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三語研究綜述與展望

杜玲

摘 ?要：近年來，三語研究在國內受到廣泛關注，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領域進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本文梳理了國內2001—2020年在核心期刊發表的三語研究論文，從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研究主題三個維度對三語研究的現狀進行了歸納，發現了一些問題，探究了該領域的發展趨勢，并提出了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關鍵詞：三語研究;研究現狀;研究不足;發展展望

中圖分類號：H0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1）41-0011-04

三語指學習者除了母語和已經掌握的第二語言外正在學習的一種或多種語言[1]。因此，三語并非指學習語言的具體數目，而是一個籠統的概念。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三語習得研究的不斷深入，國外學者開始真正關注三語研究這一領域[2]。經過30多年的探索，國外三語研究迅速發展，內容涉及先前的語言知識對三語習得的影響、語用意識的產生、三語習得的影響因素、語言遷移現象及對三語研究的綜述等[3]。相較于國外，國內三語研究起步較晚，發展也相對較緩。本文以世界上最大的連續動態更新的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為依據，選取近20年（2001—2020）在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以“三語”“三語者”“三語學習”“三語習得”“三語教育”“三語教學”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檢索時間為2021年3月），共檢索到相關文章101篇。逐一閱讀這些文獻后，結合本文研究目的和文獻內容對文章進行串并和篩選，最終得到涉及三語研究的論文94篇。將所選文章導入到Zetero文獻管理軟件，使用Excel軟件對研究課題現狀進行系統的梳理和歸納，總結當前研究的不足，并對未來研究作出展望。

一、研究方法

據統計，國內核心期刊近20年發表的94篇三語研究論文發表時間分布如圖1所示。

圖1表明，國內三語研究早期成果較少，2001—2008年共發表論文13篇，年均發表數量不足2篇。從2009年開始，論文發表數量持續增長，反映出該領域受關注程度不斷上升，2011—2012年達到峰值，兩年間共發表論文21篇。2013—2018年論文發表數量呈減少趨勢，2019—2020年發表論文數量略有增長，表明三語研究熱度回升。

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將篩選出的94篇論文依據文秋芳、王立非的分類方法分為實證性研究和非實證性研究兩類[4]。經統計分析，94篇文章中非實證性研究論文有51篇，所占比例為54.26%;實證性研究論文有43篇，所占比例為45.74%。從總量上而言，非實證性三語研究論文數量高于實證性研究論文數量。綜合考量發表時間與研究方法，可得到非實證性研究論文和實證性研究論文的動態發展變化，如圖2所示。

從圖2不難看出，2001—2012年，非實證性研究無論是總量還是年均發表數量均高于實證性研究，而到2014年，實證性研究的數量已和非實證性研究的數量持平。2014年以后，實證性研究不論是總量還是年均發表數量均超越非實證性研究。由此可以發現，國內三語研究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2014年以前，國內三語研究以非實證性研究為主，表明在此期間三語研究以理論綜述、理論介紹和理論闡釋為主;2014年以后，實證性研究數量超過非實證性研究數量，表明我國三語研究開始向實證研究側重，學者們傾向于運用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探索我國的三語發展情況。

文秋芳、王立非在探討實證研究歸類時，將研究方法分為問卷調查、實驗研究、個案研究和混合法（問卷加訪談或問卷調查加個案研究）四類[4]。本研究根據文獻內容和研究目的，在四類方法之外增加了測試法，并據此對43篇實證性研究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細致劃分。43篇實證性研究中，25篇采用實驗研究的方法，5篇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2篇為個案研究，7篇采用混合法，4篇采用測試法。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語言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三語研究也是如此。根據文獻具體內容，筆者對文秋芳、王立非實證研究歸類稍加調整[4]，對43篇實證性研究的研究對象進行了細致劃分，包括英語專業本科生、非英語專業本科生、英語專業碩士、中小學生/兒童、英語教師和混合型人群。從研究對象的數量分布情況看，本科生和碩士生所占比例非常高（混合類研究對象中有3篇以本科生和碩士生為研究對象），可能是因為從事三語研究的學者在高校任職居多，便于以本校學生為被試進行研究。詳細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三、研究主題

18篇非實驗研究的論文（5篇問卷調查，2篇個案研究，7篇混合法，4篇測試法）均考察我國有少數民族的地方（云南、貴州、西藏、新疆、四川、內蒙古、甘肅等）三語的發展，考察對象包括藏族、景頗族、維吾爾族、蒙古族、朝鮮族、哈薩克族、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師生和兒童。18篇論文主題包括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現狀的調查、對少數民族地區師生三語教育態度的研究、少數民族師生語用能力研究、少數民族學生三語習得影響因素研究和少數民族外語教育規劃政策類研究。

此外，為理清25篇實驗研究的主題，筆者依據Wen的分類方法[5]，從理解、產出、理解產出一體三個維度進行分類，各個維度的具體研究內容如下所述：

（一）語言理解維度的研究

三語研究中與語言理解維度相關的文章包含1篇語句層面的研究和16篇詞匯層面的研究。語句研究層面，王同順等考察了中國漢-英雙語學習者和漢-英-德三語學習者在句子歧義消解任務中的從句掛靠傾向[6]，發現語言類型距離和語言水平是影響句法歧義消解策略的重要因素。詞匯研究層面，本研究依據黎明、李洪儒提到的心理詞匯在大腦的兩個表征層（語義層和詞匯層）將16篇文章分為語義表征研究和詞匯表征研究[7]。13篇語義表征研究均考察語義通達問題，且都采用跨語言重復啟動范式，通過詞匯判斷、語義判斷或語義歸類任務達到研究目的。其中，李利等（2008）[8]，熱比古麗·白克麗等[9]，孫鑫、李偉[10]，李利等（2016）[11]，陳建林等和陳亞萍、汪苗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即三語通達受二語水平的影響[12-13]。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其他學者，李利等（2016）[11]、和陳亞萍、汪苗利用聽覺和視覺兩個通道進行考察[13]。但張萍、盧雅睿的研究結果卻與上述研究結論不同[14]，他們發現二語對三語語義加工影響甚微，這可能是因為二語英語與三語日語詞匯不存在同形詞的原因。

此外，崔占玲、張積家在考察藏漢英三語者詞匯與語義表征和陳栩茜、張積家探究粵-普-英講話者三語之間語義兩兩通達的可能性時[15-16]，均發現三種語言共享同一語義表征。熱比古麗·白克麗等的研究也印證了第三語言與第一語言的概念表征是共享的[17]，不過，第三語言能否啟動第一語言受第三語言水平高低的影響。劉文宇、王小玨發現語境和詞頻對受試者通達抑制語言有明顯影響[18]。王瑞明等發現對于不熟練的三語語義通達必然經由一語[19]，而經由二語通達則不是必然的，這可能與二語三語是否為同一語系及二語習得時間相關。王震發現不同任務下一語對二語都存在長時重復啟動效應[20]，一語對三語都不存在長時重復啟動效應。

3篇詞匯表征研究內容各不相同。張積家、崔占玲在考察藏-漢-英三種語言間的語碼切換及其代價時發現在三種語言之間切換時存在著切換代價[21]。切換代價的大小受切換語言的熟練程度影響。倪傳斌、張之胤探究了不同三語習得者三語對二語詞匯識別的影響[3]，發現二語和三語的語言距離越近，后者對前者的逆向影響越大，且即使三語水平相對二語水平而言較低，也可能對二語產生逆向影響。黎明、李洪儒通過ERP手段考察了藏-漢-英三語者三語英語和母語藏語的詞匯連接模式[7]，發現三語和母語詞匯表征直接相連，英語水平不影響詞匯的連接，且適度增加母語在三語學習媒介語的比例能促進建立二者詞匯表征的直接聯系，從而提高三語學習效率。

（二）語言產出維度的研究

三語研究與語言產出維度相關的文章涉及書面語產出和口語產出兩個方面。書面語產出研究有2篇，均從語篇層面考察母語和二語在三語產出過程中的作用。陳建林、李筱媛通過收集藏族學生的英語作文語料考察了三語英語習得受母語藏語和二語漢語的影響[22]，認為母語在作文構思階段發揮作用，而二語水平對詞匯錯誤率有影響，二語水平越高詞匯錯誤率越低。朱效惠則設置了對照組[23]，利用郵件寫作任務考察維吾爾族學生的母語和二語漢語對請求策略產生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被試三語請求要求策略受母語和二語雙重影響，二語對三語請求策略影響更大。上述兩篇文章均驗證了先前所習得的語言都會對三語學習產生影響這一觀點。

相對于書面語產出研究，口語產出研究主要從詞匯層面著手，5篇研究中有3篇以圖片命名或圖片數字名字為任務，1篇以單詞認讀和字母認讀為任務，1篇以口語測試（規定題目的演講、復述影片內容）為任務。以命名為任務的研究中，崔占玲等考察了藏-漢-英三語者言語產生中的詞匯機制，發現被試選擇熟練語言的詞匯時采用特定語言選擇機制[24]，選擇熟練語言與相對熟練但不相似的詞匯時采用非特定語言選擇機制。范琳、李紹山和范琳、張淑靜均探究了漢-英-日三語者語言產出過程中語碼轉換的抑制加工[25-26]，但他們的實驗指標不同，前者以n-2語言重復代價為實驗指標，后者則以轉換代價不對稱性為指標，因而他們得出的主要結論也不相同。韋曉保通過認讀任務調查兒童三語英語閱讀學習在二語漢語語音意識及讀寫發展中的作用[27]，認為新增語言學習對雙語兒童已有語音意識水平有正遷移作用。語篇方面，鄧杏華探究了母語壯語和二語漢語對三語英語的口語遷移表現[28]，發現壯語和漢語對英語的學習主要表現為負遷移作用。

（三）理解產出一體維度的研究

三語研究在理解產出一體維度的研究僅有1篇。薛錦等為考察漢-英-阿拉伯三語者三種語言跨語言語素遷移的認知機制[29]，要求被試閱讀句子后造一個新詞（漢語測試）、產出一個合適的單詞（英語測試）和產生合適句子的語素（阿拉伯語測試）。研究發現受試第三語言阿拉伯語的派生、復合和合成三種語素意識的發展各自相對獨立。對漢- 英- 阿三語者來說，阿拉伯語作為第三語言的語素習得似乎并不依賴母語或二語的語素意識。這表明母語和二語在語素層面對三語語素的發展沒有產生遷移作用。

四、研究現狀及未來展望

根據以上對國內三語研究現狀進行的分析，本研究梳理了該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特征和局限性，以期對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啟示。第一，就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而言，目前國內三語研究方法和技術相對傳統，實驗研究除黎明、李鴻儒運用ERP（事件相關電位）技術外[7]，其余大多以行為數據為參照。相比之下，近年來二語研究方法和手段不斷創新，既有基于短語加工、篇章閱讀、視譯等任務的眼動研究，又有運用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手段考察二語多維度加工的研究，而對三語的研究中尚未發現運用眼動和fMRI技術。今后可借助神經語言學的方法和手段，輔助探究三語或多語的加工過程，以期深入和準確地研究三語加工的本質。

第二，研究對象雖呈現多元化特征，但存在分布失衡的問題。目前國內三語研究涉及的對象包括中小學教學管理人員、教師、碩士研究生、本科生、中小學生及兒童，范圍寬泛，但涉及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研究所占比例為72.09%，遠高于以其他群體為對象的研究。另一方面，三語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國內少數民族師生的調查，對以漢語為母語，其余兩種外語為二語和三語的被試研究較少。隨著國際交流的不斷增強，國際化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使用兩種或多種外語的人數會越來越多，未來的研究可著眼于這一群體，使三語研究更加全面。第三，國內三語研究的維度有待進一步拓寬，理論研究有待進一步增強。目前國內三語研究集中于語言理解和語言產出維度，理解產出一體維度的研究很少，且前兩個維度的研究主要以詞匯層面研究為主，僅有4篇文章涉及句法和語篇層面，因此未來對三語的研究可上升到句法和語篇層面。同時借鑒二語研究的經驗，從視譯、聽力理解等角度探究三語研究的本質，嘗試構建完善的三語研究理論框架，并對三語研究的各種現象進行科學解釋。

五、結語

我國三語研究的發展以2014年為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2014年之前非實證性研究占主體地位，以理論綜述、理論介紹和理論闡釋為主;2014年以后以實證性研究為主導，主要利用實驗研究、問卷調查、個案研究等方法。雖然二十年來國內三語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仍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傳統、研究對象分布失衡和研究維度需進一步拓寬的問題。我國三語研究起步較晚，未來需要更多學者加入這一研究領域，共同推動三語研究朝更縱深、更寬廣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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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稿人：屈妮妮，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

（責任編輯：胡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