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在增：審理南京大屠殺第一案的軍事法官

本社記者 劉瑜

1985年盛夏，一位老人佇立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門口良久。他飽含熱淚地望向紀念館正面的石壁，上面用中、英、日三種文字鐫刻著：遇難者300000。他默默低頭哀思，心情久難平靜。因為他最清楚，這個數字是用血與淚、悲與憤寫成的。他，就是當年審判南京大屠殺元兇谷壽夫死刑案的承辦法官——葉在增。

1912年4月2日，葉在增在福州出生?？v觀葉在增的一生，他在青年時期參加愛國運動、抗戰期間投身戰場，戰后參與審判日本戰犯，經歷種種坎坷，晚年又投入到批駁日本右翼勢力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戰斗中。他用飽經風霜的一生，見證了歷史，詮釋了濃烈的愛國之情。

投筆從戎 加入抗日救國行列

葉在增生于福州一個頗有名望的書香家庭，自幼受到三坊七巷濃厚歷史文化的啟發，對名人故事和英雄事跡耳濡目染。文儒坊口有塊石碑，上邊鐫刻著這樣一段文字：坊墻之內，不得私行開門并奉祀神佛，搭蓋遮蔽，寄頓物件，以防疏虞；三社官街，禁排列木料等物。當時在小巷坊刻碑立約的形式在全國少見，但這塊碑卻對葉在增的影響很大，讓他從小就樹立了遵紀守法的意識。

葉在增從小隨其父定居北平的三哥葉在均家中。葉在均長于他二十多歲，在北平大理院（最高法院）任職。他受到三哥清廉執法、依法治國品格的影響，心中一顆“法治”的種子在萌芽。

1930年7月，葉在增考入北平朝陽大學法律系。四年后，大學畢業的葉在增連受打擊，原本計劃去法國留學卻因暴雨沖毀路橋，延誤行程，失去求學機會。找到工作后，又在匆忙中與用人單位失之交臂。這對剛剛邁出大學校門的葉在增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萬念俱灰的他不得不重回三哥葉在均身邊，情緒低落地向三哥傾訴：“我是學法的，到哪兒都一樣。以法治國，為民申冤，是我畢生追求之目標。我不求名圖利，只想學有所用?！?/p>

一天晚上，葉在均回來很晚，他徑直走到葉在增房間，遞給弟弟一封信。葉在均說：“你帶上這封信，去南昌找江西省高等法院魯師曾院長?！庇謬诟浪?，到江西后，無論安排什么工作，都要腳踏實地去做。在法院就從書記官開始，這對你今后寫好判決書很有幫助。當了法官就要鐵面無私，公正辦案，這是一個法官的基本準則。葉在增欣喜若狂，帶著三哥的囑托，旋即趕赴南昌。葉在增在九江法院最初任見習書記官，這對科班出身的他來說是一個相對輕松的工作，他很快嶄露頭角，不久被調到江西省高等法院任書記官。遠離他多年的法官夢終于近了一步。1936年夏天，葉在增又被調回到九江法院，安排他負責籌建九江監獄。

1936年年底發生的兩件大事，讓葉在增內心產生了很大的波瀾。11月23日，國民黨在上海公開逮捕了全國各界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和史良七人。葉在增不明白蔣介石為什么要逮捕這些學者名人。他們抗日救國有何罪？觸犯了哪條國法?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迫使蔣介石接受聯合抗日八項主張。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力主民族大義，促使了事變的和平解決，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親日派擴大中國內戰的陰謀,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葉在增面對現實，開始產生疑慮：日本人不斷入侵，國內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此時還有法可言嗎？法律還能治國救亡嗎？葉在增回想起曾經參加學生運動的情景，他逐漸認清現實，聽到有不少熱血青年投身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洪流中，不禁也為之怦然心動，他多么渴望到抗日烽火的前線去！

>>葉在增手稿 資料圖

是繼續當法官，還是棄官投奔抗日前線？葉在增每天徘徊在十字路口，難以決斷。隨著戰事形勢嚴峻，他想投奔抗日救國前線的心情越來越迫切。最終，葉在增選擇了投筆從戎，經過考試訓練，他成了國民黨軍隊里的一名政治工作人員，加入了抗日行列。1938年5月，葉在增被分在保安十一團當中隊政治指導員，部隊駐防九江，至此他真正走上了抗日的第一線。7月九江淪陷，全團轉移到廬山打游擊，從1938年7月到1939年4月固守廬山近九個月之久，成為聞名的“廬山孤軍”。1939年春，葉在增從九死一生中隨軍突圍下廬山，后幾經輾轉，1941年開始從教。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多年的流亡生活，使葉在增歸心似箭。1946年夏，他堅決辭去教職，攜眷回到三哥南京的家里。

見證歷史 親審日本戰犯

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1946年8月8日，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司令部在上海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偵察室，對引渡來華的日本戰犯谷壽夫進行了提審。在審訊中，谷壽夫拒不承認侵華日軍屠殺中國人民的滔天罪孽，矢口否認自己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殺。鑒于谷壽夫是“侵華最力之重要戰犯”且“尤為南京大屠殺之要”，為便利偵訊審判，國民政府戰犯處理委員會第38次會議決定將日本戰犯谷壽夫移交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要案，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深感責任重大，而偏偏在這時候，承辦谷案的法官突然調走，去哪兒物色合適的人選呢？石美瑜心急如焚。一日，他去拜訪自己的導師葉在均，在導師家里，一個年輕的身影讓他眼前一亮：這個人就是葉在增！葉在增的經歷他早有耳聞，當時，從“北朝陽”“南東吳”這兩所大學走出來的法學人才，都讓人刮目相看，他當即下定決心：這個朝陽大學生，我要定了！

彼此的葉在增，已有兩處中學想聘請他擔任教師。從一職難求到三中選一，但葉在增絲毫沒有猶豫，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法官”，他激動地表示，中國人審判日本戰犯是空前絕后的壯舉，學法律、當法官是他夢寐以求的愿望，今生能有幸親自審判日本戰犯，為了歷史，為了國人，作為一名法官，歷史給了他這么好的機遇，絕不放棄！“說條件差，辦案艱苦，這和在廬山比起來算什么，我什么樣的苦沒吃過？什么樣的困難沒見過？”面對三哥“勸他深思”的話語，葉在增無比堅定。

>>審判谷壽夫時，南京市民聚集在法庭外聆聽。資料圖

>>谷壽夫在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上接受審訊 資料圖

葉在增到軍事法庭正式上班的第一天，石美瑜在辦公室里指著辦公桌上厚厚的材料說：“乃騰（葉在增字乃騰）現在就看你的了，千頭萬緒開頭難?！比~在增看到石美瑜交到他手中堆積如山的材料，深有感觸，頓覺身上擔子之重。帶著滿懷的斗志，他下定決心，一定盡職盡責，對歷史負責，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同時要依法辦事，以國際法和我國相關法律為依據，要讓證據說話，讓日本戰犯在鐵的事實面前認罪伏法。

卷帙浩繁，哪怕是僅僅瀏覽一遍都花掉了大半個月的時間。但是一想到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谷壽夫的萬般抵賴，他就怒火中燒。然而，他深知，作為一名法官，面對罪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感情用事，充分掌握罪犯的罪惡事實，他就不能不低頭認罪！

葉在增決定立刻走出法庭，到全市各地走訪取證！初冬的南京，寒冷刺骨，葉在增穿梭在大街小巷，他根據資料中提供的線索，叩響一扇扇大門，走訪一戶戶人家。走訪過程中，比天氣還冷的是他的內心，他強忍淚水記錄下那一樁又一樁血淚的控訴！經過三個多月夜以繼日的偵訊，此時，已收集到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罪行中的大量人證、物證。其中，有一本《敵人罪行照片集》,從葉在增接手承辦谷案的所有資料時就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其中的21幅照片，記錄的是當年慈善團體掩埋隊掩埋尸體的地點。

強烈的責任感，讓葉在增下定決心，要根據照片上提供的線索一一進行實地勘察！他要讓所有證據做到無懈可擊！葉在增又跑完了十多處掩埋尸體的地址：下關寶塔橋下永清寺、上新河北河河口空場、中華門外普德寺旁、中華門外兵工廠雨花臺、花神廟、中華門外望江磯、莫愁湖廣州公墓旁、漢中門外等地。泥濘的路，顫抖的心，那凄慘的場景讓他悲痛不已。經過多次實地考察、刨土驗尸，最終，法醫出具了一份沉甸甸的鑒定書，此時，是公審谷壽夫案的前一天，那時葉在增已胸有成竹。

伸張正義 判處谷壽夫死刑

從調查取證到公審，短短三個月時間，開了20多個調查庭，詢問了1000多名南京大屠殺目擊者、受害者和幸存者，找到了400多名證人。

1947年2月6日，是全國人民翹首期盼的一天！審判谷壽夫是中國政府公開審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案，引起各界人士與中外媒體的關注。對谷壽夫的公審進行了三天，有80多名證人出庭指證谷壽夫等部隊的種種暴行，其中有外籍證人3名。谷壽夫先是拒認南京大屠殺罪，后在諸多人證物證面前，被迫承認自己縱容和唆使部隊屠殺南京平民和俘虜的犯罪事實。

公審結束后，軍事法庭召開了評議會，五個成員均認為谷壽夫應判處死刑?？上攵?，谷壽夫案的判決書分量之重，不僅要得到民眾的認可、國際上的承認，更要經得起歷史檢驗。葉在增根據谷壽夫縱兵犯罪的事實，分類定為：1.屠殺。2.強奸。3.燒焚。4.搶劫。判決書內容確定后，他熬了兩個通宵把近萬字的判決書初稿交到石美瑜手中。

3月10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戰犯谷壽夫進行了宣判！石美瑜宣讀完谷壽夫死刑判決書后，全場歡呼雀躍，如潮般的掌聲像是“宣告”著正義的到來！

葉在增的長子葉于康曾接受《人民法院報》采訪時評價父親：葉在增一生的主體角色是一名法官，他有著鮮明的法律人思維。審判谷壽夫是五人合議制，作為承辦法官的他這樣表態，審判過程無疑是國仇家恨的集中爆發點，審判一定是要讓罪惡得到應有的懲罰。但審判的目的不是為了報復，如果僅是報復，也就違背了國際軍事法庭向同盟國各參戰國引渡戰犯的初衷。審判依據的是法律，依據的是確鑿的證據。葉于康介紹，當時葉在增還統計確定了“南京大屠殺”被害人總數為345337人。后經合議庭考慮，如此大規模的屠殺，又時隔十年之久，一個概數也許更為合適。最終確定：被害總數達30萬人以上。石美瑜稱，這樣的表述較為穩妥，經得起世人和時間的檢驗！

葉在增在軍事法庭期間,和同事們收集了日軍屠殺中國軍民的大量罪證,確定了日軍在南京一地屠殺我30萬同胞這一數字，對谷犯的判決詞，為日后海內外史學界、司法界研究南京大屠殺史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據史料記載，他們在承辦谷案過程中所取得的大量人證、物證，也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決日本一些甲級戰犯提供了有利條件，“確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現代戰爭史上破天荒之殘暴記錄”。尤其是在審理南京大屠殺的直接指揮者——松井石根一案時，這些證據常讓被告無法抵賴,最后只得束手就擒。

老驥伏櫪 為南京大屠殺作證

1947年7月，國防部南京軍事法庭與上海軍事法庭合并，葉在增和石美瑜庭長去了上海。1948年初，日本在華的軍隊都已經遣返完畢，國防部將侵華一號戰犯、最后一任侵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交給法庭審判。審判的結果，由于美國的干預、國民黨當局的庇護，這個喝盡中國人民血的元兇被判決無罪，釋放回國。葉在增也被迫在審判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無奈和憤恨充斥著他的內心！而這也為他今后人生軌跡的改變埋下了伏筆。

1949年5月，上海即將解放，法庭已經結束，人員也已遣散。葉在增被派到浙江高等法院工作，但是還沒有去報到，在上海的國民黨政府官員都紛紛外逃。葉在增兩次被邀去臺灣都拒絕了，他對夫人說，國民黨政府正因為自己的腐敗，才會被小米加步槍打敗。葉在增一直堅守軍事法庭，等到上海解放，他把整理好的法庭案卷和所有檔案資料交給新政府。

1951年初，大鎮反運動開始，由于曾經那令他無奈簽字的“無罪判決”，葉在增被九江市公安局逮捕，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三十年后，九江市法院王副院長連夜翻閱了三十多年前的案卷后認為，根據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14條規定，顯然葉在增被判處三年徒刑的“歷史反革命”案是一樁錯案。1984年12月9日，九江市潯陽區法院作出了“原判撤銷”宣告無罪平反的決定。1985年春，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復審：原判撤銷，宣告無罪！頂在葉在增頭上33年的陰霾終于散開，平反后的葉在增先生老驥伏櫪，開始人生又一個新的篇章。

1985年春，葉在增應南京市“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邀請，到南京參加“南京大屠殺”資料影片的拍攝工作，當時他還可以清楚地描述出全南京市十三個主要遇難處慘遭日寇集體殺害的同胞的具體數字和情景。一日，葉在增拉開窗簾，望向窗外，南京城車水馬龍，一派繁華。他不禁感慨：真是換了人間！他想:“1937年侵華日軍屠殺我南京同胞30萬，這是歷史，歷史是屬于人民的，我豈能把歷史事實帶進墳墓！現在空閑在家，有的是時間，記憶力也還可以，何不抓緊時間，把自己見證歷史的經歷說出來、寫出來，留給后人呢?”

于是，他很快就寫出了《憶廬山孤軍作戰》和《審判日軍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內幕》兩篇回憶錄。兩篇文章被媒體紛紛轉載，引起巨大反響。不久，他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聘為館員，后又被選為九江市政協常委。接著，他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取得勝利四十周年時，撰文《決不容許歷史悲劇重演——重論“南京大屠殺”》，強調為了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要教育后代，勿忘前恥，記取教訓，加速建設，富強祖國……

1986年1月，葉在增收到南京市“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的一封函，讀完這封信，又一次讓他怒火中燒，熱血沸騰。信中稱：新華社于1986年1月7日出版的《參考資料》上譯載了日本《正論》雜志1985年12月號刊登的北海道柘植大學講師田中正明題為《九問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文章，攻擊我建館是以“虛構的歷史和被歪曲的事實為依據”的，文中提出九個疑問,挑釁性地要我方“作出明確的回答”。為此，特根據領導指示，先將此文的打印件送請一閱，并請在百忙中就其有關論點，以您親身參加南京審判的歷史事實，為我們撰寫一些證言、證詞，或提供回憶資料和人證、物證，亦可就其某一論點寫批駁文章。

葉在增不顧晚年身體的不適，連夜起草材料，對“九問”逐一反駁。他每每回憶當時的場景，總覺歷歷在目。每次提筆都血脈僨張，難以釋懷。1987年是日本侵略者制造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慘案50周年，葉在增為此撰寫了《歷史悲劇永不忘——“1937.12.13”感言》：“日本侵略軍在我國南京進行大屠殺,倏忽已經是五十個年頭……被日軍屠殺的30萬死難同胞永久長眠在南京地下。由于時間的流逝，也許有些人在腦海里對他們逐漸淡忘……作為該事件見證人之一的我，有必要寫下我所知道的和我的感想?！贝送?，他還撰寫了《我可以為歷史作證》《血債血還》等文章，刊登在報刊上，為歷史也為后人留下了一筆重要的歷史遺產。

從1912年4月2日出生，到1994年4月2日逝世，葉在增用了整整82個春秋，詮釋著一顆愛國之心、一個正義之魂。他一生命途多舛，卻始終胸懷若谷。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曾經這樣評價說：葉在增的一生，猶如一部大戲，有高潮有低谷，有輝煌也有黯淡，他用一生鑄就了一部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