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登早期詩歌中的戰爭書寫及詩歌的社會性功用

張正春

(蘭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20世紀30年代，英國詩人W.H.奧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因為其詩歌中表現出的對于社會政治現實和進步勢力的密切關注和支持而被很多評論家稱為“左派詩人”。盡管奧登本人并不承認這一標簽，但是評論界普遍認同“政治性”在奧登的早期詩歌研究中是難以繞開的話題。在“紅色的三十年代”，青年詩人奧登曾熱情洋溢地在詩歌主題的選擇上與他所處的時代產生了共振，他堅定地認為詩人應該承擔公共職責，詩歌應起到改良現實、警醒世人的社會和道德作用。

但是在奧登早期詩歌的評價方面，批評界一直存有分歧。部分評論家認為早期奧登寫出了其創作生涯中最好的作品，而后期的詩歌則因為保守的政治立場而失去了力量。另一部分評論家抱有不同的意見，認為其早期作品在藝術和審美價值上都十分欠缺，在他的整個文學創作過程中不太重要，甚至是不值一提的。這兩種觀點都以1939年奧登移民美國為標志，把他的創作生涯分割成英國奧登時期和美國奧登時期。雖然奧登本人對于20世紀30年代創作的部分詩歌不甚滿意，以至于在20世紀60年代詩集收錄過程中刪去了《西班牙》等詩；但是實際上奧登的文學創作是一個連續和發展的過程，他對詩歌的社會功用的信心一直貫穿其中。本文對奧登早期詩歌的經典性和復雜性作了進一步探索，重點研究了奧登寫于20世紀30年代的兩首以戰爭為背景和主題的詩歌——《西班牙》和《戰爭時期》。本文認為在戰爭這種人性惡極端表達和集中爆發的年代，奧登作為一個介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詩人，其對于詩歌藝術性和社會性的平衡是深刻且發人深省的；而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其在藝術創作中傳達出來的人文精神和智性審慎的表達是讓讀者深受感動的。因此，處于和平年代中的我們也應該不斷關注和思考戰爭發生的根源、人類的選擇對于歷史前進方向的影響、人性的復雜和人類命運的歸處及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感等問題，這正是本文的研究意義及社會價值所在。

一、“紅色的三十年代”與奧登作為知識分子的選擇

世界歷史上的20世紀30年代是一段充滿危機和灰暗的時期。彼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依然漂浮在歐洲上空，受到重創的各國剛剛得以喘息就遭遇了華爾街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迅速蔓延到歐洲，使得英國國內經濟蕭條、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困問題日益嚴重，普通民眾甚至不得不用保險金來分期購買日常所需。大英帝國的勢力正在迅速衰退，隨著經濟上的危機，政治上的震動接踵而來。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奪取了政權，日本強占了中國的東三省，墨索里尼發動了在埃塞俄比亞的戰爭，法西斯力量迅速集結起來，新的世界大戰一觸即發，整個公眾一片恐慌，而彼時英國政府對此決定采取“不干涉政策”。

就是在這樣的年代，年輕的奧登憑借《詩集》和《雄辯家》在英國文壇迅速嶄露頭角，其詩歌中所蘊含的政治理想和積極改變社會的抱負迅即影響了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奧登一時間被冠以“左翼詩人”的稱號，受其影響的詩人和小說家更是被評論界稱為“奧登一代”(the Auden Generation)。他曾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一詩中把20世紀30年代的十年稱之為“一個卑劣欺瞞的十年”[1]301。在這十年間，“國際間的不公”[1]303、邪惡和非人類的暴行在不斷地發生，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三十年代的新人》一詩中，他直接描寫了活躍在當時世界政治舞臺上的重要人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擺出了獻媚姿勢/丘吉爾正在感謝選民們的祝賀/羅斯福對著麥克風，凡·盧貝大笑著/而我們第一次相遇了?！盵1]166此詩借由一對相遇在20世紀30年代的戀人之口，充分表達了奧登對于“公共精神”[1]166和“私人事務”[1]166之間的不可分割性的肯定。奧登當時對友人說：“這是當人們說出‘巴洛克式的邊界’和‘超現實的警察’這樣的名詞的時候，并不是為了以一種聰明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而是諷刺一種更大的恐怖?！盵2]這種“更大的恐怖”在政治上首先表現為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

與此同時，整個歐洲的文化和思想領域也發生了巨大震蕩，傳統價值觀和文明的基礎受到動搖，整個社會分崩離析，人們陷入了迷茫、焦慮、悲觀和絕望中。于是，奧登以及被稱為“奧登一代”的英國年輕知識分子們試圖通過文學創作來找到一條改變社會的出路，他們認為把“文學創作與實際行動掛鉤，意味著作家們的公共職責，也反映出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感”[3]。奧登曾明確表示個人的問題與更廣泛的政治圖景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個人空間和公共空間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已經不可能彼此孤立地存在。他在給朋友道茲夫人的信中寫道：“我不是那些認為詩歌需要或應該與政治直接相關的人中的一員，但是在我們所處的時代(這樣一個重要的階段)，我確實相信詩人應該具備與重大政治事件相關的直接知識?！盵4]因此，奧登試圖在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和“行動的人”(a man of action)之間找到某種連接的橋梁或途徑，而旅行和寫作旅行雜記為奧登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他在20世紀30年代創作的《冰島之旅》《西班牙》和《戰地行紀》，都是在個人創作的同時關注公共世界的一種拜倫式的浪漫主義詩學實踐。

此外，奧登的選擇也部分地受到了當時一些作家的影響，E.M.福斯特是其中之一。奧登把福斯特當作亦師亦友的行為典范，正是因為他覺得“以福斯特為代表的這些人物，依然相信經由精神活動挽救人性的斗爭仍有獲勝的可能”[5]3。奧登也受到當時英國“公民詩歌”(civic poetry)[6]25文學潮流的影響，這種詩歌體裁要求詩人拋棄極度私人和個性化的表達，傾向于“為了公眾的和道德的目的而表達自己”[6]25。雖然奧登并不完全盲從這種文學潮流，但對于他而言把個性化表達和公共表達結合起來是必要的。在他早期一些非常私人化的詩歌如《夏夜》中對外部公共世界的關注也十分明顯。詩的前半部分充分展現了“私人世界”的平靜和和諧，“我在每個平靜的夜晚/如花朵般欣喜異?！盵1]145；但隨即在第二部分，詩人帶著極其復雜的感情展示了外部世界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暴力和惡性事件，“波蘭在哪兒拉開了東方的弓弩/何種暴力已付諸實踐……在我們眼前瞬間造成死亡”[1]147。奧登所富有的道義感和責任感，使得他無法在彼時保持與政治、社會和歷史現實的距離。

另外，奧登熱衷于在20世紀30年代構建自己的“公眾身份”和“文學身份”。在牛津和柏林他都參加了一個文學小團體，重要的成員包括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斯蒂芬·史彭德(Stephen Spender)和塞西爾·戴·劉易斯(Cecil.Day Lewis)，其中后兩者都是當時英國重要的左翼詩人，奧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們的影響。當西班牙內戰成為一個反法西斯斗爭的決定時刻，奧登和他文學團體里面的年輕知識分子們面臨著兩個選擇：直接抗爭法西斯主義，或者對法西斯主義采取默許態度。正因為當時英國政府和中上層社會對于斗爭和普通人的正義毫無興趣，而奧登一行對這種沉腐冷漠的氛圍早已厭倦，所以反抗法西斯主義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反叛當時主流文化的方式，因此“當這種小團體的存在最終與左翼運動結合起來的時候，奧登的詩歌更加社會化了”[7]。

綜上可以發現，奧登對于革命和改革的熱情不是突如其來的，他有意識地選擇了作為知識分子的身份。奧登始終認為對于藝術家和整個人類而言，“有意識的選擇”是藝術和文明的希望所在，這種社會責任感和信念對于奧登一代人是特別的，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診斷時代痼疾和批判社會問題、最終得以重建理性和秩序世界的出口。

二、奧登早期詩歌中的戰爭書寫及內在轉變

戰爭主題在奧登的早期詩歌中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因為戰爭是詩人所處的時代中主要的公共事件之一，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奧登和他的同代人對戰爭懷有的一種復雜的情感所致。他們成長于父輩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代，一直以來把英雄主義、榮譽感、愛國情懷與戰爭聯系起來，認為“工業時代里，親赴戰場是證明男子氣概的最佳方法”[8]。他們普遍懷有一種未能參戰的罪惡感，正如衣修伍德所說：“(這個時期)我們年輕的作家們都在潛意識中或多或少地經歷著一種未能參加歐洲戰爭的羞恥感?！盵9]另外，參加過戰爭的老兵擁有的一種“親身經歷者”(eye-witness)的權威感讓奧登更加渴望成為一名戰士，親歷戰爭從而寫出不經轉述的戰爭文學。

1937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后，歐洲共產黨開始招募志愿者奔赴西班牙，支援共和軍對抗弗朗科的右翼國民軍，英國知識分子們積極地響應這種號召。塞西爾·戴·劉易斯宣稱這場戰爭“是光明和黑暗之間的斗爭”[10]179。斯蒂芬·史彭德說：“這場戰爭給20世紀帶來了一次1848?！盵10]179奧登在前往西班牙之前也說道：“我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糟糕的士兵，但是如果我不首先成為那樣一個士兵，我又怎樣跟他們對話，或者為他們說話呢？”[10]214他從西班牙返回英國以后，立刻寫成了《西班牙》一詩，詩歌出版所得全部捐獻給了英國左翼人士建立的“西班牙醫療救助委員會”。1938年中日戰爭爆發后，奧登與同伴衣修伍德再次親赴遙遠的東方，出發前英國文藝界為他們舉辦了盛大的送行會，奧登滿懷激情地說道：“中國現在已經變成了世界上決定性的戰場之一，不像西班牙已經擠滿了明星觀察者(star literary observers)……我們將擁有一場屬于自己的戰爭?！盵10]219中國之行后，奧登與衣修伍德合著并發表了《戰地行記》，衣修伍德以二人的日記為據完成了書中的散文部分，奧登則主要貢獻了一組題為《戰爭時期》的十四行組詩和《詩體解說詞》。

對比《西班牙》和《戰爭時期》的成詩背景并進行文本細讀之后，會發現這兩首主題相同的詩歌在對戰爭的描述和表現手法上截然不同。兩首詩歌中奧登表現出了對于戰爭的不同理解，由此內在地體現了奧登對于詩歌社會性認識的深刻轉變?！段靼嘌馈分械囊庀髨D景是清晰具體的，詩人選用了三個并置且形成鮮明對比的意象：昨天、今天和明天?！白蛱臁贝碇祟悮v史發展過程中一切美好事物的集中體現：“昨天仍信仰著希臘的絕對價值/英雄死去時會垂下簾幕……昨天發明了車輪和時鐘，馴養了馬匹/昨天是航海家們忙碌穿梭的世界?！盵1]295“明天”則預示了人類可能通往的未來：“明天將重新發現浪漫的愛情/所有的歡樂都會得到自由的巧妙庇護……明天屬于年輕人，詩人們會像炸彈般沖動?！盵1]299但是，從“昨天”到“明天”的歷史進程中，“今天”是一個必經的階段，而“今天只有斗爭”[1]296。奧登一直以意象晦澀、語言復雜的詩藝技巧而著稱，《西班牙》中所表現出的極為罕見的明白直接從側面說明了奧登彼時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進步觀的堅信和對西班牙左派的明確支持?！段靼嘌馈房梢哉f是一首歷史寓言，代表了一種歷史的線性發展模式。盡管人類歷史上有過黑暗和愚昧的時刻，比如“(昨天有)石柱間對異教徒進行審判/小酒館里的神學紛爭/治愈百病的神跡泉水”[1]296，但是在年輕的奧登看來，只要通過“斗爭”，必然能夠“建立一座正義之城”[1]296，因此斗爭路上所必經的死亡是可以接受的。他這樣寫道：“今天，死亡的幾率有預謀地倍增/在必要的謀殺中清醒接受了罪惡?！盵1]300這句詩后來被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強烈質疑，懷疑奧登對待戰爭的立場有違知識分子的道德感。奧登不能認同這種批評，他在1963年寫給史彭德的信中提到他只是說出了“每一位無法采取絕對和平主義立場的正派人士的心聲”[1]300。奧登的辯白并沒有減少這句詩帶來的爭議，因此在后期的詩集收錄過程中他直接刪去了這首詩。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奧登確實無意為政治謀殺辯護，他想要說明的是“陷入正義之戰的時候，一個有感情、有共情的人會面臨的困難”[11]，而這句詩恰好有力地說明了奧登彼時對于“正義之戰”的理想主義的、甚至有些天真的信念。

如果說奧登是以“歐洲公民”的身份參加了西班牙內戰的話，那他對于自己在中日戰爭中的身份是充滿矛盾的。他和衣修伍德一方面否認自己“戰地記者”的身份，認為那不過是出于沽名釣譽的虛榮心。他們把自己與一位叫作弗萊明的戰地記者作了對比，認為他雖然在各方面都非常專業，但是報道過程缺乏真實性、充滿矯揉造作之嫌。在漢口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面對其他記者的詢問，他們立刻解釋道：“我們不是真正的記者，只是旅行者，為了寫一本書來到了中國?！盵5]43但是當他們因為危險而被拒絕繼續趕往前線的時候，奧登又對老蔣(他們中國之行的導游)說：“請你告訴他們，一個記者也有他的職責，就像士兵那樣。有時他需要去臨危涉險?！盵5]103

中日戰爭中，奧登力圖用“旁觀者”的視角來觀察這場戰爭。因此他在詩中很少描繪具體的戰爭場景，而是使用了他后期詩歌中慣用的視角：飛行員(the airman)、領袖(the leader)以及鷹(the hawk)的視野。這些視角的共同之處在于：獨立地盤旋在高處，從一定高度觀察(gaze)地面上發生的一切，心理上既是超然的，又是充滿同情的。這些視野的使用促使詩人從更宏觀的層面來思考戰爭的本質。在《戰爭時期》組詩中，奧登一開始并沒有直接描寫這場戰爭，而是用基督教神話的隱喻描述了人類誕生、初食禁果、創建現代文明，同時也帶著人性惡中崇尚暴力和殺戮的一面走向墮落的全過程。創世之初，自然界中的其他生靈都“滿足于自己早熟的知識/且知道他們的位置，永遠擇善而從”[1]254。只有不知滿足的人類，在選擇面前“錯謬連連”[1]254，“可以輕易扮成一頭豹，或一只鴿子”(組詩一)[1]254。人性的復雜多變性決定了正確的歷史選擇對于人類文明的進展分外重要?，F代世界中，農民為暴君所欺壓，騎士不被待見；科學家不過是凡夫俗子，詩人失去了歌聲，“只得拼湊瞎蒙”[1]259。城市中的普通人只見物質，早已感覺不到愛，一切理智和秩序都不復存在。此時只要人類恢復原有的秩序，便能“重獲自由、歡欣異?！盵1]261，但是相反地人類選擇了戰爭、暴力和殺戮，因而失去了最后的救贖。戰爭使得人類整體卷入其中，“秘密的屠殺正在到處發生”[1]266，“女人，猶太人，富人，所有的人”[1]266都難逃人類作出的錯誤選擇而帶來的災難(組詩十四)。

詩人試圖超越國家、種族、性別和階層的界限來分析戰爭的本質及根源。對于奧登而言，戰爭不僅僅是意識形態間和國家間的軍事斗爭，更是人性善與人性惡之間的斗爭，就像他后來在《戰爭是什么》一文中所說：“戰爭不是從幾個政客的帽子里變出來的，它是無限個個人的恐怖、暴力和仇恨行為所導致的結果?！盵12]在中國的農村，奧登看到了一幅幅荒謬的戰爭圖景：“(我們)只看到了某種邪惡的農業或反農業。就在我們腳下，農民們正在那富饒肥沃的平原里挖掘著。更遠處會有更多的農民，穿著軍服，也在挖掘著那毫無收益的貧瘠的戰壕……在中立的不作評判的鳥類看來，戰爭定然是這樣的吧——只是塊窮土惡壤，中國那鮮花盛開的豐饒大地上的一小塊死亡之地?！盵5]98奧登在其詩歌中極力追尋理性、秩序和愛，認為它們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途徑，也是必要的斗爭所通向的最終目標。但是在戰爭中的中國，奧登看到的盡是“紊亂、低效、令人費解”[5]195的混亂狀況。整體的戰略形勢看上去“清楚明了、有條不紊而又不真實”[5]195,而戰爭中普通人的生產和生活秩序被徹底打斷、毀滅，并且似乎沒有任何原因和意義：“戰爭是轟炸一個已被廢棄的軍工廠，投偏了，炸死了幾個老婦。戰爭是拖著條爛腿躺在一個馬廄里。戰爭是在谷倉里喝開水，擔心著自己的妻子……而且多半是個運氣問題?！盵5]195

《戰爭時期》組詩中的第十八首《他被使用在遠離文化中心的地方》[1]269，描寫了一位“被他的將軍和他的虱子所拋棄”[1]269的無名士兵。這樣的無名士兵不會被載入史冊，“他的姓氏連同他的面容已永遠消失”[1]269。奧登懷著深切的同情和道德正義感，充分肯定了把寶貴的生命獻給一項事業的行為，因為“當他在中國化身塵埃，我們的女兒才得以去熱愛這片土地”[1]269，于是這片土地才可以繼續“有河、有山、有村屋、有人煙”[1]269。奧登筆下的戰爭之所以真實，正是因為他不僅看到了歷史的發展、人類的善惡選擇和戰略形勢等宏大層面的事物，更是因為他看到了具體而渺小的普通人。

然而，戰爭的“真實感”又被模糊、解構乃至瓦解，因為似乎戰爭破壞的僅僅是普通人的“秩序”。盡管奧登認為自己只不過是奇怪的英國探險者，但他們全然被當成了進步勢力的化身和代表，每到一處都受到了當地政界和文藝界重要人物的盛贊和歡迎。他們到達香港以后，進入了一個英國帝國主義精英所在的殖民社會。他們每天換上不同的宴會服，搭乘出租車趕往各式各樣的宴會去會見各界名流。這與他們期待報道的戰爭相差甚遠，在《香港》一詩中，奧登寫道：“舞臺下，一場戰爭轟然而至，如遠處的撞門聲?！盵5]10然而對于官僚和權貴階層而言，“舞臺下”的戰爭是處于次要地位的，“為了屏蔽戰爭的噪音，只需要輕輕關上私人住所的門，以逃離正在發生在門階上的戰爭”[10]35。戰爭發生與否并沒有改變上層階級和下層社會的生存狀況，這和英國國內的境況極其相似。青年奧登曾經把英國形容成荒原，他認為“英國的平民階級缺乏活力、成天用運動和電影等帶來的短暫快感麻痹自己，而那些上層階級則完全被過度的小心翼翼和鼠目寸光所限制了”[13]。盡管奧登認為這早已不是一場區域化的戰爭，但“當奧地利死去，中國被丟到一邊/上海一片火海，特魯埃爾再次失陷”(組詩二十二)[1]273，其他西方國家依然持觀望態度，只關心自身利益。西方與東方、上層階級與底層人民之間固有的二元對立和巨大差異似乎并沒有因為戰爭的爆發而發生改變。戰爭已經改變了歷史動態前進的方向，使得古老的中國甚至倒退回了“反農業”的狀態。奧登曾認為戰爭、改革和革命是對社會痼疾的反叛，而旅行能夠從外向內反思自己的文化，最終這兩種幻想都破滅了。中國之行對于奧登是一個認知和智性成長的過程，也是不斷尋找個人戰爭觀和價值觀的過程。詩人難以界定邪惡與正義的界限，因此經歷了一次普遍人性的失望之旅。中國之行后，奧登對于戰爭年代中詩人所扮演的角色與詩歌之用，有了新的理解。

三、戰爭年代的詩歌之用與詩歌的社會性

奧登對于詩歌的社會性功用的信念與隨之而來的道德責任感貫穿于他一生的文學創作中，這種信念首先來源于時代的影響。在20世紀30年代特殊的時代語境中，當時英國文藝界普遍認為作家應該承擔一定的社會職責，而文學創作應該服務于社會改革或者革命的事業而部分犧牲藝術性和審美功能。奧登也認為詩歌應該承擔教化的、診斷的社會功用。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登在《詩人的喉舌》的前言中說道：“詩歌不是告訴人們去做什么，而是拓展我們關于善惡的知識，(因此)也許能夠讓行動的必要性更加迫切、本質更加清晰，從而帶領我們到達一個有可能做出理性和道德選擇的地方?！盵10]181但是，通過對戰爭主題的書寫，尤其是經歷了兩場具體的戰爭之后，奧登慢慢意識到詩歌所承擔的社會功用應該以一種更為理性和深沉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對詩歌的社會性的理解與當時的時代和“左翼文學”發生了偏離。

事實上，在參加完西班牙內戰之后，奧登已經敏銳地覺察到政治對文藝的限制中所隱含的不合理因素，《西班牙》一詩中不自然而機械的詩藝表達讓奧登對這首詩一直很不滿意。當然奧登并沒有懷疑詩歌的社會性功用，但是對于這種功能的文學實踐方式，詩人有了不同的認識：在政治動蕩時期尤其是戰爭年代，詩人所能承擔的真正作用并不是直接參與戰爭和政治本身，而應該以更為客觀和理性的目光審視時代的種種亂象，以詩歌為手段帶給他人思考與啟迪。中國之行后，奧登在書評中提出一個比喻：“船起火的時候，沖向抽水泵似乎是唯一重要且自然而然的事情；這時候如果有人靜靜坐著祈禱，盡管這看起來是自私且反英雄主義的，但那也許是最明智且最有用的事?！盵14]也就是說，當巨大的社會危機來臨的時候，其他人可以沖向起火現場試圖撲滅大火，但是詩人或者知識分子只能在一旁“祈禱”。這種“祈禱”自然不是指宗教意義上的祈禱，而是說當其他人都參與政治、成為士兵的時候，詩人不必投身于某一項具體的政治行動，而應該把熱情付諸于另一種行動：用詩歌教化個人，而非改變政治本身。這種轉變直接決定了《西班牙》和《戰爭時期》兩首詩歌中對于戰爭的關注點完全不同?！段靼嘌馈返哪抗馔断蛴趹馉幹杏⑿壑髁x的、悲劇的且具有神圣感和詩性的死亡，而《戰爭時期》更側重于對戰爭中卑微的、荒謬的和無法主導自身命運的渺小死亡的關注。經過對戰爭的切身感受和觀察，奧登實現了與“沖向抽水泵”時期自己的割裂，最終到達了“靜靜祈禱”的階段。在他的戰爭書寫中，“戰爭”的意旨也不僅僅局限于發生在西班牙和中國的某一場具體的戰爭，而是指向于“更大范圍內反抗厭女癥、法西斯主義和一切仇恨的斗爭”[15]。他關注無名的、被歷史遺忘的普通人，也把人類整體看成同胞，體現出他深刻的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精神。他在詩歌中強調，“如今的這個世界已沒有局部性事件……我們的色調、信仰和性別完全一樣”(詩體解說詞)[1]283。

另一方面，奧登認為知識分子對政治的直接介入會影響到藝術的真實性。在親歷戰爭的過程中，他深刻認識到了自己出身于中上層階級(upper-middle-class)的局限性。他認為自己根本難以理解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也無法跨越階級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創作，而只是追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革命文學潮流。而當他想要代表自己不屬于的階級說話的時候、想以一種客觀的視角去書寫戰爭的時候，有時候卻不得不把別人置于危險的境地，這進一步說明了知識分子在時代動蕩中的無力感。1939年，奧登移民美國、重新皈依基督教。有評論家認為這標志著奧登拋棄了自己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身份和責任，成為了一個保守分子。這種評論是片面的，事實上奧登從未拋棄過詩人的社會責任，也從未拋棄過對于知識、藝術和人類總體的信念。在《詩體解說詞》中，他仍然充滿信心地寫道：“人類會自我完善，但永不會盡善盡美/……直到他們最終建立一個人類正義/……振奮的力量、愛的力量和制約性力量/所有其他的理性都可以欣然發揮效能?！盵1]294奧登在親眼目睹過戰爭的殘酷和復雜之后，意識到政治的虛偽和真理的不確定之后，他開始有意識地遠離政治現實，轉而把“戰爭”作為一種載體，來思考人類文明的發展和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他的詩歌創作也逐步遠離了政治敘事，開始更多地書寫個人的內在世界。

奧登剛到紐約后不久，就聽到了葉芝逝世的消息。他在《詩悼葉芝》中先是寫道：“而今愛爾蘭的癲狂和天氣依然如故，因為詩歌不會讓任何事發生?！盵1]395奧登承認詩歌不會改變歷史的進程，更不會改變人類的本質，但是詩歌無疑擁有不可否認的力量，它可以治愈“心靈的荒漠”[1]395，“在歲月的囚籠中，教會自由的人如何歌頌”[1]396。詩歌的無用和有用，在這首《詩悼葉芝》中得到了比較辯證的詮釋：詩歌無法改變物質世界的混亂、邪惡和無序，但是詩歌能夠給人類的精神世界帶來歡樂、自由和鼓舞。奧登后來在散文《詩人與城市》中對詩歌的“有用性”作出了更加清晰的闡述。他一方面批駁托爾斯泰提出的“藝術是有用的——哪怕是精神上的有用性便足以產生藝術”[16]72的觀點，認為藝術在源頭和本質上是無用的，因此進一步否認了“藝術介入政治”[16]73的做法。另一方面他反對賦予詩人自身“充滿魔力的有用性”[16]73，認為詩人并不能脫離客觀的物質世界而創造出主觀的世界。因而奧登進一步提出了自己關于“詩歌有用性”的看法：詩人必須忠于自己的感受、表達人性和人性規范，以期建立一種藝術上的秩序和美，創作出“某種完整的、長久不變的東西”[16]75。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奧登應美國政府的邀請，去往戰后的柏林進行調查研究，之后于1949年寫成了《城市的紀念》一詩。奧登在青年時期曾在柏林生活過較長的時間，彼時詩人面對一片廢墟的城市心情之復雜可想而知。如果說《西班牙》是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寫，呼吁他們為正義而戰；《戰爭時期》是為苦難的中國和世界上所有受迫害的人們所寫；那么奧登在《城市的紀念》中面對戰爭的非正義一方，依然把深切的同情給予了戰爭危害下無法主宰自身命運的普通人民。詩人在詩中對歷史和宗教的反思，對正義和邪惡的思考以及對于建立“理性之城/光輝之城/嶄新之城”[17]的殷切希望都說明了青年奧登和中年奧登在“社會性詩人”這一文學身份上的延續，在詩學實踐中對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的融合以及詩學思想上從激進到智性的轉變。奧登在其詩歌中一直致力于對戰爭、歷史和人類命運的思考以及對于理性、秩序和愛的不斷追尋。

20世紀上半期，面對世界范圍內所面臨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很少有作家能像奧登這樣用詩歌對現代人類生存狀況作出智性和情感的回應。知識分子和作家在其藝術創作中表達出道德感是困難的，某種程度上也是有風險的，因此奧登在早期詩歌的戰爭書寫中不斷平衡社會性和藝術性，在保存了文學“美”的層面的價值之外，也體現了文學中“真”和“善”的可能性，這是奧登早期詩歌中最難能可貴的部分。在這個過程中，詩人既是超脫的、客觀的，又是共情的、人文的，這種復雜和矛盾，最終成就了奧登的經典性，也促使詩人走向了中年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