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日本與英美法駐津勢力的博弈
——基于日本檔案資料的考察

鄒 宇

關于五四運動的研究成果，國內國外可謂著作頗豐。針對五四時期，言及中國各地反日運動中第三國對學生運動的支持，涉及日本與第三國在當地利益爭奪內容則微乎其微。①相關研究主要有：秦旭.1919 年日本報紙中的五四運動[D].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王潤澤.政治、外交與媒體：1919 年日本報紙關于五四運動的報道研究[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等。以天津為例，當地的學生運動以抵制日貨為主要內容，使得當地日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日本駐津總領事館、駐津商業勢力以及駐屯軍司令部致日本國內的電報中除申請援助之外，重點提及英美法駐津勢力支持學生運動的情況。盡管日本與他們進行多次交涉，但隨著運動的發展，日僑生活受影響之情況以及不滿情緒卻有愈演愈烈之勢。日本與其交涉無果，雙方關系愈發步入僵局。日本與英美法駐津勢力在天津學生運動中的博弈是自身利益使然，更是關乎華盛頓會議召開間接的地方力量之一。

一、英美法駐津勢力對學生運動的支持

天津的英美法三國租界均于1860 年劃定，此后三國僑民陸續到天津定居，其勢力自此在天津落地生根。經過近60 年的發展，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奧俄比租界相繼被中國政府收回，英美法成為在津利益最大之國家，尤以英美為最。面對日本逐步擴大自身在華利益的情勢，英美法駐津勢力勢必與日本展開博弈。天津學生運動的爆發，日本駐津總領事館、駐津商業勢力以及駐屯軍司令部致日本國內的電報中，重點提及包括領事館、商業團體、報社以及傳教士等在內的英美法駐津機構、團體與個人對學生運動的支持行為，并與之展開多重交涉。

1919 年5 月，天津學生運動剛剛興起之時，幾乎未曾見到日本方面在報告中提及英美法駐津勢力對天津學生運動的支持行為。只有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①天津日本駐屯軍于1901 年4 月來津，1908 年擴充為兩個中隊，在海光寺設立兵營和司令部。司令官在5 月5 日致參謀總長的電報中提到了5 月5 日同直隸省長會談的情況。天津軍司令官表示：

北京發生的學生運動，在對日關系上是非常遺憾的事情。假如示威活動波及到天津，在省長所管轄的城市發生了暴動，破壞了日中②原文獻中，“中國”表述均為“支那”。的國家關系，這是非常遺憾的……北京的暴動是英美人所煽動的，有證據證明學生團體中有若干名美國人加入其中。最近英美人煽動中國人，宣講離間日中的內容。希望天津不要受其煽動。對于中國人的暴動，本人是絕對不希望使用武力的，希望省長講一些預防措施，防患于未然。[1]

在此之后，類似內容的報告又有幾次，當中提及英美人對學生運動的支持影響了日本商品的銷售。隨著運動波及天津，駐屯軍司令部在5 月13 日的電報中提到，5 月11 日下午2 時，約一千名學生在天津南開學校集合，有四名北京學生加入，起草了排日決議。坐落于法租界的中國電報局數日來接受了學生們的排日電報但并未將其發送，憤怒的學生襲擊了中國電報局，由于警察的介入才沒有發生意外。另外，約四百名學生在法租界中國的學校內集會，起草決議。

鑒于運動發展如此迅速，駐屯軍司令官對英美法“煽動”情況的未雨綢繆是不無道理的。這種未雨綢繆已預見到英美法駐津勢力支持天津學生運動后果的嚴重性，日本軍方也早已準備好與其在天津展開較量。

7 月22 日，天津的日本人商業會議所（日本在津最大商業機構）發表了《關于天津日貨排斥運動的陳情書》，陳情書中提到了若干英美法駐津勢力支持天津學生運動的情況：

學生大會在五月十二日于本市河北公園內召開后的一個月之間，學生運動與《益世報》《京津泰晤士報》及其他報紙大肆鼓吹排日，并且刊登外國傳教士及其他外國人以種種手段進行教唆的事實以及關于北京政界的變動和巴黎媾和會議的內容，一張一弛，比起大聲疾呼更有實質影響……學生們出入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將該教會作為排日學生團體的總部，組織天津學生聯合會，保持統一節制，危害到僑民的生命財產……英國人經營的《京津泰晤士報》在五月三日，也就是北京學生騷亂的前一天，大篇幅刊登排日性質的文字慫恿抵制日貨，據說五月四日的暴行有三十余名外國人參與了指揮。[2]

天津日本人商業會議所對第三國人的“煽動”波及速度之迅猛、程度之強烈、影響之惡劣感到震驚，認為危害到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此外，該商業會議所又提到了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內容：

6 日，中英美商務聯合會宣告成立，確立了在津三國商人相互提攜的基礎。25 日，傳教士團舉行集會，對于承認日本繼承青島權益的媾和會議之決定公開表示不同意，暗地里煽動人心……通過此次學生運動而表現出來的英美人的行為是為挽救在歐戰中已略顯頹廢的對中國貿易，為戰后的經濟戰做準備，在歐戰的末期已漸露鋒芒。他們牢牢把握住親英、親美的中國人，或是利用青年會，巧使金錢，使得思想不成熟的青年學生成為自己囊中之物。[3]

天津日本人商業會議所認為，英美人已準備拯救對華貿易，實質上觸犯了日本商業勢力在天津的權益?？梢?，該商業會議所對英美支持學生運動的行為耿耿于懷，認為其準備打經濟戰，并將其作為競爭對手。另外，商業會議所又認為此次抵制日貨運動絕非政府意愿，而是英美的“煽動”以及中國國內政客的流言蜚語所致。

8 月14 日，船津致內田的電報中提到，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準備在天津擴大銷路，英美等煙草公司作為競爭商，利用抵制日貨風潮，以該公司經營者簡照南的國籍為日本為由指其商品為日貨，企圖對其進行排斥。9 月25 日，船津致內田的電報中又提及，學生們在基督教青年會館、法租界衛斯理教堂等地進行集會，發表抗日言論。同時，上海、山東等地的學生北上時，滯留在天津法租界，同天津的請愿代表于9 月19 日進京請愿。船津在電報中說：

各國聯合會和救國十人團依然以法租界為根據地進行活動。我方要求Wesley 教會所屬地美國及國家宗教所在地管轄國法國的兩位總領事取締此事。法國方面表示，只要不對租界安全造成威脅，對美國教會進行干涉是很困難的。美國方面表示，上述團體是秉著愛國精神而組織起來的，不可能對其進行壓制和干涉。[4]

美法以種種理由拒絕取締租界內集會之事，實際上是與日本對抗的一種手段。美法雖沒有直接參與這些活動，但是在其管轄的租界內，允許學生集會就是一種間接支持的行為。

關于“福州慘案”，英美法的駐津媒體就進行過大規模宣傳。駐屯軍司令官在12 月13 日致日本參謀總長的電報中認為，在福州慘案的真相還沒有明朗之時，局勢理應逐漸緩和才對，但是第三國人的報紙和中國報紙刊登煽動言論，使學生跟其隨聲附和、抵制日貨，他對此表示遺憾。船津于12 月30 日致內田康哉的電報中提到，天津的中、英文報紙對福州慘案的事實進行“夸大捏造”，以進行抗日宣傳。中國與英美均為英美人進行辯護，認為進行抗日宣傳的中、英文報紙均受日本方面指使。為此，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調查了自己的機關漢字報紙《天津日日新聞》，稱并未刊登這類文字。

進入1920 年后，日本與英美法駐津勢力的矛盾逐漸升級，英美法對于天津學生運動的支持力度也越來越大。船津的報告多次提到，英文報紙刊登抗日的宣傳，學生不斷前往東馬路青年會館進行集會，更多的學生則到英法租界進行抗日活動。此外，船津于2 月23 日致內田康哉的電報中，匯報了天津英國商業會議所就山東問題向英國外務省與倫敦商業會議所發送長文電報這一事情。船津在電報中提到：

當地英國商業會議所向本國外交部發送了有關山東問題的長篇電報，并向倫敦商業會議所發電報，請求向利物浦、曼徹斯特以及格拉斯哥的商業會議所通告此事。同時向其在上海、芝罘、漢口的各個商業會議所和當地的美國商業會議所通報此事并請求援助。英美兩國就山東問題對中國進行援助失敗，致使對兩國通商及特權帶來了惡劣影響。日本獲得了包括德國在山東的鐵道、船塢的管理權以及在內陸的鐵路鋪設權在內的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又控制了上海和天津更加優秀的港口……倫敦商務會議所回電，表示要求廢除日中新條約，恢復山東主權，將中國北部的鐵道、船塢及借款由國際管理，在青島設置共同居留地。[5]

總之，倫敦商業會議所（英國在津最大商業機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滿足日本的要求。英美與日本的矛盾逐步升級到英國商業會議所這樣的國家型商業機構公開反對日本繼承山東權益的地步，已不再似過去一樣暗中支持學生運動以達成與日本對抗的目的。在天津學生運動逐步緩和的情況下，英國與日本的矛盾逐步升級和公開化，可見雙方都將對方作為對手，英國駐津商業勢力對日本繼承山東權益的決定表達了強烈不滿。

英美法駐津機構、團體和個人對天津學生運動的支持由暗到明逐步公開化，從小范圍的個人支持發展到大規?？谷請F體在英法租界集會，但英美法駐津領事對此卻以各種理由否認和推脫。而且，傳教士們也與天津英國商業會議所公開反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英美法駐津勢力不滿巴黎和會上日本繼承山東權益的決定，故與日本展開各種形式的對抗。雖然有英法駐天津領事館和美國總領事對本國駐津勢力抗日行為予以否定的行為，不能因此就認定英美法政府對學生運動一定持支持態度，但是英美法駐津勢力對學生運動支持的背后，與其自身的利益卻是一致的。

二、日本與英美法駐津機構的交涉

在英美法駐津勢力支持學生運動、反對日本占領青島的浪潮下，日本當局和英美法總領事展開交涉，要求停止對天津學生運動的支持，取締租界內抗日團體的活動。

天津學生運動在6—8 月達到高潮。面對學生運動的沖擊，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代理總領事龜井貫一郎在6 月10 日致內田康哉的電報中記述了日法英三國租界理事長就取締抵制運動協商的事情：

針對當地的抵制運動，英國租界理事長萊茵斯發起了外國租界取締運動，日法英各租界的當政者于昨天九日召開會議進行協商,發布了共同告示方案……兼任法國租界局議長的法國領事表示大致贊成，我租界局也表示贊同。英國總領事表示時機未到，以此對萊因斯施壓。[6]

由此可見，英國總領事的態度與英國租界理事會之間產生了分歧，又與日本、法國的意見相左。在運動開展的初期，法租界負責人與英國租界理事總體上不反對日本所獲權益，但在英租界內部，反對力量已初露頭角。

在7 月25 日，船津致內田康哉的電報中報告，7 月22 日學生在天津東馬路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館內集合，舉辦以“看亡國鐵路”為題的展覽。

在中國地圖圖解的最后，展示了與日本相關的鐵道經過地方，包括中國南北十余省及滿蒙全部地方，并在中國全境的三分之二的地方及鐵道所在地駐兵及實行殖民統治的情況，并將地圖分發給中國各個街道及商店。我租界內并未發現此物。我當地駐屯軍得到情報，稱該宣傳地圖是由當地美國總領事館交給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小官交涉員與美國總領事進行會面，美國方面予以否認。[7]

駐屯軍司令官也于7 月23 日在致日本參謀總長的電報中提及了此事，一是稱其目睹了中國學生從上午11 時開始舉辦了題為亡國鐵路的展覽，將與日本相關的各條鐵路進行圖示，并附加說明，將此檄文分發給當地的各家商店；二是說此檄文是青年會館分發給學生的，對此要多加注意；三是提到頒布了領取證，以避免流入到日本人手里；四是他判定此皆由領事館印刷并搬運到青年會館，認為美國方面的“煽動”著實惡毒。

駐屯軍司令官報告中說，根據美國總領事館密使的電報可以確認，印刷的地圖是從美國總領事館運到青年會館的。駐屯軍司令官認為，美國對學生運動的煽動是“惡毒”的?？傊?，不管地圖是否來源于美國駐天津總領事館，還是有人惡意栽贓美國總領事館，美國總領事館對暗中支持一事都不予承認。由此可以斷定，日本駐津機構將支持學生運動的目標鎖定在了美國，日美在天津的矛盾已漸漸公開化。

進入11 月，因相繼發生了日本方面要求天津商務總會會長卞蔭昌辭職的事件和福州慘案，天津的學生運動再一次掀起高潮。關于日本要求卞蔭昌辭職一事，天津《益世報》《京津泰晤士報》兩份中文報紙以及North China Star 英文報紙頻繁地批評日本干涉中國內政的事。[8]《京津泰晤士報》和North China Star 均為英國人所經營的報紙，由此可見英國駐津媒體對該事的態度。此外，船津在11 月26 日致內田的電報中提及，North China Star 刊登了美國駐天津商業會議所就卞蔭昌辭職事件召開特別會議及其對此事的態度，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認為會議的決議是煽動性的，船津在電報中提到：

總領事認為北洋大學教授、North China Star報紙的主編?？怂梗‵ox）與兩三起排日事件有關，并對此表示十分關注。而美國方面對此予以否定……吾國民眾最為擔心的是，對于日本而言，中國排日的背后是否有美國傳教士及實業家參與？如果真有此事，未來日美兩國的關系將會發生不愉快的結果。[9]

日本的這種警告，在同英美法交涉過程中，是為數不多的嚴重警告之一。日本駐津總領事館就此事向內田康哉發送電報不下十次?？梢?，總領事館對美國駐天津商務會議所的行為耿耿于懷，在屢次同英美法駐津總領事進行交涉的過程中，英美法對于支持學生運動的否認以及擺脫干系的做法，引起了日本的強烈不滿，日本的態度也隨之變得強硬起來。

1920 年，船津辰一郎在2 月17 日致內田康哉的電報[10]中提到了英美法對于學生運動的很多支持行為?？l成事件發生后，北洋政府對學生集會加強了取締行動。學生們轉到英法租界內的教會學校和私人住宅進行集會，法租界倫敦教會及其附屬學校新學書院成為學生集會的主要場所，而英國總領事卻向船津辰一郎表示斷無此事。此外，天津各界聯合會、天津學生聯合會和救國十人團等組織將事務所的通信處轉移到了法租界內。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要求英法租界對這些團體的行為進行取締，但英法方面均未采取充分行動。同時，天津商務總會會長卞蔭昌感到心中不安，搬到了英租界內的住宅居住。日本方面對以上種種行為心懷不滿，故而將其一一記錄。

英美法駐津勢力支持了天津學生運動，日本方面進行交涉時，他們又矢口否認，這使得日本的態度愈發變得憤怒，與英美法的矛盾逐漸公開化和嚴重化，以致于日本發出“國家關系產生不愉快結果”的警告。日本與英美法駐津機構的交涉并未取得實質性成果，雙方的矛盾進一步升級，促使日方通過其他手段來解決雙方各種利益沖突。

三、英美法支持行為的原因剖析及影響

日本與英美法駐津勢力在天津博弈的背后，最大推手就是各自的利益。國家利益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面對利益劃分問題，美日英法意“五大國”之間產生了矛盾。首先，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利用歐美國家無暇東顧之機，積極擴大自己的在華利益。其目標是將戰爭期間所占領的原屬德國的殖民地合法化，從而稱霸亞太地區，但日本的目標與美國的利益發生了尖銳沖突?！岸韲媾R支離破碎的窘境，欲恢復昔日稱霸世界實力的英法兩國苦于戰時疲敝，僅能維持現狀，在此期間展現頭角的美國是日本在東亞的唯一威脅”。[11]美國遵循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計劃”，倡導“民族自決”“門戶開放”，意在拆散日英同盟，奪取德國在太平洋的一些島嶼，防止日本進一步擴大在中國的利益。

英美法日之間有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各自都想維護自己的利益。日本希望利用日英同盟，在歐洲問題上支持英國以換取英國的支持。英國打算維持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既希望維持英日同盟以換取日本在歐洲事務上對自己的支持以對抗美國，同時又希望利用日美矛盾遏制日本獨霸中國，以維持自己在東亞的利益，礙于英日同盟關系，在反對日本擴大在華利益時不便走到前臺。法國在戰后成為爭奪歐洲霸權的另一國家，其旨在徹底、嚴厲制裁德國，但美國反對經濟上過分削弱德國，英國則力圖讓德國牽制法國，因而法國的打算必然遭到英美反對，法國欲支持日本從而牽制英美。

再者，針對山東問題，中國將依靠的對象鎖定為美國。在一戰結束之時，時任美國總統的威爾遜發表了“十四點計劃”。①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被認為是促進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計劃，這是為了對抗俄國十月革命，也是為美國戰后稱霸創造條件而提出的。該宣言的一系列主張在中國引起共鳴，使得人們相信世界大同一定會到來。威爾遜反對日本的拋開中國單獨和德國協商解決山東問題的建議，因為德國是戰敗國，所以無須征詢德國的意見，無須在日德之間協商山東問題?！懊绹J為，日本占領中國領土的做法符合中日之間條約法理的提法是在破壞遠東的現狀，對此意見持抵觸態度”。[12]英國由于在1917 年2 月間與日本簽署過密約，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坝紫葥碜o日本的權利、負起責任的同時，更要就此問題履行機會均等主義，不得不注意日本對于公約的履行”。[13]但是英國首相勞合·喬治②勞合·喬治（1863-1945），英國自由黨領袖和英國首相，為巴黎和會“三巨頭”之一。表示，“就本事件（指山東問題）而言，英國政府應當支持日本政府的要求簽署公約，法意兩國也要簽署公約。以此為前提，將德國放棄之領土交與五大國會議決定的原則也適用于膠州問題”，[14]可見，他并不想將山東問題全權按照日本的意見處理，但是更沒有表示要將山東權益交還中國。

法國與日本于1917 年3 月簽過密約，承認日本在山東之權益，意大利也同意日本的要求，英法意已不可能作為中國依靠的對象?？梢哉f，美國是中國的唯一依靠，“中國政府對美國上院一致的意見充滿信心，外交辭官極為關切，認為巴黎的形勢極其樂觀，希望政府對山東問題要慎重處理”。[15]如果美國態度轉向支持日本，中國必然陷入孤立，收回山東權益就成了一句空話。然而巴黎和會最嚴重的一次沖擊，莫過于意大利由于阜姆問題退出了和會，日本迅速抓住這一時機宣稱也有可能退出和會。美國為了確保和會成功，在中日之間的利益取舍上只得偏向日本。但是美國又提出山東由和會共管的提議，但被日本拒絕，最終山東問題完全按照日本的意見作出裁決。

出于“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的需要，為防止日本在中國擴大勢力范圍，美國的態度一開始是偏向中國的?！懊绹矫鎸θ毡臼菙硨Φ?，并沒有消除戰爭初期形成的不信任感”。[16]但是美國與日本也存在著利益交換，一旦意大利和日本都退出，巴黎和會必將破產，國際新秩序也難以建立起來。出于這種考慮，只得以犧牲中國利益來滿足日本的要求。英國雖然同意將山東權益轉交給日本，但前提是要將其交與五大國會議處理。英日之間存在著交換利益，其籌碼是將中國的山東交與日本。

此外，天津又是各國在華利益的重要據點之一。天津是近代外國勢力在中國建立租界最多的城市，最高峰時期共有九個租界，號稱“九國租界天津衛”。最早在天津建立租界的國家是英美法三國，后來，德俄意奧比又陸續建立租界。各國租界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在海河兩岸選址，這樣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上都占據了極為有利的位置，各國在天津的利益爭奪由此展開。

首先是租界劃定。各國在設立租界后均不斷向周邊擴展地界。英租界經過三次擴充，占地總面積達6149 畝。美租界雖然與英租界合并，但繼續擁有在租界的政治、外交、軍事等特權。法租界經過兩次擴充，占地2836 畝。日租界經過多次擴充，占地2150 畝。其后又將數百畝土地填平，筑造軍官宿舍，或指使日本商民購地建房，這些非法占據的地界又不下數千畝，導致日租界南面與法租界接壤。租界的不斷擴張，使得英美法與日本的矛盾進一步加深。

其次是商業利益的競爭。天津日本人商業會議所認為，“中國內地工商業的好景氣原因之一在于歐洲戰亂的結果”，“從日本工商業者的的角度來說，歐洲的產業組織恢復后會卷土重來，在中國市場的貿易戰一天也不容忽視”。[17]中國市場的競爭，天津為首當其沖之地。天津的對外貿易額中，日本占據首位，其次是美國和英國。但是英國控制著天津的海關與港口、河道的航政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美的經濟勢力準備重新擴大其在華貿易，必將與日本的利益發生激烈沖突。

再次是駐兵權。日本在天津設有中國駐屯軍司令部，為其在華的軍事大本營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又不斷向天津增兵，同時進行移民，使得一戰后日本人大量涌入天津。這種做法與美國威爾遜總統倡導“十四點計劃”明顯相悖，雙方的對峙也在所難免。

英美法與日本在世界總體利益和在天津的各種具體利益上的沖突錯綜復雜，但在巴黎和會上，不知是因為之前所簽條約之束縛，還是因為日本以退出和會為由相威脅，總之，英美法均同意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之要求。為平衡利益，英美法駐津團體和個人勢必在天津學生運動中與日本又展開了另一番較量。

英美法對天津學生運動的支持恰恰是其與日本之間的矛盾的體現。日本方面也意識到了他們對學生運動“煽動”的嚴重性，故日本駐津機構頻頻向本國發送電報，并將學生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歸結于此，這也是英美法等國需通過別的渠道同日本再次進行利益劃分的一種表現。1921 年11 月12 日至1922 年2 月6 日，華盛頓會議的召開，此會議是巴黎和會的繼續，主要針對彼此間尚未解決的海軍力量對比和遠東太平洋地區特別是中國的利益沖突。

華盛頓會議的召開的成果是各國簽訂了《九國公約》，①《九國公約》全稱為《九國關于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于1922 年2 月6 日簽訂。該條約的實質是確認列強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它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在中國的優勢地位，使列強再次對中國實行利益瓜分。條約規定：締約各國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各國不得在中國謀取特殊權利而損害友邦人民的權利，不得鼓勵有害友邦安全的舉動；除中國外，各國不得謀取或贊助其本國人民謀求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專利或有越權。[18]此外，中日雙方還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①《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為中日雙方于1922 年2 月4 日簽署之條約，使我國的山東主權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恢復。此約規定：恢復中國對山東的主權，日本將膠州灣德國的舊租借地還給中國，日軍撤出山東，青島海關歸還中國等。這些條約使得日本獨霸中國的愿望沒能實現。華盛頓會議的召開，其背后是歐美列強與日本的矛盾使然，英美法駐津勢力對天津學生運動的支持也對日本形成了壓力，對會議的召開起到了間接的推動作用。

四、結語

日本檔案資料中日本駐津機構電報具有重要價值，電報反映出英美法駐津勢力一反巴黎和會上各國政府承認日本在華利益的決定，對天津學生運動采取支持的態度。日方認為，他們不管采取何種方式，持何種曖昧的態度，實際上都是表達對巴黎和會上日本以繼承山東權益為代表的在華所攫取利益的不滿。深入分析這段歷史，有如下幾點經驗值得總結：

第一，在巴黎和會上，為了避免再次卷入戰爭，保護各自既得利益，維持和會的順利進行，英美法等國由于種種原因對日本的在華利益進行了默認，不啻是一種折中行為。

第二，由于各自對既得利益不甚滿足，出于防止日本在華利益持續擴大等原因，列強又召開了華盛頓會議，更加說明華盛頓會議的召開不過是各列強對利益的再次劃分而已。

第三，天津的事例恰恰是日本與英美法在國家以及在天津地區利益上矛盾沖突的體現，是促成華盛頓會議召開的間接推動力量之一，也說明華盛頓會議召開有其必然性。正是由于諸如天津等眾多地方的對日本繼承山東權益、逐步擴大在華勢力的反對，也是為“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建立提供現實依據，使得人們看到體系建立過程中日本與英美法等國之間的各種類型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