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相對貧困階段產業帶富機制

李丹丹，郭瑞萍

（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西安 710119）

2013年我國扶貧工作進入到精準扶貧新階段，產業扶貧作為“五個一批”中重要脫貧措施，在消滅絕對貧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隨著2020年絕對貧困的全面消除，貧困工作即將進入到解決相對貧困新階段，在新階段產業扶貧是否可行？后續如何發展？這也成為現階段我國急需探討的實踐問題。學術界在產業扶貧內涵[1]、實現模式及機制[2]、發展障礙及對策[3]等方面積累了大量的成果，但是對于產業扶貧在新階段的研究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部分學者從當前產業扶貧的問題出發探索其長效機制，例如王寧等[4]提出要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利益聯結機制等措施；也有部分學者在探索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中，提出產業協同發展[5]?？煽闯?，以產業發展帶動后富群體致富仍有較強的實踐性，但是在新階段對于產業扶貧名稱的適用性、產業發展及運行機制的可行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等問題學界尚未進行系統的研究。為此，本文結合我國相對貧困新的階段特征，在產業扶貧基礎上提出產業帶富，對此模式內涵及其運行機制進行分析，并提出了實施此機制的政策建議，在理論上深入探索產業扶貧長效機制，在實踐上推進農村相對貧困群體脫貧致富，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

一、相對貧困新階段以產業帶富代替產業扶貧的必要性

（一）新階段產業帶富提出的必要性

1.產業帶富將是新階段主要帶富方式

農民仍將是相對貧困群體的一大構成者，仍存在被帶動的必要性。當前，國外對于相對貧困有兩種衡量方法：一是基尼系數，以0.4為警戒線。我國多年來基尼系數一直突破0.4的警戒線，2017年為0.467，2018年為0.474，農村發展水平較低是造成基尼系數較高的一大原因。二是全社會收入的中位數，比率通常在40%～60%之間。如果以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數的50%為基準進行測算，2018年我國城鎮居民的相對貧困標準為14128元，農村為4811元，以4000元絕對貧困線來算，2018年我國城鎮和農村的相對貧困人口比率分別為14.5%和19.1%[6]，而以全社會綜合算，標準將達到9469元?？傊?，無論以哪種標準，我國相對貧困問題都較為嚴峻，其中農民再次成為相對貧困群體一大構成者，仍需被帶動。

隨著相對貧困人數的增加、貧困標準的提高，政府資金無法保障所有后富群體致富，而市場主體發展產業帶動后富群體必將是新階段的有效帶富方式。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貧困人口從2012年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7]。但是，為實現2020年消滅絕對貧困的目標，我國政府確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扶貧資金歷年遞增，2017年中央和地方總資金為3171億元，比2016年增加38.7%；2018年為4770億元，比2017年增加46.6%；2019年中央專項扶貧資金比2018年同口徑增加200億元，增長18.85%，僅扶貧專項資金就占到一般公共財政支出的2%左右。相對貧困新階段貧困治理將具有長效性，貧困人數大規模增加、貧困標準大幅提高，并且無勞動能力人群要求政府兜底，政府資金不足也無法長效推進所有后富群體走向富裕。所以，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以產業發展帶動后富群體致富，將成為相對貧困新階段的主要帶富方式。

2.新的階段性特征要求產業帶富代替產業扶貧

相對貧困階段產業扶貧將實現五大轉變：扶持對象由絕對貧困群體向相對貧困群體轉變；貧困人數由相對較少到較多轉變；貧困標準由較低且可數字化向多元轉變；產業發展由政府推進向政府引導轉變；產業模式由強調扶貧性向推進共富轉變。這五大轉變決定了在新階段產業扶貧無論是在名稱上還是實現機制上都要進行發展。

在名稱上，以產業帶富代替產業扶貧的必要性。從整體上看，產業帶富的名稱更容易得到經濟理論的認可，因產業的“完全自利”與“扶貧”的特征相悖，產業扶貧這一概念至今未納入成熟的經濟理論中[8]。而產業帶富更加強調產業自身發展基礎上的帶富行為，并且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激勵保證帶富行為的有利性，使得產業帶富這一概念較易得到認可。從具體看，名稱從“扶貧”向“帶富”的轉變，是扶持客體與發展目標決定的。一方面，產業扶貧的扶持客體為絕對貧困群體，產業帶富的扶持客體為相對貧困群體，雖然都屬于貧困群體，但是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卻有著本質的區別。絕對貧困衡量標準為個人生存的可能性，主要要求收入能夠滿足溫飽。而相對貧困衡量標準以收入差距來決定，要求全社會的貧富差距縮減。另一方面，產業扶貧直接目標是消滅絕對貧困群體，而產業帶富的目標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是在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更進一步的社會目標，而先富帶后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大路徑。

在實踐機制上，以產業帶富代替產業扶貧的必要性。在產業選擇上，產業扶貧機制更加注重產業的扶貧性，產業較追求短期效果，可持續性相對較低。一般為與農民聯系緊密、用工量大的產業，多集中在農業種植行業，而與農業相關的附加業相對較少。產業帶富強調產業興旺與生活富裕的統一，產業選擇既要注重發展長效性、可持續性，又要充分發揮產業自身的帶富作用，幫助后富群體致富，助力鄉村振興。在帶富目標上，將實現由著重強調收入的提升向能力、觀念、收入多方發展。在帶富模式上，仍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小農戶，但是強調對農民收入基礎上能力、觀念的帶動，合作機制的選擇更強調市場的推進及農民自身的主動性。

（二）產業帶富概念界定

產業帶富這一概念雖未得到明確提出，但是其已經具備了較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在理論上，鄉村振興兩大目標為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而產業發展是農村的經濟基礎、農民生活富裕的保障，產業帶富也將是產業興旺與生活富裕的結合體，是對農村后富群體有效帶動機制。鄧小平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為產業帶富提供了理論依據。在實踐上為產業扶貧的探索，隨著2012年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正式提出，我國產業扶貧機制得到迅速推進，全國各地探索出多種產業發展模式以及帶動機制，這為產業帶富提供實踐基礎。

那么如何界定產業帶富的內涵？要從產業、帶動、富裕三方面綜合考慮，首先“產業”，指廣義上的第一、二、三產業，其中著重強調有一定發展能力且與農民聯系較密切的產業，并且為調和產業逐利性與帶動農民社會性之間的矛盾，必須強調政府的引導作用；其次“帶動”，產業扶貧中的帶動主要從農業、農民、農村三個層面綜合[9]或單方面[10]進行衡量，存在內涵和外延不確定，這可能造成無法建立客觀、有效的評估體系。本文根據當前我國城鄉差距較大、農民收入水平整體不高的現狀，以及農民處于“三農”最基本層面的事實，將“帶動”發展到“帶富”，專門對帶動農民富裕層面進行分析。最后“富?！?，隨著社會實踐的推進，人民對于富裕的認識也從單一到多元，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多領域，本文結合市場主體帶動這一特定背景，以及農民這一特定客體，將富裕界定為收入、能力、觀念三方面。綜上，產業帶富為政府引導下有一定帶動能力的農村市場主體，在推進自身發展的同時采取互利的合作模式，帶動后富農民實現能力的提高、觀念的改變、收入的上升，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相對貧困新階段產業帶富機制的構建

（一）政府引導下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有效的帶富主體

產業發展是產業帶富的前提，只有產業實現興旺，才能更加長效、有力地帶動農民后富群體致富，這是產業扶貧與產業興旺政策相銜接的基本邏輯。新階段要堅持農村產業興旺和產業帶富同時推進。當前農村產業發展的主體一般稱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而并不是所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都為帶富主體，要成為帶富主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自身有一定的實力；二是與小農戶產生合作。以此進行分析，發現最有效的帶動主體將是工商資本。

一方面，工商資本已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中一大構成者。當前，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中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實力相對較弱且與農民關聯較少，而龍頭企業及合作社實力較強且與農民聯系緊密。其中，龍頭企業多為工商資本投資建成，合作社雖然為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但是在現實中我國合作社已廣泛存在核心社員領辦，資本控制運行的現象[11]，而在此現象下原本專業大戶、能人等合作社核心成員也成為工商資本家。另一方面，工商資本更具有發展與帶富能力。在人力資本上，工商資本自身經營管理能力較高、資金較雄厚、觀念較先進。在社會資本上，具有行業專家、金融機構、政府機關、上下游企業等人脈資源。工商資本更有能力推進現代化生產要素流入農村，促進農村產業的興旺發展，同時實現產業帶富。

工商資本參與產業帶富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從全國地域來看，工商資本輻射帶動面不均衡要求政府引導其合理投資。我國工商資本地域發展較不平衡，2018年我國市場主體東部占全國的50.49%，西部為22.95%，中部為26.56%，中西部農村地區地理位置、配套設施等局限更是阻礙了工商資本對其投資。從工商資本自身來看，工商資本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與帶富的社會目標并不一致，要實現兩大目標兼顧，必然要靠政府的引導。從共同富裕目標來看，工商資本參與產業帶富，可能造成農村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產生新的相對貧困群體。

（二）有能力的農民后富群體為帶富客體

2020年我國消滅絕對貧困，進入到解決相對貧困新階段，扶持客體將實現從絕對貧困向相對貧困群體的轉變，同時也將具備新的特征。一方面，在名稱上，可以稱為后富群體，這既是為了與絕對貧困中的貧困群體相區分，也是為了凸顯出相對貧困群體的“相對性”，并且后富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富裕的可能性，只是時間先后問題。另一方面，產業帶富作為一種通過發展產業來帶動后富群體依靠自身能力致富的方式，它對于農民群體來說只是帶動，而實現致富的關鍵在于農民自身，所以產業帶富帶動的后富群體最基本的條件是有一定的勞動能力。根據意愿和能力對于后富農民群體進行分析，首先無勞動能力人群，無論他們是否有勞動意愿，都無法實現自身的致富，這部分群體必須要依靠政府或社會扶持，這并不是產業帶富的客體。那么有勞動能力的群體，又將分為無意愿有能力和有意愿有能力兩種類型，無意愿有能力也就是俗稱的“懶漢”，對于此類群體可發揮政府的強制作用，例如降低補貼迫使其投入勞動。有能力有意愿的后富農民是產業帶富最貼切的帶富客體，可在此基礎上將意愿與能力的“有無”發展為“高低”，從而劃分出高意愿高能力、低意愿低能力、高意愿低能力、高能力低意愿四種類型，從而分類有效對其進行帶動。

（三）收入、能力和觀念為帶富目標

絕對貧困以生存為衡量指標，提高收入以解決生存問題是主要目標，而相對貧困是以富裕為目標，而富裕將是一個多維衡量指標，本文將收入、能力和觀念界定為產業帶富的目標。收入、能力和觀念三方面其實是相互關聯的，其中以收入為基礎、觀念和能力是收入的保障，實現收入的持續或者大幅提升，離不開觀念的轉變及能力的提升。在收入上，表現為農民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等各方面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收入的提升是富裕最顯著的表現；在能力上，主要包括技術能力、管理能力及經營能力；在觀念上，就是使小農戶傳統保守的觀念向現代化觀念轉變，例如對農業現代技術、現代經營、市場經濟等接受度不斷提高等。從這三方面帶動后富群體，將有助于實現其長效脫貧致富。

（四）實踐推進下多重帶富模式

產業扶貧階段我國已經探索了多重帶動模式，從合作主體上看為龍頭企業+基地+小農戶，合作社+小農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小農戶間的多重組合模式，從利益聯結機制上看有合同制、股份合作式、買斷式等，這些探索為產業帶富模式提供了有效的指導，但是新階段也將呈現出新的特點。首先，產業類型要體現出多樣性，此階段產業的選擇要注重產業自身的可持續性、長效性，需結合各農村具體的情況，發展創新性強、附加值高的產業，例如現代種養業、鄉土特色產業、鄉村新型服務業等。避免產業扶貧階段產業同質化、過?；?、低端化問題，注重產業的規?；?、現代化、品牌化。其次，從合作主體看帶動模式，更加強調有實力的龍頭企業、合作社等市場主體的作用，發展龍頭企業+村集體/基地/合作社/農業經紀人+小農戶、合作社+小農戶等多重合作模式，發揮工商資本統籌帶動能力，以村集體、經紀人等中間環節協調組織小農戶，最終有效帶動后富群體致富。最后，從利益聯結看帶動模式，產業帶富要堅持市場主導作用，在促進農民收入增加的基礎上，使其觀念得到轉變、能力得到提升，以帶動后富農民長效脫貧，形成收入、觀念、能力同提高的綜合帶富模式。

三、推進產業扶貧向產業帶富轉變的政策建議

無論是產業扶貧還是產業帶富，政府都發揮了特殊的推動性，政策的轉變、銜接與推進是新階段構建產業帶富的前提，為此本文專門對新階段產業帶富的政策進行探討，以有效推進產業扶貧向產業帶富轉變。

（一）轉變觀念

1.從重數量向重質量轉變

自國家提倡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來，各地采用多種辦法大力推進，雖然數量上得到的提升但是質量堪憂，掛空牌、套資金、經營困難等情況普遍存在。產業帶富階段產業發展不求快、要求穩，破除唯數量的衡量標準，以縣市代表品牌產業、國家級省級代表企業實踐帶動效果顯著的產業等標準來衡量本地區農業產業現狀，要使農村產業能夠做得好、留得住、真正實現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2.從重扶貧向重帶富轉變

絕對貧困以生存為標準，關鍵要解決貧困戶的溫飽問題，所以產業扶貧關注點在收入，主要衡量指標也是帶動多少貧困戶達到了貧困線。而在帶富階段，更提倡產業對于農民收入基礎上能力、觀念等方面的帶動，破除單一的收入標準，在收入基礎上使用新型職業農民數量、農民得到技能證書、農民學習的熱情度等多重衡量標準。

3.從重農民向企業與農民并重轉變

產業扶貧措施提出的目標就是消滅絕對貧困，扶貧成為其主要使命，這與產業發展相違背，政府以此為目標引導企業并不利于其長期發展。新階段要認識到產業帶富是在產業自身的發展基礎上產生的，產業發展是產業帶富的前提，要把產業發展和帶富同時推進。

（二）明確地位

在新階段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堅持市場的決定作用，明確政府引導地位，做到服務產業、為企業發展提供保障環境。

1.引導工商資本投資農業

產業帶富階段政府鼓勵政策要注重長效性與深入性，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要更加注重自身短板，加強農村物流、縣級倉儲配送中心、農村物流快遞公共取送點等建設，打造“農村快遞到家”服務；促進農村大型烘干貯存、冷庫等農業相關設施建設；推進農村產業園區建設等。在服務上做到“最多跑一次”，簡化審批流程，有效推進企業與農村聯系度，能夠使企業嵌入到農村中。在支持政策上，從土地審批、融資擔保、市場信息服務、技術平臺搭建等環節發力，從而鼓勵工商資本進入當地投資生產。

2.引導市場主體與農民結合，尤其與后富群體的結合，以實現其增收致富

首先，政府通過對市場主體日常宣傳、輿論引導以及物質或精神獎勵等措施，有效引導市場主體在相同情況下側重選擇后富群體進行合作。其次，后富群體意愿與能力雙提高機制，通過思想政治教育、致富榜樣宣傳以及取消補貼等措施提升致富意愿；通過夜校、就業創業培訓，不斷提升后富群體自身生產、經營、管理等各方面的能力，使其能憑借自身能力致富。最后，各省、市可根據實踐總結出較好的模式進行推廣，各鄉鎮政府要注意帶富模式的可復制性與產業的特色性，因地制宜推進當地合作模式的探索，為市場主體與農民合作提供參考。

3.引導農村產業合理發展

產業帶富模式下產業如何發展應該是市場自由競爭下的產業主體決定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此環節必須理清，政府可以制定重點產業項目支持、品牌化建設支持、現代化產業支持等一系列措施對于產業發展進行引導，但是企業如何發展、發展節奏的快慢應該由企業做主，政府不可急于推進企業建設。另外，政府應該建立有效的考察管理機制，對于投資企業建立一定考察機制，確保企業真正想投資農業。對于已經投資企業按照“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原則，使農業產業基本形成村、鎮、縣一體化監管體系，保證企業行為絕不侵害農民的利益。

（三）調整政策

1.推進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保證政策的不脫節、穩定性

產業帶富是產業興旺與生活富裕統一體，是鄉村振興的有效舉措，必須在對精準扶貧戰略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對鄉村振興新階段中政策制定、機構設定、評價體系等多方面進行研究。例如，各地制定鄉村振興規劃，成立、落實鄉村振興領導小組工作等。要盡快以中央文件為指導，完善政策銜接、推進政策落實，構建長效政策體系，從而保證政策的穩定性、持續性。

2.根據新階段特征發展產業帶富政策

一方面，完善農村產業扶持政策，促進農村產業多元化、可持續發展。以產業同質化、產業自身發展力不足、農民自主性較低等為教訓，進一步完善政策：使扶持政策從資金向市場、技術等方面轉移，以縣、鎮為單位打造品牌，例如“周至獼猴桃”“趙州雪花梨”等形成本地品牌；根據當地工商資本類型，提供專業化市場信息服務；政府作為中介，搭建企業與學校專家、企業與銀行、企業與人才市場之間的平臺，為企業發展提供人才、技術、融資等支持。另外，推進本地產業升級，促進現存產業在自身基礎上向農產品加工制造業、農村電商等方向拓展，延伸產業鏈，形成產業體系，支持有能力企業自身品牌化建設，提高企業知名度。另一方面，完善產業帶富政策，促進扶貧向帶富轉變、提高農民自身的主動性。通過合作模式、利益分配機制的改進，使小農戶以主動創造增收代替被動接受，憑借雙手致富。

3.形成黨中央統一領導，各地方具體施策的制度體系

我國各地區情況不同，國家制定總體的方針政策后，各縣級單位要以此為根本遵循、并根據自己本縣區情況制定相關政策。在實踐上重視鄉鎮、村兩級的作用，根據基層單位長期扎根農村的優勢，可成立專門鄉村振興小組，立足本地、放眼全國，積極探索適合本地產業帶富模式，推進本地產業興旺與農民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