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農村婦女就近就業問題研究
——以靈武市特色果林基地為例

□倪佳欣，安宏甫，張懿嘉

（寧夏大學回族研究院 寧夏 銀川 750021）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在農村，農村勞動力是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就業乃民生之本，中國有6 億多農民，解決就業問題取決于農民就業問題能否解決。只有解決好農民的就業問題，才能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實現全面小康提供強大的動力。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全面小康的根本舉措。

自20 世紀90 年代開始，異地轉移成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主要渠道[1]，出現了“民工潮”的現象。然而，我國是一個特殊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但資源有限，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渴望進入城市追求美好生活，但是由于我國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大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并不能成為新市民，且城市資源有限，很多保留農民身份的農村勞動力游走于城鄉之間，引發了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社會問題。因此，部分勞動力在家鄉就近就業必然成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愈漸突出，在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分工觀念的影響下，農村婦女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具有特殊性和復雜性。

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農村婦女勞動力的轉移問題都對我國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農村婦女勞動力轉移到何處，如何轉移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

以靈武市特色果林基地為例，在農村婦女就近就業的基礎上，詳細探討了影響該群體勞動力轉移的原因，希望為提高該群體的就業質量以及促進其轉移等提供參考。

1 農村婦女就近就業的原因

對于農村婦女這一概念，學術界通常從職業、居住地和社會身份3 個層面進行劃分。在職業層面，主要指從事農業生產的婦女；在居住地層面，指居住和生活在農村的婦女；在社會身份層面，指具有農村戶口的婦女。此處的農村婦女基于第3 個層面，即年齡為16～55 歲，具有勞動能力，能夠從事一定社會勞動并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持有農村戶口的婦女勞動力[2]。

本研究的地點選擇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新鎮周邊的特色果林基地，該特色果林基地在市政府的支持下興辦特色溫室栽培產業，實現產品增值的同時帶動了周圍群眾就業。在林場工作的婦女年齡為41～55 歲，居住地均在附近的農村，她們大多數是半工半耕的短工，農忙時節回家忙農活，做完農活之后打工。這種半工半耕的模式實際上是當地人際互動空間、婦女對照料家庭的選擇、婦女個人“欲望”實現以及政策支持的結果。

1.1 人際互動空間的影響

人們生活在社會中，會與周邊的人發生各種各樣的交集，這種交集逐漸形成人際互動的空間。靈武市特色果林基地位于河村、華村、龍村（上述地名均為化名）等地形成的一個小型的人際互動空間。通過傳統的人情倫理和互惠往來，處于該小型互動空間內的婦女建立了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主的社會互動網絡。一個婦女可以通過該網絡主動或者被動了解靈武市特色果林基地及其福利報酬等信息和該網絡中其他婦女的工作感受。

“我2007 年去外地打工，2014 年回來，就在濱河大道上干，主要就是搞綠化，不能常年干，11 月就沒活了，到2 月底才有活。隊長夫妻和我們是一個隊的，他倆干得早，我也早就聽說了，那時候和我在濱河路上一起干活的人也說過這個地方，我一聽這場子能一年四季都干，我就過來了，當時我們村有三四個人都一起過來干的呢。因為干活的大家都熟悉，所以這個環境我就很習慣，現在也干了3 年了，最主要的是中午能回家，比起以往來說，老人可以照顧了，還能賺上錢，兩不耽誤?！保ㄔL談對象：HM）

對于農村婦女來說，從熟知的人口中獲得靈武市特色果林基地的信息不僅具有更高的可信程度，并且對她們是否進入該基地工作也有重要影響。

1.2 照料家庭的選擇

照料家庭和家庭成員的意見對農村婦女的就近工作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在靈武市特色果林基地工作的農村婦女主要來自周邊的農村，因為工作地點和家庭住址距離較近，因此能夠在賺取生活費用的同時照顧家庭。

YH 是林場中唯一的留守婦女，丈夫早些年去四川打工，主要工作內容是幫別人搬貨和運貨，當時YH跟隨丈夫一起在四川打工，四五年前因為照料家庭的原因獨自回村，成為村中的留守婦女之一。關于自己的經歷，YH 的自述如下。

“當時家里沒人，婆婆需要照顧，加上丫頭考大學，沒人伺候就回來了。去了（四川）也不行，家里有娃娃牽掛，還是不行，娃娃開個家長會沒人，還是得回去。早些年在城里搞綠化，后來聽說隊長兩口子來這干了，就來了。也不種田了，丈夫不在，我就沒法種田。我不會開車，晚上還要淌水，都要用車打，我不會，也沒人幫忙，就把田租出去了?，F在丫頭都工作了，我主要就是伺候婆婆、打工。婆婆有時候把中午飯就做上了，她干干家務，我也能輕松一點。丈夫雖然在外地，但是對我還是支持的”。

像YH 這類在早期具有外出務工經歷的婦女，在林場中工作就意味著她們從“流動務工”向“返鄉務工”轉變。與之前從事的工作相比較，在林場工作的收入更加穩定，而且工作地點較近，這成為他們就近工作最大的動力，且家人能夠分擔一些家務。

1.3 滿足個人“欲望”

調查發現，對于婦女來說，林場的工作不僅是一份能掙錢的工作，而且是能獲得情感支持的地方，婦女在照料家庭時積累的煩心事能夠在工作之余向其他婦女傾訴排解。

“在這干活時間長了大家也熟悉了，天天誰有苦惱的事就說了，錢也掙了，憂也排了，挺好。不像待在家里，有啥也沒人說，心里煩躁”。（訪談對象：LYR）

工作雖然很辛苦，但對農村婦女來說，也是一個休息的港灣，她們通過工作能夠改善物質生活條件，更為重要的是能夠獲得精神的慰藉。

通過在林場工作，農村婦女還能感受到自己在家庭里的權力地位有所上升。無論是父權文化理論還是資源控制論，都強調婦女通過參加社會勞動所獲得的經濟權和財產權對家庭權力分配的重要影響[3]。在當今農村的父權文化中，男性家主擁有近乎一切事務的決定權，即使男性家主平時并不插手某些事務，但他仍然擁有隨時改變的權利。

果林基地工作的婦女在農閑的時候做工，通過參與社會勞動賺取錢財的方式從而提高自己在家庭地位，成為家庭話語權的主體之一。雖然進城務工也可以賺錢，但農村婦女的文化程度低、勞動技能單一，無法很好地融入城市工作體系。雖然她們在城市工作能夠賺取一定資金來獲得部分家庭話語權，但在社會中仍然處于邊緣地位。

“在外面打工，人們弄個床單往地上一鋪，中午就睡在那了?！薄拔乙彩?！”“我也干過！”很多婦女都會回應說自己干過這樣的活?！按矄?？我們那時候都不知道拿個床單，直接鋪個塑料袋子，現在的人都拿的電褥子、毛毯”。（對話來源：果林基地）

早期的農村勞動力主要選擇異地轉移，到城市打工。但是礙于農村傳統的性別勞動分工的影響，選擇外出務工的農村婦女受到了諸多條件的限制，她們的就業范圍也多局限于農業生產領域[4]。

如上所述，農村婦女在城市中打工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從事綠化、建筑等需要體力的行業，這些工作使農村婦女難以適應。在林場工作的婦女大多數只有初中或者小學文化，而且她們的勞動技能多集中于農業生產，因此無法很好地適應城市的工作。

城市的工作管理嚴格、勞動時間長，對于之前長期從事自由農業勞動的農村婦女來說很難適應，而且外出務工后，家里的田地無人耕種，老人和小孩得不到良好的照顧，因此農村婦女多會選擇在農閑時間就近打工。

1.4 政策影響的結果

政策帶來的影響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婦女被動進入林場工作；第二是婦女受政策的影響，主動進入林場工作。

1.4.1 被動進入林場

YP 是不得不從農業生產轉為從事其他工作的代表，最后選擇在靈武市特色果林基地任職。對于如何實現這個轉換，她的解釋如下。

“原來家里有20 畝田（1.33 hm2），還養了豬、牛。后來田讓征了、牛轉了，一畝田（667 m2）一年給800 塊錢，我們就成了失地農民了。被征用的田地給黃河服務了，西邊做了碼頭，東邊沒做。我們家離這近，我和你叔就來這干活了，家里田讓黃河淹光了沒啥干的，沒想到來這干了12 年?！保ㄔL談對象：YP）

1.4.2 主動進入林場

所在地區的特點與政府部門的支持為農村婦女勞動力就近轉移提供了有力支持。賀雪峰（2003）[5]認為，中國要想真正完成市場經濟的轉型，就必須為農民提供足夠自由的就業環境。

寧夏回族自治區地處我國西北部，氣溫日差大，日照時間長，是國內具有特色的果品優質產區。近年來，當地高度重視和加強經果林產業的發展，該產業為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就業帶來了新契機。以往果實只有在9 月份才會成熟，售賣期只有3 個月，2008 年園區建設完成之后，引入了一系列的配套設施，在大棚上鋪塑料膜，使其既能透過陽光，又能把熱量留在大棚里，必要時配合人工取暖，即使在寒冷的天氣，人們也能收獲新鮮的果實。在政府資金的支持下，靈武長棗和葡萄提前上市了4 個月，極大地增加了當地農村的經濟收入，同時為實現當地農村婦女就近就業提供了巨大機遇。

2 優化農村婦女就近就業現狀的建議

2.1 加強社會政策支持

首先，要想完善當地農村婦女就近就業模式，當地政府和項目負責人有義務在促進農村婦女就業公平方面起主導作用。據調查，在林場工作的絕大多數農村婦女均沒有接受過正式的崗前技能培訓，工作內容未涉及技術層面，多為體力活，且所得工資較低。因此，政府相關部門和用人單位應該增加對農村女性勞動力的技能培訓，以此增加農村女性勞動力的就業技能。提供的技能培訓要有針對性，要認識到這部分人不能脫離土地太遠，因此培訓的技能應該更加注重與農業產業相結合，最終實現農村婦女勞動力的產業內部消化[6]。

其次，用人單位在選用工人的時候要充分考慮性別因素，使女性勞動力有平等的工作機會，增加福利待遇，保障其健康。

再次，政府部門制定農業和農村發展政策、方案及項目時，應向婦女傾斜，同時給予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婦女足夠的關注。

2.2 完善待遇保障機制

農村婦女的福利待遇少，職業類型存在一定風險，其健康問題值得關注。8 月葡萄采摘完畢之后，需要拆下大棚上的膜并拖到平地上再放到對應的棚里。拆膜的難度較大，一個棚需要4～5 個婦女爬到棚頂上解開繩子，下面的人集中力量將棚膜扯下來。曾經有一名女工從高6 m 左右的棚頂上摔了下來，好在之前鋤的草沒有及時清理，并未造成嚴重損傷。此外，冬天婦女需要長期在溫棚里看溫度和濕度，修剪樹苗芽體，由于大棚中環境濕熱，加上工作的婦女屬于中老年婦女，所以易出現風濕類的疾病，且化肥產生的氣體對她們的身體也產生了不良影響。因此，可以考慮將女工納入林場職工保障體系，以此保障其各項基本權益，保證工資及福利收入，規避職業風險，為其健康提供保障[7-8]。

2.3 加強家庭與個人支持

農村婦女就近就業離不開家庭的支持和自身意識的轉變。

首先，家庭成員可以為她們提供經濟、生活和情感等方面的幫助，相比于配偶不贊成打工的婦女，有家庭成員支持的婦女家庭及心理負擔相對較小，也表現出更強烈的工作積極性，同時這種和諧的家庭支持體系也能夠極大程度地提升農村女工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其次，婦女個人要轉變對自身的傳統認知。傳統農村女性照顧公婆、相夫教子的單一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們的就業觀，同時在以往教育觀念的影響下，農村婦女自身疏于對就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從而導致其對自己的定位存在偏差。因此要從家庭支持和個人意識兩個方面促進農村婦女就近就業，家庭成員要鼓勵農村婦女勇敢走出去，實現個人價值，農村婦女也應該充分把握就近就業的機會，努力學習技能本領，改變自身價值判斷，從而實現高層次、高質量就業[9]。

3 結束語

就近轉移就業是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異地轉移就業共同構成了勞動力外出就業的有機整體[10]。

在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分工觀念的影響下，農村婦女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具有特殊性和復雜性。農村婦女群體在選擇非農就業方式上受到人際互動空間、家庭照料、個人價值實現、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就近就業這種靈活的就業方式滿足了婦女就業的多種需求，如何優化就業環境，促進農村婦女更好地就近就業，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