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晚年對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領導的思考

魯書月， 張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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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那么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特別是如何實現黨對文學藝術工作的正確科學的領導，這是一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且長期以來在文藝界、學術界又存有不同看法的重大問題?！拔母铩苯Y束后，胡喬木對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認為:在任何時候,社會主義文藝的旗幟都必須高高舉起,在任何時候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都不能削弱;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主要體現在對其發展方向的領導，體現在全面貫徹黨的文藝方針上，體現在服務和引導文藝界進行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為了實現黨對文藝工作正確科學的領導,一定要理清黨與文學藝術事業的關系、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學的黨性與文學的傾向性等。他的思考，盡管當時是力圖實現在文學藝術領域的撥亂反正以及在糾“左”中出現的另一種傾向，但對今天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推動我國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發展仍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一、新時期黨對文學藝術工作的領導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文學藝術領域與其它各條戰線一樣，對“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由此呈現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新氣象?？捎猩贁等藚s認為，既然要解放思想，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無的放矢；既然要實行雙百方針，那就是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不應該再強調黨對文學藝術工作的領導；還有的人把其作品看作純粹是個人的事，與社會政治沒有關系，可以不顧及社會效果；也有的人在創作活動中一味模仿西方“那些庸俗的、腐朽的東西，或者追逐一部分群眾的落后的低級的趣味”[1]。對在撥亂反正過程中出現的這種傾向，少數領導干部不敢站出來進行批評，甚至也不能批評，一批評就有人扣上“左”的帽子。

面對這樣的情況，作為我黨思想文化宣傳戰線的領導人的胡喬木認為：我們必須全面地看問題，對“文革” 左傾錯誤要撥亂反正，對糾左中出現的右的錯誤也決不能忽視，不僅不能忽視，而且“必須同他進行堅決的斗爭”[2]。

關于“無為而治”。1982年12月21日，胡喬木出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在與部分作家座談時，有人提出黨要“無為而治”，不要事事都管。胡喬木聽后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文學藝術方面的問題，完全的‘無為而治’，我想恐怕是不能實現的?！?當然，“領導方面，不要大小事情都管”?，F實生活中，黨在領導文學藝術工作方面，他認為實際上存在四種情況：“無為而治、有為而治、無為而不治，有為而不治。這四種情況，都是有根據的，都會有相當的事實?！袨椤膊坏扔诰湍堋巍?。如果有‘為’而反而不‘治’，那么這種‘為’就確實不要有。假如‘無為’而‘不治’，那么，這個‘無為’也不成。比如說，現在作家的生活條件、出版發行方面的問題，正說明從粉碎‘四人幫’后到現在五年當中，在這方面正確的‘為’太少?！彼运f，用“領導‘不要橫加干涉’”來表示這方面的意思可能更準確。胡喬木認為：“事無大小都要過問，都要干預，這種方法是應該改變的?！盵3]但是，不要橫加干涉并不是聽之任之，不是不要正確的合理的批評，不是不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對歪曲地反映我國社會現實生活的作品，對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黨的領導的作品，必須進行批評和斗爭。胡喬木強調：“共產黨員可以寬容一切，但對于反共的東西不能寬容?！盵4]否則，“就是放棄黨的領導[5]”。

黨對文學藝術的領導主要是對其發展方向的領導。胡喬木認為：黨對文學藝術工作的領導，主要是對其發展方向的領導，也就是要使我們的文學藝術界牢牢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衡量對文學藝術領導正確與否的標準不是像有些人說的，看文學藝術的路是越走越寬，還是越走越窄，而是文學藝術界是不是牢牢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胡喬木認為：路寬跟窄，純粹是個數量上的形容詞。我們當然主張文學藝術之路要越走越寬，但也不是越寬越好，寬得沒有邊。寬容要有標準?！霸趽碜o四項原則(至少是不反對)的范圍內，我們應該而且可以說必須寬容?！谏鐣髁x中國，在我們的文學刊物上，對于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作品，(這當然有各種各樣的情況)，是不能寬容的”[6]。

胡喬木還認為，藝術的創新是永遠需要的，但創新離不開藝術最根本的原則。對在創新的名義下反對社會主義或者在創新的名義下提倡一種脫離一切內容的藝術，我們也要反對。藝術是有社會功能的。假如我們的文學藝術丟棄了社會功能，不要社會內容，拋棄了社會利益，這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不相容的。

不能把“雙百”方針與黨的領導對立起來。胡喬木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我們黨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基本的、長期的方針，但它不是唯一的方針。[7]我們黨還提出了其他一些方針，如，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針等。貫徹 “雙百”方針，就要糾正錯誤，批評落后，弘揚真、善、美，拋棄假、惡、丑。學術上民主討論，藝術上自由競賽，由此才能促進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健康前進。我們不能把這個方針當作黨的思想工作的唯一的方針并曲解為脫離任何原則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想宣傳什么就宣傳什么，誰也不能批評或干涉[8]。

胡喬木對“無為而治”辯證關系的深刻闡釋、對貫徹黨的文藝方針的全面解讀以及他關于從文學藝術發展方向上加強領導的思考，對我們今天如何加強黨對文藝工作領導提供了認識的啟迪。

二、理清文藝與政治、文學的黨性與傾向性以及黨的領導與黨和文藝事業的關系

加強黨的領導的同時特別需要改進黨的領導，改進黨的領導主要是使黨正確科學地領導。要做到這一點，胡喬木認為，有必要理清文藝與政治、文學的傾向性和文學的黨性以及黨與文藝事業的關系等問題，把這些關系理清了，就會為黨的科學領導奠定基礎。

首先，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胡喬木認為，對共產黨人而言，政治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達到目的一種重要手段，人民的利益，才是政治的最終目的。所以，他極力主張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替代“文藝從屬于政治，為政治服務”。他說，這兩個口號有很大的不同，當然也不是截然的不同，二者之間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更清晰、直接地表達了我們的文藝服務的目的。共產黨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一切政治歸根結底都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手段，只有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的利益才是衡量政治正確性的標準。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绷暯娇倳浀闹v話，是對“文革”結束后胡喬木極力主張的經黨中央同意的新的二為方針的充分肯定。

其次，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不能誤解為整個文藝事業就是屬于黨的。胡喬木說：文學藝術是一種廣泛的社會文化現象，這方面的許多事情，與其他工作是不一樣的。單靠黨的直接指揮，單靠黨的組織的努力，沒有黨和作家藝術家的真誠合作是不能夠完成的。所以，黨對文學藝術的領導主要體現在對其發展方向的領導，許多與文藝事業發展方向關系不大的事，黨就沒有必要去干預。我們不能把文學藝術說成是我們黨的附屬物，是黨的“齒輪和螺絲釘”，把文學藝術這種廣泛的社會文化現象納入黨所獨占的范圍。這就像我們黨要對整個國民教育進行領導，要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領導，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領導，但不能說整個國民教育是黨的教育，整個國民經濟是黨的經濟，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是黨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人民的事業)[9]。

再次，關于文學的黨性和文學的傾向性。胡喬木認為：文學的黨性和作為共產黨員的文學家、藝術家的黨性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共產黨員文學家、藝術家首先是共產黨員，必須要有堅強的黨性。他們同任何共產黨員一樣，必須堅持黨的政治立場，在政治上同黨保持一致，遵守黨的章程和決議，服從黨的組織和紀律。而文學的黨性，是個特定的慨念，它同文學的傾向性是一個性質，主要是指文學藝術作品的思想內容以及所表現的階級立場，一般文學作品并不是普遍具有，所以，文學的黨性是不可以隨便使用和廣泛使用的。

胡喬木強調：對黨員文學家，當然也希望所有革命的文學家，黨要求在其作品中要表現革命的思想內容，使其作品起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我們黨對于某些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不健康、不正確的政治傾向和思想傾向，對于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腐朽思想政治影響，不能熟視無睹，任其腐蝕人民，而要根據情況，進行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批評和教育，以克服這些傾向和影響。這是今天黨對于文學的黨性的正反兩方面的要求。但黨對黨員作家的有傾向性的文藝作品要表現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的要求，不必要也不應該成為對所有的文藝作品的要求，如果把對黨員作家的有傾向性作品的要求，擴展到對所有作品的要求，就把問題簡單化了，我們的文學觀就太狹窄了。所以，在今天，我們提倡文學藝術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但那些政治傾向性不明顯或沒有政治傾向性，但其文學作品合乎美學標準，這樣的作品要允許它存在，允許其發展。同時，我們還必須記住，這種傾向性，“要通過深刻反映社會生活本身的規律，通過嚴格遵循藝術創作本身的規律來表現，而不應該違背生活，違背藝術的規律，從外部加進來，硬塞給讀者?！盵10]

正確認識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正確認識黨的領導與文藝事業的關系，正確認識文學的黨性與作為共產黨員的文學家、藝術家的黨性的不同，這是我黨實現正確科學領導的認識前提。

三、黨如何正確科學地領導文學藝術工作

要注意黨對文學藝術工作領導的方法，要在科學和藝術允許的范圍里領導，不能“大小事情都管”，更“不要橫加干涉；[11]要尊重作家的權力；要開展正確的批評，并營造健康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環境。黨的科學正確的領導，必然會充分調動作家的積極性，從而促進我國文學藝術的繁榮。

首先，黨在領導文學藝術時，不要大小事情都管，特別是不要橫加干涉[12]。胡喬木認為，黨一定要在科學和藝術所允許的范圍里發揮它的作用。超出這個范圍，粗暴地任意地主觀地去干預他所不應該干預的學術和文化活動，“就不是一個好的領導[13]”。因為任何一部值得寫入文學史的作品都不是粗暴干涉得來的，粗暴干涉只能“造成了許多作品和作家的各種不幸。[14]”科學和文化就好似一所花園，領導的責任就是要負責灌溉、育種、除草等等?！叭绻蝗プ鲞@些工作，而是去踐踏這所花園，這樣的人要受到警察的干涉?！盵15]

其次，要尊重作家的權利。胡喬木說：一個作家他要進行寫作，不能沒有他自己獨特的見解，也可以說是哲學。那么這個哲學，我們雖然有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基本的哲學，但是，作家在對待他所寫得具體的事件、具體的人物，展開他寫的故事，如果沒有他個人的哲學，這個作品就寫不下去，寫不成。那么，某一位領導同志不能把他自己的哲學，來取代、來替換這個作家在進行創作的時候，他所形成的見解，他對生活的意見。否則，這就很可能造成有為而不治，有為而亂治。[16]作為一個領導，手中掌握著一定的權力，正確的使用會得到積極的效果，反之，就會產生消極效果。所以，主管文藝工作的領導在使用這個權利時需要十分小心。胡喬木說，領導在另外一個方面的意義，也就是服務?！霸诤艽蠓秶锩?，黨對于文學藝術或科學、教育的領導，是同黨對文學藝術，或者科學、或者教育的服務不可分的?！盵17]如果有的同志，他認為他的任務就是領導，而不是服務，如果說他是服務就委屈了，那么，這樣的同志就不能夠跟黨領導的性質相協調。

再次，引導文藝界進行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或思想斗爭是黨對文藝事業領導的重要表現，流水不腐，死水必腐。只有經常性地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才能使文學藝術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進而促進其長期繁榮和發展。胡喬木認為，引導文藝界進行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或思想斗爭，是黨對文藝事業領導的重要表現，也是黨的領導的責任。那么，如何進行正確的批評？

其一，他認為批評中要注意兩種傾向的發生。一種是對錯誤的東西不僅不敢批評而且姑息縱容，一種是 “打棍子”、“扣帽子”簡單粗暴。胡喬木認為，這兩種傾向都不利于在文學藝術領域開展正確的批評。對文學藝術方面存在的問題，既不能不敢批評甚至姑息，也不能簡單粗暴甚至打棍子扣帽子，只有在實際操作中避免上述兩種錯誤傾向的產生，才能開展正確的批評。

其次，他認為四項基本原則是正確批評的共同基礎。在怎樣開展正確的批評的問題上，胡喬木從批評的目的到批評的方法，都作了重要的論述。他認為：領域不同、問題不同，對其批評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但不管什么領域，正確的批評都有一個共同的基礎，那就是首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都必須在理論上和事實上正確[18]。

其三，他強調正確的批評要具備三個條件。即對需要批評的對象，需要批評的人和事，或觀點，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人民內部的批評，一定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在新的基礎上團結；批評要既入理，又入情?！叭肜硎钦f切合事理，充分說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入情是說保持同志態度，準確理解和分析被批評者的心理狀態，動之以情，而不要不近人情?！盵19]

胡喬木倡導的“入理入情”的批評方法，既不同于那種敷衍了事、不痛不癢批評，也不同于“文革”中長期存在的打棍子扣帽子無限上綱的批評。他提倡的這種批評，更容易讓大家接受，更能收到實際效果。其四，要營造健康的批評空氣。胡喬木認為，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文學創作是繁榮的，但文學批評卻遠沒有達到繁榮。這就要求我們黨要努力營造一個健康的批評、評論或辯論的風氣，由此推動文藝批評的繁榮。胡喬木認為：批評者不能打棍子扣帽子，不能簡單粗暴，同時，作家也要對評論家和批評家以更多的理解，不要責備求全，更不要疾言厲色。因為他們二者是平等的，目標是一致的。評論家和批評家也是在幫助讀者理解、鑒賞和評價作品，他們同作家一起研究創作的經驗，探索藝術和藝術所表現的生活中的得失是非，試圖同作家一起尋求如何把作品寫得更好、更適合于社會需要。批評家寫出一篇評論跟作者寫出一些作品一樣經歷辛勤的勞動。只要他們不是粗暴的，那么他們建設性的勞動都是應該歡迎的。不管是作家還是評論家、批評家，雙方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這樣就能共同營造良好的健康的批評氛圍。批評的健康氛圍營造起來了，才能迎來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發展。

加強黨的領導與改進黨的領導，是辯證統一關系。既要加強黨的領導，又要按照科學藝術的規律去領導，從而做到科學正確領導。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使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胡喬木60多歲，已進入人生的晚年。但他老當益壯，精神煥發。圍繞加強和改進黨對文學藝術工作的領導這個主題，從多方面進行了認真的、深入的思考。他的思考，充分體現了他對文學藝術工作的深刻了解，對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充分的信任以及敢于打破條條框框的束縛的理論勇氣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在今天，重新梳理這些思考，對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正確科學的領導，發展和繁榮我國文學藝術事業，仍有一定的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