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不列顛人”到“出發西行”
——論喬伊斯《死者》中“良知”愛爾蘭的民族認同建構

張珊珊

引 言

《死者》(TheDead)是喬伊斯191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Dubliners)中的最后一篇小說，題目出自18世紀末19世紀上半葉愛爾蘭著名詩人托馬斯·穆爾(Thomas Moore)(1779-1852)所作的《愛爾蘭詩集》(IrishMelodies)(1807-1834)里的一首詩《噢，死亡》(“Oh, ye dead”)。這首詩源自愛爾蘭民間傳說，反映了客死異鄉的幽靈在外游蕩、找不到家園回歸的心情。這首詩被配以樂曲，成為當時的流行曲。在喬伊斯生活的年代，它成為膾炙人口的愛爾蘭民歌。喬伊斯客居瑞士蘇黎世的時候就經常哼唱，并把它的主題寫進小說，冠名《死者》。小說描寫了20世紀初在文化民族主義盛行的愛爾蘭，男主人公加布里埃爾家園歸宿的異位。

穆爾和喬伊斯生活的年代相隔100多年，但他們的作品都表現出對故鄉愛爾蘭的復雜心情。18世紀末19世紀上半葉是愛爾蘭現代民族獨立運動的源頭，對19世紀晚期20世紀早期的愛爾蘭民族自治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張海軍,2014：2-3)。這兩個時期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在文化上都有一個共同的訴求，就是通過復興被英國殖民者壓迫的愛爾蘭歷史和文化重塑愛爾蘭民族身份。但是，穆爾和喬伊斯對此都不贊成①，因而被一些文學評論家認為對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缺乏同情心(Nolan,2009:68)。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文學批評專著中，作者也認為，喬伊斯在他的作品中沒有把敵意對準英格蘭殖民壓迫者，而是對準了被壓迫的愛爾蘭人民(Murphy,2018：119-120)。的確，與同時期另一位偉大的愛爾蘭作家葉芝不同，喬伊斯對以復興古老愛爾蘭文化為基礎的愛爾蘭民族身份認同始終持保持距離(陶家俊,2004：50-51)。吳慶軍(2018:108)認為，喬伊斯的愛爾蘭民族認同建構遠離了本質主義民族認同的核心要素(凱爾特文化、英愛政治沖突和鄉村田園)，轉而從文化和話語層面多維度詮釋愛爾蘭民族認同，呈現了非本質主義民族認同建構的特征。陶家俊(2004：53-54)認為，喬伊斯對“怎樣確定對愛爾蘭民族身份認同沒有給出明確、肯定的答案”，喬伊斯式的愛爾蘭性只是“否定之否定意義上的身份認同”，“更多地體現出文化批判意識”。文森特·程(Vincent Cheng)指出，喬伊斯否定愛爾蘭民族文化復興運動所建構的愛爾蘭民族性，是他意識到它復制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在種族問題上所持有的“我們/他們”的二元對立論，鼓吹愛爾蘭民族的純潔性和優越性，但實際上在精神上依然受制于英國殖民主義思想。因此，要在精神上解放愛爾蘭，愛爾蘭民族認同建構應另尋他徑(Cheng, 1995: 41-51)。本文將以小說《死者》為例，對喬伊斯式愛爾蘭民族認同進行探討。

“西不列顛人”：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的他者

愛爾蘭與英國長期處于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由于兩國的主體民族不 同，英格蘭屬于撒克遜人，愛爾蘭屬于凱爾特人，再加之愛爾蘭的天主教和英國 的國教勢如水火，愛爾蘭一直在爭取自治，希望擺脫英國的統治，成為獨立自主的民族(劉茂生、羅可蔓,2019: 34)?！抖及亓秩恕钒l表時期正是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的興盛時期。19世紀末，愛爾蘭獨立運動領袖帕內爾領導的自治運動失敗后，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從政治民族主義轉向文化民族主義(王廣坤,2015：44)。文化民族主義者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通過翻譯和創作愛爾蘭語文學作品來復興愛爾蘭語、復活愛爾蘭古代英雄人物和神話故事，塑造有別于英國殖民者的愛爾蘭文化和民族特性(陳麗,2013：100)，奠定了以語言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想象的共同體”(Anderson,2006：6)。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一書中，作者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2006：195)認為，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得益于方言報紙和小說的出版流通，喚醒了處于同時空間但互不相識的讀者對祖先榮耀的記憶，共同的想象形成了擁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然而在愛爾蘭，作為同胞的“西不列顛人”卻成為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的他者。

在小說《死者》中，“西不列顛人”是愛佛絲小姐給男主人公加里布埃爾貼的標簽，譏諷他為親英的《每日快報》寫專欄，與英國殖民者同一陣線。西不列顛人，顧名思義就是不列顛西部的人。在《牛津詞典》(OxfordEnglishDictionary)給出的兩個釋義中，其中一個是“指代被認為是不列顛西部領土愛爾蘭的土著或者居民，后用于貶義，指代贊成愛爾蘭與英國建立密切政治聯系或者文化聯系的人”②?？梢钥闯?，“西不列顛人”既是愛爾蘭被英國吞并之后對愛爾蘭人的專稱，也是愛爾蘭人對親英同胞的蔑稱。1801年《英愛同盟條約》簽訂后，愛爾蘭被正式并入英國，同時成立了“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位于新成立的聯合王國西部的愛爾蘭也成為“西不列顛”。在“西不列顛”，愛爾蘭語言和文化受到壓制，愛爾蘭語被廢除，學校被禁止教授愛爾蘭語，愛爾蘭語的書籍與刊物也被禁止出版(吳曉群，2006：29)。

在小說里，加布里埃爾在與愛佛絲小姐共舞過程中兩次被她稱為“西不列顛人”。愛佛絲小姐是一位主張復興愛爾蘭語言文化的民族主義者，她“領前別著一個大大的胸針，上面有某個愛爾蘭的紋章和格言”(喬伊斯，2010:217)③。她和加布里埃爾在加布里埃爾姨媽家舉辦的圣誕晚會相遇，并和他共跳愛爾蘭民間四對舞。第一次，她明知故問加布里埃爾G.C.是誰，當她發現他想回避問題的時候，急忙說出了自己的立場：“我發現你給《每日快報》撰稿……我倒替你害羞呢。你竟然會為那樣一家報紙寫稿。我以前沒想到你竟是個西不列顛人”(217-218)。第二次，她邀請加布里埃爾到愛爾蘭西部度假卻遭到拒絕，因為對方要去歐洲大陸游歷并且回應她：“愛爾蘭并不是我的語言，我討厭自己的國家”(220)。在舞間休息之際，愛佛絲小姐“踮著腳對著他(加布里埃爾)的耳朵低聲說“西不列顛人”(221)。

雖然加布里埃爾被愛佛絲小姐認作是“西不列顛人”，他卻并不認同。對于為《每日快報》寫文學評論專欄，他覺得“收到的那些讓他寫評論的書，遠比那張微不足道的支票讓他動心”(218)，“他想說文學是超越政治的”(218)。對不去愛爾蘭西部度假，他覺得“或許他不該那樣回答她。然而即使是個玩笑，她也無權當眾稱他是西不列顛人”(221)。在一定程度上，加布里埃爾和愛佛絲小姐之間“不愉快的插曲”揭示了愛爾蘭民族主義共同體對加布里埃爾的排斥(221)。

加布里埃爾和愛佛絲小姐是認識多年的朋友，也是同事。他們經歷相似，都上了大學，也在大學教書。加布里埃爾在圣誕晚會上得知愛佛絲小姐“那一套主張”之前(223)，“他們誰對誰也不曾有過不好的感覺”(223)。但被愛佛絲小姐當作是“西不列顛人”之后，加布里埃爾對自己的言行也敏感起來。因為害怕愛佛絲小姐“挑剔譏諷的目光”(223)，他對原先準備好的演講稿感到不安，臨時加上了贊揚愛爾蘭人“熱情好客、幽默、仁慈”等“美德”的字眼(223)。愛佛絲小姐提前離開圣誕晚會，謝絕了他送她回家的提議，加布里埃爾變得心神不定，擔心是不是“因為他的緣故她才突然離去”( 228)。雖然姨媽家圣誕晚會的客人不少，大家“三五成群地靜靜交談”(223)，他卻很想“獨自一人出去散散步……比在晚餐桌上愉快多了”(223)。加里布埃爾在圣誕晚會上的不自在顯示了他游離在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之外，并與之疏離，是一個“他者”狀態。這種疏離感在他們各自對艾倫群島(Aran Islands)的態度上得到進一步體現。

“西部”：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的鏡像

艾倫群島位于愛爾蘭西部的高爾韋灣(Galway Bay), 四面被大西洋環繞，是愛佛絲小姐邀請加布里埃爾到愛爾蘭西部度假的目的地。愛爾蘭西部也是加布里埃爾妻子格麗塔的家鄉。由于島上保留了較多愛爾蘭早期文明的歷史遺跡和文化傳統，在20世紀初愛爾蘭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中，艾倫群島被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者塑造為愛爾蘭性的精髓，島上居民的特性被詮釋為愛爾蘭的國民性(何恬，2013：105)。

然而，在都柏林人加布里埃爾的眼中，艾倫群島只不過是鄉下的代稱，那里沒有讓他喜歡的文學藝術；他寧愿去歐洲大陸國家游歷，“與這些國家的語言保持接觸”(219)，也不愿意滿足妻子一起回鄉的心愿。對居住在城市的都柏林人而言，加布里埃爾對艾倫群島的看法并不是孤例。當年他和格麗塔成婚時，他母親就反對婚事，認為格麗塔像“鄉下人那樣矯揉造作”(216)。鄉村和城市、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愛爾蘭人和西不列顛人，這些二元對立恰好體現了加布里埃爾和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彼此間的疏離感。

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是“鄉村、傳統的愛爾蘭”(陶家俊，2004：51)，與一直生活在都柏林市的加布里埃爾幾乎沒有共性。加布里埃爾出身都柏林天主教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接受英語教育，長大獲得皇家大學的學位，喜歡現代生活方式，比如雨天穿套鞋、睡覺戴綠眼罩、喝燕麥粥、練啞鈴等(208)。作為“他者”，他是另一群愛爾蘭人的縮影。愛爾蘭著名政治家和教育家康納·克魯斯·奧布賴恩(Conor Cruise O’Brien,1917-2008)曾經把愛爾蘭人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信奉天主教、祖先講愛爾蘭語的后裔，即本土愛爾蘭人；另一類是信奉新教、祖先從英國移居愛爾蘭的后裔，即英裔愛爾蘭人(O’Brian，1972:51)。然而，受到長達800年英國殖民統治以及1845年至1850年愛爾蘭大饑荒的影響④，到19世紀末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興起的時候，這兩類愛爾蘭人除了宗教信仰仍有區分外，英語已經成為他們共同的語言，只說愛爾蘭語的愛爾蘭人只存留在像艾倫群島這樣的西部偏僻地區，英國文化實際上已經滲透到愛爾蘭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小說《死者》里，加布里埃爾的姨媽凱特小姐和朱莉亞小姐是“兩個沒有學識的老太太”(224)，盡管如此，家里卻掛著羅密歐與朱麗葉陽臺密會的壁畫。在圣誕晚會的演講中，加布里埃爾把她們倆和她們的侄女瑪麗·簡，與愛爾蘭古代傳說中守護愛爾蘭的三女神相提并論，稱頌她們是都柏林音樂界的三女神，但從小就在天主教唱詩班唱女高音的朱莉婭姨媽卻不明就里:

這一比喻使全場爆發出一陣掌聲和笑聲。朱莉亞姨媽茫然地請她的左右鄰座告訴她加布里埃爾講了些什么。

“他說我們是‘三女神’，朱莉亞姨媽，”瑪麗·簡說。

朱莉亞姨媽仍不明白，但她面帶微笑地望著加布里埃爾；他繼續興致勃勃地演講……(238)

來晚會的客人大多沒有接受高等教育，卻能夠賞識莎士比亞的歌劇，在飯桌上饒有興趣地談論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歌劇演員?？梢哉f，加布里埃爾在一定程度上是這兩類愛爾蘭人的融合體：宗教信仰上屬于本土愛爾蘭人(天主教)，語言文化上屬于英裔愛爾蘭人(英國文化)，再加上居住地方屬于城市，他的身份表征——英語、天主教、城市——與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構建的愛爾蘭性不一致。他們的愛爾蘭性表征由“愛爾蘭語、天主教、西部農村”構成(劉常軒,2018：58)，目的是去盎格魯化，清除英語和英國文化的影響，回到愛爾蘭文化的處女狀態(何樹,2012：90)。顯然，加布里埃爾在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中是一個“他者”。

對此，加布里埃爾在圣誕演講里表達了對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者推行狹隘“新觀念”和“新原則”的不滿：“盡管這新的一代受過教育或者高等教育，但他們將缺少昔日那些仁愛、好客和善良的幽默等優良品質……我覺得我們生活在一個比較狹隘的年代。毫不夸張地說，過去的那些日子可以稱為廣博的時代”(237)。加布里埃爾懷念的“廣博的時代”，正是錯綜復雜的愛爾蘭歷史造就的在現實層面上“國際愛爾蘭”的隱喻：從公元前8000年歐洲大陸各地的游牧民族經不列顛島跨越愛爾蘭海移居到愛爾蘭形成愛爾蘭凱爾特人起，歷史上愛爾蘭人的構成就是一個開放和雜糅的過程：羅馬人、維京人、諾曼人、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先后移居愛爾蘭并在此留下文化印記(Hegarty,2012：16-26)。1907年喬伊斯在意大利的一次演講中，談及愛爾蘭民族性時就呈現了相似的觀點：“我們難道不曾見識愛爾蘭的丹麥人、費爾伯格人、從西班牙來的愛爾蘭人、諾曼入侵者和盎格魯-撒克遜定居者早已在地方神的影響下結成一個新的整體嗎？”(Joyce,1959：166) 那么，這個“新的整體”是什么呢？

“出發西部”：“良知”愛爾蘭的民族認同

與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者建構的愛爾蘭性(愛爾蘭語、天主教、西部農村)相比，加布里埃爾的身份表征(英語、天主教、城市)呈現了一定的“雜糅性”，渲染了愛爾蘭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一面，避免了文化民族主義者在建構民族文化時常常陷入的泥沼。

后殖民主義理論先驅法儂(Frantz Fanon)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WretchedoftheEarth)一書中闡釋了民族文化在反抗殖民統治的積極作用后，也指出它容易走向僵化的一面。他認為，民族知識分子在民族獨立運動中以復活本土文化的手段創建民族文學，所借用的本土文化是靜止不動且停滯不前的，就像庫存中精心擺放的只展示民族獨特性的物件；他們只看到本土文化的外衣卻未能捕捉到外衣之下鮮活的、不斷翻新的東西；他們忘記了思想的形式和來源與信息、語言和服裝的現代方式已經辯證地重組了人們的心智，導致在殖民時期擔負守護作用的恒定原則發生了劇烈變化。因此，他們復興被拋棄的文化傳統不僅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也站在了人們的對立面(Fanon，1963：222-255)。置身小說《死者》里的愛爾蘭，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者通過復興愛爾蘭語言和文化建構了區別英國的愛爾蘭性，喚醒了愛爾蘭人民的民族意識；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簡化了在歷史進程中愛爾蘭民族文化來源的多元性，也忽視了愛爾蘭在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所發生的變化，導致愛爾蘭人內部分化，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成為愛爾蘭部分人“想象的共同體”(Anderson,2006：6)。

作為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共同體的他者，盡管加布里埃爾所呈現的身份表征(英語、天主教、城市)呈現了一定的“雜糅性”，并不單一化，然而他在圣誕晚會的疏離感也顯示了他的身份表征也只是部分愛爾蘭人所共有，不具備普遍性。他和妻子格麗塔的關系說明了問題所在。

加布里埃爾的妻子格麗塔來自愛爾蘭西部的康納諾特，毗鄰艾倫群島，但加布里埃爾從未踏足，認為那里原始愚昧。因此，他按照他認為非常文明的歐洲大陸生活方式在言行舉止上對妻子進行改造，例如，在下雨天的時候要和他一樣穿套鞋；在離開姨媽家的時候，他們聽到了一首愛爾蘭民歌，格麗塔一動不動地聆聽，“神態顯得優雅而神秘，仿佛是某個東西的象征”(245)，加布里埃爾“豎起耳朵細聽”，“只依稀聽見鋼琴上彈出的一些音和一個男生唱歌的片段”(245)?；氐铰玫攴块g后，格麗塔向他透露了自己在家鄉的初戀故事。在姨媽家聽到的那首愛爾蘭民歌，是她的初戀情人邁克爾·福瑞經常唱的愛爾蘭民歌《奧芙里姆的少女》。福瑞是煤氣廠的一位工人，自幼喜歡音樂，但不幸患上肺炎。在格麗塔離開家鄉到都柏林上學的前一個晚上，福瑞不顧身體虛弱，冒著大雨見了格麗塔最后一面，一周后他便離開了人世。加布里埃爾和格麗塔對愛爾蘭民歌《奧弗里姆的少女》的不同反應展現了加布里埃爾對愛爾蘭西部的一無所知。格麗塔的初戀故事使他意識到自己對愛爾蘭西部的偏見滑稽可笑：他一直以為，這幾年他和妻子的沉悶生活是因為妻子缺乏文明教養，現在他才發現是自己對西部的刻板印象造成了他和妻子之間的心理隔膜，“他這個丈夫在她生活里扮演了多么可憐的角色”(260)。要消除隔膜，他就要了解格麗塔的家鄉——愛爾蘭西部，“出發西行”：

幾聲輕輕拍打玻璃的聲音使他轉過身面向窗戶。又開始下雪了。他睡意朦朧地望著雪花，銀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燈光的襯托下斜斜地飄落。時間已到他出發西行的時候。是的，報紙是對的：整個愛爾蘭都在下雪。雪落在陰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沒有樹木的山丘上，輕輕落在艾倫沼地上，再往西，輕輕地落進山農河面洶涌澎湃的黑浪中。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個角落，邁克爾福瑞就埋葬在那里。它飄落下來，厚厚地堆積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積在小門一根根柵欄的尖頂上，堆積在光禿禿的荊棘叢中。他聽著雪花隱隱落落地飄落，慢慢地睡著了，雪花穿過宇宙輕輕地落下，就像他們的結局似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262)

妻子的初戀故事觸發了加布里埃爾對愛爾蘭民族認同的“精神頓悟”：它以飄落到愛爾蘭全境、覆蓋愛爾蘭大地的雪為象征，表達了不分背景來源把所有愛爾蘭人凝聚在一起，把愛爾蘭的過去(死者/歷史)和現在(生者/現代)連在一起，形成一個“新的整體”的愿景。其實，此意義上的愛爾蘭民族共同體在愛爾蘭歷史上也曾短暫存在過。

19世紀80年代，愛爾蘭民族自治運動領袖帕內爾成功地實現了愛爾蘭內部宗教和政治各派勢力的大聯合，愛爾蘭自治聯盟在英國議會斗爭中成為第三大力量，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應對愛爾蘭自治的訴求(王廣坤,2015：39)。后來，帕內爾的感情生活被人利用并在報紙上大肆渲染⑤。此事成為公眾新聞后，盡管愛爾蘭政壇內部對此早已知曉，愛爾蘭天主教會卻發表聲明譴責他違背天主教信義，愛爾蘭自治黨廢黜了他的領導人地位。不到一年，帕內爾帶著遺憾離世，愛爾蘭自治聯盟也分崩離析(Hegarty,2012：617-622)。

喬伊斯認為，帕內爾失敗墜落的原因是愛爾蘭人喪失良知，出賣自己的英雄，“把他撕得粉碎”(Joyce,1959: 228)。他在自傳體小說《青年藝術家的畫像》里借主人公斯蒂芬之口表達對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的看法：“一個人的靈魂降生在這個國家，就有各種羅網撲上來，束縛它，不讓它飛翔。你跟我講什么民族、語言、宗教。我一定要飛出這些羅網”(喬伊斯,2014: 216)。斯蒂芬后來意識到，要飛出這些羅網，就要建構新的民族特性，在靈魂的冶煉爐里鍛造出民族不曾有過的“良知”，才能避免偏狹的政治欲望給愛爾蘭造成的傷害(何樹，2012：92)。

眾所周知，喬伊斯創作小說集《都柏林人》的初衷是為愛爾蘭的道德歷史書寫一個篇章，揭露都柏林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精神上處于癱瘓的狀態?！端勒摺纷鳛椤抖及亓秩恕返淖詈笠黄≌f，喬伊斯試圖在精神上解放愛爾蘭，喚醒愛爾蘭人的民族靈魂：在小說的結局，伴隨著加布里埃爾的“精神頓悟”——“出發西行”，“他眼里噙滿了飽含慷慨的淚水”(Joyce,2020:256)⑥，他眼中的西部不再是原始愚昧的蠻荒之地，而是充滿人物和故事的文明世界；他向西部釋放了善意，表達了想了解西部和融入西部的愿望：

他眼里積聚了更多的淚水，在半昏半睡中，他想象自己看見了一個年輕人的身影，正站在一棵雨水滴答的樹下。附近是其他一些身影。他的靈魂已經接近了那個居住著大量死者的領域。他意識到他們撲朔迷離，忽隱忽現的存在，但卻不能理解。他自己本身也在逐漸消失到一個灰色的無形世界：這個實在的世界本身，這些死者曾一度在這里養育生息的世界，正在漸漸消解和縮小。(261-262)

此時的加布里埃爾已經轉變為具有“良知”和愛爾蘭“整體”民族意識的新愛爾蘭人，他的個人身份和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民族認同從對立變成了融合，另尋他徑的愛爾蘭民族認同得到實現(王振平、郭娟，2017: 76)。這個轉變歸因于他在圣誕演講里哀嘆的已經“消失”的愛爾蘭傳統——“仁愛、好客、善良”等美德品質在他身上的復活(237)。在《尤利西斯》，喬伊斯進一步探討了“良知”在愛爾蘭民族認同中的作用。他通過猶太裔愛爾蘭人布魯姆的人物形象，突出在日常生活中“心懷一點點善意”，“人與人之間更加友好地交往”，展現了在愛爾蘭民族認同構建中，可以用超越民族和種族界限的慷慨之心達到民族和解(張楠,2018：14-19)。正如法儂(Fanon,1963:247)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書中所言，“如果建立的民族國家彰顯了所有人民的意愿，那么在建立的過程中一定會發現和發揚人類的普世價值”。

結 語

小說《死者》被認為是喬伊斯思想中愛爾蘭意識的轉折點，從逃離愛爾蘭轉向回歸愛爾蘭(Nolan,1995: 35-36)。他通過塑造男主人公加布里埃爾從“西不列顛人”到“出發西行”的形象轉變，批判受殖民主義影響的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和排他性，喚醒了愛爾蘭人的民族靈魂，提出了“良知”愛爾蘭的民族認同：超越民族性的美德良知是愛爾蘭民族共同體的基石。這一主題思想在《死者》其后的小說《尤利西斯》中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和升華。在當代愛爾蘭，面對天主教信仰的危機與挑戰、愛爾蘭農村城鎮化以及移民輸入，這個主題思想在當代愛爾蘭小說中也被不斷挖掘(劉常軒,2018：66)。

近年來，全球金融危機、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等使不少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當今世界的重大課題，喬伊斯的“良知”愛爾蘭民族認同對此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值得引起更多的關注。

注釋：

①盡管穆爾和喬伊斯觀點相同，但他們的立場明顯不同。穆爾出生在英格蘭，但從小一直在英格蘭生活和創作，作品在信奉新教的英格蘭上層社會非常受歡迎，他的作品時常流露出對英格蘭殖民者的綏靖態度；喬伊斯常年僑居在歐洲大陸，對愛爾蘭獨立運動領袖帕內爾領導的自治運動失敗之后進行反思，認為愛爾蘭人親手葬送了愛爾蘭獨立自治的前途，對愛爾蘭人道德荒蕪的精神狀態做了深刻的批判。

②《牛津詞典》的原文是“A native or inhabitant of Ireland, regarded as a western territory of Britain; (in later use, chiefly derogatory) one who favours a close political or cultural connection with Great Britain.” 中文譯文為論文作者所譯。

③下文凡引自喬伊斯《都柏林人》(2010)一書之處，只標注頁碼。

④愛爾蘭大饑荒不僅造成說愛爾蘭語的愛爾蘭人大量死亡，也促使他們大規模移民海外。

⑤此處參見TheStoryofIreland: 614-615。愛爾蘭自治黨議員奧謝上尉(Captain William O’Shea)在報紙上指責自己的妻子凱瑟琳未與自己離婚就和帕內爾同居9年，并生養了3個子女。事實上，凱瑟琳和帕內爾的關系在愛爾蘭和英國政壇早已被人熟知。凱瑟琳是英國人，與英國政壇有廣泛的聯系，做過英國首相格萊斯頓和帕內爾之間的聯系人。

⑥小說原文為Generous tears filled Gabriel’s e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