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創辦時期文學的商業化大眾化狀況
——從果戈理和舍維廖夫的兩篇文章談起

耿海英

(上海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44)

一、果戈理《論1834和1835年雜志文學的動向》

根據我們此前發表的研究文章可以得知，1830年代初登文壇的果戈理經普列特尼約夫引薦與普希金相識。他在普希金1836年創辦的《現代人》第一期上發表的《論1834和1835年雜志文學的動向》(以下簡稱《動向》)①，也許因為是其早期文章，一直沒有得到果戈理研究者的注意。實際上這篇文章觀察精準，文筆犀利，對當時文學界的研判，用普希金的話說“因它公正的立論而引起普遍的注意”，“文中機智尖銳而坦率地闡述了許多公正的見解”[1]322；別林斯基則評價他“所有論斷不僅辛辣、尖銳和巧妙，并且甚至是不偏不倚和公正無私的”[2]。甚至，該文因為匿名而被誤認為是普希金所作，代表了普希金《現代人》的辦刊宗旨，并且因文章指向明確的批評而給剛創辦的《現代人》招徠普遍的圍攻。

那么文章究竟是什么內容引來如此激烈的反應？筆者認為，從該文中我們不僅可以一窺俄國新聞出版業興起的商業化大眾化狀況，同樣可以觀察到19世紀初期俄國文學商業化大眾化的表征。正是文章對當時流行刊物上文學的商業化與大眾化的尖銳分析與抨擊，遭到了來自資本力量的圍攻。

首先需要闡明的是，果戈理文章題目中“雜志文學”一詞，具有更寬泛的意義，他談“雜志上的文學”的動向，實際上也談當時的刊物出版及其內容，這些內容并不限于今天我們狹義的“文學”概念，它包含了各種體裁和各個領域的題材，而且他將這些“刊物及其內容”視為那個時代聲音的“忠實代表”；果戈理還強調，雜志給出了現成的評判，引起無數人閱讀與談論。我們需要在這個語義中理解其整篇文章的內容。

果戈理開篇就指出，當時的“雜志文學”支配著大眾的趣味，它引導和撬動著幾乎所有圖書的出版，囊括了百分之九十的文學創作(剩下的百分之十是與“雜志文學”相對的“圖書文學”——以圖書形式面世的文學作品)。他之所以開篇就點明這一點，是為后文埋下伏筆：“雜志文學”對公眾影響如此之大，那么現時流行的刊物上的“文學”究竟是些什么樣的文學呢？

按照果戈理的觀察，這一時期讀者數量顯著增加，讀者對閱讀的需求明顯提高?？墒墙鼉赡瓿恕蹲x者文庫》(1834)和《莫斯科觀察家》(1835)，沒有新雜志出現，許多老雜志不是?？?，就是少氣無力、平淡無奇：《莫斯科電訊》早已喪失了尖銳音調，從前它憑借這一點獲得“與彼得堡雜志論戰的雜志”[3]157的地位；《望遠鏡》最近則變得沒有任何新鮮性和緊迫性內容。那么新出的《讀者文庫》又怎么樣呢？果戈理的文章最主要的就是針對《讀者文庫》。

果戈理認為，在出版界，出版商、書商斯米爾金勤勉進取，操持創辦了一份內容豐富的百科全書式的雜志《讀者文庫》②，“他爭取所有文人，不論他們在俄羅斯有多少，都使他們參與到自己的企業中”[3]158。 可是，令果戈理遺憾的是，斯米爾金挑選雜志主編“做得不謹慎了”[3]157——由阿拉伯文學教授先科夫斯基主持雜志，格列奇掛名。在我們已有的研究文獻中都稱，先科夫斯基幾乎把雜志變成了他一個人的刊物。事實上，果戈理批評的也正是這一點：“公眾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雜志中只有一個人的聲調、見解和思想占統治地位，而那些占滿卷首半頁的閃閃發光的作家名字只是租賃來的，為了吸引更多訂戶?！盵3]158而這是怎么做到的呢？果戈理發現：“在《讀者文庫》中有一種在俄羅斯前所未有的現象，它的主持人要修改和重編幾乎所有登載的文章，有趣的是他自己相當勇敢而且坦率承認這一點，他說：‘我們的《讀者文庫》同其他雜志不一樣：任何作品我們都不會保留它的原樣，都加以改寫，有時兩篇合一篇，有時三篇合一篇，由于我們的改寫文章都大大改善了?！@樣奇怪的監護迄今俄國還沒有過?！盵3]153這樣一來，許多優秀作者擔心讀者誤認為那些沒有署名或使用筆名的文章是自己所作，便開始拒絕投稿，結果雜志上的文章變得更差。按照果戈理的話說，這就是他首先關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一問題在當時很少有人注意到，即“雜志是否應該有一個特定的基調、見解，還是成為雜亂無章的意見和見解的堆放地？”[3]158顯然，先科夫斯基全權代表了所有作者的意見，“施展得完全像個主人”[3]159一樣。

然而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意見呢？“這個雜志編輯部的目標是怎樣的，他要解決什么任務？……在規劃中先科夫斯基一點也沒有談到?！盵3]159結果，果戈理讀了《讀者文庫》所有刊載的文章，考察他所有說過的話，驚訝于先科夫斯基沒有任何原則，沒有任何確定的信念和感情，他“今天喜歡的，明天就成了他嘲笑的對象”[3]161?！八麖膩聿魂P心自己說了什么，在下一篇文章中他已經完全不記得之前所寫的東西了?！盵3]161這也難怪，先科夫斯基在雜志中有很多身份要不斷轉換：他是勃拉姆別烏斯，莫羅佐夫、秋瓊德如—奧格魯、阿·別爾金，他是批評家、敘述者、學者、諷刺作家、新消息的喉舌等等。這是當然的，因為他要“照顧”各類文章，讓它們經過他的修改后“大有起色”。最后，不要忘記，他還是——先科夫斯基，一位學者——阿拉伯文學教授。那么他自己的學術又是怎么樣的呢？

先科夫斯基刊登了自己的一篇長長的關于古斯堪的納維亞民間作品的學術文章。果戈理發現：“它充滿假設，不是自己的而是從草草讀過的種種書籍中胡亂撿來的假設——根本不屬于俄國歷史的假設”，他卻“將這一民間作品作為俄國歷史的基石，而沒有舉出任何經過評判檢驗的證據?！盵3]160果戈理指出，他根本沒有指出古斯堪的納維亞民間作品的真正價值，卻飾以各種花里胡哨的修辭，令那些善良卻沒有見識的人喜歡。

當然，先科夫斯基還是位東方學學者。東方課題是他真正重要的追求和真正的談資?！霸谶@里他總是抬高嗓門”，一旦別人在文章中、甚至在詩歌里提到了東方，他就發怒并論斷，那人什么也不懂，“無能力、也不應當評論東方”?？墒?，果戈理指出，在他的文章中同樣“沒有說出任何新東西，沒有任何鮮明特征、強有力的思想、天才的推論！不能說先科夫斯基先生沒有掌握材料，相反很明顯，他讀得很多；但在他那里，一點也看不到能夠引導他走向某種結論的推動的主導的力量。在他那里，所有這些材料處在晃蕩中，彼此抵觸，不能共處”[3]160-161。

那么，他對文學有什么見解呢？同樣，“先科夫斯基在批評中表現出缺少任何見解，以至于大概沒有一位讀者可以說出，這位評論家更喜歡什么，什么占據他的心靈，什么符合他的情感”[3]161。果戈理特別用斜體字標出：“在他的評論中既沒有他肯定的品味，也沒有他否定的品味——完全沒有品味?！盵3]161這就是為什么，他“今天喜歡的，明天就成為他嘲笑的”[3]161。他可以將庫克爾尼克先生③與歌德相提并論，并聲稱，他這樣做，只是他忽然這樣想到；他可以稱歷史小說家沃·司各特冒充內行，他這樣做，倒不是有什么企圖，只是隨口就說了而已。果戈理還指出，在他的評論中，從來不分析作品的內在特征，不能確定作品真正成就何在。要么就是絕對的贊揚，并對自己的詞句沾沾自喜；要么就是辱罵，其中是可怕的殘酷無情；至于評論，只是限于雞零狗碎地摘錄三兩句原文加以嘲笑。他最經常分析的是各種文學糟粕、各式各樣空洞的書籍，對它們開玩笑，加以戲弄，并表現出讀者喜歡的機智，以此博得讀者歡心。

至于他以勃拉姆別烏斯署名的自己的作品，因過分模仿法國文學而令讀者驚訝不已，因為他此前公開抨擊所有當前的法國文學。他稱自己的文學為幻想文學，果戈理認為這令人匪夷所思，因為真正的幻想文學并不缺少真理、自然和可靠性?！安穭e烏斯的幻想作品令人想起那些曾大量涌現的書籍，如《不喜歡——就別聽，但別打擾我撒謊》諸如此類，同樣沒有頭緒，對論證某種思想更是沒有追求?！髌分惺菑亩嗵巶}促剽竊來的東西，作者很少關心它們的聯系?！盵3]162

雜志中的其他內容是這樣的：來自外國雜志的能引起讀者好奇心的譯文，名副其實的雜志欄目“大雜燴”中各種各樣的新鮮消息，至于那些不加選擇的原創和翻譯作品則毫無趣味，當然還能見到俄國詩壇“明星”④們的名字。

果戈理對《讀者文庫》的分析整個是掩飾不住的揶揄和嘲笑的聲調，但絕不止于揶揄和嘲笑。他之所以如此詳細分析《讀者文庫》的內容，就在于他憂心忡忡于這樣一種情形：靠斯米爾金的資金運作起來的雜志效益不會壞到哪里去，其大體量的厚厚的一本，令讀者高興，特別是對城市居民和鄉下地主來說，如獲至寶?！八蝗嗽凇蹲x者文庫》中起決定性影響，而他的見解隨同四千多份雜志一起，在俄羅斯大地上迅速傳播?！盵3]162盡管由于其品質之低劣，缺乏優秀作者，漸漸在京城的讀者在減少，可是在外省仍有眾多讀者，“它的見解同樣迅速流傳”[3]162。

可以看出，果戈理對《讀者文庫》幾乎沒有什么正面的評價。由于主編先科夫斯基總是擅自修改作者來稿，且自己沒有特定的見解，使得《讀者文庫》成了雜亂無章的見解的堆放地。他的學術文章是各種“書籍中胡亂撿來的假設”的拼湊，“材料處在晃蕩中，彼此抵觸”，毫無邏輯與思想，卻以虛華的修辭搶奪毫無見識的讀者的眼球。而他的文學批評不是“忽然想到”，就是“隨口說說”，以淺薄的機智博得讀者歡心。他的文學作品或是“過分模仿法國文學”，或是“從多處倉促剽竊來的東西”。而《讀者文庫》別的欄目：不是獵奇的譯文，就是名副其實的“大雜燴”，或是毫無趣味的原創和翻譯作品，以及詩壇“新秀”“明星”的應時之作?？墒?，就是這樣一份靠斯米爾金雄厚的資金運作起來的雜志，發行量卻是最大，體量肥厚，令人聯想到麥當勞的多層漢堡，對于城市居民特別是外省讀者來說是大快朵頤的快餐，而它廉價的見解也隨之在俄羅斯大地上迅速傳播。

除了《讀者文庫》，其他刊物情況如何呢？

《北方蜜蜂》⑤發表官方消息，在這一方面它盡職盡責。主編格列奇按時按點出版，刊登政治消息和國內外新聞?？墒菑奈膶W角度來講，它同樣沒有自己的調子，“沒有強有力的人物，推動其顯出自己的見解。它只是一只筐，誰想裝什么就裝什么”[3]161。作者是些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用各種各樣的字母署名隱藏自己——無疑是一些年輕人初試筆鋒，機智卻彼此雷同地挖苦嘲諷什么。書評總是由友人或作者自己撰寫，總是善意地吹捧，或在結尾來上這么一句——“但愿尊敬的作者能修改自己一些語言和拼寫錯誤”，或“一本好書需要友好的出版社”[3]164之類無關痛癢的話。書評人往往是關于首都新開工的煙草工廠或關于化妝品等消息的寫手，這些消息寫得俏皮，玩笑中顯出精明、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理由令工廠主滿意。果戈理解嘲地說：“不過對于《北方蜜蜂》不能要求更多了：它每日的廣告總是準確無誤，它的事業是吸引大眾?！盵3]164《北方蜜蜂》廣告寫手的創作與文評，更顯現著這一時期文學的商業化、大眾化，無異于今天眾多的文學類公眾號。

另一雜志是《祖國之子和北方檔案》⑥。其封面上刊登龐大的罕見的規劃：《祖國之子》將包含考古學、醫學、法學、統計學、俄羅斯歷史、世界通史、俄羅斯語文學、外國語文學，還有普通語文學、地理學、民族學、歷史畫廊等。果戈理調侃說：“讀罷這令人恐怖的規劃，有人一定會哎喲大叫一聲，想這是迄今世界上有過的最大規模的百科全書式的雜志吧?！盵3]164事實上，“完全不是這么回事?？谐鰜碇皇强蓱z的薄薄的三個印張的小冊子。頭一篇是關于某種疾病的文章，這樣的文章連醫生都不會去讀。常常沒有什么評論文章，更不要提什么好的當代性強的文章了。時政消息是些從《北方蜜蜂》上拿來的大家早已知道的枯燥的事實?？堑闹衅喈斊婀?，短得很，平淡乏味得很。偶爾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結果也沒有人注意”[3]164-165。他的讀者和訂閱人是“外省可敬的老年人，他們需要讀點東西，正如午飯后需要睡個把小時，或一周需要刮兩次胡子”[3]165。

彼得堡還有份純文學報紙《殘疾人報文學增刊》，這是多少得到果戈理肯定的一份報紙。它“擁有特殊的個性”，刊登的是些輕松的敘事文：鄉下地主的文學談話。這些談話往往是非常普通的，但有的地方卻相當尖刻，近乎真理。讀者可以驚奇地發現，到了文章末尾，地主幾乎變成了地道的文人，十分關切當前的文學，以尖刻的嘲笑來加強自己的觀點。該報的策略往往是摘引對手的某個段落，附上不超過一行的相當辛辣的評語，最后加上一個感嘆號。主編沃耶伊科夫先生⑦就像個獵人一樣，不慌不忙地等待著自己的獵物。果戈理認為：“在主編那里可以看到純粹的文學生活，他孜孜不倦地關注著報刊界。雖然不知道他是否有很多讀者，但報紙是非常值得偶爾翻閱的?！盵3]165而莫斯科唯一的雜志《望遠鏡》，在果戈理看來，“最初反應敏銳，但很快就冷淡起來，充斥著不加選擇的文章，沒有任何文學活動?？磥沓霭嬲邲]有用心經營它，只是隨便出出”[3]165。

由此看來，《讀者文庫》占據壟斷地位?！蹲鎳印泛汀侗狈矫鄯洹返闹骶幐窳衅媸恰蹲x者文庫》的掛名主編。因而，果戈理分析說，《北方蜜蜂》勢必贊揚《讀者文庫》中刊登的一切，《祖國之子》只會重復《北方蜜蜂》的話，因而兩者都構不成《讀者文庫》的對手。唯有《殘疾人報文學增刊》和《望遠鏡》能夠站出來反對《讀者文庫》。沃耶伊科夫先生確乎表現出某種類似反對派的立場，但他的雜志只是對對手的疏漏進行間斷的話語不多的短評，有時是用巧妙的俏皮話，或是用少數文學家明白而外行人不易察覺的嘲笑；缺少有分量的大部頭批評文章?！锻h鏡》雖有反對《讀者文庫》的行動，但在果戈理看來，“行動軟弱，缺乏耐心和必要的冷靜，缺乏連續性”[3]166；雖然常常憤慨，但往往切不中要害，加之出版的延誤和印刷的草率而損害了自己影響力的傳播。

精明的書商、雄厚的資金和龐大的作者群——這一商業運作使得《讀者文庫》成為一份廣泛傳播的大眾讀物，與之相比，《殘疾人報文學增刊》和《望遠鏡》遠非勢均力敵?！蹲x者文庫》近五千份的訂閱量所傳播到的讀者群，甚至都沒有聽說過《殘疾人報文學增刊》和《望遠鏡》的存在。而《讀者文庫》主編一人之聲的見解，以他的各種筆名發表，同時被熱情贊揚，這對大部分公眾具有了影響力，被那些樸素的讀者當作真理來接受。讀者的認可又成為《讀者文庫》發行量的強大支撐。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大致形成了以彼得堡的《讀者文庫》《北方蜜蜂》《祖國之子》三種雜志為基本格局的信息傳播渠道，滿足大眾對各種體裁與資訊的基本需求，對大眾是低水平文學教養的影響，甚至談不上文學教養。然而它們不是擁有頗具規模的資金，就是具有官方背景和資源，從而掌握了信息傳播、輿論導向與閱讀趣味的主導權。

對于這種壟斷狀況，莫斯科的一批文化人決定出版自己的刊物，它不是為大眾讀者所需，而是為拒絕在《讀者文庫》上發表被修改文章的作者，也為想要發表自己批評見解的作者——因為《讀者文庫》不接受任何不符合主編口味的批評文章，這就是《莫斯科觀察家》(1835—1839)。然而，在果戈理看來，這份新面世的雜志并不成功，主要原因是：主編是文學圈名不見經傳的統計學學者、業余詩人安德羅索夫⑧，缺少引領雜志的強有力的人物，雜志沒有自己明確的追求和目標。雖然也發表了一些詩歌珍品，但刊物缺乏多樣性；好文章如沙漠中的綠洲般稀有，即便有，也因為是連載、待續而令讀者不耐煩。雖有舍維廖夫針對《讀者文庫》的批評文章，抨擊文學事業的商業化，但卻沒有擊中要害；另一篇揭露勃拉姆別烏斯沽名釣譽、剽竊他人創作之后，就再不敢發聲了。

除了對具體雜志的分析，果戈理在文中還整體分析了雜志上文學批評的種種令人驚訝的現象：

①文學批評不關注重大問題，議題瑣碎，思想無聊，熱衷于毫無意義的爭論，熱衷于談論自己，談論自己親近和喜愛的東西，在自己的雜志中自吹自擂，而對別人的東西無視與冷漠，或對自己仇恨的作家作品漫無節制地指責，發泄憤恨，滿足一時之快。

②文學批評缺乏純粹美的鑒賞和品味，把精力放在一系列無聊的書上，對大部分書籍的書評是不加分析、不加區分地虛夸，而且根本不是為分析，而是為迫使讀者一笑；相當淺薄地把所評作品看得高過拜倫、歌德。

③文學批評不是真情的流露、真正理解的表達和深深的心悅誠服，而是故弄玄虛，奇巧華麗的文體外表，散發著酷寒的冷氣。

④沒有批評家把批評當成嚴肅的事業，以恭敬謹慎的態度來對待，對偉大而卓越的事物視而不見，沒有人回應同時代文學界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文學現象與問題：如司各特的去世及其創作；當代法國文學；因政治運動而在整個歐洲文學中出現，也在俄國文學中反映出來的令整個歐洲激蕩的新的文學趣味與作品；散文取代詩歌，開始流行閱讀小說，詩歌閱讀與出版趨于冷淡的現象；俄羅斯讀者是怎樣的、處在什么樣的教育水平，俄國作家的獨創性又在哪里等問題。

⑤文學批評對祖國文學無知、無歷史感，在現今的刊物上見不到杰爾查文、羅蒙諾索夫、波格丹諾維奇、巴丘什科夫等先賢的名字；對杰爾查文、卡拉姆辛作品新版本的面世毫無反應，無視他們依然還在的影響，沒有他們與現今時代的比較；時代被從根部砍斷了，過去的歷史好像并不存在，好像俄國文學根本沒有開端。

這些嚴肅問題在雜志的文學批評中的闕如，正是大眾文學流行的反證，沒有人關心嚴肅的文學問題。同時，1830年代出現的散文逐漸取代詩歌的現象，小說閱讀成為流行，且其中很水的小說居多，也是大眾文學勃興的跡象，果戈理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這一點并不因為幾位新詩人的出現而改變，相反，幾位新詩人的詩作也是大眾化的生產模式。

果戈理所描述的《現代人》面世前兩年俄國刊物的這些基本狀況，也是俄國1830年代俄國文學的主流形式——商業化潮流之下流行的“大眾文學”的面貌，它們滿足的是低水平的大眾化的信息需求和文學閱讀需求?！冬F代人》正誕生于這種大潮之中。

二、舍維廖夫的《文學與商業》

無獨有偶。如果說，我們透過果戈理一文可以看到俄國文學的商業化與大眾化現象，那么上文中果戈理所指的舍維廖夫針對《讀者文庫》的批評文章，即《文學與商業》一文，則是專門對俄國文學的商業化和大眾化這一現象給予了敏銳的觀察與分析，并加以激烈抨擊。盡管果戈理認為舍維廖夫的文章沒有擊中要害，但是，這僅在于果戈理認為，舍維廖夫不應該指責文學的商業化，而應該在商業化之下如何提供高質量作品。作品的高下與商業化無關。果戈理講的是另一個問題，與我們這里探尋俄國文學的商業化、大眾現象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僅就對商業化、大眾化這一現象來講，舍維廖夫的文章要鮮明得多。

1835年以舍維廖夫為主編創辦了雜志《莫斯科觀察家》。作為刊物的主要批評家，舍維廖夫在第一期上的文章《文學與商業》成了新雜志的宣言，矛頭首先指向《讀者文庫》及其主編先科夫斯基。該文嚴厲批駁了“商業”傾向，怒斥在雜志和作家中的道德墮落。

一般認為，正是先科夫斯基奠定了俄國“文學產業化”的基礎，正如當時人們所言，他第一個實行了按頁付酬，有意識地捍衛文學轉化為文學家“自己的面包”。赫爾岑在《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一書中寫道：“先科夫斯基創辦自己的雜志，是作為商業企業來創辦的。整個俄國貪婪地閱讀它?！盵4]埃亨鮑姆在文章《文學的日常生活》中也指出，“1830年代初文學創作普遍職業化”，“雜志作為一個文學現象獲得了新的意義”，出現了“新的、此前不具備的文學生活條件：讀者圈子在宮廷和貴族之外擴展，一批特殊的職業化出版人(如斯米爾金)書商出現，出版物從具有‘愛好者’特征的文集向商業類型的期刊(先科夫斯基的《讀者文庫》)轉變。與此相關，圍繞作家職業化和‘我們新文學的商業化傾向’(舍維廖夫的著名文章《文學與商業》，其中講的，用我們今天的術語說，就是關于‘訂貨’和‘掙外快’)的激烈爭論獲得了文學史意義”[5]434。這里埃亨鮑姆還引用普希金給巴蘭特信中的話——“文學在我們這里成為一個重要產業僅僅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在此之前人們僅僅把它看作優雅的貴族的事情”，“與這種‘產業化’同步，30年代作家走出了先前‘依附于政權的階層’的狀態，而職業化了”[5]434?？梢钥闯?，先科夫斯基、《讀者文庫》、舍維廖夫、《文學與商業》，成為30年代俄國文學的商業化、作家職業化的核心詞。

舍維廖夫一反人們對當代文學的高大上看法，從最低的物質視角切入，認為如果觀察當代文學，首先遭遇的“就是一年十二次闖入我們視線的《讀者文庫》”[6]；《讀者文庫》代表了俄國文學的日常生活，那里幾乎就是現今整個寫作圈子，它是俄國文學巨大的脈搏，按照這一脈搏的運動就可以判斷文學是否健康。[6]

那么，這一脈象如何？舍維廖夫發現，它并非某一文學流派的代表，也沒有提供某種品味的典范從而引領審美教育，“《讀者文庫》的各式文章只不過是一沓鈔票”，“那些雜志就是些資本家?！蹲x者文庫》對于我來說擁有5000個‘訂戶農奴’，《北方蜜蜂》也許是它的兩倍”?！岸切啈艮r奴’比那些代役租農民還忠誠得多，他們從來不拖欠稅款”?！拔覀兊奈膶W是個肥缺，可以請客，可以住宮殿，可以走在地毯上，可以坐轎式馬車，可以坐上過漆的雪橇，可以裹上熊皮襖，穿海里皮領子大衣，在拍賣場高聲叫拍，可以購買領地……我們的文學如果不是金子的也是最肥的世紀到來了。我們等到了那個最幸福的時光：我們的文章被認為是最可靠的銀行支票；我們的文學有了自己的交易所，這里又臟又皺的銀票立馬就可以與干凈的可以帶來一切的印張兌換?！盵6]

接著，舍維廖夫尖銳地指出，新的主流的文學形式——中長篇小說——產生的動力，并非是要力圖表達民眾、表達時代、表達人類生活，而是因為它們更暢銷。不僅作品的主流形式，就是作品本身的文體特點、藝術思想，也可以輕易從物質的觀點得到解釋?！爱敶捏w為什么充滿修飾語和動詞？為什么可以用一個詞可以說的，作家們要用一個句子，一個句子就足夠了，卻要拉成長長的一段，一段要變成密密麻麻的一頁，一頁要弄成一個巨大的印張？”[6]“秘密就在于一個印張的價格是200盧布或300盧布，他的文章中的每一個修飾語也許就值一個銀錠；每個句子就是一盧布，每一段就是一張藍鈔票或紅鈔票?！雹醄6]這樣，作者不再珍惜每一個詞，因為每一個詞構成的不是段落而是鈔票；作者不再舍得勾掉他所寫的每一頁，盡管自己不滿意，他會讓讀者勾掉，只要讀者愿意。[6]“因此，我們文體的饒舌，無盡的同義疊用，不潤色加工的粗陋段落，羅列一系列名詞、形容詞、動詞的同義詞，所有這些控制了我們文學的速記法特征是有自己的源頭的，也就是，現在每一個詞就是錢——文體越是臃腫，就越是有利可圖。由于這樣的文體，文章越來越長，書籍越來越厚?！盵6]從舍維廖夫的分析中，我們是否可以重新看待19世紀俄國文學某種冗長、重復、饒舌的特點呢，甚至包括一些現在所謂的經典？

舍維廖夫得出結論說：“商業現在操控了我們的文學，一切屈從于它的計算，一切文藝作品都被用來作商業交換，行市決定了思想和形式！我們詩人的靈感不作聲了?！盵6]“文學家稱號在我們里不只是榮譽稱號，還是有利可圖的稱號?，F在文學家已經不是我們社會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了。文學家已經是資本家了，智力資本……一句話，我們這里文學家獲得了財產，他因自己的勞動而被慷慨地獎賞……”[6]但是，“文學高貴的任務在于，使自己的成就——勞作時鼓舞著自己的東西——不僅符合而且從屬于社會道德成就，使自己暫時的榮譽不是建立在有傷風化的思想、道德情感和社會趣味上?？墒?，文學投機者不考慮這些，他需要的只是與印刷廠和圖書銷售商結算的銷售利潤的成就”[6]。舍維廖夫最后憤懣卻又不無自我安慰地說：“在文學商業化傾向的最初時期這些投機者總是很多，而且總是活躍在前臺。但是我們有一個良好的愿望。希望這些墮落實際上只是暫時的，是我們文學與商業的最初結合不可避免的現象?！盵6]

就舍維廖夫的文章，別林斯基在1836年第5期《望遠鏡》上發表《論〈莫斯科觀察家〉的文學與批評見解》予以回應。他認為，現在文學家靠自己的勞動富裕了，不再抱怨命運的不公，不再嫉妒只有顯赫的出身才能帶來的富足生活，這令人高興。舍維廖夫那些“文學是個肥缺”之類的話太言過其實了，他在自己高尚的憤怒中走得太遠了；他的文章真實地反映了當代文學現狀，但沒有正確解釋這一現象的原因。[7]261-264

果戈理的《動向》一文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別林斯基的觀點⑩，他認為，舍維廖夫文章的主要失誤在于沒有找準問題。他抨擊那些為賺錢而寫作的人，但絲毫沒有從作品的內在價值出發，揭示問題的實質。問題并不在于“商業傾向”，“這些抨擊并不公正，因為矛頭指向了一個在任何活動中都必須遵循的不容爭辯的規律。文學應該成為商業現象”[3]168，只是應該“從作品內在價值的角度”判斷作者和出版物的作用，“而不是去計算他們的利潤”[3]168。果戈理的文章又得到別林斯基如本文開頭所引的高度評價。巴納耶夫也回憶道，果戈理的文章“在文學界造成了極大的喧囂”[8]172。

可以看出，文學的商業化問題已經成為文學界論爭的重要問題之一。普希金剛創辦的《現代人》也被這一浪潮所裹挾；普希金及《現代人》同樣陷入商業困境之中。

從筆者已寫的《現代人》研究中可知，普希金將自己的《現代人》辦成了除文學外具有更廣闊的社會—政治和教育內容的刊物，這樣，在內容的品質與品味上自然也就更為有教養，更為精英化，更加關注與思考重大社會問題，所以，普希金認為，如果說論爭，更為恰當的對象不是《讀者文庫》，而是布爾加林和格列奇的半官方出版物。他強調刊物在形成社會輿論和科學、美學思想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墒沁@樣一來，必然影響到刊物的傳播與經濟效益。因而，《現代人》并沒有帶來普希金所預計的經濟收益，也沒有成為一個“大眾”刊物。為了清償債務，包括因辦《現代人》產生的債務，普希金于1836年8月不得不向高利貸者借款?？死蛩够?、奧多耶夫斯基(他們曾與普列特尼約夫一起幫助普希金籌辦第2—4期)建議普希金改組《現代人》——1837年出12期；普希金擔當文學部分，每期至少刊登自己的一篇散文或詩歌或文章；由奧多耶夫斯基和克拉耶夫斯基承擔科學板塊，以及雜志的一切技術性事務(排版、印刷、校對等)，出版的利潤(扣除印刷、紙張、書商報酬的費用)在他們三人間平均分配。接受這個條件，就意味著普希金不再是《現代人》的全權主人，于是他拒絕了。由此可見，當時普希金的艱難處境，不只是辦刊內容上——是更通俗還是堅持貴族性，與雜志內部維亞澤姆斯基等人有分歧，還包括經營狀況。

《現代人》的商業困境，一個原因是因為其本身曲高和寡，也就是因它的“貴族傾向”，或說“貴族派頭”，不能擁有更多的讀者。普希金也曾試圖改變此狀況，希望擁有更多的讀者，但也不愿使雜志走到布爾加林之類平庸低俗的地步；可是畢竟他還是希望擴大讀者面，因而在《現代人》內部產生分歧：老合作者維亞澤姆斯基、克拉耶夫斯基和奧多耶夫斯基不同意普希金的一些意圖(如將《現代人》辦成比較平和的科普—文學雜志)，而堅持刊物主要體現正統與貴族精神。這些老朋友都是他的主力撰稿人，他無法與他們切割。另一個原因，應該與大出版商、銷售商斯米爾金以及布爾加林和格列奇的商業與政治圍堵有關。別林斯基曾說：“在莫斯科，無論花多少錢也難買到一份《現代人》；盡管要求殷切，公眾急不可耐，送到莫斯科的卻還是寥寥可數的幾份。真是咄咄怪事！”[9]405原因是，“凡不是斯米爾金君所出版、雖然由他經銷的，凡不是格列奇和布爾加林二君所著或庇護的彼得堡的書籍，幾乎經常發生這種情況。果戈理君的新作《欽差大臣》也發生過這種情況”[9]405。這暗示著當時最大的圖書商斯米爾金在銷售環節上對《現代人》的限制，也就是不積極銷售《現代人》；以及格列奇和布爾加林對《現代人》的阻撓。別林斯基推斷：“照公眾迫不及待地盼望讀它的情況判斷，它在莫斯科似乎一天就能銷售完一千本……”[9]405這雖是別林斯基的推斷，但也可以說是普希金的《現代人》遭遇商業困境的原因之一。莫斯科很難買到《現代人》，更不要說外省了。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即《現代人》的誕生多少應是有些生不逢時。正如前文所講，1830年代俄國讀者群體不斷擴大，出現了未曾有過的文學類型的讀者——即所謂的大眾文學的讀者，他們要求文學符合他們的美學接受力而貼近他們；“在社會中已經可以隱約和模糊地感到一種對新話語的需求，顯露出期待文學降下它對于現實生活來說孤傲的高度而參與到社會生活中?！盵8]173文學面臨著爭取新讀者群的任務。這種爭取是可能的，只要它服從讀者的意志，猜透他們的渴望和期待，甚至是讀者自己也完全沒有意識到的東西。在實現這一任務，爭取到讀者的同時，文學就可以變成有利可圖的一種產業。富有經驗的文學活動家書商和出版人斯米爾金具有無可懷疑的敏銳的嗅覺，捕捉到了文學界的這一變化，創辦了《讀者文庫》，他宣稱其雜志沒有文學綱領，唯一的目的就是滿足讀者的“公共利益”。這是一份經過很好地組織、深思熟慮的商業企業的雜志，按照印張付給作者稿酬，并且非常準時地出版。該雜志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當時批評家就命名這個時代為“斯米爾金時期”(別林斯基在其著名的《文學的幻想》中這樣命名)，或俄國文學的“商業傾向”時期(即前述舍維廖夫的《文學與商業》一文中這樣界定)。這樣作者就不是僅有脆弱的榮譽了，還可以得到穩固的報酬。于是，隨著大眾讀者的出現，也就形成了一個職業文人階層。這就是前述埃亨鮑姆詳述的現象。

1830年代俄國讀者的總體形象用一個最貼切的詞界定就是“外省的”。這一詞匯在別林斯基的《瑣事瑣談——最近半年(1835)俄國文學報告》中評述《讀者文庫》時大量使用：“《文庫》是一份外省的雜志(別林斯基使用黑體——引者。下同)，在這一點上包含著它的強大，它的力量，它在讀者中的威信的全部秘密?！盵9]310“《文庫》經常不斷的成功的原因在于這個雜志主要是一個外省的雜志，在這方面我們不得不驚訝它適應和迎合外省人的那份靈巧，那份天才，那份技能?！盵9]277“我對《文庫》的基本認識在于：這個雜志是外省的，他為外省出版，只是因為外省的緣故才是強大的。那么，我就來詳細說明它的享有特權的外省主義(筆者使用黑體)的特征吧?！盵9]280《文庫》的外國文學欄目，“全部外國小說，和俄國小說一樣，從第一行到末一行，滲透著外省精神(筆者使用黑體)”[9]298。這種外省精神是什么呢？“一切法國文學最壞的東西，法國雜志中、有時還有英國雜志中最起碼的東西，與美文學毫不相干的東西，帶有空虛、平庸、瑣碎的味道的東西，帶有外省俏皮、外省滑稽味道的東西，都在《文庫》里被翻譯了過來(筆者使用黑體)?！盵9]298

我們認為，這里別林斯基的這個“外省的”概念需要準確界定一下：它具有特殊的意味，指讀者的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與品味；它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美學概念。1830年代俄國“外省”讀者的代表，表面看是“外省”草原上的地主，實質上是彼得堡的小官吏——他們是都市文明下中產階層趣味的代表，“因為，彼得堡小官吏似乎構成了低水平讀者層的峰脊，還因為彼得堡小官吏是作為尼古拉一世時期國家基礎的最充分的表達、作為1830年代普通人的最理想的類型而被識別的”[10]160。同樣，“外省性”還是毫無趣味的職業化文學的環境：“文學聚會時，既無鮮活的語言，也無悅耳的聲音。不是關于藝術的翻來覆去的幾句話，重復得令所有人厭倦；就是文學八卦令文人們暫時不再漠然，活躍幾分鐘?！盵8]172“外省性”還是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文學風格，其中奇妙地混合了未來藝術體系(指即將主宰文壇的自然主義，或后來稱的現實主義)的元素與浪漫主義意識的陳舊痕跡，傾向于社會日常描寫和直白的散文體，充滿各種各樣的隱喻、謝林的哲學和各種概念的大雜燴。關于這一點當代俄國學者莉·雅·金斯堡(1902—1990)在《普希金與本涅季克多夫》一文中指出：“在文學領域，小市民的折中意識是堅決排斥嚴格的……文學類型題材體系。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本涅季克多夫將巴丘什科夫、杰爾查文、普希金與謝林和雨果聯系起來，因為，他們只是個人的美的現象，他們的文化思想含義被剝去。自然哲學的主題與友好的寄語混合在一起。在語匯上，斯拉夫主義與考古學、城市俚俗語、民間詞匯、‘最大膽的’用語、商務用語等等可怕地混合在一起?！盵10]168-169普希金及其創作和《現代人》本質上與1830年代的折中意識完全格格不入，這一意識培育了自己的一大批偶像、明星，如庫科爾尼克、季莫費耶夫、本涅季克多夫——他們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完全配得上占有普希金在俄國的帕納薩斯山的地位。巴納耶夫在自己的回憶錄里記載道：“庫科爾尼克當著自己眾多‘粉絲’的面高度評價道：毫無爭議，普希金是具有巨大天才的詩人，其詩歌的和諧與韻律是驚人的，但是他是輕浮、不深刻的；他沒有創造任何重要的東西；如果上帝給我更長久的生命，那么我將創造另外一種嚴肅的文學，也許我將給出另一種文學方向……”[10]71-72果戈理文中所稱的“雜志文學”正是由于能靈活地回應“外省性”大眾讀者的需求而獲得活力，并逐漸操縱了讀者意識，形成了一種生產大眾文學的機制。與輕浮浪漫主義[11]聯系在一起的季莫費耶夫沒有任何基礎的聲譽就是被《讀者文庫》造出來的，也就是別林斯基不能容忍的“用金錢造出天才”[9]117-118的現象。

“外省性”正是當時大眾文學的最主要的特征?！百F族性”的《現代人》誕生在大眾文學興起的時代，自然生不逢時。我們說，《現代人》的“貴族派頭”與“大眾文學”風潮興起——兩種因素合力，構成了《現代人》的商業困境。

實際上，面對商業大潮，普希金并非簡單否定文學的商業化，他視文學勞動為人的一種生存形式。抱怨文學的商業化，浪漫地認為詩人應該“光榮的貧窮”，正如舍維廖夫在《文學與商業》中所寫：“有誰不承認文人在自己光榮的貧窮中更誠實、更有鼓舞力？他渴望心靈因之會燃燒的榮譽，而不渴望心靈因之會生銹的金錢?！盵6]這些在普希金那里引起或多或少的諷刺。針對諸如舍維廖夫、伊·伊·德米特里耶夫等人對整個當代文學的強烈憤怒，普希金為自己這一代人所遭到的重商主義指責辯護，他借助卡拉姆辛的聲望指出：“至于金錢利益，那么請允許我指出，卡拉姆辛是我們這里進行文學商業化的巨大變革的第一個榜樣?！盵12]408關于這點，早在1830年普希金給本肯多夫的信(草稿)中就有提及，他說道：“那個對俄國啟蒙有影響，將整個一生都獻給了學術研究的人，卡拉姆辛，第一個作出了文學向商業化轉變的示范?！盵13]253其后(1836年)普希金在給巴蘭特的信中談到《1828年4月22日法令》，認為《法令》保護了作家的權益，他抱怨此前因為沒有法規，自己的作品被翻印，因而經濟上蒙受損失。由這兩封信可以看出，在法規出臺實施后，文學活躍起來，走上了誠實守信的商業運作模式，這大大保護了作家的利益。對此，普希金大加歡迎。從信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普希金清醒地計算著各個雜志的收益，他并非只會作詩、不食人間煙火的書呆子。另外信中還談到，《北方蜜蜂》壟斷政治消息的發表，這不僅給他們帶來巨大利潤，也讓他們壟斷了批評與讀者，而純文學沒有市場，他們的文學書籍就賣不出去。所以，他在給本肯多夫信中爭取“政治消息”的刊登權，既應該理解為普希金涉足政論嚴肅問題的愿望，也是其求生存的途徑，因為他認為政治消息人人感興趣，可以吸引讀者。這也是他此前為杰利維格的《文學報》爭取政治版塊的原因之一。他既要堅持辦刊的品味，也要刊物活下去。

可以看出，普希金無論如何不反對文學勞動的職業化，也就是商業化，他是把《讀者文庫》作為有效益的商業企業來看待的。其實，普希金從《讀者文庫》的第一期就參與了撰稿，并在一年半時間里將自己幾乎所有的新作都交給了它發表。自然，他不可能不明白斯米爾金的刊物實際上是怎樣一份刊物，而且進入普希金文學圈子的許多作者都在其中。舍維廖夫的《商業與文學》引發的關于文學與商業的話題，以及關于《讀者文庫》的激烈爭論，普希金并沒有直接參與；相反，他在《現代人》第三期上的《致出版者的一封信》，是對果戈理《動向》一文觀點的某種調整和糾偏。對果戈理指責《讀者文庫》和先科夫斯基，普希金認為，和一份具有近五千訂戶的雜志斗爭并要求它改變自己的個性，毫無益處；對它這個樣子，你可以接受它，也可以不接受。普希金也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從1835年年中他就默默地中斷了給《讀者文庫》供稿。其實他也不是第一個，在他之前維亞澤姆斯基, 葉·費·羅森，波戈金, 舍維廖夫等人也都紛紛離開了《讀者文庫》。區別僅在于普希金在生前的最后幾年尤其需要錢，這樣，拒絕斯米爾金非常豐厚的付費是非常不合算的。他沒有明顯的原因離開《讀者文庫》，只是深深地不接受《讀者文庫》所反映的當代文學生活中的那些現象。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普希金與“文學車間”，也就是“文學訂貨”，或曰“文學快餐”“掙外快”的風潮保持著距離。這還表現在他對當代文學驚人地克制，不發表評論。對那些文學“明星”的新作品、“俄國文學領唱者”的價值，他持相當懷疑的態度，但他拒絕任何公開的評論。他對我們上面提到的當紅的被捧為偶像的幾位文人庫科爾尼克、本涅季克多夫、季莫菲耶夫等，保持相當冷漠的態度。在他1834年4月2日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庫科爾尼克“看起來是個很體面的年輕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天分。我沒有讀完他的《托夸多·塔索》，也沒有見到他的《天父之手拯救祖國》”[14]32。如果我們知道庫科爾尼克的戲劇《托夸多·塔索》和《天父之手拯救祖國》在當時是聲音最響亮的文學新聞，無論是在社交圈還是在雜志上都引起廣泛的討論，那么普希金的冷淡是顯而易見的。在整個文學界圍繞著本涅季克多夫興奮之際，甚至在普希金的親密圈子中(包括茹科夫斯基和維亞澤姆斯基在內)也能找到“粉絲”時，唯有普希金保持著冷淡，讀過本涅季克多夫后，對諸如關于新詩人他怎么看這樣的問題，他回答道：“他將天空與倒扣的碗的比較相當出色，對此他不用再多添一分……”[8]100這是巴納耶夫回憶錄里的記載。伊·謝·加加林關于普希金對本涅季克多的態度也寫道：“普希金當著眾人面時會沉默，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時會如此猛烈、如此不公正地攻擊他……”[15]502而季莫費耶夫在俄國文學地平線上的出現，普希金好像完全沒有發現。

實際上，這種對當時走紅的大眾文學的冷淡，正折射著普希金創辦自己的《現代人》的“貴族”傾向，也可以說是一種嚴肅文學傾向和風格。他對于報刊的商業運作沒有異議，但認為應該提高刊物文章的品質和品味：“指責《北方蜜蜂》，不是因為它刊登廣告，而是因為它發表那些署名Ф.Б.(即法捷伊·布爾加林)的無聊文章……請您相信，我們非常氣憤地看到，諸多雜志出版人想用一些充滿極其幼稚的思想和庸俗玩笑的勸諭文章來吸引我們……”[1]327所以，即便如別林斯基也指責[14]《現代人》太“貴族”并不公正，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在這樣一個維度，普希金才得以思考更多俄國社會與文化的問題，當然這也使其《現代人》成為一份小眾雜志。

為了使雜志更為有趣與普及，得到更多的讀者和生存下去，除了我們前面提到普希金也曾試圖改變雜志的風格走向(盡管在雜志內部有分歧)，還有，如果我們考察普希金發表在《現代人》上的文字，也不難發現他構建雜志的譏誚和有趣。研究者不只一次指出，普希金生命的最后幾年是生活沉重、憂郁思考的幾年，這不錯，但是1836年——開始出版自己的《現代人》的年份，他也有很多風趣、幽默和機巧，在自己的文字或雜志編輯中制造了各種火花四濺的游戲、惡作劇、快樂的有時是無害的諷刺。例如，他的《題盧庫魯斯康復》，在仿古典的面具下是對烏瓦廖夫的最大諷刺；他對舍維廖夫的《詩歌史》的評論(雖然沒有發表，但原是為《現代人》準備好的稿件)，在贊美的外表下是尖銳的諷刺；隨筆《圣女貞德家族的最后一位后代》，講述了圣女貞德家族的最后一位后代因伏爾泰在《奧爾良姑娘》一文中的誹謗和錯誤要與伏爾泰決斗的事件——這就是一篇年份錯亂的文學惡作劇?！冬F代人》第一期果戈理的《論1834和1835年雜志文學的動向》一文的匿名，讓許多當代人甚至別林斯基都誤認為是普希金所寫。第二期普希金編輯發表《納·安·杜羅娃札記》，在題目下標出“普希金出版的”，緊接著引用奧維德《變形記》中的一句話“一會兒是男人，一會是女人”作為題記，并在正文“納·安·杜羅娃的札記”前一本正經地做了序，落款為“出版人”——這簡直就是一個迷魂陣，是杜羅娃寫作由普希金編輯發表呢？還是普希金自己寫作發表呢？它的形式簡直就可以懷疑是文學騙局，可以直接添加普希金為真正作者。正像果戈理那篇《動向》一文一樣，別林斯基就陷入了圈套：在評論第二期《現代人》的時候，別林斯基基本是一種激烈否定的態度，卻很是贊揚《納·安·杜羅娃札記》：“如果這不是騙局，那么應當承認該札記太有才了；如果這札記是真的，那么真是引人入勝，令人著迷得不可思議?！盵16]164別林斯基推測作者應該是普希金，他懷疑1812年能用那樣的語言寫出這樣的札記。還有，第三期的《致出版者的一封信》，真正的作者是普希金，卻戴著特維爾居民 А. Б.的面具與虛構的普希金——《動向》一文的作者——爭論。第三期的《一位女士未發表的札記片段》，發表時同樣沒有署名，這又是一個八卦陣，卻是另一種：真正的作者普希金把札記作者直接說成是“一位女士”；文章講的也是衛國戰爭，以一位女性的口吻敘述。第四期發表的《上尉的女兒》，同樣是以札記的形式寫歷史題材，署名“出版人”——是《現代人》的出版人呢？還是《上尉的女兒》的出版人？并不清楚，又是小把戲，這是普希金在小心隱藏自己的作者身份，審查時他請求審查官不要提他，而只說手稿是經普列特尼約夫得到的[17]178。

如果把普希金設計的這一切搞錯，那就真是中了他的圈套。實際上也就是有人中了計。而在解這些圈套的過程中，甚至就會產生類似“陌生化”的效果而引人閱讀。

凡此種種表明，在1830年代俄國文學商業化、大眾化的氛圍中，普希金既堅持自己嚴肅的文學立場，也想使自己的雜志成為抓人眼球、引人入勝的讀物，發表對于廣大讀者來說更有趣但同時又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作品，而不是將讀物降低到低劣小說的水平。在歡迎文學界的新秩序——建立法規、保障作者的權利——的同時，普希金也指責那些把文學變成了“跳蚤市場”的唯利庸俗的雜志人和出版商。他不認同當代文學生活中浮華的跟風，更拒斥以幼稚的思想和膚淺的玩笑勸喻和吸引讀者。

同時，果戈理和舍維廖夫的文章也表明，1830年代隨著散文時代的到來，俄國文學的大眾化與普希金的《現代人》創辦所代表的文學的“精英性”之間形成了激烈的較量。正是在這種對決中，我們現在閱讀的所謂俄國文學經典(以普希金作品為代表)才慢慢沉淀與形成。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這些經典在當時的力量和生存空間是極其有限的，也僅是在小眾范圍內得以流傳。

注釋：

①“雜志文學”：原文為журн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筆者認為，這里“литература”不應理解為我們現在狹義的“文學”，它本身還有書籍、文獻等語義，而且根據果戈理文章的內容，它是在談論當時的幾種雜志的狀況，所以這里“журн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應該是指“報刊雜志”，直譯“雜志類書”，也有點類似我們的“書刊”，俄語說某一期雜志時也用“книжкa(小書)”。因此，該文此前也譯為《論1834和1835年新聞報刊的動向》。

②普希金辦刊物時，他就勸普希金放棄自己的事業而繼續參與《讀者文庫》。

③庫科爾尼克(Н. В. Кукольник，1809—1868)，俄國作家，戲劇家，果戈理中學同學。1840—1848年名聲最旺，此后直到去世幾乎被人忘記。

④是指新詩人庫科爾尼克、本涅季克多夫(В. Г. Бенедиктов)、季莫費耶夫(А. В. Тимофеев)、柯爾卓夫等。

⑤《北方蜜蜂》1825年布爾加林創辦，格列奇任主編。

⑥《祖國之子》1812年格列奇創辦，并任主編。 《北方檔案》1822年布爾加林創辦，1825—1828年，格列奇加入，兩人合作辦刊；1829—1835年與《祖國之子》兩刊合并。此后三年?？?，1839年復刊，1840年?？?。

⑦А. Ф. Воейков(1779—1839)，俄國詩人，翻譯家、文學批評家，出版人，雜志人，俄國科學院院士。

⑧В. П. Андросов (1803—1841)，統計學家，《莫斯科導報》(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合作者，后為《莫斯科觀察家》主編(1835—1837)。

⑨藍鈔票，5盧布；紅鈔票，10盧布。

⑩別林斯基與果戈理的文章幾乎同時發表。發表別林斯基的文章的《望遠鏡》1836年3月21日審查通過，發表果戈理文章的第一期《現代人》1836年3月31日審查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