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區域合作的數字經濟與流通業的協同發展研究

涂德勇

(閩西職業技術學院財經商貿學院，福建龍巖 364000)

在工業革命之后，我國由于歷史因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數百年，因此只能承擔世界價值鏈的低端供給者角色。隨著5G時代的來臨，作為世界數字經濟的引領者之一，我國將首次有機會站在世界工業經濟競爭的統一起跑線上，與其他國家之間進行公平的經濟競爭。一方面，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但從總體規模來看仍有差距。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具備極佳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市場仍具備較大挖掘潛力。另一方面，我國當前的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發展速度與整體規模不成比例的問題，其原因可能來自于數字經濟的發展模式尚未確定。在這一背景下，根據數字經濟發展的差異，找出促進數字經濟變革的有效途徑，是我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由于數字經濟涵蓋領域相對復雜，目前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仍不能完全有效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變化，因此需要進一步分析數字經濟中的核心問題。流通業是數字產業發展的中心，實現流通業的數字化調整是完善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路徑，但目前的研究中對于數字經濟與流通業協同發展的認識不足，使得流通數字化始終沒有得到重視。針對流通效率的不當測算，很可能是造成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對此將廣泛結合流通創新效率的相關研究，通過深入研究制定符合我國發展實際的流通創新效率評測指標，進而解決數字經濟領域的創新發展道路問題。

一 數字經濟與流通業的協同發展

（一）協同發展歷程

流通產業的數字化發展，離不開科技與資本的相互推動，我國從90年代開始加大對流通和科技的投入，兩者在國內呈現逐步融合的趨勢，并可簡單分為三個時間階段：

數字經濟1.0時代（1993年至2004年）：1993年7月2日修訂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進步法》，科技部、人民銀行等部門確定16個地區為首批促進科技和流通結合試點地區。從民間數字經濟發展來看，2004年支付寶問世，數字經濟從后臺向前邁進，并逐步滲透傳統業務。戚聿東和褚席[1]認為，隨著征信、眾籌、借貸等業務模式不斷涌現，這些新型業務成為推動我國流通產業發展的重要助力。

數字經濟2.0時代（2005年至2015年）：2005年，支付寶平臺開始布局流通產業端，通過實現數字流通體系，塑造了更有效的社會物流供給平臺，這也標志著數字經濟借助流通產業走向大眾視野。隨著2013年余額寶的出現，我國流通服務已經滲透至用戶端。季小立和朱鴻漸[2]提出，在數字與流通融合發展階段，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在流通體系內大量應用，通過互聯網技術匯聚海量用戶，實現了流通業務中資產端、交易端、支付端的互聯互通，這也是我國流通數字化高速發展的時期。

數字經濟3.0時代（2016年至今）：2016年以來，我國網民數量增速放緩，互聯網行業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數字經濟依靠用戶規?？焖僭鲩L的模式已經步入尾聲。洪濤[3]指出，隨著移動互聯的介入，數字經濟發展正走向新的時代，傳統流通業的體系邊界逐漸被打破，大量個人用戶逐步取代企業用戶開始進行流通服務，許多數字化流通企業以其專業化、垂直性的業務模式介入流通市場，成為數字流通經濟的參與者，我國數字經濟與流通業的發展逐步走向廣泛化。

（二）數字流通經濟的關聯領域

數字流通經濟理念是數字經濟與流通業相互融合的最佳例證，隨著傳統流通業大力引進數字技術，數字化的新型流通業已經成為涵蓋大數據、移動支付技術、物聯網技術等多個技術場景的新型尖端產業。

第一，從大數據領域的發展來看，大數據技術未來會重構流通服務的生態，成為數字流通的基石。大數據是支撐流通業結構轉變的核心動力，驅動著流通的個性化、場景化服務成為主要創新方向。李成義[4]的研究指出，作為數據資源最豐富的行業之一，流通業已經成為了大數據應用的示范田，包括建立個人和企業數字經濟時代的信用體系，挖掘數字化洞察及精準營銷（客戶細分、交叉營銷），完善產品規模，提升內部系統運營效率等諸多方面。

第二，移動支付技術是流通發展的重要技術場景，隨著移動支付的興起，支付技術的形式和內容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移動支付讓流通服務的客戶逐步從企業端轉向個人端。莊雷等[5]認為，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和4G/5G網絡的發展，將進一步加速移動支付對流通行業的影響，未來移動支付將成為流通產業的核心入口，也是新型流通產業閉環的起點。

第三，物聯網與流通行業的互動和融合，形成了全新的“物聯網流通”業態。吳曼曼[6]提出，物聯網流通是流通信息化演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一方面，物聯網技術在流通領域的應用，例如智能安防、VIP服務、業務流程管理、遠程結算等，將極大提升現代流通的信息化水平；另一方面，流通服務嵌入信息交換和網絡化管理，催生了信息流通產業等全新商業模式，提高了商品生產、交換和分配的效率。

二 實證設計分析

（一）基于區域合作的數字流通經濟指標

目前的數字流通經濟研究中，采用量化手段進行分析的文獻相對較少，部分文獻也忽視了區域合作的重要作用。本文在空間經濟結構理論的基礎上，針對不同區域的數字流通經濟發展情況進行量化處理并確定次序，進而從實證的角度分析不同區域的流通產業數字化轉型是否達到需求。

為了保證指標構建的科學性，研究并未采用德爾菲法進行指標構建，而是采用熵權法與主成分分析，對數字流通經濟指標進行衡量。熵權法的優點在于，不僅避免了德爾菲法中的主觀賦權現象，實現了自動化機械權值分配，而且能夠有效納入各個指標的信息熵，避免多重共線性，研究采用流通產業收入、流通產業投資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電子商務交易總額四個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這四個指標分別反映了流通業和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且具備較強可得性。首先通過0-1標準化方法對原始數據的量綱進行處理，過程如下：

在處理量綱的基礎上，通過下式計算出各個指標的對應信息熵值：

研究選取了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不含港澳臺）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研究時間為2002年至2019年，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利用上述熵權法進行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四個指標的熵值、偏差度和權重，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熵權法關聯指標

在計算各個基礎指標的權重基礎上，利用下式可以進一步計算出各個區域的數字流通經濟指標：

公式（5）中，表示第i個區域的數字流通經濟指標，該值越大，說明該地區的數字經濟與流通業協同水平越高。該指標充分考慮了不同地區的區位情況，解決了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之間的區域協同問題。

（二）數字經濟與流通協同機制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已經能夠有效量化我國各個地區的數字流通經濟指數，在此基礎上引入空間Durbin模型，研究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發展在空間結構上的相互關系。Durbin模型表達公式為：

公式（6）中，Y是被解釋變量的向量，上文的數字流通經濟指數即為本文所考慮的核心被解釋變量，X代表解釋變量的矩陣，本文分別采用數字經濟發展X1（電子商務交易量）與流通業發展X2（大宗產品交易量）作為解釋變量，W為空間權重矩陣，ρ是空間回歸系數，β表示自變量與因變量間的相關系數，WX為因變量的滯后項，WY為距離對空間行為的影響，ε為隨機擾動項，實證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實證結果

由表2可以發現我國三大經濟區在測量期內，其數字經濟與流通業發展的協同度之間存在如下特征：第一，數字經濟對協同的影響存在差異性，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影響系數分別為2.013、1.679和3.215，西部的影響系數最高，這是由于西部在地理條件上更加復雜，對數字信息的需求更強，因此加強數字經濟建設，將有助于西部地區實現發展。第二，流通產業發展對中西部的地區的協同作用具備更強顯著性，且系數值均大于0.30（0.316和0.342），這說明中西部流通產業的基礎水平較差，實現兩個地區的流通發展對于數字流通協同發展具備較強作用。第三，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數字經濟和流通經濟的協同度存在較大差異，需要進一步完善均衡發展，強化數字經濟與流通業的協同情況，由于各個地區的數字經濟流通產業發展相對不同，因此要平衡產業關系，實現協同發展。

三 總結

針對數字經濟、區域合作與流通業調整的相關性，構建了數字流通發展指數的評價體系，解決了已有研究中對于該領域量化分析不足的問題。其次，研究分析了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數字經濟與流通協同機制，通過空間Durbin模型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西部、東部、中部的階梯分布；流通經濟發展呈現出西部、中部、東部的階梯分布。從宏觀角度來看，區域間的表現差異將成為阻礙數字經濟與流通經濟相互結合的核心因素。從微觀角度來看，盡管數字經濟的應用方向十分廣泛，但我國的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仍然局限在移動支付和信用借款兩個領域，與流通業的融合相對較低，數字流通產業的規模也相對較小。從數字經濟實際應用能力來看，數字經濟各類技術的應用程度參差不齊，面對流通行業個性化需求的相關技術開放設計仍有待加強。從數字經濟應用的角度來看，目前仍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數字經濟應用對于流通機構原有業務模式和運營機制有著明顯的沖擊，如何克服原有體制機制制約，制定符合自身實際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為數字經濟應用創新創造良好環境，也是流通機構所面臨的重要挑戰。因此，在建立數字經濟的應用模型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該技術的經濟效益，而且要充分了解傳統流通機構的實踐路徑，進一步從數字經濟與傳統流通的相關性角度對流通數字經濟進行改革，從空間、地理視角分析傳統進行實現數字經濟轉型的路徑。同時，需要進一步根據流通結構、市場開放、技術進步等宏觀要素對數字經濟行業應用的影響，找到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數字經濟產業的具體應用場景，進一步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與推廣。

第二，數字經濟會造成流通業在跨區域流動中的風險傳染和風險傳遞。首先，數字經濟的逐步運用會帶來流通業態的整體編號，實現數字經濟創新需要加強構建新型流通服務模式，流通行業的監管機構也要防范某些新型業態中可能產生風險的部分，通過促進真正對社會有效的流通服務發展，擠出會對社會造成不良損失的風險部分。其次，從公眾角度而言，需要進一步加強對流通行業的監管，實現媒體監督與數字監督并行的策略，降低新型服務的風險問題。最后，從行業自律的角度來看，流通行業需要進一步實現風險主動識別，加強對風險的控制，進而完善風險的成本控制體系，構建風險的防范目標。實現有效的監管科技研究。風險防控和合規管理是數字經濟創新的前提條件，正如前文在分析流通產業生態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中提到的，面對數字經濟帶來的監管挑戰，未來的數字經濟監管將更加注重在預防風險和鼓勵創新之間尋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