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 為人楷?！钡闹麑W者張恒壽

夏明亮

張恒壽

張恒壽，字越如，1902年3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平定縣官溝村（今屬陽泉市郊區），1991年3月7日在石家莊逝世。他早年畢業于清華大學中文研究院，先后執教于國立北平藝專（后改為中央美術學院）、北平文法學院、輔仁大學、河北師范學院等高校，曾任河北師院歷史系名譽系主任、中國民主同盟河北省委委員、河北省政協常委、河北省歷史學會會長、河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華孔子研究會顧問等職務，為我國現代著名的莊子研究專家、哲學史學家。

作為一代著名歷史學家，張恒壽在中國傳統史學哲學研究中造詣高深，新見迭出，成果豐碩;作為人師，張恒壽一生推重人倫，道德與學問交相輝映，其嘉言懿行，為現代和后代學人所推崇。

亂世之中的求學生涯

張恒壽出生于一個舊式農商家庭。父親張士林是當地著名士紳，曾積極參加光緒末年山西愛國士紳抵抗清政府出賣山西采礦權的“保礦運動”，為運動中的領袖人物之一，民國期間，山西省政府贈予其“急公好義”匾額予以表彰。張士林喜愛讀書藏書，重視對后代的教育培養。1909年，他不惜重金從平定州城聘請兩位學識淵博的儒生，辦起家族私塾，張恒壽遂入私塾讀書。

在私塾中，張恒壽讀完了《三字經》《千字文》《大學》《中庸》《論語》等儒家經典，還學習了《名賢集》《朱子治家格言》和清朝學部編譯館編輯的《國文》和《算學》課本。11歲時又到離家三里遠的賽魚村上高小，接觸到一些數學、歷史、地理知識。1916年夏張恒壽高小畢業，年邁的父親不想讓幼子遠離，又請了一位飽讀古籍的老先生，于是他在家里學讀《左傳》《孟子》及唐詩等，并開始文言文和舊體詩方面的寫作練習，同時還讀了父親的藏書《呻吟語》（明代呂坤著）、《書目答問》（清代張之洞著）等。并以《書目答問》為線索，翻閱了多種學術典籍，尤其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這三位集經學家、史學家、理學家于一身的碩學鴻儒特別敬慕。少年時代長達十年的古代傳統文化學習經歷，使他在義理、考據、詞章等方面都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1920年，18歲的張恒壽進入太原市第一中學學習，開始接觸新文化，讀了陳獨秀、胡適之的許多文章。1921年，他親耳聆聽了哲學家梁漱溟的演講后，“頗受感動，但不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于是撰寫了一篇評論梁漱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文章，發表在平定留省學生季刊上。一個中學生，竟敢向全國一流學術權威提出質疑，這種有膽有識之舉轟動了山西學界。時任太原一中校長崔夢禹在多個公開場合自豪地表示：“我們的張恒壽，不但是太原一中建校以來的第一才子，就全市各校來說，也是首屈一指！”

發生于1923年的“科學與玄學論戰”，更使張恒壽認識到，在國學之外，還有一個充滿奧秘、博大精深的西學世界，若像之前那樣故步自封，將會落伍于時代。

中學時代，張恒壽還結識了新文學作家高長虹和石評梅，讀了一些新文學作品，尤其對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最為喜愛。這時，他的視野開始越出校園，列強在華夏大地上肆虐橫行，軍閥之間混戰不已，百姓生活朝不保夕，這些凄苦的現實，使他內心十分苦悶。國家的出路何在？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他彷徨四顧，無所適從。

1925年，張恒壽考入北京師范大學預科班。不料家中禍事接二連三，繼母、結發妻子和父親相繼染病，又相繼病故，使他難以專心就學。直到三年后，他才得以返回北平，升入北師大英文系本科。讀了一年英文專業，根據自己的興趣，他又轉入歷史系就讀。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全國掀起抗日熱潮。張恒壽與小學同學甄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山西大學校長）及郭繩武、董書芳等聯絡山西同學回鄉在平定中學成立了“平定青年奮進社”，被推舉為社長。他們舉行演講會，募捐款項創建流動圖書館，并創辦了《平定評論》《奮進》等刊物，宣傳抗日救國思想。張恒壽撰寫了《中國現狀和中國青年》《論羅素哲學》《科學在自由教育中的地位》等論文，并在縣城發表了題為“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及其影響”“平定與中國”的演講。這些活動，在宣傳群眾、激發青年奮起抗日的斗爭中發揮了啟蒙作用。

1932年大學畢業后，張恒壽先后在太原平民中學、成成中學、山西大學附屬中學任教。目睹國家陷于內憂外患，自己卻不能為挽救國家和民族盡一份力量，他決定繼續讀書深造，從中外歷史中尋找救國之路。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見到清華大學中文研究院的招生廣告，結果一試即中。1934年秋，他走進美麗的清華園，開始了研究生學業生涯。

非常幸運的是，在讀研究生期間，張恒壽得到了幾位學術大師耳提面命的點化。他的導師劉文典長于?？睂W，是國內少數幾位有獨到見解的莊子研究專家之一。他跟著劉先生做了三年《莊子》研究的考證工作，完成了十二萬字的《莊子研究》文言文初稿;他選修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的《佛教翻譯文學》課程后，撰寫了《六朝儒經注疏中之佛學影響》的學年論文;他選修陳寅恪先生的《<世說新語>及魏晉哲理文學》課程后，完成了《讀<世說新語>札記》的學期作業;他選修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課程后，撰寫了《莊子與斯賓諾莎哲學之研究》的學年論文;他選修聞一多先生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課程后，完成了《共工洪水故事和古代民族》的學年論文。上述論文都經過陳寅恪、馮友蘭、聞一多三位學術大師的指導和批閱，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可視為張恒壽在20世紀30年代學術上的初步貢獻。

1937年6月，張恒壽完成了研究生學業，經過筆試和口試，他被清華大學留聘為大一國文教師。正當準備論文答辯之際，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張恒壽顛沛流離，輾轉于家鄉平定、太原和北平之間。為避免日偽迫害，他在北平埋名隱居，艱難度日，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才結束了這段身心俱疲、近乎“亡國奴”的精神煉獄。

狂風面前的淡定學者

1946年，應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徐悲鴻先生之邀，張恒壽加盟國立北平藝專，擔任國文教師。之后，經馮友蘭先生推薦，他又在北平文法學院兼任中國哲學史課程教師;經陳寅恪先生介紹，在北平輔仁大學兼任國文課程教師。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張恒壽調入河北師范學院，從此在這所大學任教近40年，直至去世。

不論政治風云如何變幻，張恒壽始終堅持學者操守，不說一句違心之語，不做一句違心之論。他一生的著述數量不多，但他絕不作湊數之文，應景之章，每一部每一篇都有新見，皆為心血之作。正如著名史學家胡如雷先生為其撰寫的挽聯所云：

德高望重，澹泊明志，終生貴操守;

學廣識博，未輕落筆，一貫尚精深。

1955年冬，全國開展批判胡適的運動。當時國內各大報刊發表的大批判文章有一些共同特點：政治帽子多，學術水平低，結論多，論據少，有些文章干脆就是人格攻擊甚至謾罵。這時，張恒壽在《哲學研究》1956年第2期上發表了《胡適“反理學”的歷史淵源和思想實質》一文。他把學術批判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在文中他不但研究了中國思想史的發展脈絡，尤其是明清以來的歷史和思想，而且對胡適本人的身世和思想也進行了深入探討。通篇不見政治帽子，行文中沒有盛氣凌人的架勢，即使在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后的今人讀來，仍可見其學術價值。

張恒壽治中國思想史，不是單純局限于思想史的范圍，而是追尋到決定某種思想傾向的社會基礎之上，把唯物史觀建立于扎實的社會條件之上。鑒于這種史識，他的思想史研究又拓展到古代社會史和古代哲學史領域。

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上，張恒壽作了一個重要發言，引起哲學史界的廣泛關注。他指出，在唯物唯心斗爭和階級斗爭二者的關系問題上，不能簡單地認為宇宙論上的唯物主義者在社會政治上都是代表進步的，唯心主義者都是落后反動的，不能將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斗爭完全等同于階級斗爭。他認為，確定一個哲學家的階級性，應該以其社會理論為主，而不應以其自然觀為主。因為前者的反映是直接的，后者的反映則是間接的。對于少數在自然觀上是唯心論而在社會政治觀上是反對統治壓迫的哲學家，則應該分析他的政治理論是怎樣得出來的，兩者間的矛盾應該怎樣解析，絕不能以簡單的公式曲解事實。這一觀點的提出，不僅要有一定的哲學學識和造詣來支撐，在當時過分強調階級性的政治氛圍中，更要有過人的政治勇氣。與會的《人民日報》記者當即約請張恒壽將這一發言整理成文，1957年2月4日《人民日報》正式刊出了這篇題為《關于中國哲學史中唯心、唯物主義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的文章。這篇文章從方法論上提出的見解，劃清了宇宙觀與階級立場的界限，遭到一些思想左傾人士的批判和圍攻，但張恒壽堅持認為此乃自己集數十年研究所得，始終未改變自己的見解和觀點。不做學術上的“風派”是他一生堅守的學術道德底線。

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是20世紀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前后發表的論文專著，數以幾百萬字計。而張恒壽發表于《歷史研究》1957年第9期首篇的《試論兩漢時代的社會性質》一文，被著名史學家胡如雷先生稱之為“確為其中的奇葩，猶如鶴立雞群，獨放異彩”。

當時，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長期以來一直議而未決。張恒壽認為，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只是要圓滿解決這一問題，難度頗大，必須等待理論上、材料上圓滿解決的時機。正在這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商調張恒壽到該所擔任研究員，河北師院不愿舍掉這面學術旗幟，只同意他兼任該所研究員。哲學大師馮友蘭時任該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同意張恒壽將河北師院的論文題目作為哲學所兼職研究員的題目，于1957年5月在中國科學院第二次學部委員會議上列席討論。后來，應《歷史研究》編輯部之約，將原文進行壓縮，登載在該刊1957年第9期上。文章發表后，受到史學界、哲學界高度評價，被譽為“代表了當時漢代社會性質研究的最高水平”，推動了多門社會科學的研究向縱深發展。

在20世紀70年代前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張恒壽雖滄桑幾度，但他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寧肯保持沉默，也不寫一篇批判文章。他沉痛地說：“我不能寫，也不想寫，因為我不能說違心的話?！?974年，友人介紹他為北京師范學院編注“王船山法學思想論著”的學員們上課，講解《船山遺書》。他指著文集中的《老莊申韓論》，對聽課的學員們說：“說王船山是唯物論者，相當容易;說王船山是法家，你們這任務可不容易完成??！”用這種方法提醒學員們把進步哲學家都說成法家這種簡單化推理的荒謬。當時，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河北師范學院等高校合編《中國古代史》講義，他分工寫思想史部分，因預料到大家不會接受他的觀點，便提前聲明：“我只能這樣寫，如果不合適，請諸位改，我是改不了?！痹谌珪y稿時，編寫組要求加上“評法批儒”的內容，他毅然拒絕。后人稱其“不被形勢所左右，不為功名而躬身”，是兼具史德、史才、史識的真史家。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已邁入暮年的張恒壽迎來了他學術生涯中的第二個春天。在他人生最后的十余年間，他發表了《論春秋時代關于“仁”的言論和孔子的仁說》《論子產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孔子評傳》《略論理學的要旨和王夫之對理學的態度》《論宋明哲學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說》《顧憲成學術思想散論》《淺談“二程”思想的異同》《章太炎對“二程”學說的評論》《王船山天人學說探微》等多篇論證縝密、嚴謹求實、篇篇落地有聲的論文，結集為《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于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花山文藝出版社還出版了他的詩集《韻泉室舊體詩存》。

張恒壽著作《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

張恒壽著作《莊子新探》

莊周的后代知音

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莊子新探》是張恒壽半生學術心血的結晶，成就了他作為我國現代莊子哲學研究的權威地位。哲學大師張岱年稱該著“探賾索隱，蓋多發前人所未發，堪稱名著”。

張恒壽研究莊子肇始于1934年初入清華大學中文研究院時，就寫作時間來說，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從青年到耄耋，幾乎綿亙了一生。

張恒壽初入清華大學讀研究生時，從自己的文史哲興趣出發，選了一個與文學思想和哲學思想都有關系，而自己又比較熟悉的莊子作為研究課題。這時的張恒壽不滿于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又找不到拯救國家的路徑，于是感覺莊子對統治階級的消極反抗與自己當時的政治態度十分吻合。在跟隨導師劉文典先生考證研究《莊子》的過程中，越來越對這位頗能代表中國古代文化和智慧的圣哲產生了思想深處的共鳴。三年研究生階段完成《莊子》考證部分的文言文初稿，之后隨著學養的積累和閱歷的豐富，不斷加以充實完善，終于在年過八旬之后完成了這部反映自身學術風貌的代表性專著。

關于張恒壽和他的《莊子新探》，著名史學家趙儷生有一段生動形象、準確到位的評述：

他的學術風貌究竟是指什么呢？照我說，應該叫大考證，落落大方的考證，大關節目上的考證。說起考證，自清朝乾（?。┘危☉c）以來，特別以長江三角洲地帶為典型地區，人們把這門學術越做越瑣細了，有時我對其中一些令人不耐卒讀的作品私下里對自己的研究生說過一句刻薄的話“雞零狗碎之學”，足見我一生對此積憤之深?？墒呛銐巯壬目甲C卻絲毫不沾這種邊。我常說，讀他的莊子考證，如同進入一座宏大的手術室，人們靜悄悄地，只聽見鉗子、剪子、鑷子的輕輕碰響，主治醫生對應切除什么，縫合什么，心中井井有數。恒壽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手術師，來給莊周動手術，他把《莊子》書中33篇總共二百余個段節一一加以精心的料理。

33篇原本分三類：內篇、外篇、雜篇。當初這么劃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人們通過這種劃分，反映這些篇章之可靠性的等次。但這又不是鐵板一塊的。有時內篇文章中會出現一些與莊周不合的思想，或者說是較莊周本人要晚出的思想;有時外、雜篇中會出現一些好像是莊周本人或者當時的思想。這些情況，清朝人不是一點也沒有接觸到的，但動大手術來切除什么，縫合什么，卻是恒壽先生的業績。我說“落落大方”，是指恒壽先生做這些考證不像三角洲人們那樣挑起一個針鼻子大小的事就大動干戈，不惜繁征博引以炫其腹中之富，而到頭來于主題毫無補益。張先生處理莊子是從思想實質出發，經過足以說服人的論證，又回到思想實質上做出結論;有時，也舉一些同時前后的子書（如《呂覽》《韓非子》《孟子》《荀子》《淮南子》等等）作比較，但具體比較過程往往留在“暗”處，而只把比較得出的結論拿到舞臺上來，令人有臺面干凈利落之感。有時，也在《莊子》本書不同篇、不同章段之間作比較，同樣也是作得毫不繁瑣。須知，做到這個地步已經很不容易了，叫乾嘉以后的人寫，寫幾十卷，出一套書也寫不完的，而恒壽先生卻只用二十幾萬字，這是一種本領，十分高強的本領。

《莊子新探》分上、下篇。上篇是考證，考證《莊子》書中可靠性的等次。這是一種奠基工作。我常常這樣想，假如每部先秦古籍都有人做做這種大手術，該多么好呀。下篇是分析，在這里又顯示出恒壽先生的另一種能力和能量，那就是理論的能力和能量，這是只有經歷了多年精心閱讀和體會馬克思、恩格斯，以及黑格爾、康德、斯賓諾莎等人哲學專著才能獲得到的水平。沒有這種水平，是駕馭不住莊子這匹駿馬的，而恒壽先生若無其事地駕馭住了，像家常嘮嗑樣地把莊子的自然主義、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一一分析出來了。在書尾，他又像詩集末尾一樣寫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結束語”（張恒壽在《韻泉室舊體詩存》這部詩集后面附了一篇篇幅不長的《后記》，闡發了自己對文史哲方面的精辟見解——引者注），在其中提到了莊周“不與當權者合作”的傳說，他的“未改狷者型”，又一次地彰顯了出來。

《莊子新探》一問世即在學界引起極大反響。1984年第11期《哲學研究》載文評說該書是莊學研究中的新突破;1985年，該書榮獲河北省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986年第1期《中國哲學史研究》載文，稱該書是一部體現了實事求是精神的高水平學術論著。1985年夏，日本研究中國道家哲學的專家池田知久專程拜訪張恒壽，對《莊子新探》贊嘆不已，特意索書回國向日本同行推介。

范仲淹、顧炎武的精神傳人

張恒壽被學界譽為皎潔有操守的“大雅高人”，在他清心玉映的一生中，無論是面對何種境遇，都不屑時榮，不曲學阿世，透射著中華民族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人格光輝。

張恒壽在一首四言詩中表達了自己的人生價值觀：

宇宙萬物，人號最靈。

須重教育，方稱此名。

教有兩輪，知識德行。

知貴運用，德為本根。

昔在北宋，有范文正。

曾留名言，后世稱頌。

“后天下樂，先天下憂?！?/p>

志氣遠大，可貫宇宙。

明季顧君，垂教立說。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p>

“行已有恥，博學于文?！?/p>

此言雖簡，可行終身。

愿我同志，師法兩公。

志高行健，方稱英雄。

早在弱冠之年，面對軍閥混戰，國憂民難，張恒壽憂心如焚，慷慨悲歌：

可憐神州風云晦，

手無斧柯奈若何？

書生空談無長策，

且復勸酒對嫦娥。

不知他年將如何，

只憐今宵明月多。

愿洗人心如月凈，

愛我祖國矢靡他。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張恒壽恨自己一介書生，不能為國分憂，為民紓難：

利劍不在手，

四境多妖氛。

斯民悲涂炭，

何用徒攻文！

張恒壽寄希望于能出現一個全力挽救時局的抗日勢力，1933年“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建的成立，使他極度興奮，未承想這一抗日勢力很快被分化瓦解鎮壓下去。這位懷著熾熱愛國之情的年輕學者找不到救國出路，只能埋頭于學術研究之中，以筆為劍，為真理而獻身了。

1937年冬，華北淪陷，大片國土被日軍踐踏。當時張恒壽正鄉居平定縣故里，因他在當地頗具聲望，日偽方面用恐嚇、誘騙等方式“請”他出來擔任偽職，他毅然拒絕。日偽縣政府派人去抓他，他逃到偏僻的塞山槽、神堂咀山莊躲避，鄉親們久不聞他的音信，以為他兇多吉少，因而當地百姓中間誤傳出他已被害的消息。

后來，局勢稍為平靜，他攜夫人劉桂生返回北平，隱居起來。他改名張永齡，留起胡須，蟄居斗室，在憂憤中艱難度日。為了生計，他給富家子弟做家庭教師，夫人給別人謄抄稿子，加上老家賣地寄些錢，生活勉強得以維持。即使生計再艱難，他依然保持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和傲骨，絕不肯“下?！钡饺諅握乒艿拇髮W教書，寧肯什么也不做，也不向敵方屈服。在日據時代的北平，他結識了張東蓀、王桐齡、鄧以蟄等不同日偽合作的文化界前輩，互相砥礪，堅守情操。他還與張岱年、翁獨健、王森、張遵騮、韓鏡清、成慶華、王葆元等知名學者組成“三立學會”，每隔兩三周相聚一次，探討一些哲學思想和時局變化等問題，成為北平文化界“一個保留民族氣節、促進哲學研究的集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對頻繁的政治運動，張恒壽積極參加學術辯論，但他始終堅持真理，絕不隨風附和，不做違心之論。對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浮夸風、“共產風”和“文革”中的影射史學，張恒壽不以為然，決不仰承鼻息作推波助瀾之文。在“批林批孔”的狂浪喧囂正熾之際，他以學者的正直和良心，堅持對待孔夫子必須一分為二，在當時的反孔“大合唱”中，此論此舉，可謂石破天驚。

張恒壽故去后，國學大師季羨林用極為簡潔又恰如其分的八字評語為之蓋棺定論：

“道德文章，為人楷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