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的國際形象與中美關系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以積極正面的國際形象，于美國朝野贏得良好的贊譽。以往學界往往只注重歸納其形象特點，而未將之與國際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建立有機的聯系。本文擬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記者、學者、外交官和軍官反映中國情形的一手文本出發，挖掘美國媒體包括暢銷報刊或學術期刊發表的關鍵性資料，參考美國外交文件，試圖形成文化史與外交史之間的對話。從《西行漫記》開始，旅華美人把中共樸素親民、積極抗日和民主理性的形象不斷傳遞給美國政府高層，羅斯?？偨y及軍方逐漸表達出與中共合作的意愿，甚至還出臺了相應舉措，可謂一段被遺忘了的中美關系。后來由于形勢變化，美國與中共雖未達成合作，卻對中美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斯諾;西行漫記;統一戰線;中共形象;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K26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21）06-0153-11

〔作者簡介〕呂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

100101。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小不斷發展壯大的關鍵階段，其中中共的國際形象即所謂“軟實力”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關于這一時期中共外交史的研究，已經涌現出大量成果。①然而相較國際交往的外交層面而言，以往學界對于中共的國際形象，特別是中共在1949年以前對外交往過程中有意無意塑造出來的國際形象，尚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尤其最近三十年來對英文檔案資料的大量利用，不斷有學者嘗試從文化形象的角度，來分析中共在國際輿論中的成長史。其中，有的針對西方特定記者、旅行家的作品，進行文本分析，概括出其中蘊含的中共形象（主要反映軍民關系）。②有的針對特定報刊，總結特定時期內有關中共的報道特征。③也有的針對特定材料，加以介紹，并完善以往中共形象中的某些特點。④盡管從檔案學角度，上述成果已將有關中共國際形象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但缺點也十分明顯，往往只呈現出單方面的印象，并未與實際的國際交往發生對應關系，換句話說，尚缺乏文化史與外交史的直接對話，使得中共的國際形象依舊流于表面，而無法解釋其“落地生根”的過程。

本文擬從幾位在中美關系中發揮過巨大作用的美國駐華記者、學者、外交官、軍官的著述出發，分析其中中共形象的變化及其發展脈絡，并解釋中共的國際形象如何最終影響了這一時期的中美外交。文本研究表明，這一時期的中共國際形象普遍積極正面，這種正面的國際形象通過上述美國人的社交網絡及媒體傳播，最終成為美國外交決策者的主流印象，并可以在外交文件和政治人物的私人文書中找到印證。

一、斯諾帶來的延安熱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是來自美國中西部的一位新聞記者，畢業于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1928年，23歲的斯諾來到上海，本來他只計劃在中國待六周，但卻一住十三年。他被中國事物深深地吸引，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斯諾晚年在回憶錄中寫道，年輕時他“就像祖輩一樣，在開拓夢想的驅使下”，“探求財富”或天邊的“那顆星”。⑤他找到了，這顆“星”就是中國的紅五星。在上海時，斯諾結識了宋慶齡、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魯迅、路易·艾黎（Rewi Alley）等左翼人士，并成為終身摯交。1932年7月，斯諾追隨宋慶齡組織牛蘭（Jakob Rudnik）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同年底與海倫（Helen Foster）結婚，之后搬去北平。在北平的日子里，斯諾一面寫稿，一面在燕京大學兼職授課，并在這一時期結識了眾多日后對中美關系發生重大影響的美國人，包括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外交官戴維斯（John P.Davies）、謝偉思（John Service），軍人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卡爾遜（Evans Carlson）等。這些美國人有一個非正式的學習小組，每月在組員家中聚會，探討某個與東亞相關的學術問題，斯諾、拉鐵摩爾、謝偉思等都參與其中。⑥

“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侵華的意圖越來越明顯，身在華北的斯諾感受極深。1934年，斯諾發表了批判日本對華政策的《遠東戰線》一文，引發社會反響，為日后報道中共打下了基礎。同時，斯諾夫婦對北平左派學生也愈加同情，參與組織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居中聯絡下，斯諾被成功地送入了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陜西省保安縣，成為第一個獲準采訪中共領導人的西方記者。這對斯諾來說，是難得的機緣。與他同行的馬海德（George Hatem）醫生，也是宋慶齡和史沫特萊的朋友，一直秘密為中共服務，還曾于當年3月試圖由西安進入蘇區，結果因為中共地下交通負責人劉鼎當時正忙于周恩來和張學良的秘密會談，無功而返。⑦

斯諾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和積極配合。周恩來親自到安塞迎接他，斯諾記住了這個會說英語、充滿魅力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為斯諾的訪問制定了為期92天的詳細方案。斯諾接著到達保安，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不僅接受了斯諾多個夜晚的專訪，還提供給他一份詳細的自傳，翻譯工作由吳亮平主要負責。斯諾把訪問記錄整理好后，由毛澤東親自審定。⑧這后來構成了斯諾著作中影響最大的部分，其中最為核心的思想即中共是建立統一戰線、實行聯合抗日的堅定擁護者和領導者。8月，斯諾去寧夏參觀國共對峙前線，由斯諾介紹來陜的燕大學生王汝梅（黃華）擔任翻譯。臨行前斯諾把自己戴的嶄新五星帽借給毛澤東，拍攝了后來流傳久遠的毛主席在窯洞前的相片。

斯諾當年10月自陜北返回北平后，發布了其進入蘇區采訪的消息，引起了轟動。他首先在美國人學習小組中匯報了他的經歷。組員之一的謝偉思后來回憶說：“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夜晚，令人振奮”，“?！に怪Z帶回來的是共產黨主張建立統一戰線[的消息]”。⑨1937年1月24日，斯諾在北平基督教青年會公開演講，150名中外人士在座，由英國使館恩普蘭主持。斯諾稱贊中共軍隊紀律嚴明、抗日情緒高漲并反對內戰，歷一個半小時，“聽者尤感覺極大之興趣”，“毫無倦容”，恩普蘭更表示“應歡迎紅軍開到北方來”。⑩

1936年11月14日，斯諾在上海英文雜志《密勒氏評論報》上首發了對毛澤東的專訪和毛澤東那張著名的戴著五星帽的照片。這是斯諾首次向全世界介紹一位平易近人、樂觀睿智的民族領袖。他一開始就拉近受訪者與讀者的距離，說毛澤東早年也是報人（newspaperman），因而仍舊保持著通宵工作的習慣，所以他的訪談也集中在深夜進行。文章主體采用問答形式，現場感十足。當被問及對抗日戰爭的立場時，毛澤東回答：“東方的和戰問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日本有其潛在的盟友——比如說德國和意大利——中國也必須向其它強國尋求幫助，以取得反日的成功。然而，這并不是說，沒有外國援助，中國就不能與日本作戰。也不是說我們必須等來了外國盟友才開始抗日”（強調為原文所有），早在1932年中共蘇維埃政府就已經正式對日宣戰。當被要求預測這場戰爭的走勢時，毛澤東報以必勝的樂觀，他指出，中國地域的廣闊以及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將粉碎日本占領論，更為重要的是，“蘇區的每一個人都時刻準備著保衛他們的政府，反抗侵略者，因為每一個人都自覺自愿地保衛他們自己的利益以及他們相信的正義”。斯諾把對毛澤東的采訪內容還發給了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后者隨即報告了華盛頓。

美國民眾在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生活》（Life）畫報上也終于可以一睹毛澤東的風采。斯諾把他拍攝的佳作賣給了該雜志，包括那張戴五星帽的毛澤東照片。這張照片的下面印著介紹詞：“毛澤東（上圖）被稱為‘中國的斯大林或‘中國的亞伯拉罕·林肯”。接著映入眼簾的，是中共兒童現代舞表演和拿著網球拍的八路軍照片等。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林肯是美國公認的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也是內戰中的北方領袖。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以下簡稱《紅星》）中再次提到了“林肯”的形象暗示（詳后），可見《生活》此處的這個頭銜也并非隨意予之。而《生活》畫報在美國從創刊伊始就極受歡迎，當年每期的銷量在50萬至150萬份之間。

隨之而來的就是影響深遠的延安熱。不少外國人在斯諾的親身感召下，到訪陜北。首先是海倫和史沫特萊，她們以與斯諾相同的方式分別進入蘇區。接著1937年6月，拉鐵摩爾與《美亞》（Amerasia）雜志老板賈菲（Philip Jaffe）夫婦以及同樣對東亞事務抱有興趣的畢恩來（Arthur Bisson）一起，也在斯諾的安排下訪問了延安。當年訪問陜北的外國人還包括美國攝影師厄爾·利夫（Earl Leaf）、《紐約先驅論壇》記者維克多·基恩（Victor Keene）、《曼徹斯特衛報》記者詹姆士·貝特蘭（James Bertram）等。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首版發行。戈蘭茨（Victor Gollancz）出版社在倫敦以“左派圖書俱樂部”的名義試刊，盡管是內部出版物，幾周時間就已經賣出去十萬冊。1938年1月，《紅星》正式由蘭登書屋在美國紐約出版，成為非小說類的暢銷書，售出23，500本;1944年再版時又售出27，000本?！都t星》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不少外國人開始通過《紅星》知道并了解中共。1938年6月，為了表達對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斗爭的熱烈支持，有一位美國讀者甚至給毛澤東寫信，并且寄到了延安?！都t星》更成為美國一批左派進步青年的重要讀物，感召著普通美國民眾投身到轟轟烈烈的中國抗日戰爭和革命中去。其中，美國紐約州一名20多歲的年輕人錫德·恩斯特（Erwin Sid Engst）放棄了他在康奈爾大學的學業，在戰爭期間來到中國，后來在陜北養殖奶牛，并和其愛人、物理學家寒春（Joan Hinton，《翻身》作者韓丁的妹妹）一起，終身定居中國。盡管斯諾之前之后都有報道中共的著作問世，但都沒有《紅星》那樣的效果和作用，他突破了中共報道在美國的瓶頸?！都t星》“具有奠定范型的意義”。

《紅星》的內容太過著名，在此不再贅述。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斯諾采用了與《密勒氏評論報》前引文所不同的方式來介紹毛澤東的形象。如果說一年前他還在暗示毛澤東的平民出身，那么在《紅星》中斯諾則有意盡量突出了毛澤東不同于常人的領袖氣質。讀者除了看到另一張毛澤東平實的照片外，還讀到斯諾如下描述：“瘦削、林肯式的身材，比一般中國人高，略微有些駝背，滿頭濃密的烏發，留得很長，大而銳利的眼睛，高高的鼻梁，顯著的顴骨。我的最初印象即這人看上去是一個十分精明的知識分子”（強調為引者所加）;“中國從未有什么‘救世主，但你卻從他身上感到一種不可否認的天命的力量”;“毛是一位對于古文經典頗有成就的學者，涉獵廣博，精研史哲，口才便給，記憶和專注力超常，寫得一手好文章，不拘小節，但對責任卻一絲不茍，精力無限，一位有著相當天才的軍事政治戰略家。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不少日本人都公推他為中國當今最有能力的戰略家”。中外讀者幾乎很難不喜歡這樣一位既傳統又現代、既平常又偉大的中共領導人。

而另一方面，斯諾對蔣介石的抗日決心則深表懷疑。他站在紅軍的立場上，始終稱蔣方為“白軍”“白匪”。斯諾指出，蔣介石“會盡可能尋求[對日]妥協;如果能避免內部問責，他們會對日做出更多讓步”。斯諾對蔣的批評之甚，以致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都要求他在《紅星》中刪掉有關語句，以免破壞統一戰線的團結。而斯諾在美國中產階層暢銷刊物《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則可以毫無顧忌地發文批評蔣過于依賴英美而缺乏獨立性，僅僅是英國的傀儡。

1938年1月9日是星期天，《紐約時報》書評及時刊印了著名社論作家達弗斯（Robert Duffus）近乎整版的文章來介紹《紅星》和中共，并配發了毛澤東和朱德的大幅相片。達弗斯顯然認真閱讀了全書，并以審慎的筆法及美國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正面評價了中共：“盡管共產主義還處于幼年，卻包含了讓日本致命的因素，既有民族性又反日”;“‘赤匪則更像我們昔日稱為愛國者的一群人”，而且這群人就是普通人，“紅軍戰士擅長網球和乒乓;斯諾先生還教會了軍官和他們的夫人們玩拉米紙牌游戲”。這篇近兩千字的書評在文末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可能會成為軍事強國日本無法征服的對手”，“讀過斯諾先生的書，感到可能全亞洲甚至全人類都將被卷入其中，正是這種沉重的命運感令人震撼不已”。這種“愛國者”的中共形象也在當年斯諾對美國亞洲艦隊（后來改組為第七艦隊）司令亞奈爾（Harry Yarnell）上將的訪談中被后者提及。

《紅星》的意義還在于其觀點成功地引起了美國總統的興趣，并輾轉最終成了總統本人的觀點。在這一點上，美海軍陸戰隊上尉卡爾遜發揮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栠d在斯諾宣傳中共必勝觀點的直接影響下，也申請赴華北考察。因為卡爾遜和羅斯福父子都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系，深受總統信任，一直與總統保持秘密通信，隨時報告其在華見聞。通過斯諾的關系，卡爾遜先后兩次順利進出華北，分別去了山西五臺和陜西延安。這是美軍現役軍官首次訪問紅色中國的心臟，成了后來“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的前身。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帶著斯諾傳遞給他的好感和好奇心，卡爾遜來到山西八路軍總部，由周立波擔任翻譯。他立即就被中共軍隊的樸素和紀律所折服?？栠d見到了朱德，像史沫特萊一樣深深地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12月24日平安夜，卡爾遜在洪洞給羅斯福寫信，絲毫不吝惜贊美之詞：“朱德是一位和善、簡單、直接、誠實的人。他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他謙虛，不出風頭。但在軍事問題上卻很直率”。這位紅軍總司令“看上去筋疲力盡。他一整天沒有看見我（卡爾遜——引者注），就拉著我的手，坐在我旁邊，又握了幾分鐘。這是一種感情和信任不經意地真實流露，并且深深地觸動了我”，“正是這個人提請南京不要在內戰中消耗資源人力，而建立統一戰線一致對日。正是這個人從九月一日起就率領八路軍在西北抵抗日本人，獲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繳獲了成噸的日本物資和俘虜了眾多敵人。他的軍隊半數都換上了日軍大衣”。這些軍人品質正是美軍總司令所愿見的?？栠d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盡管用的是一臺借來的蹩腳打字機，但對中共的仰慕之情，還是滔滔不絕地從四頁紙密密麻麻的小字中傾瀉而出：“我相信這些人無論思想還是行動都誠懇率直。我相信他們就個人來說本質上都很無私，就群體而言又謙虛謹慎，致力于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有智慧。他們比我見過的其他任何中國群體都了解國際形勢。他們講道理，對新思想持開放態度。你可以像對待西方人一樣和他們交談，一起行動。了解這些事實對于我們今后的對華關系至關重要”。

1938年夏，卡爾遜又赴延安十日，接著向北經榆林繞道晉察冀邊區。7月7日凌晨穿越（北）京漢（口）鐵路時，中共軍隊在沿途數點向日軍發動進攻，卡爾遜報告說他“可以聽到南北都有槍聲”;而且中共對日作戰頗有成效，“一月份我（卡爾遜——引者注）在北方的時候，冀中只有17個縣歸中國控制。如今石家莊——唐縣公路以北、北平以南的所有縣都被組織起來了。日軍只占領了某些縣城，農村都是中國的。冀中當然也屬晉察冀邊區政府管轄”。

當卡爾遜再次從華北到達漢口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中共的鐵桿宣傳員了。他稱中共為“真正的基督徒”。他非常欽佩中共軍隊靈活的游擊戰術、昂揚的斗志和和諧的干群關系。為了能夠更好地宣傳，他甚至辭去軍職，在美國巡回贊揚中共：“紅軍戰士那種類似美國鷹級童軍的行為與士氣萎靡、聲名狼藉的其他中國軍隊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像斯諾一樣堅信，中共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具有現代思想的政黨，中共領導人是樸素而又偉大的愛國者，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中共的領導下，一定能夠取得最終的勝利。

二、拉鐵摩爾、費正清與太平洋關系學會

拉鐵摩爾是《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季刊的編輯，而《太平洋事務》則由具有開拓性的太平洋關系學會（IPR）創辦。拉鐵摩爾出生于一個美國教師家庭，在天津長大，在英國受教育，熱衷于內蒙古問題的研究。1933年，他在加拿大班夫召開的一次太平洋關系學會的會議上，結識了日后的摯友陳翰笙。陳翰笙當時為共產國際做秘密工作，1935年11月其組織關系轉到中共。1936年4月，陳翰笙夫婦由莫斯科到西歐與拉鐵摩爾會面，同意加入《太平洋事務》。而拉鐵摩爾的另一位摯友冀朝鼎，也是共產黨員。冀朝鼎則是1934年以學者身份，任職于太平洋關系學會總部。

與中國共產黨人的交流，使得拉鐵摩爾對亞太國際關系的認識更貼近于中國實際。他自承先前對于帝國主義在華侵略的認識不深，思想還停留在英國公學教給他的知識：“殖民地當局和[英國]在華商人都是精英。我們當然是為了自己的財富和利益，但最終也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條件，因此白種人在亞洲，甚至帝國主義者的鐵靴，都有益處”。在日常交往過程中，陳翰笙和冀朝鼎讓拉鐵摩爾了解到了中國的抗戰形勢，以及蔣介石對于日本的消極抵抗態度。1934至1937年，拉鐵摩爾居住在北平的時候，就已經對蔣當時“安內攘外”的政策頗為不滿：“為什么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盡棄前嫌，共同來保衛他們的國家呢？”這代表了當時許多在華外國人的想法。這一時期，他結識了斯諾。

1937年6月，拉鐵摩爾在斯諾的安排下訪問延安四日。他同樣感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熱情與毛澤東的平易近人：“我驚奇于毛竟然愿意與幾個素不相識的美國人一談談上幾個小時”，并且“愿意從最基礎的ABC開始回答[他們的問題]”，“顯示出了無比的耐心”。拉鐵摩爾覺得毛澤東“從人民中來，心智強大，但一眼仍可看出他是一個農民的兒子”。而延安此時已經擠滿了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朝圣者。他們一起參加著名的延安晚會，“大人物們，毛、周、朱德和其他領導都在那里，坐在觀眾中，沒有任何特別座席，就是和群眾打成一片”。

拉鐵摩爾從延安返回后的觀點與斯諾是一致的：中共“將建立統一戰線，中國人將繼續抵抗”，“因為中國幅員遼闊，日本勢必不能速勝。戰事越延長，日本的情況就會越糟”，而“共產黨就會越強”。他把這一觀點寫成一篇長文，立即交給了當時在北平的美國駐華參贊羅赫德（Frank Lockhart），后者直接呈送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拉鐵摩爾指出，中共并非像其他國家共產黨那樣聽命于共產國際：“這一點易于理解，對于細枝末節的次要決定，它無須去請教遙遠的莫斯科;而甚至于重大決策，中國共產黨人也必先著眼于對己有利的方面，之后再盡量將決議與共產國際的‘總路線相靠攏。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共對共產國際的影響可能比共產國際對他們的影響還要多”（強調為原文所有）。正是基于拉鐵摩爾的上述認識，1941年白宮的特別顧問居里（Lauchlin Currie）選擇派他去當蔣介石的私人顧問，以便時刻提醒蔣維護統一戰線的必要性。

“皖南事變”之后，拉鐵摩爾親自在《太平洋事務》季刊上撰文批評國民黨的內戰行為，“用外國給的武器攻擊那些從日本人手里奪回來領土的中國游擊隊”;暗示國民政府實行的是親者痛仇者快的政策，“中國的士氣跌落谷底，讓日本在浙江省有機可乘”，并“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與此同時，拉鐵摩爾贊嘆“游擊區的民眾一直保持著高昂的士氣，他們幾乎沒有獲得外國援助，但卻獲得了選舉代表自治自給自足的民主權利”。

如果說拉鐵摩爾側重從國際關系的角度來理解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那么費正清則是從知識分子左派平等的思想出發，去認識中共的社會作用。費正清和史沫特萊是朋友，1932年11月至1933年1月，史沫特萊住在費正清北平的家中，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胡適任會長。這段時期內，史沫特萊向費正清夫婦介紹了許多有關共產主義的知識，連“餐敘全是共產主義”。費正清對此深表同情。他在北平的師友蔣廷黻，時常從另一個方面分享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無奈：“講堂上滔滔不絕，在京滬報刊上亦能文采飛揚，甚至漆咸樓（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引者注）中談笑風生，但卻不能讓中國農村民眾明白我們，更不用說成為農民的領導者”。然而，斯諾在《紅星》上說一些中共知識分子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困境。費正清早就認識斯諾，讀過斯諾的《紅星》。他指出，“中共如太陽般的活力和樸素的平等主義已經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而聞名遐邇。每個去過那里的人都可以證實”，“延安從遠處照耀四方”。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費正清作為戰略情報局（OSS）官員在重慶搜集情報。1943年6月，費正清開始主動接觸中共重慶辦事處。他結識了周恩來的助手龔澎，“一位非常聰明而又有魅力的年輕女性”。龔澎定期給費正清輔導中文口語，“她對中國共產黨堅定的信念以及對戰時記者的成熟老練和清新的幽默感”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龔澎畢業于燕京大學，參加過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與黃華相熟，伴隨著斯諾帶來的延安熱，她也于1937年奔赴延安。其睿智和嫻熟的英文，讓重慶的美英新聞界耳目一新。龔澎經常在她的手提包里塞上幾本延安最新的出版物來到外國記者招待所，受到了那些苦于國民黨新聞鉗制的記者們的熱烈歡迎。她激烈地批評國民黨的訓政——暗殺、壓制輿論、禁止游行、取締罷工等等政策。美國《紐約時報》記者阿特金生（Brooks Atkinson）是其仰慕者之一。

費正清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對他們[中共]的整體印象都非常之好”;“周公館的中共黨員們在與美國人的交往中表現杰出，與他們討論起事來，既有批判性又有現實性”，“他們的路線作風，簡直就和美國現代自由民主派一樣，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對于由清教徒創立的美國來說，似乎更易于理解。出于對重慶中共工作人員的認識，費正清感慨于“他們經常學習，組織討論和自我批評，居住在一起，更像一百年前的一個宗教群體”，“用來鋪屋頂的席子上可能會落下虱子，而周恩來就寢的閣樓也會漏雨”，更重要的是，“他們隨時準備去犧牲，去成為英雄”。因此，費正清不是和董必武、陳家康一塊聊天，就是和王炳南、謝偉思一起吃飯，他感慨謝偉思給史迪威的報告總是和自己的想法一致。費正清和卡爾遜一樣，把中共比作具有自律精神的基督信眾，符合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這一形象在下文外交官的報告中還會重復出現。換句話說，中共才是美國天然的盟友。

到了1943年下半年，通脹日益惡化，國統區工薪階層普遍營養不良，到處充斥著失望的情緒，國民政府和中共的國際形象開始出現此消彼長的轉變。比如費正清就覺得國民黨“當局毫無希望，因為它不信任人民群眾，不幫他們辦實事”，而且“其他我認識的美國外交官、新聞記者都和我一樣，不相信國民黨，不相信其還有實現自由的希望，反而佩服當地的左翼人士”，認同中共的主張，“左派開始被視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在與居里的日常書信來往中，費正清寫道：“我愈想幫助中國普通民眾，愈覺得中共的現行政策正是我應該去做的。唯有根本性變革才能成功”。

有意思的是，居里先后成為拉鐵摩爾和費正清在華盛頓的聯系人。費正清和居里從1928年就在哈佛相識，那時后者還是經濟系的一名講師。1941年初，羅斯福派居里親自來中國協調國共關系，居里獲得了一些直觀的印象。2月，居里在英國駐華大使卡爾（Archibald Clark-Kerr）的陪同下見到周恩來，他說周“不激進，有同情心”。相反，他對國民政府則評價欠佳，說國民黨“現實反動”。

費正清也和太平洋關系學會有著密切的聯系。他與拉鐵摩爾保持著良好的友誼，戰后一度成為太平洋學會的理事。作為哈佛教授的費正清，還為學會的出版物撰寫書評。例如1941年《太平洋事務》發表了他為北平時代的朋友戴德華（George Taylor）新書（作為學會探索系列出版）《為華北而斗爭》（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寫的評論。費正清指出，整本書的主題就是晉察冀邊區給日本占領軍制造了麻煩，恰到好處地點明了游擊戰術不僅逼迫日軍更多地訴諸武力，使其以華制華的幻想基本落空，而且造成了華北經濟的大分流;更為重要的是，華北“腹地的愛國者”采用最原始的串聯方式抵擋住了日本最現代化的報紙、學校和鐵路等工具，并努力建立最高級的現代政治組織。

中共的民主形象，時?？梢栽谔窖箨P系學會的刊物上發現呼應。1943年7月該學會的另一份刊物《遠東調查》（Far Eastern Survey）上發表了畢恩來更為直接的一篇文章。他稱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已經有“兩個中國”：一個是“封建中國”，另一個是“民主中國”;由八路軍和新四軍構成的“民主中國”在既無外援又遭封鎖的情況下，給日軍造成了更大的傷亡;“民主中國”由村、鎮、區三級民選自治委員會確定稅收、司法，而委員會成員的工作基本屬義務性質，這樣把行政開銷降到最低，如同“新英格蘭的市鎮會議一樣”。

畢恩來當時是太平洋關系學會國際秘書處的成員，在相關刊物上頗為活躍。他后來又在《太平洋事務》上發表書評，對史沫特萊1943年的新書《中國的戰歌》（Battle Hymn of China）大加激賞，繼續褒揚中共，批評國民政府，稱新四軍“詳細展現出全中國戰斗前線中最為英勇的一幕”，還不忘點明“其被最嚴厲的審查所屏蔽”。如同拉鐵摩爾對新四軍的評價，畢恩來好似來了個三重奏：“據她（史沫特萊——引者注）分析，其成就的取得是基于政治、社會和經濟上的多重組織，改善了民生，實現了民主，并動員廣大民眾全力投入到戰爭中去”。而拉鐵摩爾本人則于1942年底擔任美國戰時情報局（OWI）舊金山辦公室主任，戴德華任副主任，主要工作就是利用無線廣播開展政治宣傳。這樣隨著媒體和學術圈的推廣，民主和英勇的愛國者這一形象，構成了美國的中國通們對中共的總體認識。

與此同時，重慶的費正清與史迪威集團柏德諾（Haydon Boatner）和戴維斯的關系，較北平時更為密切。柏德諾向他夸耀自己是如何對付那些貪得無厭的國民黨高官的，“只想要最新式的東西——比如會把橋壓垮的重型坦克”，最終給他們的卻是便宜的炸藥。費正清則和史迪威相互賞識，稱贊后者的座右銘“別讓混賬東西打倒你”，史迪威引以為豪。

三、戴維斯、謝偉思、史迪威與迪克西使團

美國外交官戴維斯出生在四川傳教士家庭，曾在燕京大學求學（1929-1930年）。1933-1935年，他作為美國領事初級官員（三等秘書）回到北平學習中文課程。除了上文提到的美國知識分子外，戴維斯當然也結識了美國駐平武官史迪威上校。1938年，戴維斯與史迪威重逢于漢口，1940年，他被調回國務院遠東司，經常和居里就中國問題交換意見。

謝偉思是戴維斯的發小，其無論人生軌跡還是思想認識，幾乎都像在追隨后者。戴維斯離開北平，謝偉思就來了，職位也是美國領事館的三等秘書，斯諾的陜北之行對他觸動很大，他說：“我尤其妒忌、羨慕這一壯舉”。謝偉思當時主要從事領館日?，嵥榈拇蜃止ぷ?，覺得與自己的理想差距很大：“我肯定想從事政治性事務報告——那個重要，你懂的;那才是名利之路”。因此，當史迪威于1942年以中將軍銜返回中國的時候，戴維斯再次表以忠誠，并和謝偉思一起，從駐華使館借調，擔任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

史迪威是老中國通。他于1926-1929年曾任美軍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營長及參謀，是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的親信。1935-1939年史迪威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與上文提到的美國人也大多相熟。他的對華觀點就代表了馬歇爾的對華觀點。史迪威來華，所處正是中國普遍動蕩、戰亂頻仍的時期，他喜歡和下層民眾打交道，厭惡軍閥的腐敗和淫威，自認了解中國。但是起先，史迪威對中國的共產主義理解不深。他曾在日記中寫道：中國的共產主義只不過是破產農民“要求土地所有權的調整”，“中國人就其本性來說成不了共產主義者”。他以為中共的“武裝解放”和“動員群眾”都“太模糊了——只不過是口號”。1936年當斯諾完成陜北之旅后，立即向史迪威做了報告。

1938年春，隨使館西遷至漢口的史迪威開始真正接觸中共。他經史沫特萊介紹結識了周恩來，周恩來改變了史迪威的許多看法。通過周，史迪威開始覺得中共“普遍誠實而謙恭，友好而直接。與國民黨新派的拿破侖們形成天壤之別——全都錦衣貂裘，踢踏作響，惺惺作態，自以為是”，而“紅軍絕大多數都是好漢”。據當時在漢的英國女記者胡德蘭（Freda Utley）回憶說：“那時起史迪威上校就認定了共產黨是中國的‘希望”。具有類似觀點的還有英國駐華大使卡爾、戴維斯和謝偉思。

戴維斯覺得中共發展的前景就是秉承現代民主的民族主義政黨，并已經為抗日戰爭所充分證明。他作為史迪威的對外聯絡員，與周恩來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友誼。1941年6月，周恩來因一個小手術在重慶中央醫院住院，戴維斯前往探望。周告訴戴維斯，國民黨正以胡宗南部44萬軍隊加緊對延安的封鎖，只要蔣介石同意，共產黨愿意參加緬甸遠征軍，并且聽從史迪威的命令。后來，戴維斯在居里再度使華時擔任其與中共的傳聲筒。

也正是在1941年，周恩來對居里提議在延安建立美軍代表團。這一主張立即得到了戴維斯、謝偉思和史迪威的積極響應。1943年6月24日，戴維斯借回華盛頓出差的機會，給國務院遞交了一份數千字的政治分析報告，系統總結了抗戰至今中共的發展，并結合他與其他英美在華人士的理解，呈現出一個積極進步的中共形象：“總體來說，抗戰最初的一年半內，蔣把華北的城市與交通線丟棄給了日本人，把農村丟給了共產黨”，“由此，中共較先前控制了更多的領土。據美軍線索估計，目前共產黨區域占地共約12萬平方英里，大約有兩千五百萬人口居住在那里。共產黨八路軍人數在六萬至十萬之間。共產黨人自稱有超過一百萬人的武裝，可能包括游擊隊和民兵”，這是美國政府所喜聞樂見的抗日力量。戴維斯尤其提到了“近期訪問過共產黨區域的外國觀察家們（包括美國人——原文如此）都認為共產黨政權……執政明顯誠實守信;實行民主選舉;相對并不限制個體經濟自由;政權得到了民眾強有力的擁護，與其說是共產黨不如說是農業民主派”。對于這樣一個可靠的政權，戴維斯再次建議美國政府在延安建立領事館，并派遣美軍觀察組。戴維斯的意見，在重慶的美國人中也根本不是秘密。上文提到的費正清顯然就非常支持，他寫信給居里談道：“真正想要戰斗的人是那些愿意喚醒人民群眾的。我們的軍事政策應該轉向支援他們一些，開赴華北，與革命為友。華北觀察團是當務之急。我祈盼戴維斯的主張能夠實現”。

其實，美國總統羅斯福早就想這樣。讀過斯諾的書和卡爾遜的報告之后，羅斯福一直對中共抱有好感。1941年2月，羅斯福派居里來華告訴蔣介石，他認為中共就是“社會黨員”，并對其所實施的農民、婦女及抗日政策贊許不已。居里更在和蔣談話伊始就反復強調，中共的事跡已由斯諾和史沫特萊在美廣為流傳，“對一般農民則愛護備至”，“一般自由主義傾向之美人，受其影響甚大”，甚至以美國的勞工領袖相類比，勸蔣介石應能容人。羅斯福私下里對斯諾說，他計劃給中共以“直接援助”，并在華北“投放裝備和聯絡官”，“與兩個[中國]政府同時打交道”。羅斯福一直在等待機會。

其實“皖南事變”之后，重慶的美國外交官團體就已經報告說國共之間難以建立真正的統一戰線，“許多國民黨領導人物所持有的強烈個人偏見實際上阻礙了真正的合作”。這種看法在重慶的英美人士中廣泛傳播：國民黨積蓄戰力不是為了抗日，而是準備在內戰中對付共產黨。

到了1943年底，史迪威更加確信中共才是中國真正的抗日力量，蔣介石早已不抗日。11月下旬開羅會議期間，史迪威向羅斯福報告說：“蔣只是在積蓄力量，以便在戰后對付共產黨”。11月24日，羅斯福告訴其子：“蔣的軍隊現在根本沒有打仗，即便白紙黑字的報告上寫得煞有介事。他聲辯自己的軍隊未經訓練、沒有裝備，可以理解。但是這并不能解釋他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來訓練中國的軍隊，而且也不能解釋他為何將成千上萬的精銳部隊集結在西北——放在紅色中國的邊境上”。羅斯福當面向蔣介石施壓，只要仗還在打，“就不得不與延安的共產黨結成聯合政府”。

1943年12月31日，戴維斯憑借開羅會議期間，作為史迪威助手而結識總統摯友霍普金斯（Harry L.Hopkins）這層關系，以簡明扼要的文字，直接向白宮預警：蔣介石執行的并不是真正的統一戰線，“他的國民黨政府毫無群眾基礎”，已經“淪為自我制造的腐朽勢力的囚徒”，“委員長明年將迎來他政治生涯中最嚴重的危機”，也即是可能出現“蔣的倒臺”。而另一方面，戴維斯借用中共發言人的話來表示中共已然發展壯大：“如果蔣想要[破壞統一戰線]實施自殺的話，正合我意”。他建議美國政府拋棄“蔣的國民黨及其墮落的傀儡”，“準備支持一個強大的新盟友，以實現中美兩國的合作和互利”，這個“新盟友”就是中共。1944年1月，戴維斯持之以恒地強調中共的戰略價值，重申了向延安派駐軍事觀察組的主張，并建議由總統親自向蔣介石施壓，“以阻止蔣發動內戰消滅共產黨之意圖”。史迪威之后也親自給馬歇爾和羅斯福發去了內容相似的電文。2月9日，羅斯福按照戴維斯的建議，發電要求向華北派遣美國觀察使團。這就是大約半年后飛抵延安的“迪克西使團”。

謝偉思作為“迪克西使團”首批成員向華盛頓發回了熱情洋溢的報告：“延安的總體氛圍就像是在一個小教派的學院或者一個宗教夏令營”，是“中國最現代的地方”。這是繼卡爾遜、費正清之后又一次提及中共類似宗教團體的形象，而且是在美國政府的官方文件中。

謝偉思的報告，總體上與戴維斯的主張并無二致，唯獨適時強調了中共游擊戰爭的特點和優勢：“華北敵后戰線的情況和地形最適合用游擊戰，而中共最擅長此種戰術”。謝偉思深信，中共采用小而精的游擊部隊，事實上在華北和華東日占區內有效控制著重要的領土和居民，“不時有從游擊區域返回的外國人以及在延安的中共領導人都如是說”，只不過“受限于裝備不足”。他認為反對游擊戰而貶低中共的何應欽即是“反動派”。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亦附和說，何應欽之所以這樣貶低中共，只是害怕盟軍武裝中共而在將來的內戰中對己不利。由此可見，肯定游擊戰術和適時武裝中共已成為美國政府中國通們的一種共識。1944年9月，史迪威因堅持武裝中共與蔣介石鬧翻，后者最終要求白宮撤換史迪威。羅斯福為了當年大選連任，不得不妥協，選派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接替史迪威。

但是，召回史迪威的責任必須讓國民政府承擔。10月30日，羅斯福不再保護這個戰時的盟友，親自批準《紐約時報》在翌日首版醒目位置刊登記者阿特金生的文章，強烈批評蔣介石政府，并稱贊中共武裝。文章指出，“委員長從1927年開始試圖清洗掉的那些中國共產黨人，擁有良好的軍隊，正與華北的日本人展開游擊戰爭。委員長把這部分軍隊視為對自己無上權威的主要威脅。數年來，他白白浪費掉三十萬至五十萬（數量無人知曉）的中央軍，以阻止共產黨擴張”，并把這點作為對蔣的主要批判寫在標題上《阻止與共產黨和平共處》（Peace with Reds Barred）。

羅斯福的機會來了。1944年11月底，魏德邁授意草擬了一份游擊作戰計劃，包括在華北空降四五千名美軍傘兵，并給二萬五千名八路軍戰士配備美式武器。12月27日，美軍通過“迪克西使團”傳來進一步的口訊：如果有一個師（可能多達28萬人）的美國傘兵部隊在德國投降以后空降到山東共產黨根據地附近海岸，中共能否在正式補給到達前提供食水給養。中共在一番討論之后，表示了合作的態度。美國政府一度撇開國民黨，將抗戰時期對中共的外交推向高潮。

四、結論

伴隨著美國記者斯諾對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報道，尤其是《紅星》的出版，奠定了中共在美英良好國際形象的基礎。這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即便如此，斯諾和《紅星》的作用還是一再被低估。斯諾通過社交關系以及媒體宣傳，把自己感知到的中共形象像星光一樣一圈圈地投射出去，使之不但成為當時在平美國人群體的整體印象，而且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逐漸成為美國外交決策者的對華印象，并最終影響了中美關系。

斯諾和《紅星》突出了中共形象的三個基本元素：樸素親民、堅決抗日和民主理性。這三個特點通過中共中央領導人物的三個代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以及他們的言行集中體現出來。每一個特點都經過在華美國記者、學者、外交官、軍官群體的不斷提純和渲染，成為符合美國社會主流價值審美的正面形象，適應了美國戰時聯合中國牽制日本的戰術需要，也有利于實現美國聯合蘇聯創造戰后集體和平的戰略構想。其中，以斯諾、海倫、史沫特萊、阿特金生為代表的記者群體，以拉鐵摩爾、費正清、居里、畢恩來為代表的學者群體，以戴維斯、謝偉思為代表的外交官群體和以史迪威、卡爾遜為代表的軍官群體，本身就具有流動性和公共性，他們在華的經歷和社會交往往呈現出彼此重合、相互聯系的狀態。他們中有些人在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翰笙、冀朝鼎、龔澎、王炳南、董必武、陳家康等許多著名和無名的共產黨人交往過程中形成了近乎完美（或者不那么完美但卻充滿人性）的直觀印象，更強化了他們對以上三個基本形象的認識，使之進一步國際化。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政策，不僅是三個形象具體的聯合體現，亦成為具有國際認可和擁護的外交政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包括白宮和國務院、陸軍部在內的美國戰時外交決策層基本認同上述三個中共形象，認同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贊同逐漸增加與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聯系，與中共開展不僅是戰時還包括戰后的國際合作，并逐漸拋棄國民黨政權。1941年皖南事變后，羅斯福派居里來華提醒蔣介石維持統一戰線。1943年開羅會議時，羅斯福又當面奉勸蔣介石建立聯合政府。1944年，美國成功地向延安派駐了軍事使團并切實打算提供軍事援助，甚至撇開國民政府準備實施聯合作戰。

1944年底美國政府對中共的外交努力雖然因為時任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的強烈反對而中止，但是決策層良好的中共形象卻保留了下來，并且根深蒂固，持續影響著美國的對華政策，直到朝鮮戰爭的意外爆發。這一點并沒有因史迪威的召回、羅斯福的去世、赫爾利的辭職而產生絲毫改變。1945年底，馬歇爾在來華調停國共沖突前向杜魯門（Harry S.Truman）總統指出：“如果[蔣]委員長沒能做出合理的讓步，這會導致政治統一的努力停滯，美國也會放棄對其不斷的支持……”杜魯門當然也不反對。1949年，美國國務院在對華政策白皮書上果斷宣布：“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中國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如果不能建立聯合政府，我們必須減少與國民黨往來而必須與共產黨開展合作”。這可以說是斯諾訪問陜北以來，眾多美國旅華人士以及美國政府所形成的對中國共產黨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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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例如李金錚：《以民為本：外國記者的革命敘事與中共形象》，《河北學刊》2015年第3期，《知行合一：外國記者的革命敘事與中共形象》，《河北學刊》2016年第2期;范雪：《紅色中國的多重形象：1930-40年代西方人關于中共根據地的寫作》，《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2期。

③ 有代表性的有藍鴻文：《巴黎〈救國時報〉宣傳報道的一大亮點：斯諾陜北之行——紀念埃德加·斯諾誕辰100周年》，《國際新聞界》2005年第4期;周瑞瑞、楊宏雨：《英文〈北華捷報〉呈現的中共早期領導人形象》，《歷史教學問題》2016年第4期。

④ 例如侯中軍：《美國軍事情報人員對八路軍的第一次實地考察——卡爾遜給美國軍方情報處的報告》，《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2期;呂彤鄰：《抗日戰爭中期西方民間人士與中共對外信息傳播》，《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7期;張牧云：《美國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外交往文獻評介》，《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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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許麗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