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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中部地區綠色發展的思路

2021-12-21 08:08黃征學
農村金融研究 2021年9期
關鍵詞:綠色發展

◎黃征學

2021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對中部地區綠色轉型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順應國內經濟社會主要目標、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新形勢,始終立足兩個大局、心懷“國之大者”,加快推進綠色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已刻不容緩。

中部地區實現綠色發展的難點

(一)重化工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造成綠色發展轉型緩慢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國家重工業化戰略的推動下,中部地區重化工業獲得迅速發展?!耙晃濉睍r期國家實際施工建設企業150個,中部地區29個,僅次于東北地區。150個完成的重點項目總投資額196.1億元,中部地區占32.9%(姚鵬、張明志,2019),初步建成以武漢為中心的華中鋼鐵工業基地以及以山西大同和安徽淮南為中心的煤炭基地,奠定了中部地區重化工業發展的基礎。改革開放后,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輕工業開始發力,輕工業占比穩步上升,但主導行業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依然集中在能源原材料工業等領域。

在“雙碳”目標及部分重化工行業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產業持續擴張面臨投資和市場風險,區域經濟長期增長動力不足。從發展態勢看,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在短期內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中部地區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將是制約中部地區綠色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資源型城市轉型較慢制約了中部地區綠色經濟發展

中部地區資源型城市數量大。根據《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全國地級資源型城市126個,中部地區共37個,占中部六省82個地級行政區的45.12%(王國霞、劉婷,2017)。其中,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發展是中部地區崛起的焦點之一。自2008年江西的萍鄉市、河南的焦作市和湖北的大冶市等三市開展資源枯竭型城市試點以來,中部地區先后又有18個城市被列入國家資源枯竭型城市試點。近些年來,包括試點城市在內的74個資源型城市(包括縣級市),在相關政策的支持下,經濟、產業、城市等的轉型都取得了初步成效,多點支撐的產業體系逐步形成,生態環境加快改善。

但是,目前取得的成績還是局部和初步的,大部分資源型城市接續替代產業發展比較艱難,依托資源發展產業的格局并沒有根本改變,從“試點”走向“示范”的路依然很長。從橫向比較看,大部分資源型城市與非資源型城市間的GDP和人均GDP差距還在擴大,如河南的平頂山、濮陽和南陽等城市不論總量還是人均GDP在全省的排位均靠后。從長遠看,加快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降低碳排放,必須大力發展新興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向多元化和高級化轉變。但破解“資源詛咒”、發展現代產業,需要資金、技術、人才等強有力的支撐,過程艱難而緩慢。這將制約中部地區綠色轉型發展。

表1:2019年中部六省各類服務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的比重

(三)低資源消耗、低能源依賴的服務業發展滯后

中部地區服務業整體發展滯后。2010年以來,盡管中部地區第三產業的比重在加快上升,但依然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下。2010年,中部地區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為34.56%,比全國平均水平低8.58個百分點,到2019年,中部地區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上升到50.04%,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縮小到3.88個百分點。其中,河南省第三產業的比重提升最快,從2010年的28.62%提高到2019年的47.95%,增加了19.34個百分點,比同期全國增加幅度高8.57個百分點。

從服務業內部看,中部地區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業比重也較低。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50%,而我國2016年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占25.75%(何強、劉濤,2017),差距比較大。金融服務業、物流和供應鏈服務、信息技術和智能化服務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更顯不足。2019年,中部六省金融業的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住宿和餐飲等生活性服務業占第三產業的比重除山西省外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技術含量稍低的生產性服務業除湖南省外,都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生產性服務業的結構層次還比較低(見表1)。

(四)技術創新能力不足限制了產業綠色發展的速度

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以來,六省加強與國內外科研院所合作,初步建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1家,搭建武漢東湖、湖南長株潭、河南鄭洛新、安徽合蕪蚌等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4家,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33家、高等學校695家(占全國的26.10%)以及一批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創新平臺,基本形成以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和專業技術開發機構為依托的科技創新體系。在高溫超導、透明計算、量子信息、兩系法雜交水稻、甲醇制取低碳烯烴、硅襯底藍色發光二極管等領域突破了一些核心技術,“源頭創新-成果轉化-新興產業”全創新鏈加快構建,有效發明專利數占全國的比重穩步上升,越來越多的中部企業成為行業引領者。

中部地區研發投入仍然不足。2018年,全國研發經費近2萬元,研發投入占GDP的2.19%,而中部地區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僅1.71%,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0.48個百分點。分省域看,中部六省研發強度均在同期全國平均水平之下,湖北、安徽兩省的差距相對小一些,山西、江西、河南、湖南等省份的差距較大。盡管部分省份在原始創新上取得突破,但大多數創新依然停留在引進、吸收、再創新的階段,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不多。數量眾多的科研院所的研發潛力沒有充分發揮,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機制尚未建立起來,企業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多停留在技術轉讓層面,產業鏈和創新鏈銜接不暢通??萍汲晒D化率不高,技術應用類科技成果交易不足。

推進中部地區綠色轉型發展的思路

(一)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逐步降低對重化工業的依賴

結合長江經濟帶及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區域重大戰略的實施,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引導食品輕紡、有色金屬等產業邁向中高端,化解鋼鐵、建材、化工等產業產能過剩,推進傳統產業向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發展。依托產業轉移承接平臺,創新招商引資方式,堅持建鏈、補鏈、強鏈協同推進,加快發展高端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等科技要素密集的現代制造業,培育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和綠色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產業發展新動能。深入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制造業領域的應用,搭建工業互聯網平臺,促進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塑造數字經濟發展新優勢。結合國家糧食安全生產產業帶的建設,調整農業生產和農業加工業布局,建設一批高標準的國家和省級綠色農業基地與農產品出口基地,協同推進糧食安全、區域發展、農民增收協調互進。

依托武漢碳排放權交易中心、鄭州商品期貨交易所等金融機構,積極引進新型金融科技企業入駐,迅速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加快武漢航運中心以及鄭州、長沙、太原、宜昌、贛州等國家物流樞紐基地建設,大力發展樞紐經濟,著力構建連接南北、暢通東西的物流大市場,強化物流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發揮中部地區科技資源豐富的優勢,推動研發設計、中試孵化、檢驗檢測、實訓體驗、信息咨詢等領域的突破性發展,助力產業高質量發展。以建設消費城市為切入點,深化旅游、文化、娛樂、教育、體育、衛生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促進旅游、培訓、休閑、時尚、傳媒和體育等產業的發展,積極發展生活性服務業。

(二)加快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積極培育接續替代產業

落實《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的要求,推廣湖北黃石、湖南中部(包括株洲、湘潭、婁底)等產業轉型升級示范區的經驗,采用內部調整和巧借外力相結合的方式,推動傳統產業適應市場經濟需求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利用產業發展平臺和公共技術平臺培育和引進新興產業,支持多層次、分階段、遞進式科技企業成長,加快形成多點支撐、多業并舉的產業發展新格局,促進資源型城市經濟持續平穩健康發展。順應工業化和信息化、制造業與服務業、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新趨勢,創新發展數字產業、生產性服務業和文化旅游業,激活資源型城市產業發展活力。

結合城市更新行動計劃的實施,科學謀劃資源型城市生產、生活、生態空間,不斷完善城市購物、娛樂、休閑、教育、醫療、衛生等功能,改變資源型城市“重生產,輕生活;重硬件,輕軟件”的傾向。推動老舊廠區改造為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空間,開展文化創意產品創作,實現“古為今用”“舊為新用”,擴大文化有效供給潛力。遵循“留改拆”的思路,全面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補齊城市基礎設施短板,充實社區基本功能,重塑小區形象,打造高品質生活社區。以露天采礦區、采空地面塌陷區、深部采空區治理為抓手,采用自然修復和人工修復相結合的方式,完善城市生態系統,修復河湖水系和濕地等水體,高質量建設城市生態、安全、可持續的城市水網系統。實施城市特色歷史建筑整體性保護工程,抓好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工作,塑造平緩開闊、壯美有序、古今交融、莊重大氣的城市形象,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張貴、黃征學,2021)。

(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

積極在中部地區布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等多層次創新平臺,著力構建以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科技創新中心、產業創新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業科技力量等為主體的創新體系,加快打造河南沿黃科創走廊、江西贛江兩岸科創大走廊、湖北光谷科創大走廊、湖南湘江西岸科創走廊、合肥環科大科創走廊,支持山西科技創新城、中原科技城、武漢未來科技城、岳麓山國家大學科技城、南昌(國家)大學科學城、合肥科學城等的建設,構筑中部地區創新策源地。

瞄準信息光電子、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組織區域創新資源聯合攻關,重點突破一批核心技術,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著力打造一批綜合性試驗基地,依托龍頭企業建設一批專業試驗基地,促進產學研融通創新、產業鏈融合創新。依托國家級和省級技術交易所、技術轉移中心、知識產權交易中心,建立產業技術聯盟,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發揮政府股權投資基金的作用,整合“科技三項費用”資金,引導企業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力度,提升產業發展科技貢獻度。深化科技體制、科研管理體制、人才體制改革,加快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勵機制。

(四)大力發展循環經濟,走生態發展之路

加大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推進綠色生產方式,降低化肥、農藥施用量,大力發展綠色生態農業。推廣生態生產模式,合理布局溫室、豬舍、沼氣池、廁所、太陽能熱水器、節能灶具及節水灌溉設施,推進種植、養殖、生物質能轉換、新能源開發、常規能源節約與土肥等技術融合發展,促進農村、農業經濟、生態良性循環。依托資源循環利用基地,加大園區循環改造力度,在企業、園區和社會三個層面建立多通道資源鏈接,形成互動關系,建立以低資源消耗為特征的循環經濟體系。加強對綠色運輸、綠色包裝、綠色流通加工等相關領域的深入研究,加快發展綠色物流。因地制宜發展綠色小水電、分布式光伏發電,推進山西煤層氣、鄂西頁巖氣開發轉化,調整能源結構,提升能源效率(于源、黃征學,2016)。

結合資源型城市轉型和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開展低碳城市、無廢城市試點,積極推進近零排放示范工程,構建“資源能源消耗低、經濟效益高、環境負荷小”的循環型城市。秉持“城市礦山”的理念,加大對固體廢棄物的分類回收、分類處理力度,提高廢棄物綜合利用率。鼓勵城市開展中水回用,實施中水回用財政補貼以及不計征污水處理費、水資源費等政策,提高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水平。開展節約型機關和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綠色商場、綠色建筑等創建行動,倡導綠色消費和綠色出行,促進城市綠色、低碳、循環發展。

加快中部地區綠色轉型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健全支持綠色發展的產業政策

健全產業退出政策。結合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化工產業轉型升級和綠色發展的要求,完善化工產業退出政策,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健全市場主體退出甄別和預警機制,引導第三方機構對相關產業和行業開展評估,規范市場主體退出方式,設定強制性退出救濟程序和特定領域退出的觸發條件、補償機制。完善市場主體退出的配套政策,采用貼息、補貼、土地置換等經濟手段誘導退出。健全市場主體退出關聯權益保障機制,保障企業員工、債權人等利益相關主體的合法權益。建立產業轉移的利益協調機制,鼓勵和支持不符合相關標準的企業向外轉移。

完善產業發展政策。比照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資源枯竭型城市的政策,按規定落實符合條件企業的增值稅、所得稅等優惠政策,落實支持咨詢服務、信息、技術服務、倉儲等服務業發展的優惠政策,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圍繞能源原材料基地的建設,總結推廣山西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和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的經驗和政策,推進能源原材料產業綠色轉型發展。圍繞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支持中部地區搭建相關制造業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加快相關試驗基地布局和建設,促進制造業與信息產業、服務業深度融合,助推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二)強化支持綠色發展的財政政策

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加大中央預算內投資對產業轉移示范區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力度,提升產業發展平臺承載能力,加快產業集聚。全面實施工業企業技術改造綜合獎補政策,鼓勵企業開展技術改造。加大綠色經濟發展預算投入,把節能減排、清潔能源開發、技術創新等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逐年加大財政投入。綜合運用財政預算投入、股權投資基金、補貼、獎勵、貼息、擔保等多種形式,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確保專項財政資金運用到具體產業的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

繼續擴大綠色政府采購范圍。不斷完善節能產品政府采購清單,擴大品種,把相關綠色產品、環保設備、新能源設備都納入政府采購范圍。規范政府采購流程,完善政府采購財務管理體系,保證政府采購資金及時支付。加快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探索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化生態補償模式,明確補償主體、補償對象、補償標準、補償范圍、補償資金來源和補償方式等。

(三)建立支持綠色發展的稅收體系

完善節能環保領域的稅收體系。完善節能、節水、資源綜合利用和環保產品(設備、技術)目錄及相應稅收優惠政策,減免節能環保企業的所得稅,加大節能環保專用設備抵扣力度。繼續實施廢舊物質、資源綜合利用產品稅收優惠政策,簡化增值稅先征后退程序和手續。對企業使用節能環保型車船、建設節能省地環保型廠房,并對既有廠房節能改造實行稅收優惠。

加大產業發展的稅收支持。落實高新技術企業15%的所得稅政策,支持中部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比照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對于欠發達地區的企業,其鼓勵類產業收入占企業總收入的比重超過60%的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采取投資抵免、加速折舊、稅前費用扣除等政策手段,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對于中部地區重要創新平臺的境內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15%的部分予以免征。

(四)完善支持綠色發展的金融政策

探索建立綠色資本市場。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發展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保險等綠色資本市場,推動中部地區綠色轉型發展。推廣江西贛江新區綠色金融改革試點的經驗,制定綠色信貸政策,建立企業環保誠信體系,對環境友好型企業提供優惠貸款。探索實行銀行信貸環保一票否決制,禁止貸款給違反國家產業政策、環保政策的項目。加強環保部門與銀行間的合作,逐步形成信貸和環保協調配合、防范信貸風險、相互促進的工作機制。探索建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和環境風險投資機制。積極培育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支持綠色產業企業上市融資,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債券市場直接融資。

健全產權交易市場。落實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碳排放權等市場化交易制度,借鑒武漢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的經驗,逐步建立全國性或區域性的產權交易市場,形成以市場手段為主導的污染控制和排污交易體系,推動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研究建立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等排污權初始價格。

(五)構建支持綠色發展的價格政策

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全面落實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推進礦業權交易平臺建設。深化土地、水等資源市場化改革,健全基準地價、標定地價、出讓底價和市場交易價等價格體系,建立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階梯式水價和非居民生活用水超計劃、超定額累進加價制度,促進資源集約節約利用。適當拉大高耗水、高污染行業與其他行業用水差價,遏制限制類和淘汰類行業盲目發展。提高地下水超采區開采地下水的水資源費征收標準,適當提高農業灌溉用水水資源費征收標準。

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擴大成本核算范圍,將開發成本、資源成本、生態環境成本計算在內,以資源產品實際價格作為定價基礎和稅收依據。提高工業企業氮、磷排污費征收標準,把污水處理廠(含污泥處理處置設施)建設和運行維護成本、排水管網運行維護成本納入污水處理費范疇。合理確定噸煤生態和地質災害補償標準,提高采煤補償標準,加大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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