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文諛墓的文化意蘊——以漢代碑志為中心

徐海容

□文學研究

碑志文諛墓的文化意蘊——以漢代碑志為中心

徐海容

（東莞理工學院 中文系，廣東 東莞 523808）

碑志文是中國古代的重要文體，經歷了一個從應制之文到文學之文的轉變。而“諛墓”傳統源遠流長，漢代碑志文“諛墓”有著鮮明的現實應用性，與文人弘揚社會公理、維系文道士心、展現個人的操守和訴求等密切相關?！罢樐埂笔巧鐣钪腥藗冴P于政權建設、黨派之爭、人際關系及生命價值認識的反映，體現著文章寫作中誠信與虛偽、感性與理性、真善美與假大空的考量，這就決定了其豐富的文化內涵。

碑志文；諛墓； 政治斗爭；頌美銘功

碑志文是中國古代一種重要應用文體，其源遠流長，應用廣泛，而“諛墓”是其難以避免的傳統，文人寫作稍有不慎，便有“諛墓”之嫌。對這一問題，學界目前多從潤筆角度論述之（1），而文人的主體性及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常被忽視。因此，突出碑文創作者的主體身份，從文本出發，把“諛墓”當作一種文化形態去深入研究，更利于我們認識當時的文學創作環境和文學發展規律。有鑒于此，本文以碑志文的諛墓為切入點，分析漢代碑志諛墓的動因，探究文人作碑志的復雜心理，就碑志文諛墓的文化意蘊作出研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

范文瀾說：“秦始皇巡行各地，命李斯寫頌文，刻石紀功，開立碑碣的風氣?！盵1]258碑志之志者，即記也,碑志的出現，和頌美銘功有著必然的聯系。徐師曾云：“按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歿則后人為之鑄器以銘，而俾傳于無窮?！盵2]148-149秦漢以降，碑志多用于殯葬。劉熙《釋名》云：“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后人因焉。無故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盵3]218-219在此背景下的碑志成為殯葬習俗中一項重要而且常用的活動?！稘h碑集釋》收錄53篇碑文，均記載時人此類行為，如《北海相景君碑》：“州里鄉黨，隕涕奔哀，故吏忉怛……著甘棠兮，刊石勒銘，□不亡兮?！盵4]62正是因為殯葬活動中于人于事的紀念頌揚，碑志書寫者一方面不乏榮耀，一方面壓力重重，內中最為矛盾的，就是碑志行文頌美銘功的需求，也正因此，促成碑志文諛墓的形成。

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云：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蟠帽?，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驅俦w，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誄。是以勒石贊勛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5]214

劉勰追根溯源，特別強調碑志文“標序盛德”“昭紀鴻懿”的寫作準則，這實際上是對于碑文創作頌美銘功的肯定。喪葬，禮之大也。殯葬活動中，人們之所以追求對逝者的頌美銘功，源于悼亡安死、哀思緬懷、撫慰親屬、備極哀榮的現實需要、心理期待和社會習俗。碑志文因喪葬而誕生，伴隨著喪葬習俗的發展而發展，頌美銘功的禮俗所需決定了碑志文的文體特征和發展方向，其影響是多方面的。因為“追述君父之功美”，碑志于逝者揚善隱惡、稱美不稱惡。然而事信方能言文，這就決定了碑志頌美的前提。如果墓主一生平庸，無功可頌，無德可美，在此情況下，撰文者虛飾為文，對墓主小美大贊，無美稱美，甚至以惡為美，粉飾虛贊，使得碑志創作充滿違背事實的阿諛奉承之辭，這就是諛墓。諛墓是無美可頌的而強行頌美，求流芳不朽而適得其反，這就決定了碑志寫作的復雜性。曾鞏《寄歐陽舍人書》云：“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績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蚣{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盵6]253指出碑志和史傳在寫法上的顯著區別。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墓志銘考》云：“自文章與學術分道，綴文之徒，起似牛毛。貴室富賈之死，其子孫必求名士獻諛為快，即鄉里庸流，亦好牽率文人，冀依附文集傳世也。文人則亦有所利而輕應之?！盵5]232點明諛墓形成的社會背景和客觀基礎。

歐陽修《集古錄》云：“自后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盵7]60漢代經濟發達，禮俗隆重，厚葬盛行，墓碑的制作也隨之日趨奢華。高墳豐碑，倍顯榮光，而纂刻于其上的文字，也因碑形制的加大而書寫豐富，內容博大，這就為諛墓的興起提供了土壤?！段男牡颀垺r序》云：“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宴之詩，金堤制恤民之詠……降及靈帝，時好辭制，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盵5]672在此大背景下，文人，特別是宮廷文人，自然將潤色鴻業的意識投入碑文創作，鋪陳排比，頌美溢美，并和時代政治聯系起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這就很容易導致諛墓?？疾爝@一時期的碑文，都充滿此類粉飾帝政、頌美墓主而夸飾阿諛的描寫，如《司空袁逢碑》：“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胤休序，峨峨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敘?！盵8]786《冀州刺史王純碑》：“圣朝嘉君，旋拜徐州，流化甘棠?！盵8]1006《都鄉孝子嚴舉碑》：“君明臣孝，行著成兮。玄丘報德，奐煥榮兮?！盵8]1008其余如崔瑗、胡廣、桓麟、孔融、馬融、盧植等碑文亦多如此。

漢代推行禮制，在潤色鴻業的社會環境下，文人作為墓碑文書寫的主體，必須服從世俗體制和現實政治的需要，這就影響到碑志創作的獨立思考和自由批判精神。自漢以來，碑志應時制景，寫作中夸大事實，多阿諛之辭，可謂綿延不絕。蔡邕、應劭、沈約、于世寧、魏征、上官儀、李嶠、崔融等，都投身于此類碑志的寫作。如被譽為大手筆的盛唐碑志大家張說“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9]27，“為文俊麗……尤長于碑文、墓志，當代無能及者……喜延納后進，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10]3057。這一時期的的文人，碑志行文提及君主，不論賢能與否，均羅列神武、英明、圣主等最高頌詞：如范履冰《大唐韋府君仁約墓志銘》：“盛唐篡歷，天下文明……神皇臨馭區宇?！盵11]7張說《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神皇玉冊受天，金壇拜洛，頓綱而鶴書下，辟門而群龍至?！盵12]908蘇颋《陜州龍興寺碑》：“有唐神龍元年龍集丁巳，應天神龍皇帝出乎震御乎乾也?！盵13]2598在這些迎合帝王心理、充滿應時制景的華辭儷句之下，都折射出一個根本事實，即通過頌揚乃至阿諛帝王的文治武功來顯示時政的清明，充滿時代宣教色彩和王化精神，這就給予碑志諛墓以潤色鴻業的政治說理，也很容易導致夸張吹噓之辭。

二

諛墓雖然諛的是死者，但卻是給予包括死者親朋在內的生者看的，對于死者來說，諛與不諛，又如何去諛，稍有不慎，都會產生廣泛的社會效應。作為創作主體的文人，面對紛紜多變的社會環境，常借碑文表達對墓主的認識、對政局的評價以及其它更深層次的訴求，這就使得碑志創作常常超出簡單的喪葬禮俗之需，也給予諛墓更多的政治文化內涵。

東漢末期，皇帝昏庸，外戚、宦官及臣工之間權力之爭加劇，其“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14]2510。朝政腐敗，國勢惟危，士子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史載：“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于斯行矣?！盵14]2185可見當時士子群體的危機意識和政治責任感已經很強烈，與閹黨勢同水火。當然，“主荒政謬”之下，外戚和宦官爭權奪利互相傾軋，一定程度而言，反而放松了對士子群體的管控，文人贏得了相對自由的話語權，這就使得碑志創作中針砭時弊議論朝政的風氣迅速形成。如此歷史語境下，樹碑立銘已經不僅僅是追述父子君臣之美的潤色鴻業，也不僅僅是對于亡者的追悼，而是政治態度和人生理想的表露。因為“顯見之處”的傳播優勢，因為禮俗活動的張揚效應，碑志成為展現士人政治理想的有力工具，成為清流對抗濁流的有力戰場。凡品德高尚、正直賢良、敢于同奸佞作斗爭的清流名士總是被記功彰美，大書特書，甚至不乏拔高諛揚之筆，其目的在于借助碑志文的傳播而善善惡惡、明正視聽，扭轉整個士林風氣。碑文大家蔡邕于此表現最為明顯，如《太尉楊秉碑》寫楊秉：

當官而行，不為義疚。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芍^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革仲尼有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后，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8]763

再如《陳寔碑》寫陳寔：

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于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瓡恻h事，禁錮二十年……銘勒表墳墓，俾后生之歌詠德音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經，是以作謚封墓，興于《周禮》，衛鼎晉銘，其昭有實……樹碑刊石，垂世寵光。[8]782

楊秉、陳寔都是著名的中正仁義之士，后者更是黨錮之禍的受害者?？疾炱淙似涫?，貢獻畢竟有限。蔡邕在碑文中褒揚其品性政績，不惜羅列最高頌詞，大加頌揚溢美，用了“忠侔前后，聲塞宇宙”“兼資九德，總修百行”及“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廣大資乎天地……巍巍乎不可尚也，洋洋乎不可測也”[8]782等明顯夸張性詞語，諛揚意味濃厚，原因在于將楊秉、陳寔奉為清流楷模的需要，以恢弘正氣，張揚公理，引導社會輿論，端正士林思想，改進整個社會政治文化。這在蔡邕碑文中多有表現，如《郭泰碑》：“于是樹碑表墓，昭明景行，芳烈奮乎百世，令問顯于無窮?！盵8]765《太尉李咸碑》：“名莫隆于不朽，德莫盛于萬世。銘勒顯于鐘鼎，清烈光于來裔?？⒈?，德載不泯?！盵8]772事實上，這些墓主的貢獻并不突出，但其政治立場端正，為官有為，清正廉明，故蔡邕小美大贊、夸飾溢美，將之與堯舜孔孟等媲美，不乏言過其實的拔高阿諛之辭，目的都在于對墓主進行道義宣揚和支持，以弘揚正氣，反對奸佞，進而改正朝政風氣。所以說東漢以來碑志諛墓的產生，與文人弘揚大道、針砭時弊的社會責任感相關。漢末碑文《金鄉長侯成碑》《淳于長夏承碑》《郎中馬江碑》《慎令劉修碑》《博陵太守孔彪碑》等，于此表現尤為明顯，如《太尉楊震碑》在贊揚楊震“實履忠貞，恂美且仁”的同時，寫其慘遭奸佞禍害：“清蠅嫉正，丑直實繁，橫共構譖，慷慨暴薨。于時群后卿士，凡百黎萌，靡不欷歔垂涕，悼其為忠獲罪?！盵8]1030體現出對漢末政治腐敗、權奸當政而名士罹難的不滿，為墓主鳴不平。再如《巴郡太守樊敏碑》寫忠奸對立：“奸狡并起，陷附者眾。君執一心，賴無污恥?！盵8]1060《沛相楊統碑》寫外戚專政：“遭貴戚專權，不稱請求，考績不論，征還議官?！盵8]1016均借此凸顯作者自我的道義情懷和人格精神，表達對奸佞專權、朝政腐敗的不滿，不惜溢美乃至諛揚墓主，進行輿論宣導，糾正時弊，改革朝政。

當然，墓主本身的身份地位等，影響著碑文諛墓的尺度，是撰碑者政治考量的有力因素。漢末朝臣胡廣雖一生政績平平，甚至為人不屑，但死后天子“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14]1019。葬禮如此隆重，其碑文寫作自然不能怠慢，這就極易出現對墓主的溢美阿諛之筆。劉勰云：“自后漢以來，碑碣云起。才鋒所斷，莫如蔡邕?！盵5]214如果說蔡邕對楊秉、陳寔等人出于褒揚清流名士、端正士風之目的，其有的放矢，小美大頌，諛墓尚在情理之中。但若書寫混淆事實，以丑為美，以過為功，以害為德，顛倒黑白，愚弄視聽，則令人不齒，這也是蔡邕為胡廣作碑文廣受詬病的原因。有漢一代，此類碑文是相當多的，如《中常侍樊安碑》寫墓主：“其事上也，貞固密慎，矜矜戰戰，作主股肱，助國視聽，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為近臣楷模，是以兄弟并盛，雙據二郡，宗親賴榮?！盵8]1003《童子逢盛碑》寫墓主：“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才亞后橐，當為師楷?！盵8]1048《廣漢屬國侯李翊碑》：“發跡邑屋，聲冠方隅。貢德王室，顯名寮疇?！盵8]1034《小黃門譙敏碑》：“精微天意……忠允篤誠，以直佐主?！盵8]1057《安平相孫根碑》：“政事敏通……日宵在公?！盵8]1049《涼州刺史魏元丕碑》：“洋洋奐乎若德，光燿冠乎諸牧?！盵8]1050都對顯宦近臣及其親屬極盡阿諛奉承，這也反映出漢末宦官及外戚當政的勢力之巨。

三

漢代碑志風氣興盛，以東漢為甚。祝嘉《書學史》描述東漢碑刻盛況云：“光武中興，武功既盛，文章亦隆，書家輩出，百世宗仰，摩崖碑碣幾遍天下?！盵15]18-19為活人立碑頌德，亦屢見不鮮。陸龜蒙《野廟碑》云：“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盵13]8418而任何文章的歌功頌德，惟有以事實為依據，準確書寫，才能取信于人，流芳百世。碑志文創作尤為如此，故劉勰強調其“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的寫作準則。然而自古以來文章創作的銘功頌美從無明確的參照體系與具體的量化標準，這就導致碑志作家行文總是充滿曲筆與真實的矛盾沖突。因為基于頌美銘功的需要，一方面對墓主的贊頌越多，墓主家屬得到的心理補償及禮儀撫慰亦越多；一方面頌揚墓主過度，充斥虛浮阿諛之辭，背離史筆實錄精神，碑文將失去存在的意義，這就是章學誠《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所言：“志乃式體……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為事也?！盵16]292故對于碑志文的寫作，歷代文人總是謹慎為文。盡管如此，但碑文的諛墓流弊層出不窮，究其原因，在于碑志這一古老文體本身復雜多變的發展過程。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云：“碑志類者，其體本于詩，歌頌功德，其用施于金石?！盵17]17作為中國文學的源頭，《詩經》，特別是其中的頌詩感懷先祖，銘功頌美，這對同樣用于祭告悼念唱和的碑志文有相當的影響。當然，歌頌的最終目的是求得先祖的保佑和庇護，《詩經·烈文》：“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盵18]593《詩經·時邁》：“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盵18]599《詩經·豐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捉??！盵18]607《詩經·載見》：“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盵18]613這種心理影響著漢人的生命感懷和價值認識。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于對自然的敬畏，對于生命的恐懼，碑文中生者對死者的緬懷和頌美，乃至溢美虛美，更多具有渴求護佑關愛的意味。如《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令裕衍蔓，永流無窮?！幼訉O孫，必蒙大圣休烈之福，以勸后進昌熾無極?！盵8]1012《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萌兆賴祉。子子孫孫，百谷豐穰。內外靖安……福流后昆，萬壽元疆，干祿億年?！盵8]1008《封丘令王元賓碑》：“明允篤誠，小心祇翼。永言孝思，閨庭允敕。濟濟學徒，來宗來式?！盵8]1004不獨碑志，漢代的其他祭悼類文章，都注重對死者的頌美銘功，誠如《禮記·祭統》云：“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盵19]1606這也影響到碑文創作，徐師曾甚至將碑文歸于銘文類，其《文體明辨序說·碑文》云：“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盵2]144

孔子《論語·憲問》倡導“有德者必有言”[20]33。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一直處于支配性主導性地位，其道德觀念廣泛傳播，深深影響著士人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一代文宗司馬遷在《與摯伯陵書》中公開宣稱：“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盵21]270這種價值觀的最終目的在于超越肉體生命，追求文德顯華、流芳百世。碑志文，特別是墓碑文所具備的“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內容文字和“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的傳播優勢，恰好順應了士人的這一追求，于是樹碑表墓、刊志作文成為時人實現文德顯華、流芳百世的首要選擇。這在文人撰寫碑志文時表露無遺，如《冀州從事張表碑》：“僉以為洪德宜演述，億載彌以新，功烈不贊紀，后來無所聞，于是刊石勒銘，以示后昆?！盵8]1020《高陽令楊著碑》：“惟銘勒之制，皆所以紀盛德、傳無窮者也。若茲不刊，后哲曷聞？故樹斯石，以昭厥勛?！盵8]1020蔡邕《銘論》也強調：“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間?！盵8]751碑刻如此盛行，這就為文人實現掌控時代話語權提供了契機，碑志創作遂成為文人彰顯生命價值、解讀歷史事件的最好工具。漢代無論官方民間，對碑志寫作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說碑文“后漢以來，作者漸盛”[2]144，范文瀾《墓志銘考》曰：“東漢則大行碑文，蔡邕為作者之首，后漢文苑諸人，率皆撰碑?！盵5]232就文獻考證，除蔡邕外，當時文人如崔瑗、胡廣、桓麟、孔融、馬融、盧植、服虔、邊韶、張升、張超、皇甫規、劉珍、潘勖、繁欽等人，都作有大量碑文，從所存作品看，不乏歌功頌德乃至諛墓之筆，文化意蘊深厚。如《沛相楊統碑》：“乃鐫石立碑，勒銘鴻烈，光于億載，俾永不滅?！盵8]1016《漢故執金吾丞武榮碑》：“蓋觀德于始，述行于終。于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盵8]1014《竹邑侯相張壽碑》：“訪諸儒林，刊石樹碑，式昭令徽……于胥德，流后昆?！盵8]1018。

殯葬禮俗和社會觀念的發達，也促進了漢代碑文寫作的盛行，“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幣，以求名公巨卿之作”[22]82。天地悠悠，死者為大，而盡孝敬，求哀榮，人之常情也。在此情況下，文人已經很難獨善其身，《后漢書·郭太傳》：“蔡邕……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盵14]2227顧炎武《日知錄·作文潤筆》云：“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蹇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于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盵23]1108無論是蔡邕自云，還是后世記載，都顯示出文人創作碑文的矛盾心理和碑文諛墓流弊的復雜成因。

當然，收取潤筆和諛墓本身并無必然聯系，在紛紜復雜的社會交往中，在無法推卻的碑文創作中，諛人者和被諛者關系如何？也影響到諛墓。蔡邕作有多篇碑文，尤以寫給胡廣、郭泰等人的作品影響大。胡廣一生位高權重，但為人行事飽受譏諷，《后漢書》載其“無謇直之風?！肮怖罟潭ú?，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于時?！c故吏陳蕃、李咸并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14]1410。權德輿《兩漢辨亡論》：“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盵13]5046再看蔡邕碑文所寫胡廣：“揚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蕩邪，取忠肅于不言，消奸宄于爪牙”“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盵8]767-768較之于史傳，兩者差別較大，蔡邕明顯諛墓。原因就在于蔡邕曾“師事太傅胡廣”[14]1338，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對于胡廣的知遇之恩，蔡邕感念終生，先后為胡廣及其親屬寫下十篇碑銘文，僅為胡廣一人就寫下三篇碑文，均感恩悲懷，不乏溢美虛美之筆，這就導致了諛墓。生死，人之大也。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漢代碑志普遍具有這種悲懷心理，這在《國三老袁良碑》《敦煌長史武班碑》《張公神碑》《郎中王政碑》《吉成侯州輔碑》等得到充分展現，如《郎中鄭固碑》：“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闕）忠直，俯哭誰訴?！盵8]999《高陽令楊著碑》：“凡百隕涕，縉紳慛傷，門徒小子，喪茲師范，悲將焉告？”[8]1020正是基于悲懷生命的社會普遍心理，本著為尊親諱的殯葬傳統，特別是碑文本身稱美不稱惡的一貫寫法，蔡邕避實就虛，以傷情悲悼為主題，對胡廣揚善隱惡，凈化美化，小美大贊，無美稱美，溢美虛美，極盡感懷捧揚，這就造成了諛墓之筆多多，其余寫胡碩、楊賜、橋玄、周勰等，亦不乏此，所以說諛墓體現出中國文化濃厚的實用化、世俗化思維。

四

劉勰強調碑文寫作的“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這是碑志生存的根本。諛墓帶來的社會效應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對碑志創作基本準則的背離，可謂謬以千里，貽誤后世，這就引起了一些有識之士的警惕，桓范《世要論》評論漢代碑文創作情況說：

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勛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逾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后人相踵，稱以為義，外若贊善，內為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為榮，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當時，疑誤后世，罪莫大焉。[24]200-201

諛墓是在一種無美可頌的基礎上強行頌美以傳不朽的寫法，可謂自欺欺人，體現出文章創作與社會需求的直接矛盾，也體現出作文者迫不得已的苦衷。復雜的社會背景下，文人都不愿意寫諛墓之文，但最終又不得不寫?！堵膱@從話》記自漢代起：“諛墓之文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盵22]82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墓志銘考》云：“唐宋以下，凡稱文人，多業諛墓，退之明道自任，猶或不免，其他更何足數?！盵5]232可見撰碑文者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歷代文論家都強調碑文書寫的實錄，追求史家精神，但銘功頌美本身就缺乏具體的量化標準，所以碑文寫作中完全的史家精神和春秋筆法難以體現。蔡邕雖自云“郭有道碑頌無愧”，但通過史傳與碑志比較，在寫郭有道時，仍多諛揚之辭，這和當時復雜的社會環境有關。庾信是漢魏之后的碑志大家，但其“集中銘幽諛墓，居其太半，情文無自，應接未遑，造語謀篇，自相蹈襲，雖按其題，各人自具姓名，而觀其文，通套莫分彼此。惟男之于女，撲朔迷離，文之于武，貂蟬兜牟，尚易辨別而已。斯如宋以后科舉應酬文字之所謂活套，固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25]1527。這就反映出人們對于碑文實錄性的懷疑和對諛墓的不滿。所以說諛墓影響到漢代碑志文的發展形態，在文辭和體征方面變化明顯。從早期《賈武仲妻馬姜墓記》的簡單記人寫事到《河間相張平子碑》的漸成駢對，再到《太傅胡廣碑》的鋪排陳設、夸飾渲染，所謂質勝文則史，文勝質則野，伴隨著諛墓的興起，碑志創作逐漸借鑒漢賦的手法，向著文勝于質的方向發展。其藻飾麗辭、鋪陳排比，偶對用典，夸飾諛揚，辭采考究，追求形式之美，這在魏晉南朝表現尤甚。而行文越華麗，便越遠離質實，造成碑志事實與文辭逐漸背離，劉師培認為此時碑文“辭采增華，篇幅增長”[26]172。令狐德棻評論庾信碑志：“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夸目侈于紅紫，蕩心郁逾于鄭、衛?！盵27]505殆至宋代，為避免諛墓，碑志向史傳進一步靠攏。宋人在創作碑志時，常常有意地在文章開頭或末尾，清楚交待寫作緣起，說明自己與墓主的關系，以此表明自己所敘事跡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當然，也可能是借此表明自己撰寫碑志是屬于人情請托，其中難免有“揚善隱惡”的筆法，以推卸諛墓的責任）?；蚴窃诒局兄苯咏淮鍪论E材料的來源，為了證明自己所言有據，除了前述宣布性地自承直書、實錄，以表明寫作態度的認真，有的撰述者還會說明資料的來源和搜集材料的方法（2）。

文學的書寫總是服務于現實政治經濟等多重需要，諛墓的出現，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諛墓使得碑志創作從質樸、單純、真實可信而走向世故、媚俗和復雜多變，最終淪為時代政治和功利的附庸。但是既然還需要碑志，也就意味著傳之不朽的意味還沒有完全消退，還具有相當的生存空間（3）。古代碑志諛墓的綿延不絕，與整個社會風氣與世情民俗緊密關聯。自唐以后，韓愈、歐陽修等發起文體革新，對包括碑志文在內的各類文體進行改革，但諛墓流弊，仍難禁絕，像韓愈的碑文，本身就遭受諛墓之譏。所以說，碑志文諛墓，有著復雜的社會動因，其文化性遠遠超出文學性，最終使得碑志文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應用文體，源遠流長，意味豐富。

（1）程章燦《誰得了便宜》，載《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3期；卞孝萱《實錄與諛墓》，載《文史知識》，1999年第5期。

（2）劉成國《北宋黨爭與碑志》，載《文學評論》，2008年 第3期。

（3）參見拙著《唐代碑志文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4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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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5

教育部規劃基金項目“唐宋文化轉型與碑志文研究”（18YJA751034）。

徐海容（1976- ），陜西渭南人，文學博士，東莞理工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的教學與研究。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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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9333（2021）01-00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