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祛魅與邊界重構:數字時代的西方元新聞話語研究

王沛楠,史安斌

(1.清華大學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2.清華大學 寫作與溝通教學中心,北京 100084;3.清華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84)

一、互聯網與新聞業的融合

雖然新聞業的歷史遠比互聯網悠久,但當前的新聞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互聯網重塑,在線新聞(online journalism)和數字新聞(digital journalism)逐漸成為新聞消費的主要形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最早的數字新聞可以追溯到1974年BBC提供的電文(teletext)服務,受眾可以通過遙控器選擇瀏覽電視屏幕上的新聞、天氣和電視時刻表等信息,這被視作當前數字新聞的雛形[1]。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商業化網絡瀏覽器的出現,數字新聞網站開始大量涌現,推動新聞業與互聯網技術的深度融合。

數字新聞的出現對新聞業的影響是顛覆性的。它一方面開辟了新的新聞敘事方式,推動跨媒體敘事和媒介融合的興起;另一方面改變了新聞生產的流程,使得信息生產和傳播的速度被大幅度壓縮,讓受眾能夠保持對最新信息的追蹤。同時,數字新聞代表了新聞消費方式的革命,催生出付費墻和數字訂閱等一系列新的媒體盈利方式。

巧合的是,新聞學研究的建制化也在20世紀末逐步成型。2000年,國際傳播學會(ICA)成立了新聞學研究分會(Journalism Studies division),同時創辦了新聞學領域兩部重要的期刊Journalism和JournalismStudies,新聞學由此成為一個被正式確認的學術領域。建制化的新聞學研究與數字新聞研究幾乎是相伴相生的,但互聯網和數字媒體對于新聞業的影響卻在不斷變化。Anderson[2]認為,近20年數字時代的新聞學經歷了“參與時代”“危機時代”“平臺時代”和“民粹時代”四個時代的交替,代表了新聞學研究對于互聯網與新聞業之間關系的一種理解。

伴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及其進入新聞業實踐的過程,新聞業以不同的話語建構了對于互聯網的不同敘事,以解釋數字新聞發展的路徑,體現的是以話語變遷作為劃分數字新聞業變遷的邏輯。劃定不同時代交替的表面上是話語的變化,但實質上體現的是新聞從業者和研究者對于技術如何滲透進新聞編輯室的觀念變遷。在Anderson的分析框架中,從“參與”“危機”“平臺”到“民粹”的時代劃分,則是基于這種觀念變遷投射在現實世界的表征。但他的研究卻未能進一步闡釋代表數字新聞發展歷程的不同時代分別以怎樣的方式建構了互聯網與新聞業之間的關系。本文基于Anderson對數字新聞的闡釋框架,利用“元新聞話語”(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這一方法考察21世紀前20年內建制化的新聞研究如何理解互聯網對傳統新聞業的影響,通過梳理新聞學界對于互聯網與新聞業之間關系的討論,分析梳理上述四個時代新聞學研究的“主流話語”及其對理解數字時代新聞業的影響。

二、新聞研究中的“元新聞話語”

“元”(meta-)這一概念來源于古希臘語,意為“……之上的”。在認識論的層面,“元”被視為對某個對象自身的解釋。例如,“元分析”指的是通過整合對某一概念或問題的大量研究以理解概念或問題發展趨勢的分析方法[3];“元語言”則是指“談論語言特征的一種語言”,強調對語言符號的意義和所指是語言符號本身關系的討論?；谶@樣的邏輯,Carlson提出了“元新聞話語”的概念,將新聞業視作一種文化實踐,并通過對話語的分析闡釋新聞業的意義是如何被建構的[4]。

從Van Dijk將話語分析引入新聞學的研究開始,對于新聞話語的研究已經成為新聞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Van Dijk的研究路徑聚焦于新聞內容本身,分析的是新聞文本所建構和反映的社會敘事。大量相關研究分析的是新聞話語的社會影響、話語變遷過程或媒介建構過程。Carlson的元新聞話語則更進一步,將學者對于何謂新聞的討論視作一種持續不斷的解釋活動,通過對這類話語的分析則可以界定我們對于新聞業形態變遷的理解[5]。

元新聞話語的意義在于,它將話語分析的對象從新聞文本拓展到了整個新聞業自身,關注所有“關于新聞業的公開言論”,并且“定義適合的—以及不適合的—新聞規范和實踐”。通過這條建構主義的路徑,元新聞話語批判性地分析了新聞業內外的各種聲音對于新聞實踐邊界的理解。元新聞話語的分析對象是整個新聞業,在討論新聞業應然和實然的矛盾關系中解釋媒體、記者、受眾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元新聞話語作為一種分析路徑,將新聞業自身置于被審視的地位中進行分析,對于理解新聞業發展中的身份、角色和話語變遷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從元新聞話語這一視角出發,對于21世紀20多年以來涉及到數字新聞的文獻進行話語分析,試圖從Anderson提出的數字新聞發展四階段的框架出發,進一步討論如下三個問題:(1)數字新聞的“參與時代”“危機時代”“平臺時代”和“民粹時代”是如何界定的?(2)如何理解不同時代內部互聯網與西方新聞業之間的關系?新聞研究形成了怎樣的元新聞話語?(3)元新聞話語的變動體現了互聯網與西方新聞業之間怎樣的關系變化?

三、第一階段:參與時代的“技術賦權”話語

在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互聯網與新聞業的第一次碰撞推動數字新聞進入到“參與時代”(The Participatory Era)。由于數字化的內容生產成本低廉且傳播廣泛,吸引了一部分用戶參與到信息生產和傳播中來,進而催生出以博客為代表的早期公民新聞。率先報道了克林頓與萊溫斯基性丑聞的新聞博客“德拉吉報道”(Drudge Report)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當時美國的主流媒體《新聞周刊》拒絕報道這一丑聞,掌握信息的“德拉吉報道”創始人馬特·德拉吉決定自行將其公之于眾并引發了轟動。

博客新聞的出現使得專業的記者和德拉吉這樣的業余網絡寫手共同在一個平臺上參與到新聞的生產中,打破了二者在傳統媒體時代曾經壁壘森嚴的界限[6]。這使得博客是否是一種真正的新聞形式的爭論甚囂塵上[7]。在這一時期,互聯網和博客新聞的進入打破了傳統新聞業在漫長的實踐中形成的慣習,將參與式的文化帶入到新聞業的實踐中。

參與式文化進入到新聞業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公民新聞的興起。傳統新聞業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專業主義為壁壘的文化,只允許經過訓練的專業媒體人作為信息的生產者,使得新聞業日益與普通人的生活相分離。但新聞博客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吸納了一個更大規模且更為多樣化的用戶社群以同儕生產的形式協作,進而推動普通民眾參與到新聞業的活動中。雖然公民新聞的概念提出之時,研究者更關注的是如何有效服務公共利益和吸納公民參與,但互聯網的出現使得公民新聞的理念有了得以實現的技術基礎,推動了公民新聞在21世紀初的西方社會短暫繁榮[8]。

依賴于互聯網和博客提供的平臺,博客新聞的創作者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去觸及廣泛的受眾,因此博客新聞的出現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新聞業用專業主義建立起的圍欄,給予了在傳統媒體時代被“禁聲”的群體表達立場和觀點的機會。與信奉專業主義價值的職業新聞媒體不同,新聞博客寫手更多將自己視為一個松散的職業共同體,一群具有共同價值觀、目標和語言的人在博客上進行自由的創作(1)KRAMER S.Journos and bloggers:can both survive?[EB/OL].(2004-09-12)[2020-07-13].http:∥www.ojr.org/ojr/workplace/1100245630.php.。這使得學者相信“新技術正在將權力從新聞生產者向消費者進行重新分配”[9]。

因此,新聞界對于互聯網和公民新聞的早期敘事帶有一種天然的技術崇拜,“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有麥克風”的迷思經常能夠見諸那一時期對于數字新聞的學術討論中(2)GRAVES L.Everyone’s a reporte[EB/OL].[2020-06-15].https:∥www.wired.com/2005/09/everyones-a-reporter.。Gillmor更是將互聯網和新聞博客視作具有民主意義和解放性的社會力量,認為“新聞業正在從20世紀的大眾媒體結構向草根和民主的方向轉變”[10]。這一思潮從美國發端,影響了全球新聞業在21世紀初對于互聯網和新聞業的關系的理解。

從當下的視角回顧“參與時代”對互聯網和新聞業關系的理解,可以發現“技術賦權”(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是其中核心的話語邏輯:互聯網技術是參與的基礎,參與是社會民主的保障,因此互聯網技術為民眾賦權,并催生出了以社群參與和社會監督為特征的公民新聞。特別是在新聞業逐漸走向專業化甚至壟斷化的背景下,博客新聞的出現確實為不同社群中的邊緣群體提供了更多表達和對話的機會。但如果進一步審視博客新聞和公民新聞的實踐可以發現,博客的作者在內容上是高度依賴傳統新聞業的[11],公民新聞則由于參與者缺乏專業意識和持續參與的能力而難以延續[12]。這一套話語也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后逐漸消失,現在已經很少見到關于“博客是否是一種新聞”這類問題的爭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互聯網的進入和博客的興起引發的討論也為當前的新聞定義重新劃定了邊界。

雖然公民新聞運動和博客新聞都已經不再是新聞業所聚焦的問題,但是參與式文化對于新聞業的影響則延續至今。近幾年學術界關于“參與式新聞”(engaged journalism)的討論日益增加,研究者認為它是公民新聞和互聯網參與式文化在當下的延續,因為吸納受眾參與是數字媒體的使命,但以何種形式參與則是伴隨著新聞業和互聯網關系變化而不斷變動的命題[13]。當下,技術賦權的話語已經很難掀起波瀾,但“參與式新聞”等概念的出現,則可謂是對21世紀初新聞業“參與時代”的遙遠回響。

四、第二階段:危機時代的“結構危機”話語

如果說“技術賦權”解釋的是互聯網如何為曾經在專業新聞領域之外的人提供了入場的門票,那么對于傳統新聞編輯室而言,互聯網從一開始就意味著一場危機——市場的威脅與轉型的機遇并存。在2008年之前,新聞業寄希望于利用數字平臺獲取的利潤補貼傳統新聞采編的成本,但2008年伴隨著金融危機而來的歐美報業利潤斷崖式下跌則將數字新聞帶入Anderson所說的第二階段——危機時代(The Crisis Era)。Zelizer[14]也認為,“危機”是參與式文化浪潮之后描述數字新聞的首選概念。

人們對這套報業衰亡的論調并不陌生?，F實中,美國新聞印刷廣告收入在2003—2015年期間暴跌50%,全美新聞編輯部規?？s減30%。歐洲國家的新聞業同樣陷入低迷,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報紙發行量和利潤在2009年以來持續下滑,整個市場規?？s減了近1/4。如何解釋這場全球性衰退,互聯網和數字媒體的出現是傳統新聞業衰退的元兇么?學者們在這一階段對危機話語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最初的一部分研究認為新聞業的危機來源于激烈的市場競爭或者技術變革,通過數字化轉型和更新商業模式就可以化解危機[15]。由于存在數字新聞這個免費便捷的替代品,受眾的支付意愿開始明顯下降,廣告也隨著讀者、觀眾和用戶進入互聯網。

以《紐約時報》和《衛報》為代表的歐美主流媒體開始推動大規模的數字化轉型,“數字化優先”(digital first)的理念在眾多新聞編輯室內被廣泛接受。2011年,《紐約時報》的付費墻正式上線,2014年其付費內容和訂閱收入首次超過了廣告收入;英國《泰晤士報》在2010年上線“一次性全站”(one-price-for-all)付費墻后迅速扭虧為盈;《經濟學人》則通過“免費+App內付費”的混合內容形式擴大其市場占有量。這些主流大報數字化轉型都在那一時期不同程度上扭轉了利潤下滑的窘境,因此學者認為數字化給傳媒業帶來的整體危機并不會波及到新聞業,完成數字化轉型的新聞業能夠順利度過危機[16]。

但西方主流新聞媒體成功的數字化轉型卻并沒有使得新聞業的危機完全消退。一方面,過度迎合市場、追逐利潤的發展邏輯忽視了新聞的公共性,使得新聞業的危機表現為制度失靈而非單純的盈利受損[17];另一方面,美國主流媒體坐擁資本與市場成功轉型的背后,一大批地方媒體由于市場和利潤的困境迅速消亡,使得美國出現了大規模的“新聞荒漠”。從2014年至今,美國20%的小城鎮和社區報紙倒閉,已經有1 300個社區完全沒有地方媒體報道覆蓋(3)STITES T.About 1 300 U.S.communities have totally lost news coverage[EB/OL].[2020-07-19].https:∥www.poynter.org/business-work/2018/about-1300-u-s-communities-have-totally-lost-news-coverage-unc-news-desert-study-finds/.。這使得學者逐漸意識到,新聞業的危機不單存在于盈利的層面,而更有可能是一種結構性的危機。

因此,對于新聞業危機時代的理解逐漸從商業層面向著結構層面轉變?！侗容^媒介體制》的作者之一Mancini在反思新聞業的危機時提出,自由主義的新聞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市場導向的商業化雖然是當前新聞業的主導性發展模式,但仍舊需要意識到存在著多元化的新聞業結構,并且它們處于雜糅(hybridization)的狀態中[18]。在Mancini看來,商業化之外尋找新的路徑是新聞業深層次改革的方向,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則成為學者解釋這場新聞業結構變遷的主要路徑。

但是,新聞業的結構變化伴隨的是價值觀上的阻力,從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對于“沒有政府的報紙”和“沒有報紙的政府”的論斷開始,西方的新聞業通常被視作政府的對立面而存在,保持距離并監督政府是新聞業的職責所在。雖然有學者在新聞業危機之初就已經提出了政府資助新聞業的方案(4)NICHOLS J MCCHESNEY R.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newspapers[EB/OL].[2020-05-16].http:∥kelsocartography.com/blog/?p=2134.,但直到近幾年,政府出資扶持地方新聞業才在歐美國家廣泛推進,“扶持模式”成為應對新聞業結構危機的主要出路[19]。由于新聞不僅是商品,同樣是具有價值導向的社會公器,因此這種“去商業化”的發展路徑可以說是對過往西方新聞業高度商業化的矯枉過正。

從危機時代的元新聞話語可以看出,對于危機的理解經歷了從市場導向的盈利危機到觀念導向的結構危機的轉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聞界對于“危機”這一概念在一開始普遍將其簡單視為盈利危機,并沒有準確把握危機形成的實質。新聞業的結構危機被概括為政治上的黨派主義、經濟上的商業模式轉型、倫理上的信任下滑和職業層面的專業主義價值沖擊,這種結構性的危機是全方位的。結構危機的話語影響了西方新聞業的一些曾經被認為是“牢不可破”的價值,甚至進一步波及到新聞教育領域,引發了“新聞學院是否還有必要存在”的討論(5)GRUESKIN B,SALMON F,NEASON A.Do we need J-schools[EB/OL].[2020-05-16].https:∥www.cjr.org/special_report/do-we-need-j-schools.php,2018.。

新聞學的危機話語從金融危機發端,不僅涉及到互聯網對傳統新聞業的沖擊,更是深層次地剖析了新聞業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但結構危機話語更多是從新聞業內部討論一個職業共同體的價值判斷與行業邊界。在Anderson看來,編輯部商業模式崩潰的罪魁禍首不是競爭加劇,而是數字平臺發展形成的集中市場力量[20]。伴隨著社交媒體的快速崛起,新聞業開始面對一個更加強大、卻完全陌生的對手——數字平臺。

五、第三階段:平臺時代的“權力轉移”話語

從數字媒體發展的歷史中,很難找到一個確切的時間節點來標記媒體平臺究竟是何時進入新聞業的。但在近10年的時間里,研究者和新聞從業者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諸如臉書、谷歌這樣的數字平臺巨頭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臉書、谷歌、蘋果在一開始都是以特定的目標和運營領域(社交網絡、網絡搜索或數字硬件)為基礎,但現在卻成為整個數字空間的基礎設置和關鍵節點[21]。這種逐漸“平臺化”(platformization)的數字媒體和社交媒體發展趨向是理解平臺時代新聞業的基礎。

平臺是理解數字媒體發展的一種重要隱喻,它強調數字媒體作為一個內容生產和信息交流的連接空間存在。相比于單純的內容或服務提供商,平臺更強調用戶、技術、內容和商業模式的融合,進而形成一種具有壟斷性的互聯網基礎設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壟斷資本主義對于互聯網發展的要求。平臺媒體和由此產生的平臺新聞業,主要指以聚合式、社交性和個性化的方式向用戶推送新聞的新聞與其他各類信息的平臺,這種新聞生產和分發方式,改變了用戶對傳統新聞嚴肅呆板的刻板印象,提升了用戶的新聞消費體驗(6)BELL E,OWEN T.The platform press:how silicon valley reengineered journalism[EB/OL].(2017-03-29)[2020-06-15].https:∥www.cjr.org/tow_center_reports/platform-press-how-silicon-valley-reengineered-journalism.php.。

從臉書2015年推出第一款新聞產品即時文匯(Instant Article)以來,包括蘋果的“蘋果新聞”(Apple News)、推特的“時刻”(Moment)等平臺媒體的新聞產品陸續上線。這些平臺都允許記者和新聞機構直接在平臺上生產內容,同時對于流量和廣告收入進行不同程度的分成。這一場平臺媒體進軍新聞業的變革,將新聞業的核心矛盾導向了硅谷與傳統新聞編輯室的沖突。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誰會來承擔新聞業轉型的代價?當臉書和谷歌不滿足于僅僅充當信息發布的渠道,而是掌握了受眾能夠看到什么的主動權,傳統新聞業的權力結構是否已經被撼動?誰又會從受眾的注意力中獲得回報?

Anderson認為,如果我們聚焦于傳統新聞編輯室與平臺媒體的沖突,會發現它是一個(本地)準壟斷被另一個(全球)壟斷所取代,亦即從地方報業到臉書的轉變。學者將其概括為一種“權力轉移”或“權力重構”的過程[22]。它所帶來的硅谷與傳統新聞編輯室的沖突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第一,用戶流量歸誰所有。不論是最早的雙重出售論還是數字時代的付費墻,傳統新聞編輯室掌控著直接從讀者手中獲取收益的權力,并且能夠通過對訂閱量等數據的監控了解媒體的市場狀況。但在平臺媒體進入之后,這些數據開始逐漸成為了平臺的“私產”。數字新聞博客Mashable的首席數據科學家Owusu認為,由于臉書等平臺媒體壟斷了所有的用戶數據,傳統媒體無法了解自身生產的內容的效果,因此評估自身長期價值的能力受到了限制[23]。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的一項研究顯示,入駐臉書“即時文匯”的72家美國媒體中有38家(54%)沒有在“即時文匯”中發布任何一篇報道,而是力圖將用戶導流到自己的網站中[24]。這說明平臺和傳統媒體之間的流量爭奪早已悄然展開,雖然傳統新聞業寄希望于將受眾拉回自己的頁面,但平臺媒體憑借著對于用戶高度的黏性占據主動。

第二,流量驅動的商業模式帶來了大量“標題黨”(clickbait)和病毒式的內容。這種內容形態對于以高質量嚴肅新聞立足的傳統新聞編輯室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如果沒有充裕的資金作為保障,優質新聞的生存空間會被不斷壓縮。取而代之的是以“標題黨”為代表的病毒式傳播,赫芬頓郵報(HuffPost)和嗡嗡喂(Buzzfeed)就是其中的代表。嗡嗡喂通過制造病毒式的娛樂內容吸引了大量受眾分享和互動,有研究表明,其63%的標題都是專門為病毒式傳播設計的“標題黨”,它充分順應了平臺時代信息流量依賴于社交媒體分享和平臺流量驅動的特點,以聳人聽聞的標題吸引轉發和關注(7)KEYHOLE.A full 63% of BuzzFeed’s posts are clickbait[EB/OL].[2020-06-15].https:∥keyhole.co/blog/buzzfeed-clickbait/.。

數字平臺的崛起和隨之而來的平臺新聞業,一方面與傳統新聞業搶奪受眾和流量,另一方面改變了嚴肅的高質量內容生產在新聞業中的主導地位,推動數字新聞業由新聞編輯室主導向著平臺和算法主導轉變。伴隨著臉書、谷歌和蘋果等平臺巨頭在新聞業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新聞業開始意識到互聯網和數字媒體不再是可以開拓市場和探索新的商業模式的樂土,而是正在蠶食掉自己生存空間的數字利維坦。對于數字平臺的角色日益重視,正說明學術界和業界從以自由市場和競爭為代表的視角向著以機構權力和壟斷的視角理解數字媒體的轉變。

六、第四階段:民粹時代的“另類路徑”話語

平臺時代新聞生產“權力轉移”的直接后果,就是它改變了傳統新聞業主導下的專業主義文化,進而重新結構化了新聞生產的邊界。特別是在2016年特朗普勝選和英國脫歐等一系列黑天鵝事件的推動下,民粹主義和極端右翼勢力在西方國家再次興起。在這種結構性壓力之下,曾經烏托邦式的對于互聯網和新聞業關系的理解正在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政府、新聞編輯室、個人寫手和社交媒體機器人相互競爭的話語空間。Bennett在分析這種復雜的網絡化信息生態時提出,數字媒體環境的信息生產不再是一個由新聞編輯室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傳播過程,信息網絡中的邊緣群體也可能對議題框架的形成產生深刻影響[25]。但Anderson進一步發問,當傳統的“邊緣”力量進入新聞生產中,特別是這些邊緣群體以明顯的反民主方式行事時,新聞業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這些邊緣群體就是在近幾年快速崛起的“另類右翼”(alternative right)以及他們建立的“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一些學者將民粹主義政治家的興起歸咎于社交媒體,但事實上社交媒體并不是一個孤立的體系,而是整個數字信息環境的組成部分。Chadwick沿著Mancini的思路,進一步提出了“雜糅媒體系統”(hybrid media system)的概念來解釋當前的媒介環境,這個系統既容納了老牌的主流媒體,也催生出了赫芬頓郵報或者嗡嗡喂這樣的數字媒體、維基百科這樣的眾包媒體和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形成了主流媒體之外的一大批“另類媒體”[26]。

在這樣的系統中,右翼政治家和他們的追隨者能夠自主創造具有“病毒性”的信息和數字迷因(digital meme),利用社交媒體和另類媒體的渠道在整個社會中擴散,進而模糊了新聞和輿論之間的界限[27]。無論是美國的特朗普、瑞典右翼民主黨還是意大利五星運動黨,都試圖利用這種雜糅媒體系統繞過主流媒體的限制,將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直接傳遞給選民[28]。在這個過程中,民粹主義政治家體現出對于主流(建制化)媒體強烈的敵意,因為他們普遍認為主流媒體會扭曲甚至污名化自己的觀點。因此,傳統新聞編輯室所奉行的專業主義價值在這一時期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特朗普斥責整個美國主流新聞業都是“假新聞媒體”,意大利五星運動黨領袖貝佩·格里洛則長期抨擊本國記者在制造假新聞來詆毀“五星運動”[29]。

為了和所謂的“主流”(建制)媒體力量對抗,這一批“另類右翼”政治家建立了大量與所屬政黨有密切聯系的媒體——“另類媒體”,其中的代表就是以支持特朗普為基本立場,大量炮制陰謀論信息的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這些“另類媒體”被認為是對其所提倡的(政治、意識形態、道德、文化、宗教)觀點在主流媒體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看法的直接回應,但其生產的內容包含著大量陰謀論、極端主義和仇恨言論[30]。臉書等社交媒體的信息推送系統無法有效地區別主流媒體和另類媒體的信息,這就使得另類媒體炮制的虛假信息能夠在社交媒體上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并促成支持民粹主義的用戶更多地獲得相關信息,從而形成一個封閉而極化的意見社群[31]。

“另類媒體”的出現與“另類右翼”在民粹時代的崛起密不可分,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Chadwick所描述的雜糅媒體系統和社交媒體信息推送的技術對此類信息的助推作用。在這一階段,學者們逐漸關注到了另類媒體與民粹主義的關系,試圖解釋曾經處于邊緣的另類觀點如何在數字媒介環境的推動下進入主流話語中,進而改變了傳統新聞業與政治的關系。如果說傳統媒體發達的時代新聞編輯室與政治家的關系是一種競爭合作、互利共贏的關系,在社交媒體發達的時代,民粹主義政治家則試圖以“另類”的路徑打破傳統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合法性,并與傳統新聞業爭奪話語權。面對著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愈演愈烈,數字新聞的民粹時代將以怎樣的面目收場,仍然值得進一步的關注和研究。

七、技術祛魅與邊界重構:互聯網新聞的歷史反思

20世紀90年代起,互聯網和數字媒體在20多年的時間里不斷改變著新聞業的結構與觀念。從博客新聞興起帶來“技術賦權”話語,試圖推動新聞業自下而上的發展變革,到新聞業逐漸意識到數字媒體和社交媒體在商業結構和價值觀念上的威脅和沖擊,進而意識到了數字媒體實質上帶來的是新聞業的“權力轉移”和民粹主義價值為代表的“另類路徑”的崛起,對于數字新聞及其相關概念的元話語分析幫助我們厘清了新聞業與互聯網在20多年時間里的交織、融合與沖突。

從整體結構上來看,Chadwick的“雜糅媒體系統”是對互聯網和新聞業關系的精確概括。這種雜糅性(hybridity)體現在生產關系的重構與新聞業邊界的重新劃定上。早期互聯網帶來的門戶網站、網絡論壇、即時通訊(IM)和搜索引擎等功能的邊界完全被打破,使得當前數字平臺語境下的新聞生產包含了曾經界限分明的各類功能,進而形成了具有雜糅性和異質性的信息環境。概括而言,西方新聞業與互聯網的關系體現在觀念上的技術祛魅與結構上的邊界重構。

一方面,從技術的角度來看,西方新聞業對于互聯網和數字媒體的態度經歷了文森特·莫斯可所描述的從數字化崇拜到技術祛魅的過程。早期對于博客新聞推動民主和草根力量崛起的“迷思”,逐漸被對臉書這樣的傳統新聞業邊界之外的數字利維坦吞噬新聞業的恐懼所取代,這正回應了“賽博空間是由創造意義的文化和賦予其力量的政治經濟所共同組成”[35]的判斷。從“參與時代”個人博客寫手的興起,到“民粹時代”有組織的“另類媒體”內容生產,也從另一個側面可以窺見數字新聞生產領域商品化和結構化的一步步加深。

另一方面,從結構的角度來看,互聯網及其背后的數字文化“入侵”新聞業也在不斷改變著新聞業的邊界工作。參與時代的新聞業邊界工作理論主要是為了區分職業內部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和“不專業”新聞工作者以及對職業群體內部失范事件展開的分析[36],而平臺和民粹時代的新聞業則需要面對更為廣泛的參與群體。究竟誰是新聞業的“局內人”,這一邊界概念在不同的時代不斷受到新的參與者的挑戰,Entman等[30]認為未來的數字新聞業將由平臺、算法、大數據、另類媒體和社交媒體機器人五大要素共同構成。但傳統新聞編輯室是否視其為自己的同儕?這些令記者和編輯們陌生的局外人又將如何進一步改變新聞業的結構?這將是當前全球數字新聞業充滿爭議和活力的實踐中需要不斷被審視和反思的問題。

2021年是中國接入互聯網的第27個年頭,趕上了信息化浪潮末班車的中國利用互聯網實現了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與此同時,西方數字新聞業所面對的觀念祛魅和邊界重構也同樣在影響著中國的新聞業。傳統媒體人的離職創業浪潮興起,以“自由、自主和商業成就”為核心的創業神話打破了互聯網作為“草根參與”平臺的想象,推動了自媒體人這一群體的興起[31];以今日頭條為代表的智能推送信息和微信公眾號為代表的社交平臺信息,也在改變著中國傳統新聞業的生產模式和受眾對于何為“新聞”的理解。

立足于對西方新聞業20多年以來關于數字新聞的元話語分析,能夠幫助中國的新聞業立足于雜糅媒體系統的概念理解當前的新聞生產與受眾互動過程,進而擺脫傳統/數字、新聞/信息、主流/自媒體等二元概念,嘗試接納數字新聞業對于傳統新聞生產帶來的顛覆性改變,并借此為中國的數字新聞業發展邏輯提供具有更具想象力的解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