，長江之水卻滾滾而來，奔騰不息。自然界的規律與面貌，亙古如斯。李白所看到的長江是奔流到海不復回的、不舍晝夜的逝水，所象征的是急遽飛逝、倏如流電的時光，但與李白不同，“杜甫詩沒有這種感覺，蕭蕭落木和滾滾長江是兩個運動的過程”[29]，這個過程所展現出的是生命的輪回與永恒的持續感。這兩句詩不是簡單地描寫肅殺的秋景，更超越了一般的悲秋情懷，它所寄托的是杜甫在飽經風霜之后，以超然的心境和更為廣闊的胸懷對時空遷逝的平靜描述。所以也就有了頸聯，即使在“萬里悲秋”與“百年多病”的情況下，杜甫仍要獨自一人登上高臺?！叭f里”是空間的無限延展，“百年”是生命的有限長度，既然老去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那就在有限的生命里去追求永恒。劉若愚先生認為將這兩句改作“百年多病常作客，萬里悲秋獨登臺”仍能表達出完整的意思，并認為正是這種時空的相互作用增加了詩歌結構的復雜性[31]，但從更深的層次上看，這種時空的交錯作用，也是詩人有意識地力圖超越時空束縛的表現。此詩的結尾一直以來被理解為：詩人回憶一生的艱難和斑白的雙鬢，想到此時的艱苦境地，卻因為嚴重的病情不得不將“酒”這唯一的解脫方式暫停，由此展現出個人身世的無限悲情。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浮生一病身”(《奉送十七舅下邵桂》)的情況下，詩人不再飲酒，正是對時間流逝與生命凋零的積極抗爭。正如詩人在《九日藍田崔氏莊》中所寫：“老去悲秋強自寬”，縱然“萬里悲秋常作客”，詩人也能夠從悲傷的情緒中解脫出來。他自嘲因潦倒而停酒杯，其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向，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32]。

回顧全詩，杜甫創造性地使用四個對句，使整首詩在不斷地轉折當中進行：雖然猿嘯有哀情，但飛鳥與宇宙間翱翔的視角立馬淡化了這種悲傷；雖然無邊落木蕭蕭而下，但眼前所見仍是綿延不絕的長江流水；雖然一生之中多是萬里悲秋作客，但即使如此，詩人也要強打精神，拖著百年多病的身體登上高臺；雖然艱難苦恨已使自己兩鬢斑白，但仍不放棄生的希望，停下那摯愛的酒杯，把握住自己僅剩的生命。這些不斷地轉折正是杜甫昂揚的生命意識的展現，因而杜甫在這首詩當中想要表達的不是簡單的顧影自憐式的自哀，而是閱盡人世滄桑之后仍積極把握生命的熱情。我們可以想象到，杜甫在秋風蕭瑟之中獨自一人登上高臺，看見萬里長空的遼遠和江波翻涌的氣魄，激發出他對生命的無限眷戀，而他卻將這種強烈的生的渴望以及對“來者”猶可追的希望寄托在時空交錯的冷靜表述之中，以頑強的生命意識將遷逝之悲變成了在悠悠天地間孤獨的壯闊。

三、《登高》之樂觀主義探賾

無論是“壯心不已”的抒發還是昂揚的生命意識的體現，《登高》都表現出了杜甫作為一位儒者的樂觀主義精神。先是長安困頓，接著又經歷“天下兵革滿”的戰亂，最后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余生，這樣艱難的生活聽起來已足以令“四座淚縱橫”了，但杜甫卻以頑強的生命意志斗爭著。寫于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的《北征》可以看出，杜甫歷數了安史之亂中民生凋敝、國家混亂的情景，但他卻仍然堅信國家終有中興的時候。而距離去世僅剩一年的時間里，杜甫仍舊在江漢的漂泊中高呼著：“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江漢》)那么杜甫這種樂觀主義精神來自于何處？

首先，杜甫早年所經歷的盛唐，是充滿了“蓬勃的朝氣，青春的旋律”[14]的時代，而身處其中的杜甫，自然也洋溢著自信與激情。天寶年間落魄京城，不得已而干謁求官，但其干謁詩《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卻寫得不卑不亢：“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倍@樣的自信和杜甫的狂一樣“都是他性格中的重要因素，其表現也不限于某一時期或某一方面”[33]，“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壯游》)，“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倚著如秦贅，過逢類楚狂”(《遣悶》)這種源于盛唐大背景下的自信始終伴隨著杜甫的一生，而這種自信也正是其樂觀主義精神的重要展現。杜甫晚年之詩，時常憶起早年“放蕩齊趙間，裘馬多清狂”(《壯游》)的生活，但對這些盛世生活的回憶，是其黯淡歲月下依舊堅持的理想，而不是現實生活的頹喪自哀?！稇浳簟分校骸爸苄信d望我皇，灑淚江漢身衰疾?！逼制瘕堅u價為：“述開元之民風國勢，津津不容于口，全為后幅想望中興樣子也”[34]，是十分中肯的。

其次，杜甫的樂觀主義來自他所服膺的儒家思想。有學者以為杜甫晚年從佛、道中尋求人生慰藉或是自我救贖，而從《登高》詩中確實可以看出杜甫晚年的心境漸趨超脫。但如上文所言，這種超脫是以樂觀主義精神為基調的超脫，是在肯定人生、肯定現實的基礎上，通過對一生經歷的自覺總結而形成的超脫，絕不是宗教式的建立在否定觀的基礎上以悲觀主義的態度去看待人生。以往對杜甫晚年心境的考察，雖是從“周流三教、出入無際”[35]的唐代大環境下考察，以為是儒、道的思想對杜甫的影響，但杜甫自始至終都是一位儒者，他自己也以儒者自居：“有儒愁餓死”(《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乾坤一腐儒”(《江漢》)、“百年粗糲腐儒餐”(《賓至》)、“老儒不用尚書郎”(《憶昔二首》)。莫礪鋒先生說：“杜甫對儒家思想的遵循已達到孔子所說的‘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的程度，終生不渝，死而后已?！盵36]此外，杜甫自己在詩中就曾表示：“未能割妻子”(《謁真諦寺禪師》)，“妻兒待我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由此可以看出，杜甫不可能脫離俗世的紛擾遁入空門，他心頭有太多的牽掛，除了妻與子，顯然還有國家和人民。既然杜甫對待佛教是敬而遠之的態度，那么佛教思想何以能夠深入影響到杜甫的處世原則？另外，雖然杜甫早年入王屋山訪華蓋君，與元逸人、孔巢父等崇道之人有所交往，晚年仍有“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游子》)，“生理只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等詩句，但他“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顯然，杜甫雖與佛道人士交往，但他內心深處依舊將自己視為天下無道時的“木鐸”，而方外之人終究“不可與同群”(《論語·衛靈公》)?？鬃右簧非罂思簭投Y，并為之顛沛造次，最終也未能如愿。孟子終生未仕，流轉于列國，卻遭致他人指責，無奈嘆息：“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但他們都沒有丟棄最初的理想，而是為之“舍生取義”。將杜甫的經歷與孔、孟聯系起來，就不難發現杜甫對孔、孟思想的直接繼承。杜甫秉承著致君堯舜的理想輾轉長安，屢遭挫折，所謂“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后逢世變，顛沛潦倒，但他沒有選擇消極避世，而是始終將家國放在心上，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他所念的仍是“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但杜甫不是儒學經典的注疏者，他只是身體力行地踐行著儒家精神。他用自己的詩筆錄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剪影，并在其中注入了自己深切的生命關懷。

最后，杜甫在夔州的生活也為杜甫樂觀的心境提供了一定的物質保障。杜甫在夔州度過了將近兩年的時間，而在此期間，杜甫的生活相對安定。杜甫在夔州“暫寓白帝，繼而復還瀼西，最后遷居東屯”[37]。陸游在《東屯高齋記》中做了更詳細的說明：“少陵先生晚游夔州，愛其山水，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于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逼渲小鞍椎鄢侵啐S”，也就是西閣，是杜甫初到夔州時，夔州都督柏茂琳暫借的住所，而瀼西和東屯則是杜甫置辦的住所。據杜甫《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可知杜甫在瀼西時有四十畝果園，園中景色是“桃蹊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椒艷復殊。鎖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寒雨朝行視園樹》)而杜甫則在秋日累累的碩果中“清晨散馬蹄”(《白露》)，可以想象，至少在此時，杜甫的心境是十分愉悅的。另外，據杜甫所言：“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夔州歌十絕句》)，“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可知其于東屯還有豐厚的田產，無論這些田產是公田還是私田(3)，無疑都可為杜甫帶來可觀的收入。除此之外，杜甫還種蔬菜，養家禽?！捌枋呃@茅屋，自足媚盤餐”(《園》)說明他的菜園面積不小，且能保障生活。并且他還在《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中得意地夸耀自己：“深耕種數畝，未甚后四鄰”；《催文宗樹雞柵》是杜甫村居生活的剪影，“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吃。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薄疤＝灞P案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蓖ㄟ^記錄柵養烏雞的瑣事，可以看出杜甫村居時安閑淳樸的生活狀態。由上述可知，杜甫這一時期有著較為安定的生活條件，在關注社會政治之外，他也開始積極關注個人的生存。此前的杜甫，或汲汲奔走于功名，或潦倒深陷于敵穴，或困頓漂泊于山野，或棲遑寄居于籬下，而此時終于可以稍作休息，他也得以用飽經風霜的淚眼回看一生經歷，并自覺地總結詩歌創作經驗，因而雖只有短短兩年，他卻創作了四百多首優秀作品。葉嘉瑩先生評價說：“這時期杜甫的七律詩，在正變兩方面均有特大進展前者表現于格律之內的騰擲跳躍，后者表現于格律之外的橫放杰出?！盵38]顯然這些成就與杜甫夔州富足生活下樂觀的心境有著密切的聯系。

四、結 語

《登高》是杜甫偉大的作品之一，亦是其晚年凄涼與孤獨交織的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透過行行詩句，我們似乎能夠看見那位飽經滄桑、瘦骨嶙峋的老人滿含著熱淚凄然北望。雖然是感時傷事的作品，但這首詩所帶給我們的卻不是晚唐詩歌中那種憂時嗟生、消極悲觀的情緒，反而是一種令人激動的壯闊氣勢。這種氣勢一方面源自杜甫置身寰宇之時，潛藏在詩句之下的“壯心不已”，另一方面則是杜甫晚年基于樂觀基調上的超脫心境和對時空遷逝的冷靜接受。也許杜甫的一生如他自己嘆息的那般“到處潛悲辛”，但他對待人生的基本態度是積極樂觀的，他的胸懷是廣闊包容的，并且這種態度與胸懷已不自覺融入《登高》詩之中，這也是蕭滌非先生所言此詩“悲壯”與“激動”之所在。

注釋：

(1)本文所引杜甫詩，均出自蕭滌非先生主編《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不另加注。

(2)可參見：劉剛《登高詩及其人文底蘊》，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學位論文，2002年。因游仙詩并沒有過多地豐富登高文學的內涵，因而在此不拓展細說。

(3)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以為：“東屯，特公之農莊?！比绻麞|屯是杜甫的農莊，那么田產應則是其私田；而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認為杜甫主管過東屯百頃田。陳貽焮在《杜甫評傳》中說：“杜甫當年要移居東屯，就因為這里有一百頃公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